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490）

可以说，秦汉时期是宰相最威风的时代，不但地位尊崇，而且权力巨大，可以开府办事，独立办公，甚至可以挑选自己的属官，很有些近代“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的风范。然而，宰相的“美好时代”只是昙花一现，没过多久就匆匆结束了。到了汉武帝时期，宰相的权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
我们知道，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聪明过人，精力充沛。但是，这种“雄才大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爱折腾，比较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当时的大汉王朝，已经立国七十余年，经过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经济已经全面恢复，国力强盛。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袭扰，汉武帝决心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改“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改“清静无为”为“积极有为”，摆脱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防御局面。
可是，做皇帝的要想大展鸿图，首先第一条就要做到大权独揽和乾纲独断，必须自己说了算。不能自己在前方冲锋陷阵，后边还有人给自己下套子、使绊子、出幺蛾子。所以，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皇帝就开始收权了，皇权慢慢地侵蚀相权，宰相的霉运也由此开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汉武帝通常使用这样几种手段来打压相权：

《历史的侧面》（491）

第一，频繁地黜杀丞相，让后来者小心谨慎，唯唯诺诺；
第二，经常任命身份比较低微的人当丞相，这些人既没有背景、也没有靠山，只留下一道背影还紧紧被皇帝抓在手里；
第三，尽量缩短每一届丞相的任期，经常找他们的茬，把他们罢免，不留给他们做大做强的时间。
……
然后呢，我们的汉武帝将大部分权力转移到内朝，让他的秘书班子来处理朝政，希望以此来架空外朝，特别是架空外朝丞相的权力。
但是，此时的侍中啊、尚书啊什么的，你还很难说他们是事实上的真宰相，因为在这段时期，人们还是认同丞相的，认为丞相才是带头大哥，是百官之长，可以统率着百官，谁知道侍中、尚书是个什么东西？人们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狗仗人势、借着皇帝的权势而狐假虎威的渣渣。虽然权力巨大，但不可能完全替代相权，只是部分地侵夺了相权，我们的丞相依然是百官首长，依然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力，所以说，汉武帝时代的宰相并不似像某些人传说中的那样只是一副空架子。
另外，还需要说明一点，就是过去一直有人认为，汉武帝要削弱相权是因为害怕相权威胁皇权云云，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理由莫名其妙，因为相权本来就是皇权派生出来的，他们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是很清晰，如果皇帝势大，相权就会受到削弱，如果遇到一位弱势的皇帝，相权才会膨胀起来。

《历史的侧面》（492）

等到汉武帝死后，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领尚书掌握权柄，操纵内朝。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宰相。因为从法理上讲，他的地位还要低于宰相。因为每遇大事，他必须和外朝的宰相共同商议，有了决策，还要请丞相田千秋出面颁布。霍光之所以能够大权独揽，主要是因为他大大加强了内朝的权威，用内朝来操纵外朝，利用法家所讲的“势”和“术”这两种手段来控制外朝的“法”。
可是到了东汉以后，不一样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外戚专权、君权旁落的现实，再也不敢设置辅政将军这个职务，在行政制度方面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
首先，他觉得“三公”（也就是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前边的“大”字很不爽，大笔一挥，把“大”字先去了，“三公”作为一种荣誉职务，从此被排除出核心圈子之外。
然后呢，我们的光武帝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主儿，什么事情都喜欢亲力亲为。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将原有的内朝进行扩编，规模扩大，又赋予他们正式的职务，还给他们盖办公楼，相应的，他们的职权也进一步扩大，成立了尚书台。不管什么事儿，光武帝都首先向尚书台下达，直接绕过三公，传达给执行机关。当时就有人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2】。
你看，都成“备员”了，哪里还有权力呢？其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做大领导的一旦喜欢事必躬亲，那么下边的小领导就会成为废材，而身边的秘书就会成为香饽饽。
可是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离不开宰相的，东汉的皇帝虽然用尚书台架空了三公，但是，他同样遇到了那个难题，就是——工作实在太多，根本干不过来！
干不过来怎么办呢？
没办法，只好继续找帮手。

