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527）

然而，冤案就冤案，冤枉你了又怎么样？朱元璋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要达到我的政治目的，就必须制造一些借口，如果一切都从实际出发，一切都遵循客观规律，一切都遵纪守法，按规章制度办事，那还是独裁嘛？那还是专制嘛？你也太不把专制的皇帝当回事儿了！请尊重一下皇帝这个职业好不好？所谓“专制”，就是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容许你反驳、也不容许你忤逆！你只需要照着做就行了，不要问为什么，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我要是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就变聪明了吗？你要是变聪明了，我还统治谁去？对于专制的皇帝来说，他做事情从来只需要借口，不需要事实。比如此处的“胡惟庸案”，就是朱元璋为了消灭“万恶”的宰相制度而凭空捏造出来的借口。
胡惟庸案爆发后没多久，朱元璋发布了一条极具历史意义的旨令：罢黜中书省，从此不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只保留中书舍人一职。
要知道，唐代的中书舍人是可以代拟诏敕的，权力大的没边儿，现在居然变成了只能抄抄写写和整理档案文书的档案管理员，你说，这还有什么实权可言？
估计朱元璋也知道他的这道旨意对于当时的政局触动太大，所以他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才行。别看朱元璋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给出的理由却是一套一套的。

《历史的侧面》（529）

首先，他搬出古语：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
意思是说，丞相这东西不是自古以来就有，而是后人杜撰的，作为后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宰相一职。
然后，朱元璋又自说自话：“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
在他看来，丞相这玩意，坏人多，好人少，奸相多，良相少，总而言之是没有比有好！
臣下一片茫然，不禁要问，没了丞相该怎么办？由谁来处理国家大事呢？
朱元璋回答说：
“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御史台、通政司、大理寺等署，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9】
从这一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所谓的制度创新，其实就是取消了“宰相”这一中间环节，“事权归于朝廷”。那么这个“朝廷”指的是谁呢，当然是他朱元璋了。明朝的皇帝终于可以实现大权独揽，乾纲独断。

《历史的侧面》（530）

最后，朱元璋为了防止宰相制度死灰复燃，又对百官和朱家后嗣进行了威胁和恐吓：
“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奏请的，置之重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
朱元璋还把他的语录收录进在当时具有宪法性质的——《皇明祖训》里，专门用来吓唬那些企图“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宰相制度的大臣和子孙后代们。
那么，朱元璋真的能够废掉宰相吗？
怎么可能呢。
朱元璋虽然废除了宰相制度，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宰相。因为郡县制的体制特点决定了皇帝离不开宰相，因为政务实在是太多嘛，仅靠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根本处理不过来。管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只能雇佣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宰相来帮他处理政务。可我们的洪武大帝偏偏不信这个邪，非要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大权小权一把抓。这不，宰相制度刚刚废掉没多久，朱元璋本人就被深度套牢了。
按照朱元璋的设计，在废除中书省、罢左、右丞相以后，中央的政务由六部分理。所谓的“六部”，指的就是原来“尚书省”下边的的吏、户、兵、礼、刑、工，这六部。他们原本只是执行机关，江湖地位并不高，但朱元璋为了独揽大权，把宰相制度废除以后，特意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将他们的官衔由正三品提升到正二品，直接向自己负责。
那么，这种“尚书负责制”与原来的“宰相负责制”有什么区别呢？
要说区别，可就大去了！

