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仙鹤湖网友；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如果当时效仿罗马成立元老院、效仿英国成立议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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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晋南北朝时的中国，在政治上与古罗马、古代英国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君权衰弱、贵族权力占主导地位。而且由此引发的分裂、内乱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时的中国虽然没有建立元老院之类的机构，但帝国的主要权力一直是众多豪门代表共同掌握着。
当时的罗马虽然有元老院之类的机构，但这种机构也抑制不住上层权力争夺之时的血腥、残酷；更抑制不住国家的分裂、内哄。当然也绝不会因此诞生人人平等的观念，相反更是奴隶制、农奴制生长的温床。

二、我们常常把古代西方的多头政治（也就是类似议会的政治）等同于现代的民主制度。泪痕以为这只是一种错觉。
因为我们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相对比较熟悉，所以很容易看清他的本质。最高统治者权力衰弱、贵族权力高涨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因为这种社会通常只是伴随着战乱、内哄、分裂、奴隶制。而古代罗马、古代英国更是如此的。只是现代的民主制度最先在西方建立起来，使人总感觉古代西方的那一套制度优于中国，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只是我们对那段历史只有一个大体的轮廓，很少看到那里的分裂、内哄、王朝交替罢了。

三、现代的民权、民主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绝不是源于某个政治人物的先知先觉。
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中；是绝不会产生现代民权、民主制度的。因为民众处于分散、孤立、封闭之中，使他们在维护自己共同利益之时无法实现有效的联合与协作。这种社会中，在豪门贵族势力巨大之时，通常会出现类似议会的机构，但这种机构只是上层利益集团分赃的机构，他绝不会代表普遍底层民众的利益。我对古罗马、古英国的历史并不太熟悉，但就我的了解、理解，他们实际上与中国两晋南北朝之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四、中国在两晋南北朝之时，没有生类似议会的机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西方的地理环境不同。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在两汉之前，一个权力者只要强有力的控制着长安、洛阳两地，实际上就等于统一中国了，当然也意味着他敢宣称自己天下的主人了。但西方显然没有这种军事、政治重心，所以西方的权力者很少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宣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所以在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敢于约束皇权的机构，而在西方则容易出现这种机构。
中国在两汉之后，因为各地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中原（以洛阳为中心）、西北（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相对降低，所以一个权力者控制了长安、洛阳之后就无法取得从前的权力与地位了；在这种背景下贵族权力遂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与古代西方类似的政治形式。但中国的地理与西方相比，终究还是封闭的。古代西方，西欧、北欧、南欧、东欧、西亚、北非是联在一体的，这里隔山、跨海，而且地域之广阔远远超过中国的历史疆域，一个统治者实力再强，也绝不敢想象自己能统一天下，但在中国统一天下从来不是什么梦想。这自然造成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巨大，而古代西方最高统治者权力相对弱小格局。

五、我写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实际上只是想用这段历史表明一种观点。那就是：是环境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环境。
从本质上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改变人类思想、观点的原因是现实的利害关系，而绝不是某个大人物的先知先觉。

复Bienemaja网友。
我在想啊，是不是隋炀帝也是借刀杀人借高句丽消灭国内豪门啊？
所以借隋炀帝 唐太宗 还有唐太宗之后的谁，是中宗吧，都不约而同地讨伐高句丽，借口高句丽有神机箭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会有可能吗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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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但我以为您所说的上述可能性并不存在。

一、在我看来，如果产生豪门的经济基础存在，那杀掉一批豪门，自然会有一批新的豪门产生。就好象产生皇帝的经济基础存在，那除掉一个皇帝，自然会有一个新的皇帝产生一样。
从这层意义上，杀戮本身并不会消除豪门政治。关于这一点，相信当时的普遍统治者都会清楚。杀戮本身只能改变豪门家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只能让这种力量对比倾向于对最高统治者有利。

二、每一个皇帝都想抑制豪门政治的发展。因为豪门政治本身就是威胁、限制皇权的，当然它并不会代表普遍老百姓的利益，因为这只是上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争夺罢了。
消灭豪门政治的方法就是政府官僚化；总而言之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应该当什么样的官，不应该取决于他的血统、出生。如果能实现这一步那豪门政治自然就消除了，问题是这说来容易做来却是太难了。实际上它是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央政府更容易把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到更遥远、更细微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渐渐分割官员的权力；从而使官员无法把自己的权力世袭化、家族化。而官员无法实现权力的世袭化、家族化，那所谓的豪门生长就失去了基础。

感谢郁菡 beowolf　2202041978071230几位网友的支持。
感谢穿拖鞋游学网友的鼓励与支持。
再更新一节。

第二节 齐王执政



一、诸王进攻洛阳城



从前以司马衷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对其它利益集团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在实力上）。所以整个帝国只有紧密的团结在以司马衷为中心的权力核心上。但随着司马衷母亲、老婆、兄弟、儿子几系力量死伤狼籍，以司马衷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对其它利益集再也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了。

现在帝国最大的危机，是帝国已没有一个利益集团在实力对其它利益集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各大利益集团之间自然是谁也不服谁，谁也无力真正号令谁。这种局面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帝国随时会陷入分裂之中。
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帝国的普遍有识之士、既得利益者都感到忧心冲冲。因为帝国一旦因此陷入分裂之中，那他们普遍人的利益都会受到威胁。



现在保持帝国稳定的最佳方案，实际上还是修复以司马衷为中心的权力格局。
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去解释这种选择，那就是大家都本着一颗忠于皇帝的心，帝国才会有希望。
用功利性去解释这种选择，那就是帝国必须得保持原有的秩序，否则帝国随时都会陷入大乱，到时谁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司马衷为中心的力量虽然已残破了，但这一系力量依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现在修复以司马衷为中心的权力格局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现在修复司马衷为中心的权力格局，依然是保证普遍既得利益者利益的最佳选择。

问题是，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性可言、也没有理性可言。所以大家都在口头上高呼忠于皇帝，但他们谁会把皇帝当回事呢？所以大家都为了自己可能获得的利益，都会把所谓的忠君思想抛开脑后。
当然了，结果大家也是看到了。除了少数例外，普遍的既得利益者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司马衷那是帝国货真价实的皇帝。因为整个帝国的利益分配就是以他为中心进行分配的。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司马衷的母亲、兄弟、老婆们都无视这个事实；于是以司马衷为中心的权力格局遂渐渐偏离出了轨道。与司马衷利益最接近的人都这副德性，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过多苛责赵王的选择呢？
赵王公开想取代司马衷的地位；于是这位老兄马上变得和汉末董卓一个下场了。这两位老兄都控制了帝国的都城，这两位老兄也都拥有了随意支配皇帝、随意支配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的力量。于是他以为自己就可以控制了整个帝国了。这真是幼稚之极的幻想！这种幻想在历史曾害死了无数的人；从前杨骏、贾南风都是被这种幻想害死的；现在赵王也开始被这种幻想所支配了。

有一个近于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好好去想一想。那就是帝国是一个幅员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总和，控制区区一个洛阳城能有多大的意义？
从前董卓控制了洛阳城的结果，就是四面八方的实力派集体进攻洛阳城。现在赵王控制了洛阳城的结果，也是引得四面八方的实力派集体进攻洛阳城。





