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郗家彬 2202041978071230　江东寄奴几位网友的支持与鼓励。再更新一节吧。

第四节 成都王执政

一、 走上歧路的以退为进


卢志让成都王以退为进；绝不是让成都王以邺城去遥控洛阳中央政府的。
卢志为成都王设计以退为进时，实际上是希望不断提升成都王的政治声望。卢志为成都王设计以退为进时，实际上是希望成都王兜一个圈子再回到洛阳城当执政官的。
但这个策略在执行的过程中，却渐渐走上了歧路。

因为成都王从退回邺城后，就再也不想回到洛阳城了。
在邺城之内，所有的人都是成都王的下属；绝没有一个人敢与成都王分庭抗礼。更关键的还在于，成都王在邺城一样有机会遥控洛阳城。
而回到洛阳城呢？整个洛阳城上有皇帝，下有众多资深望重的豪门代表、王公贵族；成都王回到洛阳城即使成了执政官，恐怕也得面对众多能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实权人物。
处于成都王的背景下，自然很少有人会选择回到洛阳城当执政官了。
所以卢志虽然一再劝成都王不要干这种以地方遥控、胁迫中央政府的事，但成都王就是不想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到洛阳城去。


史书上说成都王的母亲不想离开邺城，其实何止是成都王的母亲不想离开邺城，成都王和他的普遍下属恐怕都也不想离开邺城。
因为成都王留在邺城，那邺城就越来越象中央政府。洛阳城虽然是帝国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但洛阳城却时时受邺城的遥控。
因为成都王留在邺城，那成都王就越来越象皇帝；成都王虽然远在邺城，但洛阳城的帝国执政官也得时时看成都王的脸色行事；否则这个帝国执政官肯定干不长久了。
如果成都王回到洛阳城，那成都王就是众多帝国大佬之一；因为上有皇帝，下有众多资深望重的豪门代表、军政大佬。处于成都王的位置，自然很少有人会想着要回到洛阳城的。虽然这才是正道，但成都王就是不想走这条道。虽然卢志劝成都王应该走回正道，但成都王却是在这条歧路上越走越远了。


于是成都王的军阀气渐渐越来越浓了。以地方政府一再胁迫、攻打中央政府；这叫什么事呢？虽然卢志一再劝成都王不要没完没了干这种事；但成都王就是无法拒绝这种短浅利益的诱惑。
等成都王打败长沙王，自封为皇太弟、执政官之后；实际上已堕落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了。洛阳城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办公的地方。但帝国政府的权力重心已渐渐转移到了成都王所在的邺城内。

洛阳城中上面有皇帝，更是王公贵族、军政大佬云集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竟然褪变成了邺城的附属。这种结果，绝不是成都王能承受的。
因为皇帝绝不会接受这种事实，因为洛阳城内的军政长官、豪门代表也绝不会接受这种事实。因为接受这种事实，就是意味着他们既得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以洛阳城为中心的政治人物们，自然都想改变这种事实；于是皇帝竟然破天荒的出来参与决策了；东海王在这种背景下振臂一呼，那真是应者如云。


皇帝这次御驾亲征显然是自觉自愿的。因为皇帝如果不同意某件事；那皇帝自然会用一些看似好笑的方法去拒绝。比如张方想让晋惠帝离开洛阳城，皇帝马上就反对了；再强迫皇帝，皇帝就找个地方藏了起来；再强迫皇帝，皇帝马上就哭个没完没了了。晋惠帝这次远离洛阳城御驾亲征，显然没有做出过任何反对的行为。因为皇帝再傻也懂得，一个让洛阳城变成附属之地的人绝不会是什么忠臣。


皇帝一直是沉默着的；这次竟然要御驾亲征了。这是一种何等盛事？在这种背景下，东海王振臂一呼自然是应者如云。面对如此浩大的声势，成都王所在的邺城自然是惊恐万分；邺城内竟然有人劝成都王应该马上交枪投降；成都王自然不会做这种自寻死路的选择。[注]
于是成都王壮起胆子去攻打皇帝亲率的大军了；皇帝所统率的大军，实际上就象十八路诸侯伐董卓一样，这种应者如云的军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虽然他们的声势大的足以让整个邺城地区一片恐慌，但最终却是迅速的失败了。


最后乱箭竟然射在了皇帝的脸上，乱兵更迫近皇帝的车驾。嵇绍用身体护着皇帝，看着为自己遮挡危险的嵇绍，皇帝对乱兵高呼：他是忠臣，你们不可以杀他。但嵇绍还是被杀了，鲜血溅了皇帝一身。当人们要洗皇帝衣服之时，皇帝说：衣服上有嵇侍中的血，你们不要洗它。
当人们听到皇帝的这种表现之时，顿时对皇帝有了刮目相看的感觉，因为皇帝实在与传说中形象有所不同。
如果说这样一个皇帝是傻子，当时那些所谓的聪明人恐怕更是傻子，因为利益面前他们都已灭绝了人性、更忘记了死字怎么写。但此时的皇帝已是一个标准的傀儡了。


成都王把皇帝迎（实际上俘虏）到邺城；这绝不意味着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相反这更意味着他乱臣贼子气尽现了。现在成都王虽然控制了皇帝，也有了皇太弟、执政官的地位；但除了他的嫡系势力外，恐怕所有的人都已认为他是一个乱臣贼子了。

卢志最初为成都王设计以退为时之时，恐怕绝没有想到一切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的成都王，实际上怎么看都和从前的董卓有点相象。一个人变成这了副样子，那他的死期还会有多远呢？

[注]：越檄召四方兵，赴者云集，比至安阳，众十余万，邺中震恐。颖会群僚问计，
颖会群僚问计，东安王繇曰：“天子亲征，宜释甲缟素出迎请罪。”
折冲将军乔智明劝颖奉迎乘舆。

二、五胡乱华的序幕

成都王打败皇帝亲率的大军后；并不意味他执政危机的结束；相反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
并州、幽州的两大实权人物（司马腾、王浚），早在赵王之乱时就对成都王带理不理，现在成都王已沦为乱臣贼子了还想着控制、兼并他们；这两个人自然针锋相对的报以还击了。

在成都王打败皇帝亲率大军后不久，司马腾、王浚就开始联军进攻成都王了。如果只是这种民族内部的矛盾，成都王自然有能力应付；问题是司马腾、王浚竟然邀请了鲜卑、乌桓骑兵一块进攻成都王。
当然了，鲜卑、乌桓现在也都忙于争夺东北的霸权；所以他们这次南下邺城仅仅帮司马腾、王浚友情客串一下。否则在这次战役之后，中原大地恐怕就会遍布胡族大旗了。
这次乌桓、鲜卑军队南下，虽然不足以让中原大地变色；却已足够让邺城的成都王喝一壶了。面对鲜卑、乌桓的精锐骑兵横冲直撞，成都王一时慌得手足无措。

怎样才能应付这枝汉、乌桓、鲜卑联军呢？既然敌人能向兄弟民族借兵，成都王自然也可以向兄弟民族借兵！
在这种背景下，匈奴的首脑刘渊遂毛遂自荐，总而言之他鲜卑、乌桓骑兵虽然厉害，我们匈奴的骑兵也不是吃素的；只要你让我回去组织匈奴骑兵，我保管能为你打败敌人。

匈奴力量一直不可以轻视。他们之所以无法发挥足够的影响力，是因为晋帝国一直象防贼一样的防着他们。晋帝国一直不让匈奴团结起来，他们让匈奴分成互不相统率的几大部分；更让他们中最有威望，实力的人物留在中央政府当人质。
早在晋武帝活着的时候，就一再有人提议让匈奴首领刘渊去率军平定西北，东南，但普遍人都认为这会让匈奴人如龙入海的。所以晋武帝从来不敢打破分割匈奴人的既定战略。
现在成都王在鲜卑、乌桓军队的压力下，终于疾病乱投医的让刘渊去统率匈奴五部来对抗鲜卑大军。于是匈奴五部遂成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

此时长城以北已是鲜卑人的天下，更主要的是匈奴人也高度汉化了（适应了农业文明），所以刘渊自然没有理由率匈奴人与鲜卑人去争夺苦寒的草原、沙漠地区。于是刘渊一回到自己势力范围就决定逐鹿中原了；被鲜卑、乌桓人打得大败的成都王自然不可能有机会控制他们了。

如果说在前几年，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都是司马衷的亲戚（司马皇族和外戚）。那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竟然已有异族之人（刘渊、李雄、段勿尘）。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随着这种局面的日益加深，帝国再也不是汉民族的天下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强势人物开始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领衔主角。


鲜卑人这次南下长城，只是客串表演了一次。因为鲜卑现在是四大部族（拓跋、慕容、段、宇文）共同控制着长城以北，所以鲜卑大军虽然已深入了长城，却并没有逐鹿中原的意思。
他们协助王浚、司马腾打败成都王之后就迅速退回了长城以北。没有鲜卑、乌桓人支持的司马腾、王浚，自然也不敢心生占据邺城为中心的地区；于是他们也退回了长城一线。
王浚与成都王相争的战争，虽然没有让整个中原地区彻底变色，但胡族首领，已开始成为领衔主角出现在中原大地上。五胡乱华的序幕终于渐渐拉开了。

