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508）

其实做一个对比你就能发现，唐朝统治者在“人事制度”上是对宰相进行调整，而宋朝干脆对“相权”进行分解，使得组成相权的几个不同要素在几个部门之间分别进行分配，这也体现了宋朝皇帝疯狂的分权思想。
然而，这种分解权力的方法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权力过度分解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病，各衙门之间遇到事情往往会相互推诿，互相扯皮，互相踢皮球，互相推卸责任，一旦遭遇重大危机，立马完蛋。
宋仁宗的时候，西北边疆吃紧，宋朝和西夏打得难解难分。由于边关告急，“二府趋一”的议题不得不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仁宗决定“军国之务，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2】，准备合并军政大权。但是，深刻领会祖宗分权思想的北宋皇帝，说什么也不愿意真的对“二府合并”问题做出原则性的让步，他们不可能真的把枢密院撤销，将其权力还给宰相。所以，终北宋一朝，宰相一职始终无法完全地掌握兵权，只有在兵事告急的时候，才勉勉强强将两府合在一起办公，等危机过去，立马又会分开。

《历史的侧面》（509）

真正的转机其实是发生在宋神宗年间。
元丰五年（1082年），实行“元丰改制”，神宗以三省首长为宰相，去掉差遣名称，以本官治本部，不再兼职。
那么，为什么神宗要搞元丰改制呢？而且还要恢复三省制度？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哥们缺钱。
我们知道，宋朝是一个分解权力很厉害的朝代，不但地 方分权，中央也分。而分权的结果虽然特别有利于皇帝专制、防止内乱，但也造成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后果，就是衙门特别的多，派系林立、人浮于事，吃闲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可干活的人少了，官可没少，行政费用蹭蹭地往上涨，跟坐了火箭似的，财政赤字大量增加，到了神宗的时候，已经入不敷出。
要知道，宋朝是冗官数量最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工资水平最高的朝代。宋朝为了压制武人，抬高文人的地位，对文官实行高工资、高福利的政策，这无疑又加重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不仅地方是这样，中央也一样，到处是些光吃饭、不干活的主儿。
我们在前边儿说过，郡县制里一直存在着一个“内朝”与“外朝”的循环。皇帝的秘书不断地代替外朝的实职。新旧更替之下，很多官员的实际职务消失了，但官衔还在，很多都成为后世王朝的荣誉头衔。比如说，先秦时期的太师、太傅，两汉时期的“三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书令、中书监，唐朝时期的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等等一大堆荣誉头衔，到了宋朝一样不落，全都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军功章和奖状，奖励给那些功勋卓著的人。可地球人都知道，这些人都是过了气的明星，没啥大本事。但是，这帮人名气虽然没了，但大牌还是要耍的，毕竟属于正规的公务员编制，拿着国家发的高工资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还不干活。

《历史的侧面》（510）

我们在前面说过，宋朝是一个冗官、冗员特别多的朝代，官制特别复杂，一般的官员都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官”，一个是“差”，个别的还有“职”。所谓“职”，类似于其他朝代的荣誉头衔，比如赐给你一个“学士”、“侍制”之类的称号，例如我们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青天”，就是因为有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职”，所以又被揣歪捏怪委屈“包龙图”。
那么“官”和“差”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官”是用来定品级、领俸禄、穿衣着、算资历的东西，所以又叫正官、本官、阶官、或者寄禄官，相当于部队里的军衔。但光有军衔没有用，还必须有实权。这就如同大家都是上校，人家是上校团长，你是上校参谋，大家看起来级别一样，但权力却差着一大截，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
这里就需要“差”了。
所谓“差”，又称“差遣”，也就是实职，称谓有“判”、“知”、“权”、“直”、“提点”、“提举”等很多种。我们今天看宋朝的官大都带有这些名称，比如，知州、通判、参知政事、直秘阁、提点刑狱之类的，官名之前大都带有这些前缀。如果没有前缀，那就只是官，没有差，只有虚衔，没有实权。