赵王竟然敢废晋惠帝而自立。天下各系力量都该何去何从呢？
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去看，赵王那是乱臣贼子，自然是人人得而诛之。
但从人们现实的选择角度去看，人们自然得通过自己的利害关系去判断了。
当时人们都会很容易的站在司马衷一边。因为普遍人都知道，赵王根本不具备取代司马衷的力量；赵王这种做法除了会把帝国搞得大乱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有识之士都知道，只要有人高举出来勤王的大旗来，马上会让整个天下都聚集在这面大旗之下。
司马师一系曾一再与皇位擦肩而过；并且在司马昭一系的压制下渐渐退到了边缘位置。现在小齐王（司马师的孙子）自然发现这是恢复自己父、祖曾经地位的最佳机会；于是小齐王遂率先举起了勤王大旗。这面勤王大旗一经举起，马上就把各地实力派都汇集到了它的下面。


河北的代表人物是成都王（司马衷的弟弟），他做为帝系最近的成员自然更有理由维护自己哥哥的地位了；所以他经过简单的思考之后，成都王自然马上也站在了勤王大旗之下。

西北的代表人物是河间王（司马懿弟弟的后人），他做为帝系远枝的力量，他自然是本能的想站在赵王一边。因为司马衷一系复兴后，天下主要军政要地自然都得由司马衷一系去占据。河间王这个靠各种机缘得到的西北最高军政长官之职，自然随时都会被司马衷的子侄所取代的。所以河间王经过痛苦的思索后，于是决定站在赵王一边了。但河间王终于发现，这种逆时代潮流的选择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走到一半河间王终于也决定站在勤王大旗之下。


楚王早就死了，所以现在长江上游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新野公司马歆暂时成为长江上游的代表人物，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也知道勤王那是大势所趋，谁敢站在他的对立面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于是他自然也开始响应齐王的勤王义举。

淮南王已死，所以现在长江下游暂时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人物。做为扬州刺史的郗隆暂时成了那里的代表人物。这位老兄一时没有认清形势，他以为凭自己的实力可以骑墙观望。总而言之，管他赵王（当今皇帝）与司马衷（帝国的老皇帝）之间谁吃了谁，我只管经营我的长江下游就好了。
这位老兄真是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当今天下还是司马家族的天下，在司马家族起内呐之际，他竟然还想置身于事外，他真是忘了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泪痕前面一再说过，杀人很容易；但杀人之后想逃避法律的治裁就难了。郗隆既然没事站在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那有人杀掉他还算犯罪吗？显然算不上犯罪了！因为杀这号人那叫有功无罪！在这种背景下， 郗隆自然稀里糊涂的死于非命了。 当然了，取代郗隆的人自然赶紧站在了时代潮流的一边。

这次地方联合进攻中央政府的事件，是使地方势力越来越强大的重要过程。因为在这过程中，地方政府都宣布中央政府现在处于非法状态。所以地方政府的代表人物都暂时行使着完全独立的军事、政治、经济大权；而这种权力一旦落入他们手中，中央政府再想收回来，那就近于不可能了。


现在去看整个晋帝国，除了赵王控制的洛阳城外，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敢站在赵王身后了。赵王现在所处的局面，实际上就是等于以一隅之地与整个天下对抗。不要说赵王绝不是什么大智慧、大勇气的人，就是他真有什么大智慧与大勇气，恐怕也只有等待死亡的命运了。
于是在战争进行到二十多天时间后，在双方死亡了近十万将士之后；赵王渐渐连洛阳城也无法控制了。于是洛阳城中的反对派把孙秀杀了，并逼赵王开城投降；在这种背景下洛阳城的军政官员都开始和赵王划清界限，并高呼应该杀掉赵王的全家。


赵王当时如果不阴谋陷害太子，那他的政治前途自然是一片黯淡。问题是，阴谋陷害太子的结果，却是让自己全家都走了刑场。
如果上天给赵王一个机会，赵王还会这样选择吗？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因为即使上天再给赵王一次机会，赵王恐怕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最多只是再换一种方法去做这种事罢了。因为让一个人放弃到手的利益，那也实在有些太难了。

赵王并不是杰出的人才。但后来的河间王、东海王、齐王，那都是皇族之中的杰出人物；当他们处于权力的漩涡之中时，他们的选择与赵王真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吗？显然也是没有的！
诸葛亮早已成为历史了。
面对历史上无数身败名裂的、全家死于非命的乱臣贼子。面对此时这些曾权势醺天的乱臣贼子接连死于非命，人们依然还要笑诸葛亮太愚忠了。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嘲笑赵王的愚蠢呢？

复探索求真网友。感谢您的回复。

元朝在宋朝之后，为什么它的皇权不稳定度远远的强于宋朝，请楼主从生产力、经济基础方面解释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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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入主中原之时，蒙古的政治、军事重心一直是在长城以北；那里的经济文明程度是远远低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游牧经济为主体的政权，通常总是众多贵族联合执政的格局。换而言之，在蒙古入主中原之前，蒙古的君权不稳定是自然而然的。关于这一点，应该不存在任何疑问。

我们现在的主疑问主要是：既然说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后，君权就会上升。（因为贵族的权力容易受到压制），那在蒙古入主中原之后，蒙古帝国的君权为什么还一直处于不稳定之中呢？
对此我的观点是：元王朝的君权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限制。
第一种限制主要是源于元王朝本身。元王朝毕竟是一个从游牧世界走进中原地区的帝国，所以他在建立的过程中就是众多蒙汉贵族联合努力的结果，所以在元帝国建立之后需要一段时间去加强君权、削弱贵族权力。
清王朝建立之后，皇权也是在削弱八旗主、藩王权力过程中加强的。元王朝之所以没有象清王朝后来一样实现皇权高度集中，主要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层限制。

因为蒙古汗国的军政重心应该在农业文明地区，还是应该在游牧地区，一直无法达成具体共识。这种事实的存在，足以使元王朝无法变成一个代表最先进农业文明的帝国政府。
满清王朝与长城以北虽然也有着很深的利益纠葛，但当时整个世界的游牧文明在军事、政治上都处于衰落之中了。所以长城北的游牧文明对帝国中央政府的影响自然非常弱小了。说明这一点也许有些费事，但我们只要看一个历史事实就可以了，十八世纪后的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让文明世界所震惊、恐惧的游牧民族首领了。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的军事、政治中心自然是在农业文明地区，长城以北地区对他的影响自然是越来越小了。
从这层意义上，元朝的蒙古贵族与皇权相争之际，很容易能从长城以北吸取到强大的支持。清王朝之时虽然存在这种事，但这种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元王朝皇帝在削弱、打击贵族的影响之时，自然变得比明初、清初皇帝难了，甚至是一个无法跨越过去的坎了。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总结一下了。
长城以北游牧文明对元王朝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使元王朝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代表最先进农业文明的帝国政府。所以帝国中央政府难以削除贵族政治的影响，从而君权一直比较衰弱。

复探索求真先生：

在21世纪现在，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传统都有很大差别的国家都存在着政治世袭家族。中东、朝鲜这些国家就不讨论了，印度甘地家族已经掌权50年了，美国父子总统、兄弟州长，希腊的三代总理，至于日本世袭议员、兄弟首相、三代首相更是不稀奇了。发达国家建立了远比我国古代完善文官制度和选举制度而产生这样的政治世袭家族和楼主“消灭豪门政治的方法就是政府官僚化”的观点不一致，请问原因是什么，是当代的世袭家族政治不等于古代豪门政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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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让我感到非常佩服。
事实上，您所提出的问题，我在《序篇》都应该有所交待，只是限于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对相关历史内容的欠缺，所以就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但我总觉得，这个帖子根本无法回避您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合理的解释您所提出的问题，那我这个帖子的核心论点就会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状态之中。您看这个帖子时，竟然会提到这些问题，让我感到很意外，也感到很高兴。限于对相关知识的缺乏，所以我只有试着回答一下您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有什么不足还希望您见谅。