五胡乱华主要的历史背景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长城南北之间再也不是两个界限分明的历史版块了。在晋帝国之前，长城以北的胡人再强盛（比如匈奴冒顿）也会驻马长城一线的，他们所满足的只是美女与财富，这可以通过和亲政策得到缓和。而从晋帝国开始后，长城以北的胡人一旦强盛，就渐渐会兴起逐鹿中原的野心。如果中原王朝处于衰弱、内哄，而长城以北处于相对的统一之中，那胡人自然就很容易会拥有参与中原王朝事务的机会。



[注]：泪痕用五胡乱华、胡人之类的词，并没有任何褒贬之意，只是引用一个常见的历史名词罢了。

复通用板砖马甲先生：

（一）、泪痕这里实际上犯了个错误，五胡乱华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长城南北的对抗，而是内徙中原的各种族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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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的确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长城南北对抗。但五胡乱华，却显然是长城南北对抗的延伸。因为游牧民族大举内迁，显然不是某个统治者的个人意愿可以改变的。
但我们的历史却显然喜欢把它归为一些统治者的个人行为。好象只要统治者拒绝游牧民族内迁，或是让内迁的游牧民族外撤；就可以避免五胡乱华的历史。
但泪痕以为在生产生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长城南北之间已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版块了；所以人们从生存条件恶劣的长城以北内迁长城以南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这绝不是统治者的个人意愿可以改变的了。而与此同时，中原王朝只要处于强势，就可以把自己的统治触角更强有力的伸入长城以北地区；当然了，游牧民族势力处于强势，也一样动不动就能把自己的统治触角伸入长城以南地区。

基于泪痕的历史观一直认为，中国历史疆域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是内战。除非我们愿意承认中原王朝征服、统治长城以北是侵略战争。
在两晋以前，长城南北是两个界限分明的版块；所以用汉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观不会产生一种混乱。因为中原地区从来没有受到游牧民族的统治。
但从两晋开始后，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观就容易产生一种混乱；因为我们首先得分辨哪个政权是合法的，哪个是非法的。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观，自然会认为汉民族的政权是合法的，游牧民族的政权是非法的。但用这种历史观显然又会产生一种混乱，因为那些非法的政权（游牧民族的政权）一直统治着中原地区；如果这种政权是非法的，那中国岂非处于几百年的亡国期？

复通用板砖马甲先生：感谢您的回复。

（二）、魏晋时期，符合传统游牧民族定义的，拓跋鲜卑和段氏鲜卑可以算，但他们反而被排除在五胡十六国的名单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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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民族没有列入五胡十六国的名单之内，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鲜卑部族在东晋建立之前，就因为内哄彻底分裂、衰落了。如果他们再多撑几十年，如果他们的后人有机会在东晋时期进入长城以南建立政权，那他们自然可以名列十六国中了。
但泪痕还以，上述内容并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些长城以北力量（按您说符合传统游牧民族定义的），现在都开始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原王朝的争霸战争。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强大的鲜卑力量介入，那成都王司马颖就不会那样迅速的败亡了。
再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鲜卑拓跋家族的支持，那并州的刘琨恐怕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因为他显然无力应付来自刘渊、刘聪方面的进攻）。如果没有鲜卑段氏家族的支持，那割据幽州的王浚恐怕也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因为他显然无力抵挡来自成都王司马颖的进攻，当然了石勒进攻他之时自然也用不着一再投鼠忌器了。）
在此之前的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这样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原王朝的争霸战争。所以战国纷争、秦末纷争；西汉中的诸王之乱，西汉末的纷争，三国纷争之时，中原争霸的主角都是汉民族的势力。绝没有哪个游牧民族曾这样强有力的决定着某路诸侯的命运。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西晋之时已拉开了序幕，总而言之游牧民族已与中原王朝溶为一体了。不论我们对游牧民族有着怎样的偏见，但游牧民族已开始越来越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原王朝的历史了。他们或是通过遥控代理人的方法把触角伸入长城以北（比如拓拔家族操纵刘琨，段氏家族操纵王浚），或是通过支持、打击某个中原王朝实力派的方法影响着中原王朝的历史（鲜卑人大败成都王、河间王，让刘渊长久的无法扫平并州、幽州）。

（三）、还有，无论是代，还是朔方，都是在汉长城以南的。即使是北魏这样一个最符合一般草原游牧民族定义的政权，其龙兴之地，也都是在长城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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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家族能入主中原，固然因为他占据着一些长城以南的地区，但更重的原因也是慕容家族始终是长城以北的一个霸主。
拓跋家族能入主中原，固然是因为占据您所说的长城以南地区，但更重要的原因也是他拥有着长城以北的霸主地位。
如果他们不是长城以北的霸主，那就凭他们在长城以南占据的那点资本，实在没有机会入主中原的。他们在没有成为长城以北的霸主之前，都没有大规模的介入中原争霸之中，本身证明他们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民族军阀势力。

我们上述所争论的内容实际上并不重要。
重要是在于随生产力的发展，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已不只是局限于长城以北了。不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他们已大范围的、人数众多的开始进入长城以南，并深远的、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原王朝的历史了。
您可以认为这是统治者的意愿造成的，问题是随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统治者再有本事，也无法再把长城南北变成两个相对隔绝的地区了。换而言之，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长城以北的力量都会强有力渗透到长城以南了。

随着生产力发展，长城南北的界限已渐渐模糊了。因为现在有一个重要的群体，他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民族。
说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吧，他们已溶入了农业文明之中，说他们是农业文明的成员，他们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经济、政治、军事特征。（这些政权之中，通常总保留着大单于一职；而且在帝国之中地位非常重要）
说他们是北方游牧民族吧，他们已开始长久的割据在长城以南了；说他们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吧，他们依然是长城以北的霸主。（比如拓跋、段氏、慕容最为明显了）。纯粹的汉民族政权，通常在争霸战争中总会优先占据农业文明地区；但游牧民族的政权，就不是这样子的了。比如慕容、拓跋在成为长城以北霸主之时，虽然很多时候都是强有力的实力派之一，但他们并没有试图长久的、大范围的占据长城以南的城池。虽然他们要占据长城以南众多城池之时，中原王朝的割据势力并没有力量阻止。

泪痕以为两晋南北朝、隋唐之时长城以北，还不能与五代、宋、明时代的长城以北相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从五代开始，长城以北已开始产生皇帝这种称号了。皇帝这种称号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称号，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

（一）、还有，异族军事力量介入中原内战，早在战国就有传统了。刘邦帐下不就有善骑射的楼烦兵。三国时，乌丸蹋顿与袁绍和亲，助袁绍攻打公孙瓒，后来袁尚也借蹋顿的兵力与曹操对抗。我看不出这和刘琨、王浚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们的结局也一样，最后被中原的军阀消灭。假如刘聪、石勒也是汉族人，那么这段历史几乎就是当年曹操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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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是量变到质变。从这层意义上，泪痕实在不敢说两晋之前游牧民族对中原争霸毫无影响。泪痕的原话是：“绝没有哪个游牧民族曾这样强有力的决定着某路诸侯的命运。”
楼烦兵对楚汉相争的影响有多大？显然是非常小的。乌丸蹋顿对三国纷争的影响有多大？显然也是非常有限的。
而两晋开始后，鲜卑、乌桓大军一出动，中原实力最大的成都王一举被打得万劫不复；鲜卑大军一西进，中原实力最大的河间王主力部队遂被打得土崩瓦解。至于后来五胡在六国交替而出就更不用多说了。
假如刘聪、石勒是汉民族人？但他们却绝不是汉民族人，这毫无争议。而且他们建立的政权，都也设有大单于一职，这个职务在帝国权力非常大，主要就是管理游牧民族的。从这层意义上，他们建立的政权与曹操的政权完全是两种意义上的政权。

（二）、“拓拔家族操纵刘琨，段氏家族操纵王浚”这也是很难成立的。事实应该是，刘琨操纵拓拔家族，王浚操纵段氏家族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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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太拔高刘琨与王浚的地位了。
如果拓拔氏不和刘琨联合，会有什么后果呢？
显然是刘琨会被刘渊打得一败涂地，彻底丧失并州。这从刘琨曾被刘曜打得丢失晋阳，父母都被杀掉中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拓拔家族帮忙，刘琨这一次就不可能再翻身了。
但以刘渊当时的力量，显然不可能敢去打拓拔氏的。这从拓拔氏帮助一败涂地的刘琨大败刘曜可以看出来，也从后来五百鲜卑军都可吓得汉国军队不战而逃可以看出来。
换而言之，如果拓拔氏与刘琨不能实现联合。刘琨根本无法在并州立足，而拓拔氏最多是与新兴的匈奴汉帝国接壤。
如果两个实力派之间联合破裂后，利害的差距如此巨大。他们之间谁可以操纵谁还用细分析吗？

至于王浚与段氏之间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进攻石勒之时，段氏部族决定撤军（主要是因为石勒俘虏了段氏的重要成员），王浚就只有跟着撤军。后来段氏不愿意进攻石勒，王浚想强迫段氏进攻，却是弄得彻底丧失了段氏的支持，于是石勒遂敢放手算计他。