《历史的侧面》（531）

简单的是，“宰相负责制”相当于“董事长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而“尚书负责制”则相当于“董事长直接负责制”。
我们知道，“总经理负责制”适合管理大型企业，或者超巨型企业。在这样的企业里，摊子大，业务多，仅凭董事长一个人的能力根本管不过来，管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只好聘请专业的管理型人才也就是职业经理人，让他来担任企业的总经理或者CEO，组建领导班子进行管理。同时呢，他也要下放一定的权力，使得这些管理型人才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才能。
但是，“董事长直接负责制”就不同了，它属于管理中小型企业的模式和方法。在这种管理模式之下，由于企业的规模不大，事务不多，企业的老板完全可以大小事务一把抓，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而不必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帮助自己经营。他可以设置各种职能部门，比如采购、生产、销售、人事的、质量等部门，让这些部门的部门经理直接向他负责。
而朱元璋走的就是后一种路子，他让各个部门的部门经理也就是各部的——尚书——来直接向他负责，不再雇佣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宰相——来帮助他管理，以实现他魂牵梦绕的皇权独尊的理想。
然而，大家不要忘了，大明王朝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公司，而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事务繁杂的超巨型企业，每天光看报表（奏章）都看不过来，那就更不要提制定什么远景规划和构建长远战略了。

《历史的侧面》（532）

另外，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朝政大权除了“执行权”之外，还有两项大权非常重要，一个是“议政权”，一个是“决策权”。原来这两部分权力被分划给中书省，由中书省的宰相率领一大群人商讨，然后把结果汇报给皇帝。可是现在可好，中书省被废掉了，宰相被裁员了，朱元璋连个正式的议事制度都没有，所有政务必须一肩挑。
可是一肩挑又怎么受得了呢？朱元璋累呀，累得跟孙子似的。
让我们看看，在没有宰相的日子里，朱元璋都是怎么过的。
据《春明梦余录》记载，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各地的奏疏如雪片般飞来，全部由他亲自处理。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这就意味着朱元璋每天必须批阅文件200多份，处理国事400多件，纵然是铁打的身板每天不吃不喝不休息，工作二十四小时下来，平均每小时还要决定17件国事。而且，在这些国事当中，每一件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如果有一件处置不当，都有可能引发大乱子，甚至流毒千年。
如果说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还可以应付，可是时间一长，纵然是朱元璋这样的精力充沛的角色也熬不住了。到了最后，朱元璋不得不服软，由此还发出人生当中著名的一次哀叹——“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8】。意思是说，皇帝这活儿真TM不是人干的，没有宰相真是不行啊！
五十多岁的劳模皇帝，也实在是熬不住了，可熬不住又能怎么办？
找帮手呀！
历史又转了回来。

《历史的侧面》（533）

在废除宰相制度的当年，朱元璋就开始动手给自己找帮手。
这年九月，朱元璋仿效古制，设置了春夏秋冬四辅官（为啥不是梅兰竹菊，看来朱元璋真不是文雅之人），用以“佐理赞画”。这些辅官，都是从民间征调上来的老学究，朱元璋认为他们学风质朴、忠实可靠、没有政治背景，和外官没有什么联系，既可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又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但是，这些老儒除了性格敦厚一点，作风淳朴一点，与朝廷官员无甚瓜葛之外，其他一无所长（“淳朴无他长”），只能做些抄抄写写、呈报送递的工作、以及档案管理工作，根本起不到佐理朝政的作用，没过多久，就废止不用了。
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朱元璋仿照宋朝官制，设置“大学士”一职，以备顾问。因为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华盖（中级）、谨身（建极）、文华、武英这四大殿，还有文渊阁、东阁这两阁，所以被称为“殿阁大学士”。又因为他们的办公地点位于内廷，所以又称为“内阁大学士”。
设置这些大学士的目的和之前设置“四辅官”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建议、咨询、以备顾问。为了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到“佐理赞画”、“协赞政事”，朱元璋迫不得已，只好找来一些有过从政经验的人、以及没什么政治背景的文官来担任。不过，为了防止他们势力坐大、最终发展成宰相，朱元璋有意识地降低他们的品秩，把他们的品级限定在正五品的范围之内（当时的六部尚书可是正二品），所以在明朝前期，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并不高，大约只相当于一个小科长吧。