《历史的侧面》（511）

比如说，唐朝的“中书令”、“侍中”都是正牌的宰相，到了中期以后如果加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衔也可以勉勉强强地当宰相。但是，到了宋朝以后统统不行了，中书省的长官如果不领个“判中书省事”的差，就连本衙门的事情也管不了。反过来，只要有了差遣，就算只是个副手，也可以过问政事，成为正牌宰相，比如参知政事。
这可真是云山雾绕。
宋朝为什么把官制设计的如此复杂呢？
还不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而强化皇帝专制。
皇帝为了牢牢控制住人事大权，往往变着法儿地推行有利于他的制度设计。比如，某个人很有才华，但皇帝不喜欢他，不想重用他，但碍于“优待士大夫”的国策限制，又不得不高看他们一眼，就只好只升他的官但不给他差遣。与之相反，如果皇帝很想重用某人，可是这个人的资历太低，没有资格进入领导层，为了不打破论资排辈的规矩，皇帝就只好给他一定实权，但不给他升官。
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展皇帝施展权术手腕的空间。
然而，这样的做法也带来很多弊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制造出一大批的冗官和冗员。一大堆官员闲着没事儿干，同时又有一大堆事儿放在那里没人干。因为大家在名义上都是朝廷正式委任的官员，但是没有差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历史的侧面》（512）

所以，宋朝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的，几乎是历史上最低的。有一次，宋太祖想买一个熏笼，命令发下去，却好几天不见送来。宋太祖问下属是怎么回事儿？
臣僚回答：“在走程序。”
又过了几天，还不见送来，宋太祖又问，是怎么回事儿？
臣僚仍然回答：“在走程序。”
这一下太祖怒了，不就是一个破熏笼吗，几十文钱的玩意儿，老子在民间的时候，随便上个街，花十几分钟就能买回来，现在可好，妈了个蛋的，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买个破熏笼反倒要好几天，真是岂有此理！
当时的宰相赵普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制定这样的程序主要是为了防止后代奢华，是防患于未然，所以，大家都没有错，都是好同志，呵呵呵……
如果就事论事，赵普的说辞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复杂的人事关系，势必会塑造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们组织庞大、关系复杂，彼此牵连，人浮于事，遇事则互相推诿，彼此扯皮，能推就推，能赖就赖，导致冗员满朝，皇帝却不知天下有多少官吏能真正出来干事儿，就像民国时期的旧军阀搞不清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才能给自己生儿子一样。都说宋朝经济繁荣，GDP占了世界的一半，但中央财政却很困难，其中有一大半都被这些冗官、冗员给吃了去，等到北宋中期，中央实在是受不了了，以前是一套领导班子，干一套班子的活，现在是三、四套领导班子，干一套班子的活。你说，到了宋神宗这里，能不缺钱吗？
既然缺钱，那就改吧！由此便开始“元丰改制”。

《历史的侧面》（513）

神宗首先将尚书仆射之类的大神召唤出来，让他们干活。不过，宋神宗仍然没有丢下老祖宗的传统，就是分权（分解权力），无时不刻不想着分权。他让左仆射兼着“门下侍郎”、也就是门下省的首长；让右仆射兼着“中书侍郎”、也就是中书省的首长。这样一来，就省了一套领导班子。
能省一套是一套啊，据说能省不少钱！
同时，“罢三司使并归户部”，也就是将几个管钱的衙门合并到一处，对一些机构臃肿的衙门进行瘦身和裁员。如此一来，宰相又开始执掌财权和兵权，文武大权最终归于一处。
历史又转回来了。
其实，北宋从一开始，对于“相权”的分解并没那么严重。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只有一位宰相，叫做赵普，据说是个很有宰相风度的人，但文化程度并不高，是吏员出身，不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出身。史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5】
意思是说，赵普本是吏员出身，在文术上并没有多大造诣，等到做了宰相，宋太祖还时不时地告诫他，有空多读点儿书！于是赵普就去读《论语》。可能是因为底子薄、根基浅，没办法仔细地通读，只读了一半。后来有人说，赵普拿着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都是儒家子弟在往自己脸上贴金。