事实上，如果刘琨、王浚能操纵鲜卑家族。那他们就不用成天在局促于并州、幽州一步不能南下了。因为以鲜卑军队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刘琨、王浚如果真能操纵他们，那他们大军南下中原哪个实力派能挡住一击呢？
但大军南下只符合刘琨、王浚的利益，根本不符合鲜卑人的利益。鲜卑人传统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争霸，所以他们根本不愿意南下。
但这些鲜卑人又实在不愿意与一个强大的中原政权接壤，所以就支持刘琨、王浚割据并州、幽州。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浚、刘琨才能长久的割据并州、幽州。因为背后有鲜卑人支持，所以刘渊、石勒谁也不敢轻易去进攻这里。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浚、刘琨才只能长久的局促于并州、幽州，因为威胁他们之间鲜卑人自然会帮助他们，但鲜卑人绝不会帮助他们去争霸中原的。否则，以鲜卑人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王浚、刘琨领着这种人南下，哪个中原实力派能挡住一击呢？

从以上的分析中，刘琨、王浚与鲜卑人的关系，是谁操纵谁不是非常清楚了吗？至于晋王朝与段氏的关系，段氏杀刘琨之时内部已分裂，势力已非常衰弱了，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因为刘琨是段氏所杀，所以晋帝国政府都不敢给刘琨一个正面的盖棺定论，因为害怕段氏不高兴。后来在人们的不满声中，才给了刘琨一个正面的盖棺定论，但终究也不敢说一说段氏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晋帝国哪有力量约束段氏家族呢？

大单于应该是管理异族的，但这些异族却未必是游牧民族。十六国的大单于，对长城以北真正的草原民族，既没有实际统治，也没有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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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
“粲遣沈、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
“氏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

十六国之时的大单于，的确不是真正草原地区的最高首领。但在一个农业文明政权中，会有酋长这种爵位吗？会有单于这种官职吗？在说到军政管理之里，会用多少落来计算吗？
从这层意义上，长城以南的游牧民族政权固然已汉化了，但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汉民族政权还是有区别的。
从这层意义上，石勒、刘聪与曹操建立的政权，并不是一样的。前者是多民族并立，而且是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

（一）、后来拓跋家族入主中原时，早已丧失了对草原的霸权，仅仅凭据传统的代北之地，反而趁着中原大乱，在乱世开创一片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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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家族后来崛起虽然是凭借传统的代地，但他是先争夺长城以北霸权；在取得这种成功后才深入长城逐鹿中原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实力派，在逐鹿中原时是不会优先长城以北的。
泪痕从未说慕容家族一直是长城以北的霸主。 泪痕只是说慕容家族也是先取得长城以北霸主的地位后，才会南下逐鹿中原的。

（二）、更可信的事实是，当时依然存在长城南北两个相对隔绝的世界，所以一旦草原民族入主中原，草原就会兴起一个新的草原民族去取代旧的霸权。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于是柔然就取代了拓跋鲜卑在草原的霸权。慕容鲜卑消灭了宇文鲜卑，于是库莫奚和契丹就取代了宇文鲜卑的霸权。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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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说的这一切自然是事实。
泪痕从来不否认这种事实，也正是因为这种事实的存在。拓拔、段氏、慕容氏在未取得长城以北霸权之前，谁也不敢去逐鹿中原的（虽然他们大军南下，许多时候中原地区没有一个实力派能与他们争锋）。因为这会让自己在长城以北的地位被别人取代。而没有了来自长城以北的基础，他们逐鹿中原自然也就失去了基础。
这些游牧民族（慕容、拓拔）在入主中原后，自然而然的就会丧失长城以北的霸主地位。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绝没有一个政治中心能覆盖了长城南北广阔地区，所以政治中心南移的结果就是削弱对北方的控制；如果政治中心不南移，你就无法有效统治中原地区。这在当时是无法两全的。这也就是人们对魏孝文帝迁都有不同看法的原因所在。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政治中心南移后，即使丧失了长城以北的霸主地位；但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也是有分别的。他们通常是介入传统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军政形式。这从拓跋焘对自己政权军事上的自信中可以看出来。与传统的游牧势力相比，他们有着农业文明的优势；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相比，他们又有着游牧文明的优势。



（三）、而那些真正称霸草原的民族，比如早期的拓跋鲜卑、宇文鲜卑、柔然，非但不能入主中原，反而常常成为中原强有力的“军阀”“皇帝”们建功立业的攻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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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草原民族，在被人攻击之时。都也没有取得长城以北霸主的地位。
拓拔、宇文鲜卑，他们在长城以北、甚至就是自己民族或家族内哄中削弱的。失去这种背景下，一个分裂的中原王朝是无法威胁到他们的。鲜卑家族似乎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至于柔然兴起之时，中国历史疆域的格局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文明政权退到淮河以南；而老牌的游牧世界霸主，现在是坐镇中原对长城南北地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这个兴新的柔然自然无法占据农业、游牧文明过渡的地带，从而难以很加深自己的文明程度。从这层意义上，柔然做为长城以北霸主的地位，一直受到鲜卑族的限制。

这种争论似乎有些漫无边际了。虽然我很喜欢这种争论，因为这毕竟可以刺激自己思考这段历史。但这种争论显然会把主帖内容淹没了。所以我想我们的争论，应该告一段落了。
只是关于刘琨、王浚的内容，是我后面章节中重要的内容。所以我这里只好再表达一下我与您观点的不同。

（一）、石勒俘虏段末柸后；却是借此一再表示与段氏的友好。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到底谁怕谁呢？
石勒后来杀掉王浚，但无力占据幽州，也是因为幽州是段氏家族的后院，段氏家族绝不会容许他们占据的。
“勒停蓟二日，焚浚宫殿，以故尚书燕国刘翰行幽州刺史，戌蓟，置守宰而还。孙纬遮击之，勒仅而得免。”
“刘翰不欲从石勒，乃归段匹磾，匹磾遂据蓟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石勒玩命（差点没有活着回到襄国）打下了幽州，但幽州一倒手就进了段氏家族手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段氏家族哪曾怕过石勒。后来段氏的灭亡，那纯粹是因为家族的内哄。失去内哄的背景，段氏家族并不会那样容易失败的。

（二）、匹磾雅重琨，初无害琨意，将听还屯。其弟叔军谓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乖离，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段氏之所以杀刘琨；只是因为段氏家族起内哄后实力大损，所以没有自信操纵刘琨了，于是就把他杀了。
段氏家族最初与刘琨合作，实际上就是想让刘琨做王浚第二的；但他们在家族内哄后感觉一意扶植刘琨，弄不好会养虎为患的（因为段氏家族因为内哄实力大损），所以就对刘琨动了杀机。

至于说段氏说奉诏杀刘琨，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想放弃晋帝国的旗帜，而杀刘琨这种高级官员（而且从法理上还是他们的上司），自然需要说奉诏斩杀了。
至于说段氏不假托晋帝国政府的命令就无法杀刘琨，那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当时除了做做官面文章外，谁会把晋帝国政府当回事呢？而且当时江南政府与段氏政府那是路途遥远，真称得风牛马不相及，王敦靠什么能把自己权力行使到段氏家族的势力范围呢？


（三）、至于段氏对刘琨的恭敬云云，曹操还对汉献帝称臣呢。这并证明不了什么，鲜卑因为几大部族相争，所以他们不希望卷入中原纷之中，于是就用尊崇晋帝国边疆军政长官的方法保持当地的独立性。
刘琨、王浚后来都相信石勒会投降自己，并让石勒哄得五迷三道的，（虽然王浚还问过，以石勒之强怎么可能会向我称臣呢？）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拓拔、段氏、慕容等力量都比自己强大，但都奉他们为长官，所以他们认为石勒愿意投降他们也是可能的。但结果呢？事实上石勒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而且没有鲜卑家族支持的他们，都是让石勒一击而败。

二、五胡乱华的序幕

成都王打败皇帝亲率的大军后；并不意味他执政危机的结束；相反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
并州、幽州的两大实权人物（司马腾、王浚），早在赵王之乱时就对成都王带理不理，现在成都王已沦为乱臣贼子了还想着控制、兼并他们；这两个人自然针锋相对的报以还击了。

在成都王打败皇帝亲率大军后不久，司马腾、王浚就开始联军进攻成都王了。如果只是这种民族内部的矛盾，成都王自然有能力应付；问题是司马腾、王浚竟然邀请了鲜卑、乌桓骑兵一块进攻成都王。
当然了，鲜卑、乌桓现在也都忙于争夺东北的霸权；所以他们这次南下邺城仅仅帮司马腾、王浚友情客串一下。否则在这次战役之后，中原大地恐怕就会遍布胡族大旗了。
这次乌桓、鲜卑军队南下，虽然不足以让中原大地变色；却已足够让邺城的成都王喝一壶了。面对鲜卑、乌桓的精锐骑兵横冲直撞，成都王一时慌得手足无措。

怎样才能应付这枝汉、乌桓、鲜卑联军呢？既然敌人能向兄弟民族借兵，成都王自然也可以向兄弟民族借兵！
在这种背景下，匈奴的首脑刘渊遂毛遂自荐，总而言之他鲜卑、乌桓骑兵虽然厉害，我们匈奴的骑兵也不是吃素的；只要你让我回去组织匈奴骑兵，我保管能为你打败敌人。

匈奴力量一直不可以轻视。他们之所以无法发挥足够的影响力，是因为晋帝国一直象防贼一样的防着他们。晋帝国一直不让匈奴团结起来，他们让匈奴分成互不相统率的几大部分；更让他们中最有威望，实力的人物留在中央政府当人质。
早在晋武帝活着的时候，就一再有人提议让匈奴首领刘渊去率军平定西北，东南，但普遍人都认为这会让匈奴人如龙入海的。所以晋武帝从来不敢打破分割匈奴人的既定战略。
现在成都王在鲜卑、乌桓军队的压力下，终于疾病乱投医的让刘渊去统率匈奴五部来对抗鲜卑大军。于是匈奴五部遂成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