图 东汉时期的中央官制

《历史的侧面》（493）

我们知道，在中央集权的制度里，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务繁杂的大国里，政务一旦不经过宰相系统，直接汇集到皇帝手里，那么，皇帝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干不过来。实际上，我们的光武帝硬着头皮将权力分给了尚书台，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些个尚书与他朝夕相处，深受他的信任，等到职务一升再升，职权一增再增，又会变成新的宰相。到了东汉末年、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手握重权的尚书台长官，比如“尚书令”、“录尚书事”等头头，又会变成新的外朝官，成为事实上的真宰相，相权又开始膨胀。
这一下，皇帝又不放心了，只能再一次进行改革。
和之前我们讲过的“内朝”与“外朝”的循环类似，皇权与相权的争夺也出现了这种循环。
东汉的时候，尚书虽然获得了宰相的权力，但始终未能取得宰相应有的名声和待遇，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等到三国曹魏的时候，由于对现实政治的考量，尚书终于从少府里边儿脱离了出来，成为了独立的行政机构，尚书台也移出宫城，到宫城之外去开府建衙，成为正儿八经的中央政府。到了南朝（梁）的时候，尚书台正式改组为尚书省，置尚书令（正职）、左右仆射（副职）等官职，属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部、都官、五兵等六个部，每个部设置尚书一名，佐贰官吏若干名，它们就是后世“六部”的前身。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是尚书省最为扬眉吐气的时代，是事实上的宰相机构，不仅有名，而且有实，手握重权，牛逼闪闪，而“尚书令”、“录尚书事”这个尚书省的头头们又成为事实上的真宰相。
但是，皇帝还是惧怕相权坐大啊，对宰相始终不太放心，只好继续找秘书。于是乎，中书省、门下省这些个官僚机构也按照这个规律进入了循环圈。

《历史的侧面》（494）

“中书”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代，原本叫做“中尚书”，也属于内朝官的一种，是宫廷之中掌管文书的一类小官。
大家注意，在古代，一旦官名里出现了“中”这样的字眼，一般都不是什么好词儿。因为这个“中”字，指的是皇宫大内。“中官”的意思就是皇宫里的官。但是，要供职于宫中，成年男子必须要挨上那么一刀，成为宦官，以此来了断尘世间大权“烦恼”、以及各种“淫思邪念”。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有幸挨上那么一刀，因为那个时候的宦官还是比较少的，宫中的绝大部分侍从都是正常人，不像后世的明、清时期那样，宦官队伍规模宏大、成群结队、乌泱乌泱的。
但是，这个“中尚书”却实打实是由宦官来担任，因为尚书是由普通人担任，称之为“尚书”，而这个“中尚书”是由宦官担任，所以前边要加一个“中”字【4】。后来“尚”字被逐渐省略掉，直接称为“中书”。
中书虽然出现时间很早，但是因为中间横着“尚书台”这位大神，所以一直没有什么大发展，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机会展露头角。
汉末魏初，三国鼎立，战乱不断。
曹操为了独揽大权，对抗外朝的尚书台，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秘书班子——“秘书令”。等到曹丕即位以后，继承他老子的遗志，改秘书令为“中书”，并设置中书监、中书令这两大秘书长，协助自己办公。到了魏明帝时期，中书令、中书监已成为专职，位高权重，后来干脆成立独立的办公机构，称为“中书省”。到了曹魏晚期以及西晋初期，中书省俨然成为事实上的出令机关，几乎架空了外朝的尚书台。中书令（中书监）也就成为事实上的真宰相。

《历史的侧面》（495）

当时，在中书省工作的官员一般升职都很快，是士大夫眼里的“凤凰池”。如果某位官员由中书令升职为尚书令，虽然品秩和级别都高了，可是在世人眼中却如同流放，因为它属于明升暗降。
和“中书”一样，“门下”也出自于汉朝，连同他们出现的目的也一样，是为了分掉外朝丞相府的权力。只不过，中书主要承担尚书的权力，相当于秘书班子里的“外勤”，而“门下”需要继续留在皇帝身边，主持“审核”之职，相当于“内勤”。
“门下”最初也是宫中的小吏，侍候皇帝，主要负责掌管皇帝的礼器、印绶，或者在中书草拟的诏旨上盖个章，类似于明朝的“掌印太监”。等时间长了，他们逐渐有机会参与到一些对诏书、国策等卷宗的审订和堪合工作中来，也就是所谓的“省(阅)尚书事”的责任，后来逐渐发展成专门对中书起草的诏书进行审查和稽核，即所谓的“封驳”。而他们的机构也经过一系列的演化，逐渐清晰。当然，他们在各个时期的称呼稍有不同，比如三国时称“侍中寺”、魏晋时称“黄门”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地位都不太稳定，直到南朝的梁、陈时期，才正式成为一级独立的行政机构——门下省。
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出现，分别从草诏和审核两个方面分掉了尚书省的大权，使其成为单一的执行机构。到了隋唐时期，终于形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并立的局面。
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尚书省管执行。
尚书省从原来的“政本之地”，彻底沦落为“干活的”，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白领降成了蓝领，从脑力劳动者变成了体力劳动者。

