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472）

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
侍二处负责党务和政务；
侍三处主要管理人事调查和考核业务；
侍卫长室则是蒋介石的警卫单位；
参事室专门负责搜集、研究内政外交问题的单位，相当于蒋介石的个人智囊团。
这三个处，直接绕开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等正式的官僚机构，直接向蒋介石本人负责，对各种国策的影响十分巨大。
据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一谈到“侍从室”三个字，当官的会肃然起敬，老百姓会谈虎色变。这主要是因为，侍从室是一个“手眼通天”的机构，是当时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的“太上皇”。
至于这三个处的主管领导，大都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在明里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暗地里又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铁哥们。比如，曾经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是国民党第九集团军的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陆军二级上将；侍二处的主任陈布雷，在当时被称作蒋介石的“文胆”；而侍三处的主任陈果夫，那更是不得了，他是蒋介石统治核心的“圈里人”，一直掌管着国民党的党务，有着“蒋家天下陈家党”的称号。

《历史的侧面》（473）

不要问我这个侍从室有多牛，我只告诉你，其权倾朝野的程度不亚于清朝时期的军机处。如果你对这个比喻还太满意，那么我再告诉你，即使是不把任何人都放在眼里的军统头子戴笠，见到侍从室的官员时，也会噤若寒蝉、低声下气、甚至大拍马屁。而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煕，每次见到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时，都会刻意地往下多看一眼，如果发现落款有陈布雷的“侍秘二”的字样，就会立刻拿出钱财消灾，息事宁人，不敢有任何的反抗【2】。
蒋介石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也是一个喜欢搞独断独裁的人。他曾多次说过：“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里讨论。”而彼时的蒋介石正是依靠这个内朝，成功绕过外朝，实现了他的独裁统治。
阵疯云：纵观中国历史，如果只从断代史的角度出发，你很难发现这些规律，可是一旦将它们串联起来，这样的规律又跃然纸上。其实，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方面的循环，比如王朝的更迭、人口数量的起伏、土地兼并和反复、平民起义、以及黄宗羲怪圈等等，不胜枚举。而每一次这样的循环，都是以一次社会大动乱为代价的，每一次循环又会引发一次社会的大动荡，使得我们中国很难保持长久稳定的发展，一直处于循环震荡之中。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但中国的历史，是不是也太相似了一点？
其实，相似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重复历史的人，或者说是构建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制度。
阵疯云：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一切还要继续循环下去。

图 中国历史上“内朝”与“外朝”的循环

《历史的侧面》（474）

第三节 国家首脑的“二元”制

说完了“内朝”与“外朝”的循环，我们再说一个与之相生相伴的循环——“宰相制度”的变迁。
说来也是奇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郡县制社会里，在统治阶级的最上层，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统治结构，就是“皇帝—宰相”的“二元”制。
所谓“二元制”，指的是一位皇帝，再配备一位宰相（或者几位），二人协同合作，就组成了一个集议政、决策和执行的最高权力机关。
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行政首脑；皇帝是董事长，宰相是总经理；皇帝分权给宰相，宰相匡正皇帝的得失，二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关于这一点，正如汉朝人荀悦所说，宰相的作用就是“上佐天子调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职。”【1】
由此可见，宰相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他既要秉承皇帝的意志总揽全国政务，又要统率百官让他们团结协作，既要管理军政、又要管理民政、还要兼顾财政、人事和外交，是中央政府除了皇帝之外，权力最大（注意是“实际权力”，而不是“官衔”或者“品级”）、职务最高、身份最尊贵、最有威严的官僚，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以说，一个皇帝再配上一位宰相（也可能是几位）二人共同协作的政治格局，几乎成了郡县制时代的一种标配，历朝历代都按这个路子来，无一例外。
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偏偏是“二元”制的结构，而不是“三元”制、“四元”制、乃至多元制的结构呢？

《历史的侧面》（475）

其实，历史上还真出现过一下子配备好几位宰相的情况，让他们互相牵制，相互制约。然而，这种单纯依靠增加宰相人数的方法，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皇帝与宰相之间的关系，它只是将“相权”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分割，把原本属于一整块儿的相权，分割成好几块儿，但相权的总量是不变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相权对于皇权的制衡作用。所以从本质上说，它仍然属于一种“二元”制的结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二元”制的结构？皇帝和宰相为什么要各司其职、各管一摊？皇帝为什么就不能大权独揽，乾纲独断，撇开宰相实现中央政府的“一元化”格局呢？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实行，必然会使汇集到中央的工作量迅速增加，甚至达到了海量的程度。而这么大的工作量仅靠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根本管不过来的。管不过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雇佣非世袭的职业官僚，让他们代为打理，同时呢，皇帝也要割让出一部分权力，使得这个官僚集团在工作时能够名正言顺。