（一）、从人的心私心本能而言，人都希望自己拥有的财富、地位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并让自己儿子在这种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从这层意义上上，世袭是一种自然而然会产生的社会现象，他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力去推动。但想打破世袭却显然需要来自外界的力量了。
世袭好不好？世袭合理不理？
在世袭中获得的人，自然都会高举双手赞成世袭，并会为此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为它辩护。但在世袭中利益受损的人，显然都会想尽各种理由去反驳它。
他们之间哪一种意见正确呢？显然哪一方的力量强大，哪一方的意见就会占据上风。从这层意义上，空洞的争论世袭是好是坏，合理与不合理，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社会从不会因为这种空洞的争论而有所改变。

（二）、在小农社会中，官员的世袭（豪门政治）显然侵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与皇权的利益，所以反对官员世袭的力量只能从这两方面去寻找了。因为小农社会中，社会整体上是处于分散、孤立、封闭之中的，所以打破官员世袭的主要力量显然不在这里；所以小农社会中打破官员世袭的力量只能从日益高涨的皇权中去寻找。

（三）、 当社会发展到工商业为主体的阶段时，官员的世袭自然仍会存在。泪痕前面论证了，世袭并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所以在任何社会中，只要没有外力介入，世袭也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因为每一个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地、地位，并且在这种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老布什希望小布什能成为美国总统，并会全力帮助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这合情也合理。真正的问题是，他这种行为本身值得社会去打击吗？显然不值得。因为小布什能成为美国总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这谁也不可否认）；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小布什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民权政治期许的政治人物，小布什也能在民权政治的竞争规则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既然如此，社会自然无法聚集起打破这种世袭的力量了。小布什如此，工商业经济发展充分国家中的世袭大约都是如此的。
在小农社会中，打破官员世袭的主要力量；是因为社会有一个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皇权。在工商业社会中，社会显然不具备一种力量打破官员世袭，但因为工商业社会中民众日益走出封闭、孤立、分散，所以他能强有力的约束世袭制对社会的影响；换而言之，世袭虽然存在，但这种世袭却不能冲破民权定下的种种条条框框。

（四）、在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因为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皇权消失了。所以限制世袭的力量只能从社会中去寻找了；但如果社会因为各种原因处于分散、孤立、封闭之中，那他自然就缺乏打破世袭的能力，更缺乏限制世袭对社会的影响能力。
在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仍然处于分散、孤立、封闭之中的原因通常是社会工商发展还不充分（因为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国家垄断了社会的主要经济、政治资源（公有制是一种最典型的原因）社会几大巨头垄断了社会的主要经济、政治资源（而且在工商业社会相对透明的媒介影响下，他们能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逐步对社会让步、改革，所以社会始终无法积聚起一种打破他的力量）。在这种社会中，世袭的影子自然会非常明显，而且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也非常明显。但只要我们不带偏见的看历史，就会发现他们与小农社会的世袭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社会毕竟已发展到了工商业渐渐占据上风的阶段了。

（五）、 网上常有一种观点，那就是假如毛岸英不死，那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朝鲜。泪痕以为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的。朝鲜之所以成为朝鲜，绝不是因为世袭的存在。中国也绝不会因为区区一个毛岸英的死活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泪痕以为假如毛岸英不死，那他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他能顺应历史潮流，那他在大陆的影响将与蒋经国在台湾的影响相差无几。换而言之，小平曾扮演角色就由他来扮演了。第二他不能顺应历史潮流，那他在中国的影响恐怕也就与江青之类的相似。
毛岸英活着，毛泽东肯定会培养毛岸接自己的班。这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非议的。老布什不是也希望小布什继续当总统吗？蒋经国能当总统，也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甚至孙科能成为民国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同样也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毛泽东有这种念头，有什么奇怪的。
这种所谓的世袭是有前提的，世袭者固然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但如果他本身不能符合现代政治对他提出的种种要求与与标准，他就是再有一个好爸爸也没有用！毛泽东死的时候，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孙子、还有一个侄子；如果在皇权时代，有这样多的亲近者存在，哪能轮得外姓之人当继承人呢？从这层意义上，认为毛岸英活着就会如何如之何的人，显然是夸大了世袭对社会的影响。

最后，很想听听您对我这个长篇的意见与批评。

二、 帝国朝分裂的道路越走越远



赵王虽然被打败了；但帝国的危机并没有结束。相反帝国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一个赵王倒下了，马上又有三个赵王站了起来。

赵王死后。
“齐王司马为大司马，赐加九赐，为他准备的物品典制策书，像过去宣帝、景帝、文帝、武帝辅佐曹魏时那样。”
“成都王司马颖担任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并给与天子使用的黄金钺，赐加九锡，特许入朝时可穿鞋并携带佩”

这两个王爷所取得的权力、地位；实际上都也不是人臣应该取得的权力、地位；换而言之取得这种地位的人臣，通常只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家破人亡，另一个结果就是篡位当皇帝。
齐王与成都王攫取这种权力，就证明他们与赵王没有本质的区别。


河间王虽然没有取得与此相似的地位与权力。但河间王那更早已是名符其实的西北王了；河间王凭借这块地方在赵王篡位之时都敢骑墙观望；现在赵王覆灭了，但河间王依然是最大功臣之一。
这位老兄无法取得成都王、齐王相同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当今皇帝的血缘太过疏远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赵王篡位之时一再骑墙观望，使他的声望大受损伤。但河间王从实力上，并不会逊于齐王、成都王的。

所以赵王被打败后。
“齐王、成都王、河间王三个王府，分别设置僚属四十人，有武号的属官森然排列，文官仅配充数而已。”
面对这种三王争雄的格局，人们渐渐感觉帝国内乱并没有结束，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


在这种诸王争雄的背景下，谁最有机会成为新的执政官呢？显然是齐王。这绝不是因为齐王的实力比其它两个王爷高，也不是因为齐王的声望比其它两个王爷强。一切仅仅是因为成都王、河间王无意争夺执政官的地位罢了。

齐王的势力范围是以许昌为中心；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到洛阳城，并不会太多削弱自己的实力。因为洛阳、许昌洛阳都是中原地区的的政治中心。
成都王的势力范围在河北；河间王的势力范围在西北；如果他们把自己办公地点搬到洛阳城；那就会过多的损伤自己对自己地盘的控制。
从这层意义上，成都王、与河间王并不会太积极争抢洛阳城执政地位的。因为他们都不想太远的离开自己的老巢；所以这两个王爷曾两次进入洛阳城（打击赵王、长沙王）但最后都主动退出洛阳城回到自己的老巢。在这种背景下，齐王自然很轻易的就成了洛阳城的新主人。


赵王死后的这种权力分配，使中原、河北、西北三大权力中心纵横开合的格局遂定型了。
因为帝国最强势的两大诸王（成都王、河间王）都也无意在洛阳城供职，却都跑回长安、邺城去经营自己的小王国。在这种背景下，洛阳城的政治地位遂再也无法超越长安与邺城了；而帝国也因此陷入三个权力中心纵横开合中无力自拔了。