《历史的侧面》（496）

如果要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能代表中国人的品格，那么非汉、唐莫属。可是，汉、唐两朝在官制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在“相权”的变动上。
汉朝的宰相采用的是“领袖制”，而唐朝的宰相则采用“委员会”制。或者说，汉朝的宰相是由一个人来单独执掌行政大权，属于“独相制”；而唐朝的相权则被分解到好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执行，属于“群相制”，或者称“委员会”制。
唐承隋制，官制进一步完善，看起来整齐划一，实行“三省六部制”。但唐朝宰相机构变化程度之繁琐，也是历朝历代所独有的。总的说来，唐朝前期是“三省制”，中后期则变成了“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度。
我们先说“三省制”。
唐初的三省，也就是之前所说的那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长官是：中书令；
门下省长官是：侍中；
尚书省长官是：尚书令。
他们三个部门共商国是、共议朝政，三省长官都是宰相。
可是，由于三省之中，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既能参与决策，又能够主持执行，权力比较集中。所以，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就开始想方设法分掉尚书省的权，反过来加重门下省的权。

图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历史的侧面》（497）

如果要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能代表中国人的品格，那么非汉、唐莫属。可是，汉、唐两朝在官制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在“相权”的变动上。
汉朝的宰相采用的是“领袖制”，而唐朝的宰相则采用“委员会”制。或者说，汉朝的宰相是由一个人来单独执掌行政大权，属于“独相制”；而唐朝的相权则被分解到好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执行，属于“群相制”，或者称“委员会”制。
唐承隋制，官制进一步完善，看起来整齐划一，实行“三省六部制”。但唐朝宰相机构变化程度之繁琐，也是历朝历代所独有的。总的说来，唐朝前期是“三省制”，中后期则变成了“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度。
我们先说“三省制”。
唐初的三省，也就是之前所说的那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长官是：中书令；
门下省长官是：侍中；
尚书省长官是：尚书令。
他们三个部门共商国是、共议朝政，三省长官都是宰相。
可是，由于三省之中，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既能参与决策，又能够主持执行，权力比较集中。所以，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就开始想方设法分掉尚书省的权，反过来加重门下省的权。

《历史的侧面》（498）

李世民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在当皇帝之前，李世民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等他当上皇帝，下边的官员出于拍马屁的需要，谁也不肯继续担任这个职务。这就如同NBA的某些球队，出于宣传的需要，当某个球员退役以后，他所穿的球衣号码也跟着退役，其实这些都是噱头，是博眼球用的，没什么实际意义！放到官场上也一样，等到尚书令的名称退役以后，啊不，是无人敢用以后，尚书省的长官位置就空了出来，没有了最高长官，也就少了一个正牌宰相。可是蛇无头不行啊，没有最高长官就干不了活，怎么办呢？有办法，那就让本省的两名副长官、也就是“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来兼任。因为他们的品秩比较低，这在无行之中就降低了尚书省的地位；
第二，李世民是通过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上台的皇帝，名不正、言不顺。为了稳定政权的需要，他不得不拉上一大票兄弟来支持他。但是，这样的支持对于皇帝集权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功高盖主嘛！所以，李世民上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方设法将这些好哥们儿全都驱逐出权力核心。可是权力这东西，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不是一下子都能收回来的。可是，不收权又不行，不收权就无法达到皇帝专制的目的。怎么办呢？要说，李世民这个人就是聪明，脑瓜特别好使，他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方法，叫做——“金蝉脱壳”。
这些老家伙不是为了革命事业操劳一生吗！那么好吧，我让你们歇一歇吧，一些繁杂的政务就不麻烦你们劳心费神了！李世民开始越级提拔一些土豆番茄之类的小官，给他们安个“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参议得失”之类的头衔，让他们参与政事。等原来那些老家伙该退休的退休、该挂掉的挂掉，再把这些土豆番茄们扶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神不知鬼不觉地独揽了大权。