《历史的侧面》（514）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书也要分谁来读，天分高的人，读个一星半点儿就能领会大部分意思，而那些天分差的、资质低的，就算读一辈的子书，也琢磨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成才，关键还要找对方向啊！是吧？
赵普“独相”了一阵子，大约十来年吧，北宋就变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三足鼎立的格局，分别掌管国家的民政、军事和财政大权。到了北宋末年，又恢复到“独相”的格局。比如，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称“公相”，独霸相位十三年。这在北宋一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有人在当时就宣称：“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
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总在原地打转转。
到了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赵氏南迁之后，南宋小朝廷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由于战事紧迫，像之前那样将权力分解给各个部门，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为了指挥调度方便，做宰相的基本上都兼着枢密院的职务，到了开禧年间，终于成为定制。比如，那个著名的大奸臣秦桧同志，就是“宰相知枢密院”。

《历史的侧面》（515）

有人说，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权相史，这句话说的一点儿都没有错。宋朝的老祖宗们一直想着通过分权来压制臣权，防止他们坐大，最后威胁皇帝的安全。奈何他的子孙们不争气，没有将这种精神贯彻到底（其实也不可能贯彻到底）。所谓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到了南宋，宰相的权力日益膨胀，很多时候，相权已经把皇权侵蚀得差不多了，侵夺了皇帝的大部分权力，甚至是决策权。皇帝仅仅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一种傀儡，任人摆布，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只不过有点可惜，南宋的几个专权的宰相，几乎个个昏庸无能，奸滑刁钻，胡作非为，没有一位能够像明朝的于谦、或者张居正那样成为“救时宰相”，他们只知道给自己疯狂地敛财和维护个人利益，却置国家危亡和民族大义于不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当然了，宋朝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并非一无是处。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将三省合并，形成一省，从此宣告了三省制度的寿终正寝，再也没有哪个朝代试图恢复过来。不过，这也造成了蒙元一代，中央“中书省”一省独大的局面。
南宋之后是元朝。

《历史的侧面》（516）

元朝人刀疾马快、武力值爆表，但由于离中原地区比较远，没受过多少汉文化的熏陶。而且，这些来自于塞外的少数民族对于中原汉人的集权精神，似乎缺乏了解，表现的也相当土鳖。别的王朝都是尽可能的削弱相权（或者将相权分散），以此来维护皇权，加强皇帝专制。可是，这些个土包子们却逆政治规律而动，将南宋的那种“权宜之计”全盘继承了过来，让宰相总领朝政，掌军国大事，成为和皇权分庭抗礼的权力山头。他们也不想想，南宋将相权集中，那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迫不得已，是在形势危机之时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元中央这帮土鳖竟把它当成定例。
所以说，没文化，真可怕。
元朝建立后，将门下、尚书两省全都废弃不用，只留下中书省，实行一省制，让他统率六部。其间虽然三次设置尚书省，希望它们互相牵制，但是不久之后全都废了，不了了之。
中书省长官叫做中书令，一般由皇太子担任，但这只是个虚衔，一般不管事儿。真正管事儿的是下面的右、左丞相（元朝以右为尊），平章政事，右、左丞，以及参知政事。
其实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元朝这帮武夫实在是没有文化，他们的政权要是能够很久，那才是怪事儿呢！我们汉人王朝向来是以“平章”为正牌宰相，而这帮土鳖居然将“平章”当成副手，然后设置了两个名副其实的“丞相”来当正职，这不是摆明了要抬高宰相的权威吗！
真是没文化，太可怕！

明天该到明朝了

《历史的侧面》（517）

元朝的中书省，是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它既不像隋唐的三省制度那样有一个相互制衡的机制，也不像宋朝的“平章”（以及参知政事）那样对相权进行严格的拆分。这样的制度配置，想不让相权坐大都难。发展到最后，宰相不仅势力坐大，大权独揽，甚至架空了皇帝，可以左右皇帝的废立，是皇位争夺战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另外，历朝历代都害怕地方势力坐大，一般都会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但是元中央反其道而行，将中央的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让他们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其具体做法就是：将中央“中书省”的一部分官员划分出去，让他们到地方上去做“行中书省”。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中央权力的实际下放，而其结果就造成了地方势力坐大，尾大不掉，甚至敢于和中央相对抗。到了元朝后期，地方政府俨然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根本不听中央号令，中央也根本指挥不动。中央还没乱呢，地方就先乱了起来。
钱穆先生说过，“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朝开始的”，虽然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6】
你看看，这和阵疯的观点是一致的，要不怎么说，英雄所见略同呢！哈哈……
现在该轮到我们的朱元璋同志出场了。