《历史的侧面》（534）

但是，做完了这一切，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对于军国大事他仍然紧紧握在手里，眉毛胡子一把抓，乾纲独断，专制独裁，不允许这些大学士过问，只允许他们有一定的“参与”权，而没有最终的“决策权”，说穿了，这些大学士还是没有逃脱“秘书”的身份。
好在，朱元璋是一位劳模皇帝，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无论在体力、智力、还是精力上，都比较旺盛。他早年曾经当过兵、打过仗、挨过饿、要过饭、还当过皇觉寺的和尚，几乎所有的艰难困苦都被他经历过了，所以练就了一副过硬的好身板和钢铁般的意志。也许正是凭借着这股精气神和出身于草根阶级的小家子气，朱元璋同志甘当劳模，所有政务一肩挑。
个人认为，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除了雍正皇帝之外，几乎无人可以与之媲美。
朱元璋之后是朱棣。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篡了侄子建文帝的权，把明中央迁到了北京。朱棣和他老子朱元璋一样，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主儿，什么事情都喜欢亲力亲为，他也设置四辅官来帮忙，但还是觉得太累，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每天睡得比“鸡”还晚（注意两只“鸡”的不同），比坐牢还辛苦，怎么办呢？找个人来帮忙吧，历史又转了回来。
朱棣找来侍读解缙、编修黄淮、侍读胡广等七位老学究到文渊阁值班，当皇帝的秘书，如果成祖有啥搞不定的，或者有事情要商量，就把这些人找过来帮忙，后来这套系统成为内阁的雏形。

《历史的侧面》（535）

和之前一样，这些个编修、侍读原本都是些无权无势、没有正经职务的小官，对皇帝一点威胁都没有，但这些人权力却很大，国家的机要大事，他们都有参与权。久而久之，“议政权”就被内阁拿走了，下边的六部反而成了干活的，终明一代都是这样。
可是，朱元璋、朱棣两代帝王甘心做劳模，他们的子孙后代就没有这样的素质了。这些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龙子龙孙们意志不坚，精神萎靡，才能不足，体格还不济，并不具备他们老祖先那种超人的胆识和魄力，更不具备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壮志雄心。
不信，我们可以细数一下明朝中后期的那几位皇帝，他们有的是吃喝嫖赌疯死的，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燳；有的是寻仙问药磕死的，比如嘉靖皇帝朱厚熜；有的是嗜好女色累死的，比如隆庆皇帝朱载垕；有的是酒色财气懒死的，比如万历皇帝朱翊钧；有的是胆小怕事吓死的，比如泰昌帝朱常洛；有的是只会做木匠活笨死的，比如天启皇帝朱由校……
可以说，明朝中期以后的皇帝质量是越来越差，基本就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可是，一代不如代，人家也是皇帝。是皇帝就要大权独揽。很明显，依靠这些上不了台面的皇帝，让他们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实现所有政务一肩挑是不可能的。比起他们体格健壮，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祖先，后世的皇帝无论是在精力上、体力上、还是智力、毅力上，都无法胜任。
无法胜任怎么办呢？
找帮手啊！
宰相这个“胡汉三”，终究还是要回来的。

《历史的侧面》（536）

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时代开始，内阁的地位开始大幅度飙升。首先是在官阶上，连升了四级，从正五品的小科长飙升为正三品的副部级的高官。然后，阁臣又可以兼领尚书衔，也就是大学士可以兼任六部的首长。这样一来，不得了，秘书开始有了实职，阁臣开始有了实权。要知道，过去的内阁大学士虽然地位尊崇，身份高贵，但并没有什么实际职务，至少没有法理上明文规定的实权，充其量只是皇帝身边的大秘书。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参谋只有兼任了下边儿的实职，哪怕只是个小连长，说话才有人听。而秘书也一样，只有兼任了实职，腰杆子才够硬气。
大致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皇帝质量越来越差，不仅懒惰怠政，而且宠信宦官。指望他们像老祖宗那样，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甘当劳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没办法，他们只能将大部分工作都交给秘书班子、也就是内阁去处理。于是乎，内阁的地位进一步攀升。
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以“内阁规制未备”为由，将文渊阁的一间小房子开辟为阁臣的专属办公室。从此之后，内阁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楼，还有了专门为自己打杂、跑腿的属官。内阁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行政建制上，成为独立的中枢机构。
另外，此时的内阁大学士，开始领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荣誉头衔，很多人都是官居一品的高官，品秩在六部尚书之上。很多时候，尚书有事要先请示内阁才能够执行，皇帝下达的旨意也必须经过内阁的审核才能下发给六部，六部俨然成了内阁的下属，这就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度。只不过此时的“中书省”更换了一个新马甲，唤作“内阁”。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都属于中枢机构，是换汤不换药。