《历史的侧面》（476）

我们知道，郡县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央不再分封亲戚或功臣到地方上做诸侯，让他们分片包干管理（“封邦建国”），而是将地方都划分成郡县，委派非世袭的职业官僚进行直接的统治。
而这样的制度特点，使得中央的工作量空前的膨胀起来，几乎达到了海量的程度。这个问题在秦国还只是一个边陲小国时，还不太明显。毕竟那个时候的秦国，国土小、人口少，相应的社会事务没那么繁巨，再加上秦始皇本人雄才大略，能谋善断，才智过人，又勤于政务（据说他每天看不够一定数量的竹简都不休息）。所以，凭借他一己之力来实现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还勉勉强强能够撑得过去。可是等到统一六国之后，不行了。
我们知道，统一之后的大秦帝国国土面积有好几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上千万。在这样庞大的国家里，任何一个小事件，如果汇集到一处，都会变成一个大事件；任何一个小问题，如果乘以这个基数，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稍有不慎，便会引起纷争，甚至会引发大乱子。所以，仅靠皇帝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肯定是管理不过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雇佣更多的官员，开设更多的机构，制定更多的章程，颁布更多的法令，同时呢，皇帝也必须让出更多的权力，让官僚集团去代为行使，也就是所谓的——“官员代理”。
然而，这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如何配置这个官僚体系，使它能够平稳、高效、廉洁、自律的运转，从而实现官员代理的职能。

《历史的侧面》（477）

如果是在一个很小的国家（比如先秦时期的诸侯国），你完全可以家国不分、内外不分、亲疏不分（家事即国事），所有政务一肩挑；如果是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你可以设置各种职能部门，让各个部门的长官直接向你负责；如果到了一个巨型国家，那么你就只能雇佣职业经理人了，让他们开府建衙，立规办事，总揽政务，既当总经理、又当CEO。同时，你必须出让更多的权力给他们，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才华。
不用多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就是后来的宰相。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吧，谈一谈郡县制度里，为什么一定要有宰相。
我们现在假定一个人，暂时称他为张三好了，他通过公务员考试顺利进入政府工作。
我们先不让他当宰相，只让他当一名村长。由于村子很小，事务不多，所以张三每天的工作并不饱满，每天只是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再从村南头逛到村北头，看看老张家的门有没有锁好，老王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因为村子很小，一天可以逛两三趟，逛完之后就回家睡觉，这就是他日常的管理生活。
不久之后，张三当上了乡长。乡很大，逛一圈需要好几天，所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走圈上，至于具体工作，只能交给村长去具体处理。

《历史的侧面》（478）

后来，张三当上了县长，县更大，连走圈这个工作也省了，只能把权力下放给乡长，每天只批示乡长的报告，案卷工作就够他忙的。
再后来，张三由于工作出色，官越做越大，从县长做到市长、从市长做到省长、最后进入中央，成为国家领导人。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工作量会进一步暴增，平时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要接见不同的人，开不同的会，讨论乱七八糟的问题，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也要来找他，让他做出各种决断……如此一来，张三实在太累了，不得不找一些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让他代为打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已经看出来了，张三其实就是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宰相。
这也是相权（宰相权力）的由来。
如果你对这个例子还不太理解，那我们再说一个管理学的例子。

《历史的侧面》（479）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企业的类型主要分三种：一种是个体户，一种是私营企业，还有一种是巨型企业。
对于一个“个体户”来说，家和公司是不分的，家就是公司，公司就是家，公与私的界限不是很分明，家庭财产和公司财务也捆绑在一起，你既是公司的领导，员工也只有你一个，那么，此时的你是不需要什么宰相的。
如果你的公司做强做大，做到了私营企业的规模，那么你必须雇佣很多员工，并对这些员工进行合理的安排，比如设置各种职能部门，比如管采购的、管生产的、管销售的、管人事的……让他们分管一摊，然后让各个部门的部门经理直接向你负责。此时，你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可以大事小情一把抓，指挥调度一切。在这种模式下，也不需要什么宰相。
等到你的公司进一步地做大，做成了巨型企业，那么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其他的管理模式了。
首先，那种个体的经营模式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企业太大，家和公司的财务状况必须分开。
其次，私营经济那一套也不行，因为企业实在太大、事务实在太多，每天光听汇报估计你都听不过来，那就更不要提主持日常的经营活动了。