此时长城以北已是鲜卑人的天下，更主要的是匈奴人也高度汉化了（适应了农业文明），所以刘渊自然没有理由率匈奴人与鲜卑人去争夺苦寒的草原、沙漠地区。于是刘渊一回到自己势力范围就决定逐鹿中原了；被鲜卑、乌桓人打得大败的成都王自然不可能有机会控制他们了。

如果说在前几年，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都是司马衷的亲戚（司马皇族和外戚）。那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竟然已有异族之人（刘渊、李雄、段勿尘）。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随着这种局面的日益加深，帝国再也不是汉民族的天下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强势人物开始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领衔主角。


鲜卑人这次南下长城，只是客串表演了一次。因为鲜卑现在是四大部族（拓跋、慕容、段、宇文）共同控制着长城以北，所以鲜卑大军虽然已深入了长城，却并没有逐鹿中原的意思。
他们协助王浚、司马腾打败成都王之后就迅速退回了长城以北。没有鲜卑、乌桓人支持的司马腾、王浚，自然也不敢心生占据邺城为中心的地区；于是他们也退回了长城一线。
王浚与成都王相争的战争，虽然没有让整个中原地区彻底变色，但胡族首领，已开始成为领衔主角出现在中原大地上。五胡乱华的序幕终于渐渐拉开了。

五胡乱华主要的历史背景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长城南北之间再也不是两个界限分明的历史版块了。


[注1]：泪痕用五胡乱华、胡人之类的词，并没有任何褒贬之意，只是引用一个常见的历史名词罢了。
[注2]：上次帖出的那一段，关于五胡乱华的历史背景写得太过简单，而且在与通用板砖马甲先生的争论，我也发现它的确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所以就删掉那一段的结尾，再重新补充一段。

三、 五胡乱华的历史背景

长城虽然是人工建筑，但它却是中国地理的一条天然分界线。因为我们的祖先在修建长城之时，就是沿一条自然分界线去建筑的。

“历史学家曾提出过著名的400毫米等降雨线。这条线的北边，降雨量少于400毫米，为半干旱地区，不适宜种植农作物，因此成为游牧地区；而在南边，由于降雨量多于400毫米，为半湿润和湿润地区，适宜农业，因此成为农耕社会。”

长城无疑就是这种自然分界线的人工建筑。长城以北适合游牧经济，长城以南适合农业经济。而不同的经济、在不同的时期又产生不同的上层建筑。

从军事意义上看，我们也许会得出一个结论。长城是没有军事价值的，因为游牧民族南下长城之时，总会顺利的跨过长城，好象没有哪个游牧民族在入侵农业文明之时曾受阻于长城。面对游牧民族入侵之时，长城实在像一个简陋的篱笆，根本不足以阻挡他们的入侵。
那我们的祖先又为什么会修筑这种庞大的人工建筑呢？泪痕以为原因非常简单，就好象所有的人家都会有院墙、有大门，但面对强盗恶意侵害之时，所有的院墙、大门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强盗会很轻易的越墙、破门而入的。但所有的人家都不会因此就不设院墙、大门的。因为院墙、大门在普遍时候总是有用的，总是可以保证家里安全的。
长城实际军事意义在于，他可以使游牧民族零星的、偶然的入侵变得困难重重，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入侵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长城在普遍时候还是可以保证农业文明安全的。


因为长城以北的自然环境是恶劣的，所以那里的文明发展总是远远落后于长城以南的。在汉帝国建立之前，长城以北一直处于部落联盟的状态之中。此时中原王朝与长城以北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总而言之是类似官府与强盗的关系。
官府在剿灭强盗之时，最大困扰不是强盗们太过强大了。而是敌明我暗，你永远处于被动之中。漫长的边界线，使中原王朝分配在某个具体地段的兵力永远是有限的，而游牧民族却可以在任意的时间段内突然集结强大的兵力进攻任意一段边界，中原王朝在漫长的边界线防守时，注定是措手不及和难以抵抗的。等中原王朝大军集结到这个地点之时，游牧民族已撤走了，或是换到另一个地点进攻了。如果中原王朝的大军非要穷追不舍，那大军长途奔走对后勤耗费将是巨大的，至于你非要追着人家跑到寒冷、干旱的草原甚至沙漠地带，那你所付出的代价将更惊人了（因为后勤费用将不断成倍增长）风险也是惊人的（因为远离后勤、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随时可能在绝对不利的环境中被迫开战的。）
面对这种讨厌的对手，中原王朝通常总是疲于奔命的，于是中原王朝就只有一有一个劲的修长城，当然也会随时瞅准机会给他们几次重创，让他们再深入长城时会有所顾忌。如果这种手段还不够，他们也会试图用收买与招安的手段。但总的来说了，中原王朝与他们的关系非常类似官府与强盗的关系。

大约在汉帝国建立的同时，长城以北终于出现了庞大的汗国。这种汗国虽然还有部落联盟的影子，但广阔的长城以北显然已出现了一个能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实体了。
此时中原王朝与长城以北的关系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因为中原王朝再单纯的把游牧民族看成是需要剿灭的强盗，显然已远远跟不形势了。
于是和亲政策开始出现，总而言之中原王朝与长城以北变成了岳父与女婿的关系，变成了外甥与舅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说白了就是中原王朝向长城以北变相的、定期的交纳一笔保护费罢了。因为和亲无非是中原王朝主动向人家送美女（公主出嫁、美女陪嫁）送钱财（丰厚的嫁妆）罢了，当然用这种方式换来的和平通常是毫无保障的，因为和亲政策的同时游牧民族仍然会不时侵扰中原王朝。
于是大规模的追击战争开始；总而言之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开始采取不计代价的穷追猛打战略。但这种战略实际上只能当成一种辅助战略，因为对游牧民族穷追猛打，通常总会弄得中原王朝叫苦不迭，但效果也并不明显。汉武帝与匈奴打了许多年仗，但最后还是选择也与匈奴继续和亲。因为对长城以北穷追猛打，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如果一昧用这种方式，恐怕中原王朝自己也会因此彻底垮掉的。

于是迁徙政策开始了，总而言之游牧民族一旦对中原王朝报以臣服，中原王朝就把他们的部众迁到自己相对容易控制的地区。
这种方法对解决北方边疆问题，自然非常有意义。因为这种方法，能有效分化游牧民族，它让北方的游牧民族分成两种。一种是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一种是不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这种方法会让游牧民族再想实现统一、再建立一个统一的汗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而且这种方法，也会有效弱游牧民族的野性（迁入长城一线，使他们渐渐习惯半农业、半游牧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流动性、攻击性都变弱了）。
但这种方法的出现，是受制于生产力因素的。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背景下，这种方法是难以大规模进行的。让不能熟悉、了解农业文明的游牧民族放弃固有的生存方法，进入长城附近过着半游牧、半农业的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游牧、农业文明交界地带渐渐更容易进行农业经济，而且游牧民族也更容易学习、适应农业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当中原王朝用迁徙政策对待他们之时，他们自然就变得更容易接受了。
在西汉后期，中原王朝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变得弱小了，很大原因是应该归功于这种迁徙政策的。单纯的和亲政策是没有这种价值的，因为和亲只是给游牧民族定期交一笔保护费罢了，这种政策并不会真正削弱游牧民族。穷追猛打的政策也是缺乏这种意义的，因为这种方法实际上只会弄得大家两败俱伤。而迁徙政策则不同了，他显然会让游牧民族分化、瓦解难以再实现统一。靠近长城一线的游牧民族通常是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并会受到中原王朝各种官僚机构的制约），不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通常连长城一线也难以接近的，因为他们侵犯长城一线时，首先感到压力的不是中原王朝，而是那些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

当然这种政策持续进行的结果就是，长城附近渐渐遍布异族之人。在晋帝国建立二十多年后，就有人隐隐感觉这以后肯定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些异族之人都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他们如果发动反叛，那随时会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于是他就提出把这些内迁的游牧民族赶出长城的建议，但晋帝国政府显然拒绝了这种建议。我们在看历史时，自然会把晋帝国拒绝这种建议当成是一大失策。但泪痕以为，真实的历史绝没有这样简单。
因为把人数众多的、习惯了农业文明的游牧民族赶回干旱、寒冷的长城以北。这实在是一件不可以想象的事。从这层意义上，想把内迁游牧民族再赶回长城以北的政策本身就缺乏可行性。
而且即使能让人数众多的游牧民族回到长城以北，这也只会让他们再变成流动性很强、攻击性很强的纯粹游牧民族。从前不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想入侵、危害中原王朝之时，会受到这些内迁的游牧民族抵制（因为内迁的游牧民族他们通常控制着长城附近的地区，如果有人进攻这些地方自然会威胁他们的利益）。如果把他们赶出长城以北，他们自然会与纯粹的游牧民族溶合，从而使中原王朝北部的边疆问题变得更严重。从这层意义上，想把内迁游牧民族赶回长城以北的政策，只会把帝国的边疆危机变更重。
而且事实上，五胡乱华的根本原因，也不是内迁游牧民族本身造成的。
中原王朝如果强盛，那自然有实力驾驭游牧民族。如果中原王朝分裂、哄乱成晋帝国八王之乱时的那副德性，游牧民族就是都是在长城以北，他们大举南下之时，中原王朝又靠什么抵抗呢？从这层意义上，所谓的五胡乱华是中原王朝自己找来的。当然了，从深的原因去看，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长城南北已不再是两个界限分明的版块了。

