楼主下面说“南方少数民族”的大体形成过程之前，还得先简单地复述一下四川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文明”产生与消失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历史范例来展示给大家，南方的少数民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四川省这个地方的对外交通通道，具有它明显的自身特殊性，虽然四川在历史时期与地处关中和中原的“中原王朝”交往不甚方便，因为要翻越秦岭和大巴山，从而有“蜀道”之难的交通不便利

但是，四川与其它方向的一些地区，比如，西北面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东面的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南面的云贵高原及东南亚、南亚方向的交流，并不算有多艰难呢，如下图所示：

虽说四川有三个对外进出的交通通道口，但是，在四川的上古历史时期（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秦灭巴蜀），用的最多的对外交流通道口，其实主要是两个——

一是，西北面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

二是，东面的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

至于第三个南面的通道口则相对用的比较少一些，常用来作为青铜时期的氐羌人群南下迁徙或向外逃窜使用～～

既然四川这个地方的最常用对外孔道，一是西北方向的甘青地区；二是东面的长江中游地区

这下可好，四川的各个“新石器文化”，基本就是来自于这两个方向古代人群、以相互交替的方式不断【迁入】四川盆地所形成的！

这种轮番上台表演的“演戏模式”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川“成都平原”上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桂圆桥文化（距今 5100~4600 年） - 三星堆遗址一期 （宝墩文化，距 今4600~4000 年） - 【三星堆遗址二、三期（三星堆文化，距 今4000~3100 年） - 三星堆遗址四期 （金沙文化，距今 3100~2600年）】

请注意，只有括号里的三星堆遗址二、三、四期，方才是真正的“三星堆青铜文明”～～

“三星堆文化”『并非』是在之前的“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高级的“青铜器/玉礼器文化”，也即，“三星堆这只金凤凰，并不是从当地的宝墩土鸡演变而来的”呢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着可以管用千秋万代的“功劳簿”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必有一个民族可以“一劳永逸”地享受下去了～～～～


——这很合理吗？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农业有两个源头：

一是，粟作/黍作因素，来自于西北方向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通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马家窑文化人群首先进入到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遗址”，然后又进入到“成都平原”，即产生了成都平原上最早出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桂圆桥文化（距今 5100~4600 年），且主要是“桂圆桥文化”的前期


二是，稻作因素来自长江中游地区，通过“峡江地区”（三峡）传入四川盆地。从成都平原的“桂圆桥文化”后期开始，出现了来自于长江中游的稻作人群，比如，鄂西河川东的“峡江文化”（具有高庙文化、大溪文化的某些特征），和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因此，“桂圆桥文化”开始向“宝墩文化”演变了～～

很显然，在成都平原上随后出现的“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一期），属于“马家窑文化人群+ 长江中游文化人群”的混合型，但是，主要还是更偏后者一些，毕竟长江中游人群是后来的人群，很可能居统治上的主导地位，比如，南方稻作/粟作混作+峡江地区陶器风格+石家河砌城墙技术

另外，在“三星堆遗址一期”（宝墩文化）里，还出现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因素，从“仁胜”土坑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格

“成都平原”的第三轮外来人群，则是来自于西北甘青地区的“古羌人”，而他们方才是真正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人群！

从地理上看，

岷山，从甘肃西南部一直延伸到四川成都平原的西北部；岷江，以岷山导江而得名

【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古代居民，应该是从岷江上游沿江而下，从西北甘青地区迁徙来到成都平原的西北“古羌人”】

距今大约4000年前从“藏彝走廊”进入到四川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古羌人”，是说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的那一些古羌人的分支！——-难怪有人说，“四川盆地是藏缅语的故乡”呢

震撼了世界的三星堆“青铜器/金器/玉礼器”文明阶段！
（三星堆遗址的二期、三期、四期）


◆ 三星堆遗址的二期、三期，也即广汉【“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100年，对应于齐家文化至二里头夏文化和商朝时期

——-三星堆遗址的二期（距今4000~3700年），对应于“齐家文化”时期，以“高骈、仓包包祭祀坑”为代表。两座坑中都出土了【铜牌饰】，可能是从西北地区（经“齐家文化”）传入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制品。并且，这些坑中已经【出现了有玉斧、玉刀、玉矛的等时代较早的礼器】，和大小成套的石璧、石璧蕊等三星堆特有的器物类型，是三星堆自身的祭祀文化的形成阶段。“仓包包”土堆和“三星堆”土堆一样，亦朝向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岷山

——三星堆遗址的三期（距今3700-3100），对应于“二里头夏文化和商朝时期”，以“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为代表。三期出现了那么多精美震撼的【一流青铜器和华西系玉器】，似乎是忽然冒出似的大暴发地出现在三星堆遗址上的一、二号祭祀坑中。而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的主坑道皆与“三星堆”土堆（祭祀高台）的吉位方向一致，都朝向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岷山