《历史的侧面》（480）

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重金聘请“职业经理人”，让他们担任总经理或者CEO，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而公司的所有者，也就是董事长本人则退居幕后，主持方针大政的制定和长远战略的规划。同时，你也要让出更多的经营权给这位职业经理人，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施展才华。
至于你和CEO谁更有权力，那就看你们俩各自的本事了。一般不爱操心的董事长干脆做起了甩手掌柜，啥都不管；爱操心的董事长则常常会“越权”指挥，一竿子插到底。比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的李嘉诚，他们目前在公司都只保留了董事长的职位，让出了CEO的职务，但是对于日常经营事务却拥有最高指挥权。
宰相的出现和CEO的出现其实差不多，都是因为铺的摊子太大，政务太过繁杂，董事长（皇帝）本人实在的忙不过来，不得已，只好聘请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宰相，让他来组建领导班子主持日常的工作。要知道，汉朝的宰相是有“丞相府”的，可以“开府办公”。相府里边儿还有自己的幕僚、属下和跟班，他们一般由宰相自行聘任，自己选拔任免，有的连皇帝都不得过问。而宰相府的下边还设有各个部委，比如，西汉的丞相府有“十三曹”，唐朝的尚书省（中书省）有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它们的地位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国务院、以及其下属的各大部委，地位很高，权力极大，身份尊贵。
在权力分配上，宰相和“职业经理人”也非常雷同，如果皇帝佬儿喜欢大权独揽、独断专行，那么“相权”就会被侵夺的多一些；如果皇帝昏庸无能、懒散怠政，那么“相权”就会被侵夺得少一些。

《历史的侧面》（481）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迭，越是到后来，皇帝的权力越大，宰相权力越小，相权已经被皇权吞没得差不多了，甚至完全消失。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皇权”和“相权”本来就是同根而生，二者相辅相成是同源的，相权不过是皇权的一个分支，它们二者加起来的总量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在它们之间分配的份额。这就好比一块儿蛋糕，总共就这么大，如果碰上一个强势的皇帝，他胃口大、能力强、精力也充沛，难免会被他多吃多占一些；如果碰上一个弱势的皇帝，胃口小，能力差，精力也不济，那么他就会少吃少占一些。但是，一定不会出现皇帝独吃独占的情况。
至于其中的原因嘛，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多，仅凭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根本干不过来，干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只好雇佣一位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宰相——来帮他的忙，帮助他处理政务。谁让这是一个巨型企业，啊不，是一个巨型国家呢？这也是治理超巨型国家唯一可行的方法，任何郡县制的王朝都逃脱不了。

《历史的侧面》（482）

和“内、外朝”的循环一样，“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争夺也呈现出一种循环的态势。皇帝需要宰相辅佐，可是又害怕宰相坐大，反过来威胁皇帝。所以，他就从身边选拔一些信得过的秘书让他们帮助处理政务，希望以此来架空外朝的相权。等到秘书坐大以后，皇帝又不放心了，就又开始从身边再一次物色一帮秘书，让他们处理政务，以此来架空新形成的相权……一直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
另外，在考察宰相制度的变迁之前，我们还必须明确一点，就是：究竟满足什么条件才能算是真宰相？
按照阵疯的理解，作为皇帝的头号大助手，宰相除了可以辅佐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外，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他必须是百官之长，不仅可以统率百官，而且拥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
第二，他必须拥有最高的“参政”、“议政”权，能够参与到国家最高决策的制定和执行。

《历史的侧面》（483）

换句话说，作为一名宰相，必须能够在“人事”和“行政”（包括行政、财政、军事、外交等）两个方面，拥有最高的参与权和领导权。否则的话，他就不是真宰相。
然而，历史上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宰相还真不多，秦汉时期有一些、隋唐初年、南宋末年的个别宰相可以满足，元朝也有，其他好像就没了。
哦，还漏掉一个，就是——明朝。
在明朝中后期，一些重量级的“内阁首辅”比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他们位高权重、身份显赫，甚至比秦汉时期的宰相还“宰相”！其中，又以“明朝唯一的政治家”（梁启超语）张居正最为出名。他曾经口出豪言：
“我非相，乃摄也！”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老子才不是什么宰相，而是摄政，相当于代理皇帝。
够牛逼吧！
然而，直接使用“宰相”这个名词来称呼皇帝的最大助手，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历史上除了辽朝（契丹）之外，还没有哪个王朝会将“宰相”这个称呼直接拿来当作官名。所谓“宰相”这个称呼，更多时候是一种统称，是民间对于皇帝这个头号“大助手”的一种俗称，具体到某个朝代，又各自有各自的称呼。