感谢资冶通签网友的支持。再更新一节。
第五节 河间王执政


一、 取得执政地位的河间王

河间王做为当今皇帝的远房亲戚，实际上并没有资格坐镇长安城的。因为晋武帝生前曾明文规定，长安城那种重要地方只有司马懿一系的成员才能坐镇。[注]
但河间王是司马孚一系的代表人物（司马孚一直是与自己二哥司马懿相提并论的人物），而且他本人也一直拥有很高的声誉，加上贾后要限制皇帝几个弟弟的崛起。所以在在晋帝国后期，河间王终于突破了晋武帝的明文规定而成为长安城的最高军政长官。
河间王坐镇长安城后，从始到终都是纵横开合的。帝国的每一次大乱，都可以看到他为谋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努力。
赵王之乱时，河间王坐镇长安城骑墙观望，一会支持赵王一会支持齐王。
在齐王执政之时，他玩阴谋耍手段希望促成齐王与少沙王火并，自己好从中坐收渔利。
在长沙王执政之时，他更是唯恐天下不乱，极力推动成都王与长沙王火并。
在成都王执政之时，他更是趁东海王与成都王火并之际一举占据了洛阳城。
随着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接连退出政治舞台；河间王在帝国的影响与地位遂突显出来。

在汉、鲜卑、乌桓联军大败成都王之时，河间王派军趁机占据了洛阳城。
等成都王与皇帝逃到洛阳城之时，洛阳城的主人已是河间王的大军统帅张方了，面对一个光杆司令的成都王，张方自然不会有什么尊重的。

河间王做为现在最大的强势亲王，如果他想坐镇洛阳城；那相信谁也没有力量与他阻止他的。但河间王显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老巢到洛阳城去当执政官。
因为把自己的军事、政治资源都带到四战之地的中原地区；可能随时会把这一切消耗光的。所以在张方大军取得胜利之后，河间王自然会让张方率军撤回长安城。

现在的问题是，河间王应该如何对待皇帝。如果把皇帝留在洛阳城，实际上随时有可能资敌的。上次成都王在打败长沙王之后没有带皇帝回邺城，遂让东海王得以让皇帝御驾亲征。所以河间王决定迁都长安；总而言之把皇帝、帝国办公地点都搬到长安城去了；再总而言之，以后皇帝得由我控制着，你们谁也别想再有机会控制皇帝。
皇帝自然不想离开生自己、养自己的洛阳城；所以他拒绝、逃避、哭泣；但这只是加重河间王一系的乱臣贼子形象，却绝对无力改变自己被挟迫到长安的命运。卢志劝皇帝，您这样表示自己的态度已足够了，如果继续反抗；恐怕会遭受更不幸的命运。皇帝听从了卢志的意见。

皇帝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对待洛阳城呢？
如果把洛阳城完整的保留下来，也同样随时可能资敌的。洛阳城做为帝国最大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自己既然没有力量占据，就绝不应该留给敌人。
所以张方纵容士兵抢劫洛阳城后，更决定一把火把洛阳城烧掉算了。这种焦土战略，此前有人用过（董卓曾用过），此后也有人用过（刘曜曾用过）。
从力量上看，这种做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一个战略要地，既然我们无力占据，也无法阻止敌人占据，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给毁掉！
但从政治上考虑，河间王如果这样去做，却显然是太不划算了。因为烧掉洛阳城后会让河间王成为帝国（甚至是历史）的罪人，到时他即使控制了皇帝又靠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为了保护洛阳城，卢志基于河间王的利益劝说张方：“您可千万不要干这种事。从前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之时，也是一把火烧掉了洛阳城。问题是烧掉洛阳城后，等待董卓的却是十八路诸侯的共同讨伐，等待董卓的却是遗臭万年的历史骂名。你这样做会让河间王成为董卓第二的！”
张方终于决定放弃这种决定。但留下来的洛阳城，显然很快的成了反河间王力量的大本营。

张方挟迫皇帝迁都长安，标志着河间王执政的开始。但他这个执政官的地位，恐怕比成都王更乱臣贼子气尽现。因为他们所作所为，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董卓恐怕也有得一拼了。河间王现在与董卓相比，所差的恐怕就是没有烧掉洛阳城。所以当皇帝被挟持到西北安城后，等待河间王的命运就是各路诸侯集体讨伐。

[注]：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疏，特以贤举。

复2202041978071230网友：

不知您二位注意到没有，从东汉时南匈奴附汉到后赵灭西晋，于罗马帝国的后期历史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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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说的两段历史，的确非常相似。
晋帝国时期，所谓的野蛮人大举进入文明地区，并在文明地区纵横开合，建立起了众多或大或小的政权。而从前所谓的文明人却被赶得只有向南、向东退缩维持所谓的帝国正统（东晋、南朝）。
罗马帝国时期，所谓的野蛮人也是大举进入文明地区，并在文明地区纵横开合，建立起众多或大或者小的政权。而从前所谓的文明人却被赶得只有向南、向东退缩维系所为所谓的帝国正统（东罗马帝国）。
泪痕以为，这本身也证明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不再是两个界限分明的版块了。

二、河间王与关东力量之争



河间王最初想挟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他把皇帝抢到西北之后，却是非常尊重帝国各大实力派的既得利益。他试图通过这个方式，让反对派们承认这次迁都的合法性，也承认他这个执政官的合法性。
但各地实力却并买他的帐。于是河间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河间王控制皇帝的结果，竟然是使自己成为整个帝国的敌人。因为反对派高呼着“救皇帝回洛阳城”的口号都站了起来，东海王更高举这面大旗把反对派们都带动了起来。
河间王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却是一不小心把自己置于了整个天下的对立面。于是河间王遂以西北一隅之地与整个天下在博奕。河间王现在所幸的事在于，中原、河北、江南都一片残破，所以他还勉强能以西北一隅之地与天下博奕。

但面对这种气势汹汹的反对力量，河间王还是一时慌得六神无主。于是河间王决定让皇帝回洛阳城；这样做后他虽然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却可以暂时缓和自己与其它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从而保证自己还是坐镇西北的最大实权派。
但这种建议却受到张方的反对，因为张方害怕河间王一旦做出与东海王妥协的作法，会随时把他交出去当替罪羊。

所以张方向河间王建议；
“我们好不容易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为什么要拱手交出去呢？”
“现在绝没有一个实力派能与我们相提并论，东海王的势力虽然声势浩大，但他们都不过是一群临时集结起来的乌合之众罢了，我们凭什么把皇帝交给他们？”
而且反对河间王的力量，的确也就是一个临时集结起来的乌合之众；还没有真正进攻河间王之时。他们内部就发生了分裂、内哄。东平王（司马楙）、豫州太守（刘乔）两个实权人物，就因为权力分配不满意与东海王发生了火并。成都王旧部（公师藩）在河北地区，也打着成都王的旗号去攻打东海王。这些力量都也未必是河间王的朋友，但他们这种做法显然让河间王的反对派们的力量受到削弱。


河间王本来就不想轻易放弃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河间王终于又决定与东海王抗争到底了。他先加强与豫州刺史、东平王的关系，更派成都王回到河北去联络他的旧部。

但成都王终于没有回到河北；而豫州刺史与东平王也迅速失败了。因为东海王一边有幽州刺史王浚的参与，王浚并不可以怕；但王浚背后却有着鲜卑骑兵，这种可怕的力量曾使成都王瞬间土崩瓦解。这种可怕的力量，现在也让河间王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压力。[注1]


面对在鲜卑骑兵支持下步步进逼的东海王，有人劝河间王：你把罪名都加在张方身上，并让皇帝回到洛阳城，你依然不失为西北王。河间王遂决定杀掉张方向东海王和解。但杀掉张方后，只是削弱了河间王的力量，并不能阻止东海王继续进军的步伐。
鲜卑骑兵再次所向披糜；在他们的帮助下，东海王攻陷了西北长安城。当然了，鲜卑军队仍然缺乏入主中原的能力（因为他们的首要的任务是与同族人争夺东北的霸权）；他们这次深入长城同样只是客串表演一下罢了。


胡族人这种客串表演，对汉民族而言是幸运的；因为这种军队打完仗之后就会主动退出占领区，所以并不会让整个中原大地为之变色。
当然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最不幸的，因为这种客串表演而来的军队最为残酷，这种军队既无占领当地的野心，所以他军事胜利后自然就会屠城了。总而言之，见钱抢钱，见人抢人，谁敢不服就是杀无赦了。上次进入邺城是如此做的，这次进入长安城自然也不例外。
鲜卑军队上次进入邺城，因为邺城人都把自己的女儿、妻子藏了起来。所以王浚下令，谁敢窝藏妇女杀无赦！总而言之，友军为了我们大晋帝国出生入死，现在就抢你们几个女人，你们还敢藏起来。于是因为窝藏妇女被沉入河中死掉的人就有八千。
鲜卑军队这次进入长安城，自然也是见人抢人、见钱抢钱，有人敢反抗，自然也是杀无赦。于是不想交出钱、不想交出女人的人被杀掉了两万多。