《历史的侧面》（499）

等到这一招用久了之后，皇帝佬儿发现其中有一个莫大的好处，就是他将“宰相”这个物种，由制度性的变成了临时性的，由“常设之官”变成了“非常设”职务。我让你参政议政，你就是大家闺秀；我不让你参政议政，你还是柴禾妞，无须引起大的人事变动。后来这招被很多皇帝学了去，成为“帝王权术”的一部分。只不过到了后来，宰相的名字开始变得又臭又长。你看之前宰相的名字多帅呀！什么丞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既好听、又好叫，还朗朗上口，你再看唐朝之后宰相的名字，什么“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啰哩啰嗦，笑死个人儿！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三省制度惹的祸。我们在前面说过，三省的运行机制是：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封驳，尚书省管执行。可是遇到中书省下达的政令被门下省反复驳回时，该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情况，三省的长官会凑到一起开个会，研究研究，而他们开会的场所被称作——“政事堂”。
最初的时候，政事堂设在门下省召开，后来转移到中书省，各省的长官汇集于此。可是由于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不常设，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实际上能够进去开会的只有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所以在唐朝人眼里，中书令、侍中（门下省的长官）才是真宰相，其他的一概都不算数。

《历史的侧面》（500）

那么皇帝出于政治需要，想安排自己人进去参加会议该怎么办呢？有办法，皇帝会赐给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者“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类的名头，让你有资格进去开会。不过，从这些名称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得名并非理直气壮。比如这个“同中书门下三品”，它的意思是说，你本来没资格进去开会，但我看你行，现在我让你有资格，让你同“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一样可以进去开会。
而这种“有资格”说白了就是，哥们，你本来不行，但我看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所以，我就赐给你一个同三品的出身，让你进去过一把宰相瘾。你之前不是小科长吗？没关系，我现在让你享受一把副部级的待遇。
如果说这样的做法对于下级官员，还会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接受，但是，对于那些高级官员来说，就不那么美妙了。比如，对于之前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来说，地位就非常尴尬，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是二品大员，职称比中书、门下的正职还要高。可是要想进政事堂开会，当宰相，对不起，必须挂上“同三品”的头衔，才能够上任。宰相本来是百官之长，现在反过来还要降级使用，这又是何道理？这就相当于一个兵团司令，本来军衔已经足够高了，可是要想指挥下面的部队，必须兼任下边的军长、师长、旅长之类的官衔，否则的话，根本指挥不动下边的兵。

《历史的侧面》（501）

我们说制度之所以是“制度”，就是因为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经过李世民这么一搅和，宰相制度也开始变得稀里哗啦，乱七八糟。这不，李世民还在呢，“三省”制度就已经名存实亡，等到李世民一挂，三省制度立马就灰飞烟灭。
高宗李治上台以后，三省六部制已经成了空架子，尚书省的权限已经被剥离的七七八八、不成样子，尚书仆射如果不委屈挂个“同三品”的头衔，人都不拿正眼瞧他，三省制度也就此打住。而且，当时的宰相大都是兼职，大家有事儿的时候，凑在一起开个碰头会，没事的时候，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盘办公。当时开会的地方叫政事堂，开始设在门下省，后来搬到中书省。我们知道，今天的公务员办公的地方被称为“政府”，其中的“政”字就来源于这个政事堂，至于那个“府”字，我们后面再说。
按照惯例，中书、门下二省的长官理应都是宰相，谁让开会的地点在在人家的地盘上呢！但是皇帝佬儿也有办法，就是干脆连二省的长官也不常设了，没了长官，也就没有了正牌宰相，没了正牌宰相，也就没有了制度性的相权。可是，皇帝还是需要宰相啊！没宰相他也忙不过来呀！没办法，他只好继续找帮手，反正能进政事堂开会的就算是宰相吧，起个名字就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你看这名字起的，“平章”，他的本意是“同中书门下一样可以到政事堂里商量事儿或者处理文件”，比“同三品”的级别还要低。因为不管怎么说，“同三品”是既有职权、又有待遇。现在可好，“同平章事”这么一称呼，连基本待遇也没有了，只剩下了职务。
没有了正牌宰相，大唐王朝开始进入“中书门下政事堂”的模式当中。