赵王死后，帝国出现洛阳、长安、邺城三个权力中心。这三个权力中心的并存，使帝国正式分裂了。这三个权力中心的并存，使洛阳中央政府变得越来越象一个傀儡政府了。




晋帝国后来的权力纷争，大致以五个相对独立的版块进行着。
洛阳、邺城、长安三大权力中心（加上后来的并州、幽州），形成逐鹿中原的主版块。这个版块主要地区是长城以南、长江以北。在晋帝国灭亡之前，这个地区的主角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刘渊、刘聪、刘曜、王浚、刘琨、石勒、苟唏、王弥、曹嶷等人。
最后的结果是石勒统一了这个地区。

长城以北地区则形成以鲜卑拓拔、段、慕容、宇文四大部族形成争夺霸主的版块。这个版块主要地区是长城以北地区。在晋帝国灭亡之前，这个地区的主角是鲜卑四大部族的首脑人物。
直到晋帝国灭亡，长城以北地区也没有实现统一；这个地区的段氏、拓拔氏虽然一再把自己触角伸入长城以南地区，但他们此时都也没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因为长城以北才是他们真正一心经营的地方。


四川地区则形成地方政府与流民集团争夺益州统治权的版块。在晋帝国灭亡之前，这个地区的主角是李特、李雄、罗尚等人，最后的结果是李雄开国立号建立成汉帝国。而那时晋帝国诸王之乱还没有结束呢？

长江以南地区则形成以众多豪门、将领、官员、叛乱者之间争夺江南霸权的版块。这个地区的主角是新野王、刘弘、陶侃、陈敏、顾荣、甘卓、周访、周玘、华轶、杜曾、杜弢、琅琊王 、王导、王敦等人。最后结果是琅琊王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统一了江南。

西北凉州则更形成一个独立的版块，这个地区虽然不大。但五胡十六国中，这个地区就先后建立了五个所谓的国家。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这个独立版块的形成，以张轨在赵王执政出任凉州刺史为标志。


泪痕为什么把帝国权力纷争，分为上述五大版块呢？因为上面五大地区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发展着。
鲜卑段氏、拓拔势力一再深入长城以南，但都会主动退回长城以北。
石勒等人的势力在最强盛之时，也没有全面向长城以北、长江以南扩张过。
至于东晋王朝虽然一再表示要北复中原，但都也是光说不练，因为他主要经营的地区一直在江南。
蜀中的李氏政权，就更是直到灭亡也是一直局促于蜀中了。
至于凉州地区，不论张氏父子怎样标榜忠于晋帝国，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根本无意参与中原事务。他对中原事务的参与，通常都是光说不练的江湖把式。

现在普遍实权派，在名义上还团结在司马衷的大旗之下。但有几个人真把这个皇帝当回事呢？但有几个地方真还把这个中央政府当回事呢？帝国正朝着分裂的大路越走越远了。

复探索求真先生：

评论历史时，尽量站在历史人物角度去思考问题，尽量避免让感情色彩影响客观评论。这是我一直努力去做到的，但一直做的不够好。您对上述问题的建议与批评，我会力求做得更好。
至于您说到，“请您在做结论时注意不要绝对化”。那实在是我根深蒂固，近于无法去除的毛病了。我尽力去改吧。谢谢您的指出。

关于您说到的其它问题，我做如下回复。

（一）、我请教楼主对胆略的看法，难道失败了就是盲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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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王的评论，我觉得已尽力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了。我认为处于与赵王相同的利害关系中，人们大都会做出赵王一样的选择。
我一直的观点是：乱臣贼子之心，人皆有之。一切仅仅是受制于人们的实力与利害罢了。我主帖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所谓的忠臣，背后都有利害关系支撑着。一个人有窥视皇权之心并不值得否定，值得否定的只是他们把窥视皇权看得容易了；于是他们轻易窥视皇权的结果，通常是害人又害己。
成败不能完全证明什么，但成败毕竟能证明许多东西。赵王的失败，绝不是偶然的。他因机缘巧合爬上了时代的顶峰，但他实在缺乏与此相匹配的能力、胸怀、威望；这从他的履历、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来；以他这种人也想做乱臣贼子，他实在是把当乱臣贼子看得太容易了。


（二）、 我想请教楼主分析一下他们大部分都是经过乱世洗礼英雄豪杰，忠于的到底是什么，是皇权还是国家民族，怎么可以超越了利害关系了呢？为什么之前例如两晋南北朝“神州陆沉”没有如此大规模殉国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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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权倒塌之时，总有许多人会扛着维护它的旗号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两晋之时也平常而又平常。
从政治宣传去看。长安、洛阳沦陷之时，为了继续忠于晋室，扶老携幼整个家族集体南渡长江的人何止几千几万。王氏、苏氏、桓氏威逼晋室之时，为了忠于晋室而不惜面对死亡的人也成千上万。基于皇权的政治宣传去看，在此过程中值得可歌可泣的忠臣故事自然也伙矣。
如果单从皇权政治的宣传去看，忠臣孝子岂只独见于宋明之时？他们最多只是与宋、明之时的忠臣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宏大场面也绝不逊色于宋明。

陆秀夫、文天祥等人做为忠臣的表现，未必比上述时代的忠臣代表强到哪里去。而且究其本质，这些人也未必比上述时代的忠臣真的超然多少。
说忠于皇帝，与集体殉难。九岁的小皇帝如果真想死，自己不会跳海？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去跳海，与其说是陆夫陪皇帝殉难，还不如说是小皇帝陪陆秀夫殉难。陆秀夫的妻儿老小们也都集体跳海了，但陆秀夫的妻子扒着船舷泪流满面，就是不肯下水，她是在陆秀夫的劝说才下水的。如果给她们自由的选择机会，他们真愿意做这种选择吗？这种集体的殉难背后，显然没有后人说的那样超然。面对一个人们不喜欢的历史人物，比如崇祯在亡国之前杀妻女的行为，人们习惯性的非议，而陆秀夫的行为与此实际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而且这些乱世之中所谓忠臣们，真会把皇帝当回事吗？我们进一步说，如果他们建立了稳定的政权，如果皇帝长大了想亲政，他们肯定都与曹操没有任何差别。总而言之，指望他们把权力交还给皇帝，那只能发生在政治童话中。
再说到所谓的国家、民族观念，那通常只是现代人强加于他们的观念。如果他们真是基于这种观念誓死不降，那众多《元史》中存在的汉人名臣，又该做何评论呢？皇权政治下，是不会产生现代意义的国家、民族观念。
这些忠臣们，实际上只是在乱世中，希望建功立业罢了。究其心理，未必比两晋的所谓忠臣强到哪里去。
我们之所以认为他们是超然于利害之上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愿意投降，一定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泪痕以为，这与人们认为诸葛亮不忠于后主，一定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一样，都是一种乐观的想象罢了。元帝国政府之所以愿意夸大其词的颂扬这些忠臣们，只是因为他们是恪守臣节（这是皇权政治下都需要的楷模，元帝国也需要这种楷模），如果他们真的投降了，他们不要说在后世了，就是在当时恐怕也会变得一名不值了。对于一个把功名事业看得很重的英雄人物，自然绝不会轻易做出这种选择。泪痕这样说，无意贬低陆、文等人，因为他们这种选择也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泪痕只是想说，他们谁也无法真正超然于功利之上。
最后谢谢您对“坑杀”所做出的指正。