◆ 三星堆遗址的四期，也即成都【“金沙文化”】，距今3100~2600年，对应于商末至西周和春秋中期

四期出土的“青铜器”再也没有达到三期的水平，变小了～～～

从三星堆遗址的四期，也即成都【“金沙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再也没有达到三期的水平，而且，在“金沙文化”里还出现了来自于川东地区的“峡江文化”因素（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有关系）——尖底陶器

这意味着，成都“金沙文化”已经属于混合型文化了，尽管来来自于“三星堆文化”的文化因素尚能居主导地位，但是，在金沙文化晚期，来自于川东的“峡江文化”因素（巴人文化）越来越多，比如，在金沙晚期除了早期巴人带入的“陶尖底盏”，还开始出现巴人的船棺葬式

春秋时期，巴人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汉中一带，与楚国为邻。随着巴国的不断强大，巴楚两国交恶，数相攻伐。巴楚之战时断时续，几乎贯穿了整个的巴史

春秋中叶，巴国与楚国作战失利之后撤出汉水中游一带，并向西发展到川东地区（仍属于“峡江地区”），但是，有巴人部族甚至还深入到了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

从长江中游地区发展壮大的巴人部族（巴文化是渔猎文化）——开明王，导致了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古蜀王朝”（成都“金沙文化”）的灭亡，三星堆文化的一支后裔“杜宇部族”（古彝族先祖）向南逃往云南昭通（后迁至四川凉山）～～

“古蜀国王朝”（早中期“金沙文化”+晚期“巴人文化”）

《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约在春秋之世，蜀人首领第一称王者。《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继其王位者先后有柏灌（本地土著）、鱼凫（来自于川东）等


「古蜀国王朝」自出现至被秦国灭（公元前316年），一共经历了【蚕丛（氐羌）、柏鹳（土著）、鱼凫（川东）、杜宇（氐羌）、开明（川东）】五个不同朝代/族群的相继统治！

从春秋战国直到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所灭，晚期的古蜀国（巴人文化）再也没有生产像“三星堆和金沙文化”那种因神权而生产的、华美的青铜器、金器和华西系玉礼器等等。青铜被巴人用来制造武器，相比祭祀礼器，武器要实用得多！

晚期的古蜀国其实就是以巴人的文化为主导，比如，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以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大概只有这个与金沙文化后裔的“象形文字”有一定的关系）等，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16年

古蜀国“杜宇”部族（也即古彝族的祖先）是被来自于川东的“开明”部族逐走的，故而迁徙到滇、黔边境去的，这与彝族文献记载的笃慕（杜宇）战败退走的路线基本吻合

南下的这部分彝族先民，融合于“南中地区”（泛指云南、贵州西部地区）的其他南方土著居民群体，比如，南方百濮族系的古“哀牢”等——“无文字”、尚白、“尚蛇”，代表南方“白蛮文化”，并形成一个新的“彝族共同体”

而南下的这部分彝族先民，其传统文化特征是【有文字】、尚黑、【尚鸟】，以致后来在漫长的彝族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乌蛮系统”文化特点～～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三星堆人与商人】原本就具有「同源性」，两者皆有各自的“自源文字”，古彝文和甲骨文，一个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族”，一个属于汉藏语系的“古汉语族”

意思就是说，青铜时代从“藏彝走廊”南下的藏缅语族的古羌人O3-M134人群，与西南地区的南方当地居民（以濮越苗系南方人群居多）融合的程度，应该高于汉代以后从中原地区南下的汉语族的O3-M134人群与南方土著居民的融合程度～～～

云南18个民族Y染色体双等位基因单倍型频率的主成分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46个藏缅人群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单倍群分布，从父系遗传学角度证实北方藏缅群体(氐、羌、藏)更能代表原始藏缅人群；而南方藏缅人群则与当地其他语系（苗瑶、侗台、南亚和南岛语系）的人群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基因交流；同时，部分生活在云南西北部和印度东北部的藏缅群体(独龙、景颇等)经历了极强的瓶颈效应，形成了高频的O3e-M134单倍群。

进一步对8个北方藏缅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群研究显示了明显的双重结构:

高频的D-YAP+和O3-M122。通过考察两者在世界和东亚人群中的分布，发现原始氐羌人群很可能是由两个不同时代到达东亚地区的人群混合而成：旧石器时代(甚至更早)的D-YAP+和新石器时代的O3-M22人群。白马人(氐人后裔)显示了最高频的D*(50%)和D(75%)单倍群，以及最低频的O3-M122，因此最可能代表旧石器时代人群的后裔；而羌和藏可能是由新、旧两个时代人群混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