《历史的侧面》（502）

高宗死后，女强人武则天执政。女皇没什么爱好，就喜欢乱改名字。可能是因为女人都比较臭美的原因吧，武则天将中书省改成了“凤阁”，将门下省改成了“鸾台”。于是乎，你就看到了这样一些搞笑的名字——“同凤阁鸾台三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知道的，这是宰相，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动物饲养员呢！
但是，你还别急着笑，因为武则天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兼大侦探——狄仁杰同志，就曾经担任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宰相，位高权重，身份尊贵。
要说起中国古代的三大清官——“狄胖子”，“包黑子”和“海笔架”。在他们三位当中，狄胖子的官职要比其他两位高多了，因为其他二位都没有担任过宰相的记录。
在“三省”制的时候，皇帝如果有大事要办，一般事先要“关白中书省”，也就是必须经中书省拟诏，这在唐代又被称作“敕”。然后经门下省的审核，如果通过，就下达给尚书省去执行；如果通不过，就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封驳”、“封还”。不经中书、门下的政令，估计也就只能买些衣服、买点儿菜之类的，其他的大事儿都干不了。可是，我们的女皇比较牛气，偏偏不信这个邪！当时有一位叫做刘祎之的宰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和她不和。女皇很想整掉他。她先是找来肃州刺史王本立，让他找茬去整刘炜之，然后准备草诏杀掉他。可是，这个刘祎之是经历过太宗时代风气的人，知道女皇的做法违反了当时的审核制度，所以，当他看到王本立带来的诏书既没有经过中书省的拟诏、也没有经过门下省的封驳时，当即就不甩了，说出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不经凤阁鸾台，算什么鸟诏！（“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历史的侧面》（503）

结果这句话就被女皇听到了，非常之不爽，后来还是找了个由头把他给杀掉了。
所以说，制度之所以称之为制度，就是因为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随意改动，更不能因人而废。在我们的体制当中，并非缺乏好制度，而是缺乏坚决贯彻制度的决心、精神、魄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当然了，在君主专制的郡县制社会里，由于皇权的专制性、随意性和排他性，这一点也不可能真正的实现。
按道理，中唐以后，实行的就是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度，这是一种相当分散的宰相制度，相当于宰相的委员会制。可是，由于唐玄宗时期对于某些宰相的专宠，比如李林甫、杨国忠这这些人，致使这些大奸臣成为权倾一时的宰相，导致唐王朝的政治极度混乱，尤其是在杨国忠当政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致使新即位的唐肃宗连宰相的委员会制也信不过了。他痛定思痛决心进一步控制宰相的权力，开始实行宰相的“十日一轮”制，也就是每位宰相只能值十天的班，到期就轮换，不给他们做强做大的时间。到了德宗年间，又开始实行“一日一值守”制，直接把宰相的值班时间压缩在一天之内，怕的就是宰相的势力坐大，最后威胁皇权。

《历史的侧面》（504）

但是，宰相的权力是被削弱了（其实是被分散了），行政效率也跟着低下来了。你想啊，宰相这个职务十天才能够干一次，还能干些什么呢？对于那些有理想、有能力、想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人来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对于那些没理想、没能力、整天昏昏噩噩混日子、只想得过且过的人来说，时间又太长了。他们巴不得这十天赶紧过去，最好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把所有问题都留给下一任，然后呢，自己舒舒服服过完这几天也就知足了。所以，到了晚唐时期，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逐渐加入翰林院、枢密院等宫内机构，让它们逐步侵蚀政事堂的权力，从而完成新一轮的由皇帝的秘书取代外廷相权的循环。只不过，这一次加入了一个新元素，就是——太监，当时的枢密使，其实是由宦官来担任的。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过程再一次体现了“内朝”与“外朝”的循环，皇帝的秘书班子不断地替代外廷官员尤其是宰相的权力，然后做强做大。等他们的势力大到一定地步，皇帝又不放心了，不得不再一次挑选秘书班子来对抗新生成的外朝。
而产生这种循环根源又在于人性当中存在着的自私自利的弱点，同时呢，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在无形之中放大了这种弱点。
比如说，专制的皇帝总是希望自己更独裁一点，更专制一点，一切事务都由自己说了算，所以他对现有的行政机构总是不放心，往往会从身边挑选一些亲信当秘书，然后赋予他们必要的职权，以此来架空外朝。可是他们忘记了，“自私之心”他们有，他所重用的这些“身边人”同样也有，自而且私自利的品性一点儿都不比他少。特别是身边的这帮子秘书，他们在最初被任命时，往往是感激涕零，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是感恩戴德，大献殷勤，唯皇权马首是瞻。但是等时间长了，势力慢慢坐大，又开始和皇权分庭抗礼。到了这时候，皇帝又不放心了，又开始重新挑选自己的身边人，让他们当秘书，并赋予他们必要的权力，以此来架空新的外朝……由此不断循环，周而复始。
还是那句话，只要制度不改变，这种循环就不会断绝，还会继续下去。