感谢beowolf 、六点十三分两位网友的支持与鼓励。再更新一节。
三、成都王与齐王的矛盾激化



赵王死后，齐王成为帝国的新执政官。
但从力量的角逐而言，谁最应该成为帝国的新执政官呢？显然是成都王！
从实力而言，成都王是当时实力最大的三个王爷之一；从与皇帝的亲近关系而言；成都王是皇帝的弟弟。从威望而言，在攻打赵王之时，成都王是最大的功臣。齐王与成都王相比，齐王除了拥有首义之功，其余各方面都也无法与成都王相比；至于河间王更就不能与成都王相比了。


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王毅然放弃了竞争执政官的权力。他在卢志的劝说下离开洛阳城回邺城去了；总而言之他等于是拱手把执政官的地位让给了齐王。
问题是从亲近、实力、功劳而言，齐王都逊成都王一筹，所以齐王哪敢居于成都王之上呢？所以齐王一听成都王要离开洛阳城，马上就慌了神；但无论他怎样挽留成都王，成都王就是要离开洛阳城。


成都王以退为进的原因非常明显；因为成都实在不想放弃自己对河北地区的经营权。所以他不想长久的留在洛阳城。
成都王以退为进的目的非常明显。因为以成都王当时的实力、威望、亲近；如果他想当帝国的二把手，那谁还敢当一把手呢？所以他退出洛阳城，一方面可以避免与齐王矛盾的激化，又可以让自己拥有退让的美名，却并不影响他的地位与权力。

齐王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一直希望能与成都王取得合作。所以他一听成都王要离开洛阳城，马上就开始苦苦挽留。后来成都王虽然到了邺城，但齐王还一再要求成都王回到洛阳。这一切都表明，齐王虽然处于洛阳城执政官的地位，但一直不敢居于成都王之上。
在此时，他们的之间的关系虽然一直勾心斗角，但能保持表面的和平。但在第二年三月发生了一件事，却让他们两个人的矛盾激化了。

在赵王死后几个月，皇太孙也死了。谁来当皇位继承人呢？
从贵族政治去看，大家都也不会希望一个强势的皇帝出现。晋武帝一大堆儿子，最后却是让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当了皇位继承人。愍怀太子有才能，但在强势贵族的阴谋下死于非命了。在太子死后有人提议应该让淮南王当皇太弟，但大家都认为太子的儿子（一个婴儿）更有资格当皇位继承人。
现在太子、太孙都死了。那谁应该当皇位继承人呢？贵族们自然认为找一个幼儿最合适。于是晋惠帝一个年幼的侄子遂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


皇太孙死了， 成都王却没有取得皇位继承人的身份；这实际上正常极了。但成都王却显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在成都王看来，他成都王是当时最强势的、最亲近的亲王。他坐镇邺城控制整个河北地区，又是皇帝亲弟弟。
因为在成都王看来，他成都王声望如日中天，却功成弗居主动把执政官地位让给齐王，并一心一意的赈济饥民、抚恤为国捐助躯的将士。
更主要的还是在成都王看来，如果没有他成都王，当今天下早已成了乱臣贼子赵王的天下。
现在皇帝的儿子、孙子都死了；却不让他去当皇位继承人。这还有天理吗？于是成都王对执政官齐王遂有了严重的不满情绪。


在齐王、成都王有矛盾的背景下。河间王的何去何从，成为决定他们强弱的主要力量。而河间王显然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因为只有在齐王、成都王的内哄中，他才能浑水摸鱼。于是河间王自然鼓动成都王去追求皇太弟的身份。
在这种背景下，齐王自然就要面对西北、河北两大强势亲王的联合夹击了。

许多人都劝齐王赶紧离开这个危机伺服的位置；但齐王就是舍不得这已到手的执政官的地位。更主要的是现在齐王也骑虎难下了，因为一个人爬到这个位置还想下去，恐怕只有血淋淋的摔下去了，所以齐王只有死死守着这个危机伺服的执政位置。


如果齐王的竞争对只是西北、河北的两大地方强势亲王；那他还有机会取得胜利。
问题是，现在洛阳中央政府已失去了控制地方的能力；齐王虽然做为帝国的执政官，但他所能控制地区实际上只是洛阳城附近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齐王那是以一个中原地区与西北，河北两个地方较量。
更可怕的还在于，洛阳城那是王公贵族云集的地方。齐王虽然是执政官，但在洛阳城内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人还很多。
长沙王是皇帝的弟弟，他现在也在洛阳城。长沙王的的实力虽弱于齐王，但也足够与齐王分庭抗礼。而在河北，西北力量的挑拨下，齐王与长沙王终于在洛阳城内相互猜忌火并起来。最后成都王、河间王还没有动手，齐王就在洛阳城内被长沙王火并掉了。

如果说赵王的失败意味着，洛阳城第一次败在长安城、邺城的联手打击下。那齐王的失败则意味着洛阳城第二次又败在了长安城、邺城的联手打击下。这使洛阳城的权威再一次下降了。

四 、齐王的失败

历史上喜欢把齐王的失败，归于他成为执政官后不能居安思危。泪痕以为齐王的失败绝没没有这样简单。

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常常是受制于非常复杂的原因。我们在分析历史之时，却常常喜欢把它归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之上。
这种观点最经典的结论之一，就是毛泽东人格变了，所以中国的现代史就走出许多弯路。总而言之，如果毛泽东的人格依然保持着从前的伟大，那中国就会少走许多弯路。问题是说这种观点的人，也许忘了一件事，引起毛泽东人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的华盛顿、杰弗逊，既是种族主义者、也是奴隶主（他们都在家里养着大批黑奴）。但就是在这种人的领导下，美国也建立了所谓的民主、民权政治。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真是统治者的人格可以决定的吗？显然不是的。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之初的奴隶制就是华盛顿、杰弗逊的人格反映。
泪痕无意说华盛顿、杰弗逊的人格卑劣，泪痕只是想说以他这种表现，如果放在我朝开国之初的背景下，有可能比毛泽东干得更好吗？显然可能性会低到极点。
事实上，就是美国的华盛顿、杰弗逊放在我国当时背景下，也与毛泽东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了，就是把我朝后来的世祖皇帝放到当时的背景下，也不会与我朝太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种话题也许说得有点远了。泪痕只想说，一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成败得失，绝不是他的道德、才能就可以决定。历史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历史的大潮是什么决定的？那就是无数现实个体追求利益之时形成的合力。




齐王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长安城、邺城在军政影响力上都能与洛阳城相提并论了。
河间王做为长安城的主人，成都王做为邺城的主人；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他们都能在自己地盘内一嗓子喊到底。
齐王、长沙王、东海王先后成为洛阳城的主人后，都有一个最大的劣势，那就是洛阳城是王公贵族云集的地方，无论谁成为洛阳城的主人，都不可能在洛阳城内一嗓子喊到底的。
从这层意义上，洛阳城的执政官在与长安、邺城最高军政长官相争之际，本身就容易受到太多的制约。