因为鲜卑人并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所以这次战乱后，依然是汉民族在瓜分胜利果实。这次战争结束后，意味着帝国的诸王之乱终于结束了。因为从此以后，帝国再没有一个司马家族的王爷有实力挑战东海王了。
从这层意义上看，东海王是胜利了！问题是，司马家族的王爷没有实力挑战东海王了，这并不意味着没人有实力挑战东海王了。司马家族之外的众多实力派都渐渐拥有与有东海王分庭抗礼的实力了。
从这层意义上，东海王只是取得司马家族内哄的胜利，但距取得帝国控制权的目标却是越来越远了！


诸王之争；一共持续了六年。
在这六年之中，帝国先后有五位强势亲王死于非命。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这些人中，除了赵王的能力饱受非议外，成都王能力略受人非议之外，其余几个亲王都是皇族中的杰出人物。但他们都也无法挽救帝国的灭亡，甚至都无法挽救自己妻子儿女的死亡。

[注1]“王浚遣其将祁弘帅突骑鲜卑、乌桓为越先驱。”
“越遣祁弘、宋冑、司马纂帅鲜卑西迎车驾。”

“五月，壬辰，弘等击随、默，大破之，遂西入关，又败颙将马瞻、郭伟于霸水，颙单马逃入太白山。”
“弘等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杀二万余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实食之。”
从《通鉴》以上的内容去看，东海王之所以能大败河间王，与鲜卑军队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然了，东海王回报鲜卑军队的就是入关后可以屠长安城。这实际上与唐代向回鹘借兵的方法是一样的。

复通用板砖马甲先生：

原文是，“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意思是，王浚回到薊以后，发现他手下的鲜卑部队抢掠了很多妇女，然后下令部队禁止窝藏。鲜卑人接到这个命令后，为了避免被军法处置，而将挟藏的八千妇女沉于易水

而楼主却错误翻译成，针对邺城百姓的命令。于是，本来历史事实是王浚治军不严，到楼主这里，王浚俨然傀儡了。
========================

我看通鉴这段话时，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
（一）、首先，王浚让鲜卑军队协助自己进攻河北、西北的条件，肯定是胜利后让他们屠城。
因为鲜卑军队攻陷入邺城、长安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劫掠（王浚入邺，士众暴掠，死者甚众。弘等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杀二万余人。）这种行为，绝不是王浚军纪严与不严问题，而是出于某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因为没有一个鲜卑人曾因此受到过惩罚。

抢女人的罪有多大？把女人沉入水底淹死的罪有多大？后者远比前者更耸人听闻。如果说抢女人都是死罪，那把抢来的女人沉入水底淹死又该当何罪呢？
如果说王浚严厉追究抢女人的罪行（以至说敢犯者杀，而且吓得鲜卑人都纷纷把抢来的女人沉到水底淹死）。那他对鲜卑人这种大规模的残杀妇女的行为（把八千人沉入水中淹死），为什么就会视惹无睹呢？
抢女人的罪有多大，而公然杀掠的罪又有多大？后者的罪行远远超过前者。如果说抢女人都是死罪，那公然杀掠又该当何罪呢？
如果说王浚严厉追究抢女人的罪行（以至说敢犯者杀，而且吓得鲜卑人都纷纷把抢来的女人沉到水底淹死）。那他为什么对鲜卑人公然杀掠的行为视惹无睹呢？鲜卑人进入长安后为什么还敢公然杀掠呢？


再说了按您的理解，按通鉴的直译：王浚下令敢窝藏妇女者斩。于是鲜卑人吓得纷纷把抢来妇女沉到河里淹死了。那不岂成说：在王浚眼中，抢劫妇女是死罪；而抢劫妇女并杀掉，就无罪了！这可以想象吗？那王浚这样做，是在试图制止鲜卑人以后抢劫妇女呢？还是在进一步鼓励、刺激鲜卑人施暴的程度呢？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以在看这段话时。如果去掉“浚回蓟”这三个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而且我看迅发先生的《细说两晋南北朝》中显然也是如此处理的。（这个帖子也在本版中）
“为了讨好鲜卑人，王浚不仅不予制止，反而蛮横地下令：不管是自己的妻子，女儿、姐妹还是老妈，只要是女人都要统统交出，有胆敢窝藏的，一律斩首（有挟藏者斩）。但是，骨肉相连，人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自己的亲人。于是，王浚将私自窝藏自己亲眷的8000多人都捆绑着淹死在易水之中……”
我对这段内容没有加注解释。主要是因为这种处理实在有剽窃别人观点的嫌疑，但如果非要说这种观点的原创权是迅发先生的，我又似乎是在推卸文责了。（因为这种观点明显是无视通鉴原文的）


二、鲜卑人在进攻邺城、长安时，所起的作用绝对是非常大的。因为汉军阀为了让鲜卑人出兵，对他们所开价的绝对是天价的。
邺城、长安那都是帝国最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如果任由一枝军队到那里随意杀掠，可以搜刮出来的财富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随便想象一下，搜刮时不要说危及普通人家了，就是把城中排在前一百位的富豪之家列个名单，在随便杀戮的特权下就足可以抢到近于天文数字的财富。
汉军阀既然愿意为鲜卑军队付如此惊人的劳务费，本身就证明这枝军队可能（或是曾）起的作用是惊人的。
而且汉军阀所付出的代价，远不只泪痕上述所说的内容。
因为打着勤王的旗号，打着帝国正统旗号却干出比强盗更耸人听闻的事。那以后人们在强盗、叛军与官兵之间选择时，还会受到传统忠义思想的束缚吗？显然是不会的，因为官兵实际上比强盗还可怕、更没有人性。这种后果东海王一系的力量肯定会清楚，但他们在进攻邺城、长安之时都要邀请鲜卑军队参与，这本身证明鲜卑军队的参与决定着战争的成败，否则他们没有理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三）、您认为我贬低王浚、刘琨等人的历史地位。但泪痕以为这些汉军阀本身就是鲜卑人的附庸。
琨曰：“以并州单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间者，代王之力也。吾倾身竭赀，以长子为质而奉之者，庶几为朝廷雪大耻也。”
刘琨这番话中也许有自谦的成份（吾之不材）。但“倾身竭赀，以长子为质”这是与对方平等的关系吗？显然不是的！

复通用板砖马甲先生：

我认为鲜卑人把八千妇女沉入河中淹死的内容不可信。主要的疑惑在这里。
（一）、 如果鲜卑人真对王浚如此害怕，仅因听到他一句挟藏妇女者斩，马上就把自己抢来的女人都沉到河中。那他们后来到长安城后，为什么还敢肆意杀掠呢？
鲜卑人抢个女人都害怕被王浚杀头，那到长安城肆意杀掠就不敢被王浚杀头了吗？
希望您就此解释一下。

（二）、如果鲜卑人抢个女人都是死罪，那残杀妇女又该当何罪呢？为什么王浚对鲜卑人残杀妇女的行为，不做任何追究呢？
如果王浚认为残杀妇女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根本不值得追究，那抢个女人岂非就更不是什么罪过，更不值得追究了。
请您就此解释一下。

（三）、鲜卑人进入邺城、长安后，都是肆意杀掠，毫无顾忌。在这种背景下，所谓抢几个女人还算了不起的罪吗？因为比抢女人更罪恶的事多的是。王浚对鲜卑人肆意杀掠的行为视若无睹，对鲜卑人残杀大批妇女的行为视若无睹，独独对鲜卑人抢女人的大做文章（敢这样做就斩），这可以理解吗？

（四）、王浚后来敢阴谋称帝，刘琨轻信石勒会投降自己。这纯粹是一种幻觉，因为王浚曾发出疑问：以石勒之强大，说他会向我臣服，这不是太让人难以相信了吗？
他们之所以会把这种幻觉当成真相，主要是因为在众多实力派并存的背景下，地位尊崇、实力弱小的人，常会受到普遍实力派的拥戴。这从司马睿能在江南开国立号可以看出来。
刘琨、王浚都是晋帝国任命的当地最高军政长官；这是鲜卑人愿意尊崇他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个原因也是他的实力弱小，如果他实力强大，鲜卑人绝不会尊崇他的，因为尊崇他，会一不小心让他把自己给兼并的。
而王浚、刘琨相信石勒的鬼话，显然是无限夸大了这种政治博奕原则。于是王浚一不小心引狼入室，让石勒兵不血刃的给活捉了；而刘琨却是天真的相信石勒会归降自己的。

复通用板砖马甲先生：


（一）、如果没有拓跋氏的帮助，刘琨在刘曜一击之后，恐怕就会消失在历史舞台上了。鲜卑拓跋氏在分裂后，也没有曾衰弱到这种境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刘琨与拓跋氏的实力绝不能同日而语。
我们且不说刘琨嫡系力量有多强了，后来拓跋氏分裂后，刘琨得到拓跋氏的大批降众。刘琨因为得到这股力量，所以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了。但刘琨实力凭空增加这样多后，面对石勒全力一击也是马上全军覆灭。拓跋氏分裂内哄后，恐怕也没有这样衰弱过。

（二）、没有鲜卑人的支持，王浚在石勒一击之下就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王浚从前风光无际，主要因为他每次行动都有段氏家族的支持。
段氏家族后来陷入分裂内哄，且与鲜卑拓跋氏还发生火并，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石勒也是历经数战、历时数年才把段氏占据的幽州夺过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实力上王浚哪能与段氏家族同日而语呢？