《历史的侧面》（484）

比如，在秦朝之前，就不称什么宰相，而称作“宰”、或者“相”。“宰”、“相”二字，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商周两代。商朝时称“尹”，比如商汤身边有一个大能人，叫做“伊尹”。“伊”不是姓，而是“氏”。“尹”是他的职业。伊尹连在一起，就是姓伊的宰相，相当于后世的张总统，王总理，李局座、赵科长……
等到西周以后，才改称“宰”。
为什么要改为“宰”呢？因为西周属于封建社会，在这种制度里，对于一个贵族家庭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非两件：一件是“战争”；一件是“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两件大事，有的时候，祭祀甚至比战争还要重要，因为能否主持祭祀大典往往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有这样的资格。而当时主持祭祀的人因为又要负责宰杀牲牛，所以，但凡能够替天子、诸侯、大夫、乃至一切贵族家庭主持家务的大管家一般都称作“宰”。比如周天子的大管家，就被称为“太宰”。
当然，这时候的“宰”还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官职。在西周时期，一般在家为“宰”、外出称“相”，宰相二字并不连用。至于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还属于封建制度，盛行的是“贵族政治”，不需要太多的“职业官僚”。而且，那个时代的诸侯国的规模都比较小，政务也不是很多，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完全可以“千斤重担”一肩挑，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一个人干就够了，不必去雇佣职业经理人。

《历史的侧面》（485）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制逐渐瓦解，郡县制逐渐形成，国家的政务也开始繁忙起来，仅靠董事长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肯定是忙不过来的。这时候就需要雇佣一批官僚，让他们代为打理，而这些官僚必然需要一个小头目，相当于官僚的首长，他们就是宰相的前身。
等到历史进入东周时期（春秋+战国），各大诸侯国都普遍进行郡县制改革，聘用非世袭的职业官僚来代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族统治，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这样一来，作为官僚首长的宰相就脱颖而出，开始成批量的出现，只不过各大诸侯国的叫法稍微有些不同。
楚国因为和周王室不和，所以也不听中原国家的号令。它的宰相从一开始就不称为“宰”，而是沿用商朝的官制，称作“尹”，比如“令尹”。秦国因为地处西方边陲，土的掉渣，自己给自己起了个贱名，叫作“庶长”，比如商鞅就曾经担任过秦国的“左庶长”。至于其他一些老牌诸侯国，比如齐、鲁、郑、晋（韩、赵、魏）等国，由于是卿大夫当道，相权即卿权，所以，在这些国家一般都称作“相邦”。
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才逐步确立以宰相作为君主头号大助手的制度。宰相制度也正式成为官制。只不过，秦朝的宰相并不是定员，有时一相，有时多相，有时连宦官出身的人也可以担任宰相。只不过，名字里必须带一个“中”字（注意这个“中”字，很可能是因为出身于宫中的意思），称“中丞相”。比如，那个“指鹿为马”的赵高筒志，他就曾经担任过中丞相。

《历史的侧面》（486）

如果要问，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宰相最风光，那么非秦汉时期的宰相莫属。
秦汉时期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其中，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
依据古代文字的原始含义，“丞者，承也；相者，助也”，二者都有“副贰”的意思。比如现在人在举办婚礼时，往往会邀请一对伴郎和伴娘作为自己的助手。但伴郎、伴都是现代人的称呼，过去不这么叫，在去有一个更文雅的称呼，叫做——宾相。因为“相”有“副”、“助”的意思，伴郎就相当于“副新郎”，伴娘就相当于“副新娘”。
什么？新郎、新娘还能有副的？
汉朝时，虽然号称“三公”，可是由于太尉不常设，“大司马”（汉武帝将太尉改为“大司马”）又逐渐沦落为内朝官员，所以，在西汉成帝之前真正处于执政地位的是丞相和御史大夫。他们的行政机构合在一起被称作“二府”（或“两府”），所以说，并不是宋朝才有“二府”。
但是，即便是“二府”，他们地位也是不平等的。丞相的地位显然要高一些，金印紫绶（黄金印章和系印的紫色绶带），秩万石（年薪一万石“小米”，相当于月薪三百五十斛谷的粮食）；御史大夫的地位比他低，是银印青绶（白银印章和黑色绶带），秩“中二千石”。两者在职称、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差着一大截呢，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有人说，在西汉前期，虽然号称“三公”鼎立，其实是丞相一家独大，其他二位，都是陪衬。