《历史的侧面》（537）

而在辅臣内部，大家按照地位的高低，又会排成座次。就像梁山好汉排座次一样，老大叫做首辅、老二叫做次辅，老三叫做三辅，往下以此类推……
其中，以首辅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成为事实上的真宰相。到了嘉靖、隆庆年间，相继出现了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一大批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的“权相”。尤其是那个张居正，他将首辅的权力演绎到了极致，他曾说过一句话，极其狂妄。他说：“吾非相，乃摄也！
意思是说，老子才不是什么宰相，是代理皇帝还差不多！
不要这么牛逼好不好！
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看到张居正如此张狂而又捏不死他的样子，不知道会不会气得从明孝陵里边跳出来！
还是那句话，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朱元璋害怕宦官干政，特意在皇宫里面立了块牌子，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是，后世的大明王朝却是“与宰相、太监共天下”！【10】
朱元璋非常害怕人口流动，制定了严密的户籍制度，妄图将人民死死固定在原居住地。结果呢，明朝的“流民”问题是历史上最严重的。
朱元璋想要大权独揽，废除了宰相制度，所有政务一肩挑。结果呢，后世的相权反弹的很厉害，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也算是对朱元璋倒行逆施、逆历史规律而动的一种惩罚！

《历史的侧面》（538）

当然了，明朝的相权与其他朝代比起来，也有他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票拟”之权。
所谓“票拟”，又称“票旨”、“条旨”、“调旨”，就是一切章奏文书在呈递皇帝御览之前，先由内阁大学士审阅一遍。审阅完成之后，他们将自己的审阅意见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各个奏疏的背面，然后送进宫去等待皇帝裁决。与之相对应，皇帝在看过阁臣的意见后，把纸条撕下来，用红笔写上自己的意见，作为批示，这叫“批红”，亦称“朱批”。
从某种意义上说，“批红”代表着皇权，“票拟”代表着相权。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明朝的皇帝都比较懒，不爱上班，不爱管事，怕影响到他们求神、炼丹、泡美眉、干木匠活。于是，这些懒蛋子们就把“批红”的差事儿交给了太监。在明朝的后宫制度里，有一个叫“司礼监”的机构，就是专门干这件事儿的。那些擅权乱政的死太监，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都是爬到这个位置以后，才有机会祸国殃民。
我们说了，“批红”权代表着皇权，那么，这些窃取了“批红”权的死太监，便成为事实的真皇帝。与之相对应，那些窃取了内阁首辅“票拟权”的大臣，就成为事实上的真宰相。比如，隆庆年间，首辅李春芳不爱管事，次辅高拱又特别强势，所有事情都必须他说了算，这样一来，高拱就成为事实上的真宰相。

《历史的侧面》（539）

所以说，“票拟”和“披红”权其实是一种很坏的制度，因为它会使得皇权和相权很不稳定。内阁的大学士们要想真做点儿实事儿，就必须首先勾搭那些死太监，和太监建立良好的关系，甚至同盟，否则的话，就会事事掣肘，处处受阻，寸步难行。比如，万历年间的张居正，虽然已经贵为内阁首辅、皇帝的老师，但是，为了使自己的政策能够顺利推行，就不得不拼命地巴结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冯保同志，和他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否则的话，自己的政令就无法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无法施展。
你看看，连张居正这样的大能人，都不得不勾结内官来推行自己的政策，那就更不用提其他才能平庸的人了，而张居正本人在活着的时候遭招人非议，死后还留下骂名。所以说，人总是拗不过制度的，更无法逃脱时代的局限性。这是制度之殇。
明朝之后就是清朝。
满人入主中原以后，由于历史的惯性，基本上是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置内阁、六部、都察院，各府、寺、司。虽然在名义上是满、汉官员各占一半，但实权始终掌握在满洲贵族手里。清朝的大学士为正一品官员，主要负责批答奏章、票拟、修撰明史、参与机要等工作。职责与明朝基本相同，地位还有所上升。但是，到了康熙年间，发生了一些变化。