《历史的侧面》（518）

元亡明兴，朱元璋称帝以后，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治秩序，颇费了一番脑筋。
按照历史的惯性，在明初的几年里，照搬照抄了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地方设“行中书省”，其他的官制也和元朝差不多。虽然明中央也设置了大都督府、御史台等部门，它们与中书省合称“三大府”（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但是，后两府的地位明显比不上中书省，而两府的长官也不常设。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就形成了中书省长官——丞相——一家独大的局面。
当时的中书省，机构非常庞大，职权也非常重，全国各地汇报上来的政务，都要“先白中书省”，然后再呈报给皇帝。而皇帝下达的诏令或者谕旨，也必须通过中书省的审核，然后才能往下传达。在皇帝和执行机构之间，俨然横亘着中书省这样一座大山，让朱元璋感觉非常之不爽。
中书省的长官主要由左、右丞相、平章、参知政事等官员组成，实行的是一省制。中书省的下面省略了门下省和尚书省，由中书省的首长直接统领百官，总理吏、户、兵、礼、刑、工这六个部的事务，而六部从唐朝开始，已经下降为具体的执行部门。在这种体制之下，议政权和决策权全部落到宰相手里，都由中书省一手包办，宰相的权力大的没边儿，几乎又回到了秦汉时代。

《历史的侧面》（519）

而这样的权政治格局，对于朱元璋这样的集权主义疯子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身经数百战，九死一生，冒着抄家灭族的危险好不容易打下来的花花江山，凭什么屁股还没有坐热乎，就凭空分出一大半权力给那个宰相，也太便宜那个酸秀了吧！
朱元璋同志很抓狂，后果很严重。
这个心胸狭隘而又手段毒辣的专制主义头子，每天看到丞相在他眼皮子底下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颐指气使、摇头晃脑，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总想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
可是，一下子把宰相制度完全废掉，也不现实。因为宰相制度毕竟已经运行一千多年，各种措施已经相当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废除的。而且，在明初的制度里，能够坐到丞相位置的人也不是很多。李善长算一个，徐达算一个，汪广洋算一个，还有一个杨宪。这些人都是跟随朱元璋一同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深知朱老爷的脾气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李善长谨小慎微，为人低调谨慎。徐达主管兵事，常年领兵在外，为人老实可靠，他老婆让朱元璋杀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而汪广洋呢，整日忙于饮酒欢宴、赋诗作对，而且性格懦弱，甚至有些窝囊。至于杨宪嘛，倒是很有个性，精于谋略又通达干练，可惜锋芒暴露的太早，枪打出头鸟，而且他早年做过“检校”工作，也就是做情报起家的。我们都知道，做情报工作的人（特务），不仅敌人恨他，自己人也恨他，器量狭小再加上出身不好，杨丞相很快遭到各方势力的排挤，最终招来灭顶之灾，被朱元璋随便找个理由杀掉了。

《历史的侧面》（520）

另外，还有一个人绝对可以当丞相，就是刘基（刘伯温）。但刘基对朱元璋的脾气心知肚明，不想触这个霉头，所以，无论朱元璋怎么让他接丞相的班，他都不干，宁肯回家抱孩子，也不出山当这个倒霉蛋。所以说，在这些人当政的时候，朱元璋还真不好意思下手。直到有一个人当上了宰相，朱元璋这才逮到了机会，准备收拾宰相制度。而是这个人就是胡惟庸。
胡惟庸（？—1380），汉族，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与李善长是同乡。他早年曾经追随朱元璋起兵，但什么军功。最开始时，胡惟庸只是在地方上担任一些小官，比如宁国知县、吉安通判什么的。由于和李善长沾亲带故，后来被推举到中央工作，担任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务。
据说胡惟庸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几乎过目不忘，不管皇帝问到什么，他都能够对答如流，而且马屁功夫一流，很会察言观色，当时他揣摩老皇帝的心思为朱元璋做了不少龌蹉事儿。比如，陷害徐达、毒死刘伯温等等，据说都是秉承朱元璋意志在背后偷偷干的。另外，胡惟庸还是当时的政治派系里淮西集团的头目，和李善长是亲家。凭借这层关系，胡惟庸于洪武三年（1370年）终于登上丞相的宝座。
但是，人这个物种就怕久贫乍富，一旦有了权、有了势，心态就会发生变化，很容易自我膨胀。有道是不怕你从小地方来，就怕你有小人之心。从地方官一路小跑爬上丞相宝座的胡惟庸，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确实不是什么好鸟。随着势力的壮大，胡惟庸愈发目中无人起来，自我膨胀，飞扬跋扈。