《历史的侧面》（505）

唐朝灭亡以后，是五代时期，枢密院开始专掌兵权，中书门下成为专职行政的宰相机构，而“三司使”分管财赋，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宋朝之前。
等到宋朝，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宋朝虽然在名义上继承了隋唐的三省制度，但三省的长官已经形同虚设，中书令、尚书令这些头衔已经成了荣誉称号，专门用来赏赐功臣良将，给他们加官进爵。
宋中央在三省之外另设宰相机构，称为政事堂或者中书门下，也简称中书。三省长官如果不加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类的称号，见面了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不敢称自己是真宰相，更无权插手政事。
我们之前说了，宋朝是一个喜欢搞分权（分解权力）的朝代，在地方上分，在中央也分。
宋中央搞分权搞得很厉害，尤其是在“相权”方面，被皇帝分割得七七八八。但总的来说，宋朝对于相权的分解就是：左边一拳、右边一脚，中间三掌，最后还要补上一刀。
左边一拳指的是将宰相分成两等，一等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为正宰相；二等是参知政事，正二品，相当于副宰相。参知政事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尚书左丞、枢密使等职务都是执政。宰相与执政合起来，称做“宰执”。
右边一脚指的是把相权切成行政、军政和财政三大块。行政权归政事堂，军政权归枢密院，财政权归三司。这种分权方法又被称为“二府三司制”。三大块互不统属，相互制约，分别向皇帝负责，从而实现皇帝的大权独揽。

《历史的侧面》（506）

中间三掌，指的是将新独立出来的财政大权又劈成三个部分：“盐铁”、“度支”、“户部”，它们又合称“三司”，分别掌管盐铁矿藏、财赋征收和户口货币，以达到进一步分权的目的。
等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宋朝皇帝还是不放心，临了临了还要补上一刀，就是让“台官”和“垣官”们出来来制约相权。
所谓“台”，指的是御史台，也叫宪台；所谓“垣”，指的是谏垣，也谏官。和御史台一样，他们都属于监察官的范畴。
台和垣在唐朝时是有分工的，垣官主要劝谏皇帝，台官主要监察官员。到了宋朝以后，二者干脆合二为一，统统用来对付官员，反而把皇帝放到一边儿了。
没人对皇帝形成制约。
当时对于监察官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百日无所弹劾，就要罚款、甚至撤职，这就逼着这些监察官没事儿找事儿，鸡蛋里挑骨头，导致这些监察官与宰相的关系非常紧张，简直可以用水火不容来形容，而皇帝佬儿则躲在幕后偷着乐！
当然了，这些都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具体说来，宋朝的皇帝接受了唐末、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极其害怕大臣们抢班夺权，有事没事就找他们的茬。宰相在汉唐时本来可以主观民政、军政、财政、人事……各种大权一把抓，到了宋朝全都给分开了。

《历史的侧面》（507）

军政被分到了“枢密院”。
枢密院本来是晚唐、五代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新机构，宋朝不能改正，将它沿袭下来。中书（宰相）掌握的“政事堂”和枢密使掌握的“枢密院”合称“二府”。我们之前说过，我们今天“政府”里的“政”字，来源于政事堂，后边那个“府”字，就来源于“二府”。
“政事堂”和“二府”合起来称呼，就是我们今天的“政府”。
财权被分到了三司。
我们之前说了，财权被劈成了三份，分给了“三司”。“司”本来是六部之下的官署名（我们现在国务院各部委下面有一个次一级的行政部门叫做“司”，比如财政部有会计司、金融司等等），宋朝为了分宰相的权，将财权分给了三司，同时提高“司”的地位，让小官来抓大权。但是，提高以后又害怕怕他们专权，就又把它们拆分成三项：
主财务行政系统的“度支司”；
主户籍征税系统的“户部司”；
主手工业管理系统的“盐铁司”。
三司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是地位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平行机构。
还有，就是人事大权被分到了“考课院”。
按理说，政府的人事大权，应该隶属于宰相门下的尚书省（吏部），但是宋朝又设置了考课院（后改名为“审官院”）来分它的权。后来为了进一步分权，考课院又被拆分成东西两院，东院管文选、西院管武选。如此一来，又分掉了宰相很大一部分人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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