而且洛阳城的执政官在加强自己的权威时。说得好听点，这是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说得不好听点，这就是在发展私人力量。所以洛阳城的执政官在加强自己权威之时，自然容易受到中央、地方各大实权派们冠冕堂皇的反对。
从理论上，齐王如果真能在洛阳城内、在帝国之内一嗓子喊到了底。那帝国从某种意义上就实现了中兴，一切仅仅是帝国的最高权力从司马昭一系又流回了司马师一系罢了。
当然了，从理论上任何一个执政官能在洛阳城内、在帝国之内一嗓子喊到底，那帝国从某种意义上也就实现了中兴，一切仅仅是帝国换了一个皇帝罢了。
但是自从司马衷为中心的权力体系破碎之后，帝国再也没有一个执政官能在帝国内一嗓子喊到底了。一个幅员广阔的小农帝国，想重新整合出一个能把触角渗透到普遍地区的权力核心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通常总是需要流血千里、伏尸百万才能实现的。在小农帝国中普遍老百姓都尊重皇权政治，一方面固然是源于他们无力反对，但另一个重的原因也是在于皇权衰弱之时通常总是意味着动乱不安。


齐王显然无法在洛阳城内一嗓子喊到底，更无法在帝国之内一嗓子喊到底。因为在打击杨骏、贾南风、赵王过程中取得众多权力的军政大佬、豪门贵族，是绝不会这样轻易把自己到手的权力再交回中央政府的。
齐王扩张自己权力（说得好听点是扩张中央政府权威）的努力，必然会受到中央、地方普遍军政大佬、豪门贵族的共同反对。而反对他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就是在舆论上丑化他，另一种就是用实际行动打击他。而齐王就是在这种两种力量交替攻击下身败名裂而死的。

齐王成为执政官后大兴土木。从空洞的道德上看，自然值得非议；问题是政治选择并不是空洞的道德可以决定。我们知道从前的萧何、后来的谢安都曾大兴土木，并因此饱受人们的非议。他们做这种事时是简单的安于自己的享受吗？显然不是的！他们是那种缺乏远见的政治家吗？显然也不是的！
我们再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即使齐王不去大兴土木；成都王、河间王、长沙王就会因此拥护他吗？显然也不会的。

说齐王不尊崇皇帝云云，那更是政敌打击齐王的舆论罢了。因为皇帝都不这样认为。
长沙王要杀齐王之时，皇帝一再有相救之意。皇帝在自己外公、妻子死的时候都是一脸漠然，在齐王被杀之时却露出一脸意欲相救的意思，这本身就足以证明齐王比从前的执政官都尊重皇帝的利益。所以人们说齐王不尊重皇帝，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宣传，因为皇帝本人都不支持这种意见。



说齐王为了专权，所以不让成都王当皇太弟，那更是一种政治宣传。如果成都王不能当皇太弟，只是因为受到齐王的阻挠，那齐王死后，成都王为什么还得靠进攻洛阳城去取得皇太弟的身份呢？从这层意义上，成都王无法成为皇太弟，绝不是齐王阻挠这么简单。

在帝国军事、政治权力已全面下移的背景下；一个人想中兴帝国，从难度上而言，恐怕与重建一个帝国也差不了多少；甚至而言比重建一个帝国也难。这也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力历史中，创建帝国的人很多，但能真正让帝国由衰转盛的人极其罕见。从这层意义上，齐王无法完成这种重任，并不是简单的源于他的能力与道德。

我们读历史之时，常常是怀着一种指点江山的态度。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我们在分析历史时，总喜欢把当事人的道德、能力无限降低。好象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一些非常简单的错误造成的；好象人们处于他们的位置，马上就可以让整个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历史显然没有这样简单！

复Bienemaja网友。

（一）、楼主啊，我还有问题
那么中国以前教科书说的是封建时代，您认为是不是呢？
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比较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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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这个词，是拿中国历史强行适应西方历史造就的怪胎。它本身就是一个不伦不类，也莫名其妙的词。
因为这个词本身的定义就含糊其词。如果按字面的理解，那中国在秦代之前的历史最符合这种政治模式了。可是我们却常常把秦代之后的历史归为这种政治模式。
在历史五段论（奴隶、封建、资本、社会、共产）中，封建社会一词自然占有非常重的地位。但这种划分本身就是粗糙的、也是生搬硬套的；而且从结果、事实去看，他也完全就是一种政治宣传。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却显然被这种东西影响的太深了。

贵族政治的存在，绝不是人为造成的；也不是人为可以消除的。（真正的封建制）但因为封建社会一词的影响，使人们常常认为刘邦、晋武帝两个奠定身后几百年政治格局的皇帝，全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或错误幼稚了。



（二）、是不是西汉到隋朝的科举之前是一种政治体制
隋唐五代是一种？（过渡?)
宋自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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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皇权时代的历史的划分，和您这种划分非常相似。

感谢江东寄奴、龙业、bienemaja　网友的支持与鼓励。再更新一节。

第三节 长沙王执政


一、与齐王相似命运

在杀掉齐王之后，长沙王遂成为帝国的新一代执政官。

但说实话长沙王并不具备控制帝国的力量；他能成为帝国新一代的执政官；仅仅是因为成都王，河间王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老巢罢了。从这层意义上，长沙王能成为帝国的执政官；与齐王取得这种地位非常相似。
长沙王也非常清楚自己的这种地位；所以他极力想搞好与成都王的关系，希望兄弟齐心协力共同重振朝纲。从前齐王也是一直想与成都王联合执政的，从这层意义上长沙王与齐王的这种选择也非常相似。

此时的晋惠帝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傀儡。因为现在晋惠帝兄弟联合起来还是帝国最大的实力派。成都王、长沙王、晋惠帝兄弟三人如果联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还是无敌的。
晋惠帝做为皇帝，长沙王做为帝国的执政官，成都王做为帝国最强势的亲王。如果他们兄弟三人能各安于自己的地位并齐心协力的话，当时还真没有一个实权派能与之相抗衡。
但现在成都王与长沙王一直有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理疙瘩；那就是成都王一直想成为皇太弟；而长沙王却一直不给成都王这种身份。成都王与齐王最后弄得反目成仇，主要的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后来成都王与长沙王手足相残，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成都王想当皇太弟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奢望。因为这绝不是长沙王，或是从前齐王愿意不愿意的事，因为普遍贵族都也不会希望一个强势的皇位继承人出现；所以他们自然会阻止成都王成为皇太弟。在这种背景下，长沙王自然也不敢，也不会为成都王争取皇太弟的身份。
河间王支持成都王当皇太弟，那只是他唯恐天下不乱的想法。


从成都王的立场去看，他希望长沙王做一个完全听令于自己的傀儡。问题是以长沙王的实力、才能，他绝不可能甘心扮演这种角色的。
而且长沙王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是洛阳城的代表人物，换而言之即使长沙王愿意事事听命于成都王，洛阳城的那些豪门代表、军政大佬也绝不会接受这一切。因为长沙王如果敢这样干，那等于是在削弱洛阳城的政治地位。

虽然许多人都劝成都王，您可以千万不要沿着这条乱臣贼子的路越走越远。但成都王就是铁了心的要这样做。
卢志劝成都王：您做为皇帝的亲弟弟，又是一个最具实力的亲王；您现在如果想成为帝国的执政官，您直接到中央政府去任职，那您哥哥长沙王肯定得把执政官的位置拱手让给您。您何必一再玩这种以地方遥控，威胁中央政府的乱臣行为呢？
但成都王终于没有勇气丢下河北老巢而到洛阳城当执政官。于是在河间王的鼓动下，成都王再次率军进攻洛阳城了。