（三）、刘琨、王浚之所以受到鲜卑人的尊崇，仅仅是因为他们地位尊崇（他们是晋帝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当然更因为他们实力非常有限。
这与魏、晋的傀儡皇帝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与司马睿能受到江南利益集团尊崇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想把这种傀儡地位变成真正的权力，也许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在众多实力派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刘琨面对的是一枝独大的拓跋家族，王浚面对的是一枝独大的段氏家族，他们显然是没有这种机会的，从这层意义上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操纵各自依赖的鲜卑家族。司马睿则是面对江北侨族、江南土族众多豪门并立，所以终于找到了平衡点，于是从一个傀儡王爷（皇帝）最后变成货真价实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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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天下大乱 晋怀帝时期



第一节 内忧外困的东海王

一、 晋怀帝继位


在东海王执政的头一年，晋惠帝司马衷就在吃饼子时中毒死了。
皇帝显然是死于谋杀，这没有任何疑问。但谋杀皇帝的凶手是谁？却没有一个实权派曾表示关注。虽然大家都说皇帝是神圣的，但皇帝被人谋杀后，帝国各大实权派却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去做了。

晋惠帝从某种意义上是注定要死的。
基于东海王的利益，晋惠帝是无法活下去的。因为晋惠帝无法胜任傀儡皇帝的角色，所以东海王自然想杀掉他。（详见前面《晋惠帝之死》那一节）。
基于各大实权派的利益，晋惠帝也是无法活下去的。因为东海王已拥有了凌驾各大实力派之上的趋势，各大实力派自然都希望皇帝能约束东海王势力的发展，但晋惠帝显然胜任不了这种角色。

也正是这种背景下，东海王才敢毒死晋惠帝。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东海王毒死晋惠帝后，才能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晋惠帝死后，各大实力派经过勾心斗角后；都决定让晋惠帝的弟弟司马邺当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帝。


晋怀帝继位之时已二十三岁了，而且聪明能干。面对这样一个皇帝继位，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东海王害死晋惠帝后，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当皇帝？
第二个疑问：东海王害死晋惠帝后，他为什么不立一个年幼的皇帝，因为从正常的思考去看，立一个年幼的皇帝最符合东海王的利益。
泪痕以为人们产生这两个疑问。主要是因为人们都觉得乱臣贼子很好当。事实上，东海王敢干上述任何一件事，等待他的肯定就是马上身败名裂。
皇位是什么地方？那是天下利益汇集之地，谁能爬上那个位置，通常是各大利益集团之间博奕的结果。一个人如果无视这种利益博奕的结果，那他肯定会后悔莫及的。



害死晋惠帝后，东海王不敢亲自爬上皇帝的宝座。那是因为他如果敢这样做，肯定会与各大实力派之间关系彻底破裂。
只要东海王还没有当皇帝，那在名义、地位上他就与其它实力派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最多只是上下级的关系，而绝不是臣属的关系）。那东海王虽然是帝国第一大实权派，但他在侵犯、兼并其它实力派之时就会受到各种束缚。
从这层意义上，其它各大实力派都不会希望东海王成为帝国的新皇帝。在这种背景下，东海王如果敢爬上皇帝的宝座，那等待他的肯定是各大反对派集体进攻。


在毒死晋惠帝后，既然东海王不敢爬上皇帝的宝座。那帝国的新皇帝应该由谁来出任呢？
晋惠帝一系的力量虽然崩溃了。但现在维系帝国表面统一的最简单方法，却显然是继续让晋惠帝一系的成员出任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没有任何争议。大家存在的争议只是应该让晋惠帝的侄子（一个幼童）、还是应该让晋惠帝的弟弟（一个聪明能干的青年人）当皇帝。

晋惠帝的老婆（羊皇后）公然表示自己希望晋惠帝的侄子当皇帝。因为晋惠帝的弟弟当皇帝，那她就无法当太后参政了。
从表面上看，基于东海王的利益应该也希望晋惠帝的侄子当皇帝。因为立一个幼儿当皇帝，毕竟对自己专权有利。
但深入去分析，却显然不是如此的。立一个年幼的孩童当皇帝，实际上只是给羊皇后做一道菜罢了。因为各大实力派都不会希望东海王随意操纵新皇帝，如果新皇帝是一个年幼的孩童，那各大实力派自然都会支持羊皇后去做新皇帝的监护人。如果东海王立一个幼童当皇帝后，还敢拒绝这种意见，那人们自然就会追究晋惠帝之死的原因，到时东海王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从这层意义上，立一个年幼的皇帝，并不会削皇帝为代表的力量，却只会让东海王担负乱臣贼子的名声。
权臣立一个幼童当皇帝，本身就有乱臣贼子的嫌疑；如果再一不小心摊上杀害皇帝凶手的罪名，那他铁定就是乱臣贼子了。

东海王做为帝国最大的实力派。他如果谋求新一代执政的职务，是没有人敢与他相争的。但如果他想随意操纵皇帝就是另一回事了。
东海王只是帝国众多实力派之一。从这层意义上，他注定是无法在新的中央政府之内一手遮天。
在这种背景下，东海王必须得在中央政府给反对派们留一个代表人物，这个代表人物如果不是由皇帝来担当，就得由太后来当担当。否则这个新中央政府就不会被普遍人所认同。

而后来新皇帝也果然不负众望，他一直都在与东海王争权。有两次，皇帝与执政官之间的矛盾已无可调和了。第一次东海王率军进宫把皇帝的亲信全杀掉了。第二次皇帝与地方实力派联手要以武力解决东海王。表面上这是皇帝与东海王之争，实际上是东海王与帝国各大实力派在博奕。


让晋惠帝年幼的侄子当皇帝，容易受到人们的非议。因为从亲近、从贤能的角度去看。这个侄子都没有理由绕过晋惠帝的弟弟去当皇帝。一个人立这种幼童当皇帝，本身就证明权臣有不臣之心。
让晋惠帝的弟弟当皇帝，在法理上容易获得人们的支持。因为从亲近、从贤能的角度去看，晋怀帝成为新皇帝都当之无愧的。从现实的利益去看，既然帝国各大实力派都想抑制东海王一系的膨胀，不让这种众望所归的人当皇帝，东海王恐怕只会引得一身不是，到头也不会有好结果。
立了一个年长的皇帝，东海王自然需要面对来自皇帝威胁；但如果不立这个年长的皇帝，那东海王自然得需要面对太后的威胁。否则帝国皇帝被人谋杀了，真会无声无息的了结吗？
既然背着抱着就这么点东西，东海王自然选择了让晋惠帝的弟弟当新皇帝。因为这种选择，与选择让晋惠帝的侄子当皇帝在利害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却可以使东海王披上一层忠于帝国的外衣。


东海王把一个智力有问题的皇帝给害死了。各大实力显然也默许了东海王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在除掉一个智力有问题的皇帝之后，各大实力派一致推出一个聪明能干的、有理想有抱负的新皇帝来。
单看这个表面的事实，让我们读史者不禁有一种感动。因为大家合谋害死一个智有问题的皇帝，竟然是为了立一个聪明能干的新皇帝。看来大家都是想着中兴帝国的！
但实际上，如果帝国的实力派们都有这种觉悟，那帝国就不会灭亡了。
帝国除掉一个智力有问题的皇帝，而拥立出一个聪明能干的新皇帝，仅仅是大家基于自己利益博奕出来的结果罢了。实际上大家心里想的仍然是自己、自己集团的利益，帝国的兴衰灭亡仿佛与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二、诸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


东海王打败河间王之时，帝国长达六年的诸王之乱总算结束了。东海王成为诸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
但这绝不意味着帝国的内乱快要结束了，相反意味着帝国的内乱变得更不可收拾了。
帝国从前的内乱，只是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而帝国此后的内乱，则变成群雄逐鹿的大混战了。


在东海王打败河间王之后，帝国似乎有了中兴的希望。因为从表面上看，东海已构建起了以他为中心的新权力体系。晋惠帝在他手中被无声无息的害死了，帝国主要军政中心都由他的嫡系人马控制着。
在打败河间王后。东海王亲自坐镇中原（以洛阳、许昌为中心），他弟弟司马模坐镇西北（以长安为中心）；另一弟弟司马腾坐镇河北（以邺城为中心），另一个弟弟司马略坐镇长江上游（以荆州为中心）；他的亲信司马睿坐镇长江下游（以扬州为中心）、另一个亲信刘琨坐镇北方（以晋阳为中心）。[注1]
单从这些人事安排去看，帝国的大江南北已全由东海王的嫡系人马控制了。而且东海王这几个嫡系成员，除了司马腾让人有所非议外，其它几个人都是广受好评的。

从上面的情形去看，东海王似乎非常有机会在人臣的顶点上再向前走的。
但如果再往深了去看，一切就绝不是这样子了。因为东海王的弟弟、亲信们虽然成了各地最高军政长官，却都是有名无实的。他们充其量只是当地众多的实权派之一罢了，因为当地有众多官员、将帅、豪门代表、反叛力量都能与他们分庭抗礼、纵横开合。
在与当地实权派相争之时，东海王的嫡系人马并不占优势。他们不要说想控制当地的全部权力资源了；就是想保证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不让别人抢走，好象也太难了。