《历史的侧面》（540）

由于内阁逐渐发展成外朝，内阁首辅逐渐变成事实上的真宰相，这样一来，皇帝又不放心了。为了和内阁相对抗，康熙皇帝特意成立了“南书房”，然后挑选一批“翰林侍讲学士”进入南书房当值，以制衡外朝内阁的权力。
和当初内阁设置的初衷一样，南书房的作用最开始时也是陪皇帝读书、聊天、谈经论史、议论诗文，时不时地再给皇帝提出一些建议。慢慢的，这些南书房大臣也具有了替皇帝传旨、参与起草诏书和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力。于是乎，南书房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又逐步掌握了实权，开始进入循环圈。而之前的内阁大学士反而被架空了，成为虚职和一种荣誉头衔，用于赏赐皇亲国戚和有功的大臣。但是，有一些大学士不甘寂寞，非要参政议政，权力欲望比较强烈，怎么办呢？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中央特意委派他们担任一个要职，而这个职务在今天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就是——“中堂”。
所谓“中堂”，其实从唐宋时期就有了，当时宰相的办公机构叫做政事堂，它是中书省的一个常设机构，所以也有人将宰相称为“中堂”。到了明朝时，朱元璋废宰相制度，让内阁来处理政务，内阁大学士就越俎代庖，成为事实上的真宰相。而当时大学士的办公的地点还是在中间，东西两侧则是过了气的“中书”，所以此时的大学士也有被称作“中堂”的，只是不常用而已。

《历史的侧面》（541）

到了清朝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清朝皇帝为了照顾汉人的情绪，中央很多政府部门的领导都设置成满汉各一名。比如，中央的六部，每个部都设置满汉各一名堂官，平时办公时分坐在东西两侧，中间位置是空的。有时候，皇帝会派一些内阁的大学士到各个部去当管部大臣，因为他们是皇帝派来的，代表着皇权，地位尊贵，所以，理所当然要坐在中间的位置上（大堂中间，看起来像大堂经理），所以被称为中堂。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中堂，比如明中堂（纳兰明珠）、和中堂（和珅）、李中堂（李鸿章）……
但是，你不能说中堂就是宰相，因为很多功勋卓著、显赫一时的大人物都有入阁的经历、都被尊称为中堂，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挤进宰相的圈子里，比如说晚清时期的名臣李鸿章，虽然贵为文华殿大学士掌直隶总督被世人尊称为“李中堂”，但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地方官而已，从来没有当过宰相。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履历本上少了一项，就是——“军机大臣”。
军机处是在雍正年间开始设立的，雍正和朱元璋一样，也是一位权利欲望极强且喜欢大权独揽的皇帝。这样的皇帝一上台，必然会侵夺宰相的权力。这样一来，连南书房大臣他也信不过了，可是，皇帝还是需要秘书啊，怎么办呢？为了给自己找帮手，雍正于1729年（雍正七年）趁着对西北用兵的机会，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秘书班子——军机处。

《历史的侧面》（542）

所谓“军机处”，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雍正皇帝在内阁之外，额外添加的一处中枢权力机关。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军机处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屋子，为了保持军事机密，当时有很多事情不经过内阁，直接由军机处发出，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很多政府的政令，也都不经过内阁，而是由军机处直接发布。从此之后，内阁的职能形同虚设，大学士“坐而论道”，成为荣誉头衔，军机大臣反而成为真宰相，这在“内朝”与“外朝”循环的有关章节里我们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但是，这种看似回归到唐朝那种“委员会”形式的宰相制度，却与唐朝制度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而这个“区别”就是——“术”。
阵疯在前边讲过，法家思想大致分成三大流派：“法家”、“势家”和“术家”。
“法家”注重法令、法规、制度的建设。
“势家”注重君主的权势；
“术家”则注重权术，也就是使用权力的技术。
相比于其他朝代，清朝在使用“术”的方面非常厉害，清朝皇帝对于权术的应用如火纯青，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史的侧面》（543）