邵续劝成都王：兄弟如同手足，你想争雄天下；却上来把自己一只手砍掉；这能行吗？
但在权力面前没有什么温情可言。于是成都王与长沙王终于还是手足相残了；这次手足相残遂使晋惠帝彻底沦为傀儡了。因为这标志着他母亲、妻子、兄弟、儿子各系力量相互牵制、相互合作的权力格局彻底倒塌了。
晋帝国在此前也许是有机会的。因为晋惠帝、长沙王、成都王三兄弟联手，从某种意义上还是无敌的。但现在他们兄弟之间却去手足相残了。于是从某种意义上，晋帝国再也没有机会了。
最后成都王的确胜利了，问题是正如邵续所说，兄弟如手足，您争雄天下，却上来把自己一只手砍掉，这能行吗？


长沙王是当时最优秀的皇族成员；他成为帝国执政官之后一直尊崇自己哥哥（惠帝）、尊重自己的弟弟（成都王）；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帝国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只要晋惠帝兄弟团结一心，他们还是有机会让帝国重新布入正轨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想象，因为在权力面前哪有什么温情可言，于是他们兄弟最后终于还是开始手足相残了。

长沙王不愧为皇族最优秀的成员；他以洛阳城的力量一再打败河间王，成都王的进攻；但最终他还是被洛阳城的内实权派（东海王）给出卖了。从这层意义上，他与齐王的失败也非常相似；因为齐王也是在河间王、成都王的夹击下，被洛阳城内的实权派（那次是长沙王）给火并掉了。

东海王出卖长沙王；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思；因为长沙王与河间王、成都王争斗会把整个洛阳城拖入无休无止的战乱之中。虽然洛阳城在长沙王的带领下一再打败河间王与成都王的进攻，但想彻底打败这两大敌人，似乎也让人看不到什么希望。
在这种背景下洛阳城内的贵族、军政大佬们自然希望阻止这一切发生。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剥夺了长沙王的执政地位；因为洛阳城让一个成都王、河间王都一心灭之而后快的亲王控制着；那这在洛阳城附近进行的战争还不知道进行到什么时候。
在这种背景下，东海王代替长沙王成为临时的执政官。到此时为止，洛阳城与西北、河北两大强势亲王达成和解。事实上河间王、成都王都也没有留在洛阳城的意思；他们进攻洛阳城并不是要占据这里，仅仅是为了以后可以更有力的遥控洛阳城罢了。


经过这一次战斗，西北（长安）、河北（邺城）两地的影响力渐渐有凌驾于洛阳城之上的意思。
成都王在打败长沙王后，不但取得了皇太弟的身份，更取得了帝国执政官的地位。于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向他控制的河北（邺城）转移；相比而言皇帝居住的洛阳城好象成了附属。成都王实现一步，表面是他权力走到了人臣的顶点；但实际上已开始走向了他的反面；因为他的乱臣贼子气现在已表露无疑了。


而出卖长沙王的东海王，遂成为洛阳城的新主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东海王出卖长沙王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因为如果是他个人的意思，那在成都王、河间王撤出洛阳之后，他不要说当洛阳城的新主人了，恐怕连命都无法保住。
现在帝国依然是中原，西北，河北三大实派之间的较量。
一切就如长沙王杀掉齐王之后一样，帝国改变的只是洛阳城换了一个新的主人；帝国所改变的只是河北（邺城）、西北（长安）的政治地位渐渐高过洛阳城罢了。

复江东寄奴网友，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泪痕，介绍下你自己的分类标准和具体分类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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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强弱，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下面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王权的出现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王权的出现，绝不是统治者道德改变的结果。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是不会出现王权这种东西的。因为在人类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阶段，人类活动的范围自然非常有限。在这种阶段一个权力者所能直接影响的地方是非常狭小的，所以直接影响的人数也是非常少，所以能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从规模上也是非常小的。
在一个范围狭小、人数有限的社会组织中，最高权力者是权力总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去看，整个社会也存在着众多与他们类似的社会组织，众多与他权力相近的权力者。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是不会产生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力者。所以政治形式更多的体现着民主类似的内容，更以种种联盟形式存在着。
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联系越来越广阔；所以产生的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大；而且一个权力者能直接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样发展下去，就渐渐出现了王权。中国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就是处于这个阶段。
王权与皇权的差别在于，王权虽然也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但它是以分权（分封）的政治的形式存在着。皇权不但凌驾于社会之上，更是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存在着。


第二阶段是以皇权产生并逐步成熟为标志。
皇权的出现，也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改变的结果。
从本质上，所有的最高统治者都希望加强中央集权；问题是这种努力总受到客观原因的限制。最简单而言，在一个生产力水平相对很低的社会中，最高统治者能直接统治的地区总是有限的，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总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他注定得用分封的方法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
而分封的结果，就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众多贵族，并会强有力的限制着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因为地方的权力者都是一个个独立小集团的首脑，而这些小集团首脑派到中央政府的代表又会强有力的影响着中央政府。一个社会处于这种背景下，最多只能产生王权，而注定无法产生皇权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高统治者能直接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广，能直接控制的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可以建立起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官僚班子直接统治一个极为广阔的地方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皇权产生了。

皇权产生之初，因为受生产力的限制（交通、媒介的落后使权力无法从一个中心直接渗透到广阔的社会中）单凭一套以最高权力者为中心的官僚班子根本无法有效控制整个社会。所以最高统治者仍然无法有效去除贵族政治的影响。于是最高统治者陷入两难之中，他如果抛弃贵族政治（不让自己的子弟、亲戚、亲信、功臣去行使相对独立的权力）那他就无法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如果他用应用这种贵族政治，就会有意无意的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障碍与竞争对手。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皇权，总是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实际上我们仔细去看中国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处于这种阶段。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写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因为我感觉从这里最能清晰看到皇权存在的客观基础。总而言之皇权的产生、削弱、增强都是客观环境变化的结果，而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变化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就是皇权成熟的阶段。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为交通、媒介的发展。最高统治者用一套官僚班子把权力渗透到广阔地区的想法终于可以变成现实了。于是贵族政治开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皇权也变得越来越稳定了。中国的宋、明、清大约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关于元朝的特殊性，因为我前面的回复中曾详细说过，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当然了，隋、唐、五代就是介于第二、第三阶段中的过渡阶段。
这个阶段的标志是科举制度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开始试图把人事权力全部收归中央政府了，而这种努力成现实的客观条件则是社会交通、媒介变得越来越发达了）。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科举制度，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在科举制度下产生的优秀政治人物非常多，科举制度使豪门家族操纵官员的选拔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同样我们无论怎样非议皇权高度集中的恶果，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随着皇权高度集中，使官僚集团不再为某些家族垄断了。

我们无论怎样美化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与中国的皇权政治相比），但有两点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政治背景下的真实状况实际与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南北朝非常相似的。
西方历史之所以长久的无法走出贵族政治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源于他的生产力一直停滞不前，更主要的也是源于他的地理环境。
西方的历史疆域远比中国广阔、更比中国复杂，这使任何一个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都可以从中央政府控制范围之外寻找到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这种背景下，使宗教组织更容易扩张与发展；这使地方权力者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又可以从庞大的宗教组织中寻找到支持。这使西方想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变得异乎寻常的艰难，所以也就比中国更难产生皇权。