东海王亲自坐镇中原，但上面有怀帝一系的成员与他明争暗斗。东海王虽然对怀帝一系的成员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但这种行为却使他政治上陷入了被动之中，更让自己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内部分裂越来越严重了。
在诸王之乱后期，苟唏所代表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从东海王为了政治利益与苟唏拜把子，从东海王一再猜忌苟唏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物所拥有的军政实力已足以与东海王分庭抗礼了，更主要的是东海王与他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竟然达到了要公然火并的境地。
而且在东海王执政的过程中，以刘渊、石勒为代表的力量还在不断扩张，并不断的威胁、侵占以洛阳城为中心的地区。这使晋帝国在中原地区的影响、控制力也在不断降低。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东海王直接控制的权力资源，在他执政的过程中也是处在不断缩水的状态之中。

东海王的弟弟司马模坐镇长安，但司马模想让自己的儿子（司马保）去镇守上邽 ，当地高级官员（斐苞）都敢用武力公然拒绝。如果没有背后的枪杆子支持，司马模根本无法让自己儿子进入上邽 。更可怕的还在于，斐苞公然武装抗拒司马模失败后，当地还有高级官员敢收留他。
东海王这个坐镇西北的弟弟，总得来说还是混的不错，因为这一系力量始终都是当地最重要的实权派之一，而且也是东海王势力的主要延伸。如果东海王其余几个弟弟、或亲信也有司马模的表现，那东海王为代表的权力格局就不会那样迅速崩溃了。

东海王坐镇河北的弟弟司马腾，到邺城后没有几个月就让石勒等人给杀掉了。这使东海王嫡系力量在河北的影响变得近于没有了。
东海王坐镇长江上游的弟弟司马略，虽然比司腾混得强一点，但当时长江上游是江南土著（陶侃、周访）、流民首领（杜弢）、新野王旧部（胡亢、杜曾）等人的天下。代表东海王的力量，在当地的影响一直就很小，最后变得竟然没有了。
东海王的亲信司马睿坐镇长江下游，但当时的长江下游是江北侨族（王氏），江南土著（顾、甘、周、沈）的天下。这些实力派虽然都承认司睿做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地位，但司马睿也因此变成了江南利益的代表人物，他与洛阳中央政府（以东海王为中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当然这种结果就是，东海王再也无力控制这股力量了。
东海王的另一个亲信刘琨坐镇晋阳，但刘琨却渐渐成为鲜卑拓跋氏的附属[注2]。他与东海王的关系实际上也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当然这种结果也是，东海王再也无力控制这股力量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以东海王为中心的权力体系，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破烂的权力体系。
随着东海王的嫡系成员在地方不断丧失影响，随着东海王的嫡系成员一个个脱离洛阳政府独立，这个表面完整的权力体系渐渐再也无法维持了。


随着东海王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崩溃，西晋帝国实际上已等于灭亡了。后来出现的晋愍帝，实际上只是西北部分地区的一个代表人物；虽然当时普遍实力派都愿意高举他的大旗，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会真正把他当回事的。



[注1]： 泪痕之所以说司马睿、刘琨是东海王的亲信。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之所以能独当一面，很大程度上是东海王重用的结果。
[注2]：刘琨只不过是鲜卑拓跋氏的傀儡罢了。只是基于汉民族角度的政治宣传，遂使刘琨在历史上的地位被过份的拔高了。
以刘琨的实力，之所以能长久的坐镇并州，主要是因为有拓跋家族的支持（没有拓跋家族的支持，匈奴汉国早就把他给消灭了；没有拓跋家族的支持，石勒进攻他时哪有还丝毫顾忌呢？甚至而言，如果拓跋家族想兼并他，凭他的实力又哪能抵挡呢？）。
刘琨为了取得拓跋家族的支持，让自己的大儿子给拓跋家族当人质，并且长年进奉不断，处处满足拓跋家族的政治要求。这本身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平等的。
琨曰：“以并州单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间者，代王之力也。吾倾身竭赀，以长子为质而奉之者，庶几为朝廷雪大耻也。”
“拓跋猗卢、、、、从琨求陉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为援，乃徙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民于陉南，以其地与猗卢；由是猗卢益盛。”


鲜卑拓跋氏与刘琨的关系，实际上与司马昭兄弟与曹魏皇帝的关系非常类似。
总而言之，只要曹魏皇帝存在，那司马昭兄弟与其它实权派的关系就是平等的（他们最多只是上下级关系，而绝不是臣属的关系）。司马师兄弟不敢轻易废掉曹魏皇帝，只是因为他们不敢彻底凌驾于其它实力派之上罢了；其它实力派之所以尊崇曹魏皇帝，只是想限制司马师兄弟彻底凌驾于自己之上罢了。
而对于拓跋氏而言，只要刘琨（这个晋帝国政府任命的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存在，那拓跋氏与当地实力派的关系就是平等的（他们最多只是上下级的关系，而绝不是臣属的关系）。拓跋氏在名义上屈居于刘琨之下，只是为了更好的与其它实力派合作；其它实力派愿意屈居于刘琨之下，实际上只是想限制拓跋氏彻底凌驾于自己之上罢了。
从实力上，刘琨并不足以控制、指挥拓跋氏；而且拓拔氏也从来不是刘琨可以控制、指挥的。

三、东海王之死


在东海王执政的时候，晋帝国中央政府的人事命令[注]还是可以延伸到帝国的普遍地区的。比如并州、荆州、扬州、长安、邺城、洛阳、许昌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是源于这个中央政府的任命，而且全是东海王一系的人马。
从这层意义上，东海王的权力体系虽然是破烂的，但它显然还是全国性的权力体系。

如果东海王能把这个破烂的权力体系修理完整，那就意味着帝国实现中兴了，因为这意味着帝国重新统一了。
但东海王显然没有力量把这个权力体系修理完整；相反这个权力体系变得越来越破烂，最后终于崩溃了。

东海王为中心的权力体系，一直受到两种力量的侵蚀。
一种力量来自于这个权力体系的内部。这个权力体系内的军政长官，越来越多的人都拥有了与东海王分庭抗礼的实力，他们或是对东海王不理不睬，或是和东海王明争暗斗。在这种背景下，东海王对帝国普遍地区的人事权力遂渐渐丧失。
另一种力量则是源于这个权力体系的外部。刘渊、石勒、王弥、曹嶷四外攻掠，把东海王的势力范围弄得一蹋糊涂。在这种背景下，东海王实际控制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东海王所构建起来的权力体系本来就是破破烂烂的，更一直受到这两种力量无休无止的破坏。最后终于在刘聪的用力一推下彻底崩溃。


在东海王执政五年后。
匈奴汉帝国再一次大举进攻洛阳城。而与此同时，晋帝国内部也有人（以皇帝和苟唏为代表）试图大规模的与东海王火并。
在这种形势下，东海王又气又急病死了。
外面是刘曜、石勒、王弥等强敌联合进攻；内部却是皇帝与另一实权派在联手剿灭他。
在这种背景下，这仗怎么打？显然是没法打的。


东海王死后，东海王一系的力量该何去何从呢？
在内战随时爆发的背景下，在强大敌人随时进入的背景下。这枝军队留在中原地区恐怕是没有什么乐观前景了。于是这枝力量在王衍的带领下开始向东撤退，当然用的名义是把东海王的棺木带回封国安葬。
而洛阳城内的东海王嫡系力量（东海王世子、王妃、心腹何伦、李恽等人），听到东海王已死，也集体离开洛阳城向东而去了。


晋帝国以洛阳城为中心的军事力量，因为东海王一系的力量主动撤出，自然更变得更不堪一击了。
于是洛阳城很快被刘曜、王弥联军攻破了。
攻下洛阳城后，在如何处理洛阳城的问题上，刘曜与王弥发生了分歧。王弥认为，洛阳城既是东汉帝国、又是晋帝国的都城，现在我们攻下了洛阳城，自然应该把匈奴汉国的都城迁到这里来。但刘曜认为，现在天下一片混乱，洛阳城是一个四战之地，如果把都城迁到这里来，那实在是没事想背一个包袱赶路。最后刘曜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刘曜一炬可怜焦土，洛阳城遂在大火丧失了做为军政中心的地位。

东海王嫡系力量在东撤途中，都被石勒的骑兵包围了。
几个月后，长安城也被刘曜、刘粲联军攻破。东海王坐镇西北的弟弟司马模也被杀掉了。

经此一战后，以东海王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彻底崩溃了。经此一战后，司马家族再也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豪门家族了；因为在此之前不论怎样，帝国各处的军政中心都有司马家族的代表人物存在。
但现在，司马家族只有两个成员还能值得一提了；他们分别是西北的司马保、东南的司马睿；而这两个人也是在众多豪门势力包围下顽强的生存着。换而言之，这两个人只是当地众多实权派之一，而且也随时可能被其它实力派消灭了。


[注] 泪痕为什么强调人事命令呢？因为各地承认一个中央政府并不能证明什么，这最多只能证明各地都愿意高举它的旗帜；只有各地都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人事命令，那才能证明中央政府可以控制这些地方。


权力之争的内容有很多，但最后的目标都是指向了人事权力。
如果你能决定某地的人事权力。那该地即使不承认与你的隶属关系，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由你控制着的。
如果你不能决定某地的人事权力。那该地就是把你捧到天上，这个地方实际上也不属于你管辖的。

从这层意义上，东海王执政时的晋帝国中央政府；并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中央政府。但东海王死后，晋帝国后来出现的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把权力渗透到普遍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