《历史的侧面》（521）

据史料记载，胡惟庸暗中结党，对下级官员任意提拔和处罚，做了七年宰相，门生故旧遍天下，隐隐结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关系网。胡惟庸还对各省各司报上来的奏章实行审查制度，每一件他都要事先打开看一看，有利于自己的就大吹特吹，不利于自己的就隐匿不报。于是乎，各路阿谀逢迎之徒纷纷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向他贿赂金银、古玩、名马、还有自己的灵魂，以寻求他政治上的庇护。一时之间，满朝文武皆是他的党羽，门生故吏遍天下。
当然了，人在官场飘，哪能不挨刀。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官场战士，像什么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打击政敌、贪污受贿这些东西，都是难免的，属于必修课，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在顺风顺水、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竟然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甚至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朱皇帝很爱你，那就是你自己的不对了。你也不看看，当今的皇帝是谁，老皇帝正在那里磨刀霍霍、冷眼旁观呢！
朱元璋之所以会容忍胡惟庸长达七年之久，绝不是因为害怕胡惟庸，而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目标，就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庞然大物——“宰相制度”。
朱元璋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那个宰相制度。

《历史的侧面》（522）

集权主义疯子朱元璋同志，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别的皇帝都在苦心孤诣、费尽气力地安排宰相制度，使他们相互制衡，互相制约，防止他们一家独大，最后威胁皇帝的安全。而我们的朱元璋大皇帝则更加直接，他要把宰相制度给废除了。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不动声色首先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承宣布使司”，简称“布政司”。当然，这种改制不是单纯的改个名字那么简单，而是政治体制的一次巨大变革。
阵疯在前面说过，布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使臣，负责传达和执行中央的政令，与之前元朝的“行省”制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之前的“行省”，是中央分权给地方，而明朝的“布政司”制度，是地方集权于中央。两者在行政制度和权力分配上面，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
朱元璋这个举动，悄无声息地架空了地方官与中央中书省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架空了宰相的大绝部分权力。很显然，朱元璋已经开始动手了。
到了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又下达一道命令——“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
什么意思呢？

《历史的侧面》（523）

意思就是说，以后官员们要呈报材料，直接送到我这里好了，不必再给中书省送一份。
同年六月十一日，朱元璋又发表重要讲话，告诫中书省的官员：
“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与不治，实关于此。我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所以广言路以求直言。其奏言论事，我皆虚心以纳。尽管如此，还虑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你们应令天下臣民，凡愿上书奏言的，实封之后，直接送到我这里。我将一一阅览，择其善者付诸实施。”【7】
这些话说的很简单，但信息量却比较丰富。阵疯之所以没有把它们全都翻译成白话文，主要是因为它浅显易懂，直截了当。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没那种韵味了。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我朱元璋要求全天下的臣民，凡是有话要说的，不管你是打电话、还是发短信，都可以直接向我汇报，不必经过中书省。对你们的意见我将一一处理，好的意见我将留下了，付诸实施，坏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可以当作一种警示。这就是所谓的“洪武十年奏言直达御前事”，和前面的“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事件，几乎同时发生。
朱元璋用上面两条旨意切断了地方和其他衙门与中书省的联系，并向丞相胡惟庸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我要收权了。