唐朝的“政事堂”和清朝的“军机处”的不同在于，虽然它们在制度上很接近，都属于“委员会”形式的宰相制度，能进入到“政事堂”或者能进入“军机处”开会的人，都可以算作是真宰相。但是，两者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选拔方式不同。
在“政事堂”制度里，你必须是三省的长官才有资格进去开会。如果级别不够，皇帝可以赐给你一个“同三品”的出身。比如，“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的荣誉头衔，让你有资格进去开会。但是到了“军机处”制度里不同了，已经没有这种资格的限制，只要皇帝看得起你，信得过你，认为你很有能力，就可以点名让你进去开会，甭管你原来是芝麻绿豆的小官还是身份显赫的高官。这样一来，就有了很大的回旋的余地。
其次，两者的任期和身份不同。
在“政事堂”制度里，一旦拥有了进去开会的资格，你基本上就一直拥有这样的待遇，只要不犯什么大错误，皇帝一般不会剥夺你的待遇。但是放到“军机处”制度里则不同了，军机大臣既无品级的限制，也无俸禄和工资，既无职称、也无待遇，更无定额，只能算作是一种差遣，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皇帝觉得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如果皇帝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好像还有一句横批叫做：不服不行！）

《历史的侧面》（544）

而且，军机大臣都是以原官兼本职，进了军机处，只能说明你有进去开会的资格，并没有法规律条或者制度上的硬性规定，一切都要看皇帝的脸色行事。而大臣们进军机处办公，也只是承旨办事而已，进了军机处你是宰相，出了军机处，你什么都不是。原来是什么官，还是什么官。原来是干什么的，回去之后，还干什么。只要皇帝愿意，随时可以把你拉进群里，也可以随时把你踢出去。
再次，两者的执行力度不同。
我们知道，“政治权力”主要包含三大方面的内容——“议政”、“决策”和“执行”。在传统的“政事堂”制度里，一般只体现了前两方面的内容——“议政”和“决策”。至于执行权，还要交给尚书省来完成才行。可是到了“军机处”里不一样了，不仅包含着“议政权”和“决策权”，还包含一定的“执行权”。清朝的军机处可以直接绕开“内阁”和“六部”，将皇帝的命令直接下达给执行机关，乃至京城之外的地方官，让他们按照皇帝的旨意直接去执行就可以了。民国时期袁世凯的“政事堂”和蒋介石的“侍从室”，都效仿了军机处这种做法。
总而言之，军机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程度达到了巅峰，从此之后，相权对于君权再也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完全匍匐在君权的淫威之下，再也没有站起身来。而这种既能够保证皇帝专制，又能够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正是专制的统治者两千年来魂牵梦绕而又梦寐以求的东西，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就像老毛叼住了咸鱼，说什么也不肯撒手啊。等到雍正的儿子乾隆继位以后，将这种制度落实成定制，军机大臣也就成为事实上的真宰相。