图 秦朝和汉朝初年的中央政府机构

《历史的侧面》（487）

汉初的丞相除了身份尊贵、待遇优厚之外，还拥有一个权力足够让后世的宰相们垂涎三尺，就是——秦汉时期的宰相可以开府办事、独立组阁，聘用自己的僚属，自行办公，很有一点后世的“君主立宪”的韵味。
根据西汉官制，设置丞相一职，他可以自行选拔和聘用丞相府的官吏，比如，长史、司直、诸曹掾属等等。这些属吏大都由丞相自行选拔任免，不受皇帝制约，几乎是想聘谁聘谁，想聘几个聘几个，一般连皇帝都无权过问。这就是说，在人事和行政方面，丞相具有极大的自主权。
当时的丞相府下辖十三个衙门，号称“十三曹”。这一个曹，就相当于今天国务院下面的一个“部”。比如：
一、西曹（东曹）：负责人事任免，相当于后世的吏部，今天的中央组织部；
二、兵曹：管兵役，相当于后世的兵部，今天的国防部；
三、贼曹（决曹）：管盗贼，主罪法，相当于后世的刑部，今天的司法、公安部；
四、户曹（金曹、仓曹）：主祭祀、农桑、货币、盐铁、仓谷事务，相当于后世的户部，今天的财政部；
五、尉曹：管运输，相当于明清时期的漕运总督，今天的交通运输部；
六、黄阁：主簿录众事，这是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
……

《历史的侧面》（488）

西汉时期，丞相府的常设属官多达三百多人，机构庞大，关系复杂，威权极重。而西汉的丞相，大多出身高贵、身份显赫、礼遇最隆、权力更是大得没边儿，甚至可以和皇帝分庭抗礼。他们不但掌握着官吏的选拔、考核、黜陟之权，还掌握着百官的朝议、奏事、诛罚之权，甚至还拥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
两汉时期，相权的范围之广、威权之重，都是后代宰相所无法比拟的。即使到了“三公并相”时期，大司徒府（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成帝时期又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从此之后，三公就变成了“大司马”、“大司徒”和“大司空”）的权力也没有下降多少。有的时候，其风头甚至盖过了皇帝本人。这也是为什么汉朝皇帝甘愿冒着朝局不稳的危险，也要秘密组建自己秘书班子——内朝（中朝）——的原因。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分宰相的权。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段历史时期相权的极度膨胀呢？在阵疯看来，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初的皇帝大都来自于民间，文化素养比较低，缺乏统治经验，不得已之下，只得依靠一些才华横溢的士人来帮助他们管理；
第二、当时的法家思想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批判，而儒家思想还没有翻过身来，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实是“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具体到统治术里又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而这种“上清静而下劳苦”的思想，正好又为相权的膨胀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依据。
第三，当时的宰相大多具有真才实学，而且才华横溢，比如萧何、曹参这些人都是有真本事的，所谓“萧规曹随”。他们既是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又是刘氏家族权力圈的“圈里人”。所以，做皇帝的总要给人家一点儿面子不是，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历史的侧面》（489）

据说，当时的宰相倍儿有面子。汉文帝时，有一个叫申屠嘉的人担任丞相。有一次他觐见文帝，文帝身旁有一个叫邓通的宠臣，这家伙恃强怙宠，鼻孔朝天，有点儿看不惯申屠嘉的出身，认为他出身寒微，不配做宰相，所以在礼数上有所怠慢。
申屠嘉气不过，回到丞相府后就下达了一道命令，要传见邓通。邓通知道丞相的厉害，说什么也不肯去，怕去了吃瓜落儿。可是又不能不去，因为不去，罪名更大。所以，他就摘下帽子（冠），脱掉鞋子，光着脚跑到申屠嘉那里叩头谢罪。按照申屠嘉的意思，本打算杀掉这个不尊礼数的小瘪三、以震慑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就在这危急之时，汉文帝急忙派出自己的使节，向申屠嘉求情，申屠嘉这才免了邓通一死。由此可见，汉代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地位之高、权势之盛、威严之重，甚至连皇帝也要忌惮三分。
但是，不管怎么说，秦汉时期的宰相一直备受礼遇。从秦朝开始，一直到西汉初年，大概是宰相这个物种最为风光的时代，既有名、又有“实”，还有“利”，是后世的宰相最为向往的时代。按照汉朝仪式的规定，丞相主持朝会，皇帝本人必须亲自到场，在京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必须悉数出席。丞相晋见，皇帝必须着正装、也就是必须穿正式的朝服到正殿去迎接。丞相奏事完毕，辞出，皇帝要起立、行注目礼、送至殿门。丞相要是病重，皇帝要到宰相家里亲自问疾，并遣医送药。丞相挂掉，皇帝还要亲自上门吊祭，并赐棺木、葬地、冥器等礼仪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