《历史的侧面》（524）

但是，胡惟庸却还没有反应过来，或者说，没有及时地反应过来，还在做自己的春秋大梦呢。而这个时候，又发生了阻拦占城贡使的事件。
占城，大致在今天越南的南部，自古以来都是中原王朝的附属国。占城的外交使团来南京朝贡，居然被胡惟庸给挡了驾，而且隐匿不报。朱元璋得知后，非常生气。按道理，此时的胡惟庸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认错，大包大揽一切责任，谁没有个打盹的时候？可是胡惟庸却把责任推卸给了礼部，皮球踢来踢去，朱元璋几乎怒发冲冠（也许是装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儿）。
这一年的十二月，又发生了右丞相汪广洋的小妾来历不明的事件。话说汪广洋娶了一个犯罪知县的女儿做妾，按照当时规定，犯官女眷必须没入官籍为奴，也就是到官府开办的妓院里当“性工作者”（官妓），而且只能嫁给武官，不能嫁给文官。可是，汪广洋是一介书生，是文官，不是武官，没有资格纳这种女人为妾，而作为上级的胡惟庸居然从中隐瞒，徇私偏袒，事后又包庇、纵容，这种在天子脚下下公然违抗法令的事儿，已经让风烛残年的老皇帝出离愤怒了（当然，也可能是假的，因为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不必上纲上线）！
整个朝廷都预感到了胡惟庸将要失宠，许多官员已经做好准备，打算重新站队，改换门庭，并私下里讨论着下一届宰相的最佳人选。然而，朱元璋的心思却比他们走得更远。

《历史的侧面》（525）

朱元璋要消灭的可不仅仅是胡惟庸中一个人，而是整个宰相制度！
很快，另一个事件又逼近了胡惟庸，并成为压在胡惟庸身上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次的导火索是他不争气的儿子。
胡惟庸的儿子是典型的“富二代”加“官二代”，平时穷奢极欲、花天酒地、不学无术，除了穿名牌、开跑车、泡明星，其他一无所长。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在闹市里飙车，啊不，是飙马。有一天他在闹市里飙马。一边飙，还一边喊：“我爸是胡惟庸！谁敢拦我！”
在一般情况下，看到这种纨绔子弟，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可是，事有凑巧，有一个“不长眼”的车夫反应慢了，没躲开。胡公子就一头撞了上去，结果撞得人仰马翻，当场死亡。也许，当时他是自己坠马死的，也许，他是被路过的马车轧死的，也许，他是被围观的愤怒群众围上来踩死的，反正是死了。宝贝儿子一死，老胡这个伤心呦，盛怒之下，也不做什么事故鉴定，就直接一刀把马夫给杀了。
按理说，像他这样的大官，杀个老百姓跟玩儿似的，杀了也就杀了，不会引起大的波澜，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老百姓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在官僚的眼里如同草芥，根本没有申冤的机会，反正事后官僚都可以通过权力运作来摆平，所以，胡惟庸本人也没太当回事儿。
可是他不当回事儿，有人当回事儿，这个人就是一直在背后紧紧盯着他的朱元璋。

《历史的侧面》（526）

因为事情发生在闹市区，有大量围观群众做目击证人，结果事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老朱决定新账旧账一起算，拿胡惟庸开刀，杀胡惟庸祭旗，由此拉开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序幕。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谋不轨”之罪名，杀掉了胡惟庸，灭九族，随后，又罗织各种罪名诬陷胡惟庸结党营私，开始大杀功臣宿将。此案持续多年，牵连甚广，前前后后被诛杀的超过了一万人，史称“胡惟庸案”。
大家注意，朱元璋在这里给胡惟庸安的罪名是“谋不轨”。所谓“谋不轨”，就是“谋逆”、“谋反”、也就是要造皇帝的反，推翻现政权，然后自己当皇帝。所以，朱元璋也没给他情面，直接诛了他的九族。那么，胡惟庸到底有没有“谋反”呢？
根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的考证，胡惟庸这个人虽然飞扬跋扈了一点儿，目中无人了一点儿，但是，硬要说他“谋反”、“谋逆”，想要自己当皇帝，显然证据不足。所谓的“胡案”，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冤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