《历史的侧面》（545）

当然，“军机处”这种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而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他对统治者本人的素质要求极高，一般高、普通高都不行，必须是非常高、极端高才行，最好能够达到圣人的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军机处制度里，军机的日常运转，不是依靠规章制度来保障的，而是依靠“帝王权术”来推动的。而权术这玩意儿，又极不稳定，自由度极高，往往受到皇帝的个人能力、魅力、素质、体力、精力、甚至心情的制约。所以，它必然要求做皇帝的一定要有过人的智商、情商、以及高超的统治艺术才行，必须能够慧眼识人，能够通过高超的权术手腕来驾驭群臣。
好在，清朝的皇位继承方式与汉人不同，它们不像汉人那样在立太子时，“以长不以贤”，而是“以贤不以长”，也就是在众多的皇子当中选拔出一个身体最好的、能力最强的、心眼最多的、精力最充沛的，让他们来继承皇位，从而保证皇帝的质量合格、性能可靠，不至于越来越烂，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不像汉人那样，不管嫡长子是个能人还是个傻逼，都把太子的位置传给他，让他祸国殃民。这就在制度上保证了清朝的皇帝基本没有出现太大的草包，特别是像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大能人，文韬武略，雄才大略，奸诈无比，粘上毛比猴都精，这在客观上也维持了军机处模式的存在。如果像汉族王朝那样，过不了几代就出现一堆昏君、暴君、或者懒蛋君主，那么几茬君主之后，必然又会回到君权与相权相争、内朝与外朝循环的老路上去了，总也跳不出这个历史的怪圈，仍然在原地打转转。
好了，啰嗦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

《历史的侧面》（546）

所谓的宰相，其实是对中国古代郡县社会那些辅佐帝王、统率群臣、总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一种统称或者俗称，并非指代某个具体的官名。他们在各个朝代，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称呼。比如，汉代称“丞相”，魏晋南北朝时期称“秘书令”、“尚书令”，唐代称“中书门下”，宋朝称“平章事”（参知政事），明朝称“内阁首辅”等等。但是，不管哪一种，他们的职能和作用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用来辅助君主持政务，统率群臣的官僚长，属于官僚集团的总头目。当皇权产生时，相权也应运而生，与之相生相伴，直至海枯石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务繁杂的国度里，就更是如此了。宰相这个职务不可或缺，几乎成了一种标配，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历朝历代都无法逃脱这个规律。
当然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从古至今，宰相一直扮演着皇帝特别倚重又最为忌惮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宰相统领群臣，处理政务，是皇帝行使权力不可或缺的最主要帮手；另一方面，宰相又是国家的“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谋权篡位比其他人方便得多，所以，经常被帝王视作最大的威胁。
所以有史学家说，中国二千多年的郡县史，说白了，就是一部皇权与相权的争夺史。如果宰相对皇帝忠心耿耿，那么皇帝的权威将得到极大保障；如果宰相对皇权有“想法”、想取而代之，那么对于皇帝将是极大的威胁。但我个人并不十分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皇权与相权本来就是同源的，相权是从皇权里分出来的，皇权与相权的争夺本身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与其说这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度史是一部皇权与相权的争夺史，不如说它是一部皇权对相权不断侵夺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皇权专制程度不断加深、相权和臣权不断衰弱的历史。
皇权在一步步在加强，相权在一步步在削弱。

《历史的侧面》（547）

要知道，相权本身就是从皇权派那里生出来的，属于皇权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不管宰相的身份有多高贵，能力有多强，精力有多旺盛，他都属于皇帝打工仔的范畴。皇帝需要他时，就把他召唤出来，如果不需要，完全可以把他一脚踢开，然后再选拔一个。皇帝和宰相的关系更像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他们共享着一块儿权力大蛋糕，当皇帝聪明能干、精力充沛时，相权就会被侵夺的多一些；当皇帝愚蠢或者昏庸懒散时，相权就会被侵夺的少一些。但是，从历史的大趋势看，从秦朝到清朝，相权一点一点地被削弱，皇权一点一点地被加强，期间虽然偶有反复，但毕竟不是历史的主流，等到明清时期，相权已经完全制约不了皇权。
当然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秦汉的时候，是独相制，也就是只有一位宰相。宰相的权力巨大，大到可以和皇帝分庭抗礼。而皇帝对于宰相必须礼遇有加，给予他们很高的职称和待遇。比如，秦汉时的宰相可以“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也就是可以带着剑、穿着鞋上殿，还不用走小碎步以示恭敬。实际上，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时的三省六部制，皇权一直受到相权的极大制约，皇帝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宰相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当然了，遇到霸气外露的皇帝，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比如说汉武帝，与他共事的十多位宰相几乎没有一位有好下场，要么被罢黜、要么被杀掉，几乎无一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