我之所以不愿意用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主要是源于：传统的历史划分法，不论是标榜唯物也好，还是愿意承认是唯心也好。但在说到政治体制变迁时，总是在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思想的作用。但泪痕以为，思想与道德都是上层建筑，他永远也不会超然的存在着；所以我们在寻找政治制度变迁之时，应该从更深远的经济基础变化中去寻找。

复Bienemaja网友，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一、杨氏和贾氏的冲动是不是和时间，或者说太子的年龄也有关系？
也就是太子亲政后，她们外戚家族必须归还，而他们又不甘心，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太子结婚之后，她们就由皇后变成皇太后，是不是本来皇后管的事，比如后宫^o^就要由皇后接管，渐渐地移交权力的过程中她们的不甘心，以及新皇后家族势力的步步紧逼，导致了老的外戚集团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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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威胁杨氏家族权力的人，实际上还轮不到太子。
因为皇族的元老（汝南王）、皇帝强悍的弟弟（楚王）、凶悍的老婆（贾后）本身都对杨骏构成威胁；这几个人的权力基础都与太子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这层意义上，杨骏专权固然是想保护自己到手的权力，但应该不是源于太子方面的压力。
权力真正握在哪个女人的手里，并不在于他的拥有怎样的名份（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后强势之时，太后就只有退居宫庭之内；太后强势之时，皇后就只有退居宫庭之内；当然了如果太皇太后强势之时，太后与皇后都得靠边站。从这层意义上，杨骏专权固然是想保护自己到手的权力，但应该不是源于害怕新的外戚（以太子为中心）出现。
太子一系势力的崛起，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子年龄太小，而且也缺乏强势的娘家人，这一系势力的崛起是需要时间的。杨骏当时急不耐的行为，应该与来自太子的压力无关。

二、第3页出现过6次，"皇帝亲笔写出的诏书，亲口说出的话永远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这话不对吧～～您看那群司马氏折腾的，谁当皇帝一回事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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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个权力者，只要他想进行巨大的人事变动、赏罚杀戮之时。都必须得有诏令、诏书做为支持。有诏令、诏书他的行为就是合法，没有诏令、诏书他的行为就是非法的。
而诏令、诏书就是皇帝亲口说的话、亲笔写的字。
不管人们所拿的诏令、诏书是不是皇帝的本意（许多时候都是假传圣旨）；也不管人们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拿倒的诏令、诏书。但他们想进行大的人事、军政变动之时，都必须得有诏令、诏书支持。否则他们的行为就是非法的。
从这层意义上，皇帝亲笔写的诏书，亲口说出的话永远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没有错啊！

法律效力与实际效力是两回事。法律效力只能判定你合法与不合法，却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兑现。

三、楼主，这个话题改叫（中国）亲缘政治学您看好吗？
关于家族政治，只是我这个帖子的一个重要论点。但我帖子的主要论点，却是皇权存在、增强、削弱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这个话题改变亲缘政治学并不太好，因为他并不能体现我写这个帖子的本意。

感谢天池洼人、西井_aluminum、伤心的磊、　2202041978071230等网友的支持。再更新一节。

二、 陆机之死（上）

陆机的祖父是陆逊，父亲是陆抗。从军事上看，这两个人都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统帅之一；从风度与人格去看，这两个也都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陆机从小在这种家庭中长大，自然而然就带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贵族气。这种贵族气从好的方面说，陆机一直会以自己父、祖为榜样，更相信自己长大后能象他们一样成为天下最瞩目的英雄人物。但很不幸，陆机这种梦想却永远也没有实现；因为在陆机二十岁的时候吴帝国就灭亡了；从此以后他一直就在亡国的阴影下生活着。

陆机一直以自己是名门之后而自豪，但随着吴帝国的灭亡，陆氏家族自然不可避免的衰落了。为了让陆氏家族恢复从前的辉煌，陆机和自己弟弟在吴帝国灭亡十年之后开始齐赴洛阳城。
两个骄傲自负、文采斐然的江南名门之后到洛阳后，自然很快就成为知名人物。
面对这两个骄傲自负的江南名门之后（尤其是陆机），自然很容易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于是卢志就问陆机：“你和陆逊、陆抗是什么关系？”
卢志这句话的本意大约是：“你家父祖两辈出将入相、深受吴国厚恩，吴国灭亡后你们不知死节，却跑到北方来经营奔走、希望获得当权者常识。你们这种行为，与你们所标榜的名门之后实在不相符吧！”

陆机没有从正面回复卢志的这种讥讽。因为卢志这种讥讽是旁敲侧击的，陆机想正面回应实在是有力使不上。而且陆机即使能正面回应他，陆机也没有这种胆量。
“我陆氏家族在国家灭亡之时，自然没有为自己的君主死节，我陆氏家族为了地位、权力，自然是一心想获得现在当权者的常识。但你的祖父、父亲难道一开始起是晋帝国的臣子？你们父祖也同样深受汉、魏的重用，世受汉魏的厚恩，但你们为了权力、地位，岂非也是一心讨好晋帝国的当权者？大家是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
但这反驳，很显然会惹得大家都不高兴。因为当时堂上所坐的大人们，谁听到这种话也会不舒服的。因为翻开他们的家谱去看，恐怕都也称得是三姓家奴（汉、魏、晋）。
于是陆机就只能从文字之上回应卢志了，并把卢志给顶得两眼翻白。我和陆逊、陆抗的关系。“就好象你和卢毓、卢廷的关系。”
总而言之，我祖父、我父亲的名字是你乱叫的？
再总而言之，我乱叫你祖父、父亲的名字能行吗？


陆氏兄弟在吴帝国灭亡十年之后赶赴洛阳，凭借家族影响、无与伦比的文名意欲恢复家族的荣耀。但这种努力总是受到北方名门贵族的排斥。当然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如卢志的这种讥讽。
陆机对卢志的这种回应，不管高明与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卢志对他的那种讥讽，是永远也无法去除的。因为在北方的名门贵族眼中，南方的名门贵族总是低人一头的（因为南方是被北方征服的）。这也就是陆机在北方混了许多年，也没有真正混出个名堂的主要原因。
但陆机却显然认为自己流着的血也是高贵的，因为他的父祖都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更是天下一等一的贵族。但陆机却显然认为自己肯定能恢复自己祖宗的荣耀，因为他对自己的文采有着绝对的自负。
问题是，北方的名门贵族们却显然不这样认为。陆机在这种歧视之中艰难的发展着，最终的结果却是混得一再挫再挫；却没有混出个什么名堂来。


陆机与卢志的矛盾，显然是北方名门贵族与南方名门贵族之间的矛盾。
陆机与孟玖的矛盾，更多却却是源于陆机那种根深蒂固的贵族优越感。
陆机与孟玖的矛盾，主要是源于这样一件事。孟玖想让自己的父亲当邯郸令，大家都表示认同，但陆机却表示了反对。陆机对此表示反对的理由，实际上就是他那种根深蒂固的贵族意识流露。
陆机说：邯郸令将来是要做三公的。一个宦官的父亲怎么有资格担当这种职务呢？在陆机心目中，邯郸令绝不是出生卑贱的人能担任的。
在天下已接近大乱的时代里，陆机却死守着这种迂腐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孟玖的父亲配不配当邯郸令，主要应该看他的能力与威望。如果陆机说孟玖父亲的能力、威望都不足以出任邯郸令，那只能证明陆机正直；却不能证明他无法抛开根深蒂固的贵族意识。但所谓邯郸令将来是要当三公的，所以宦官的父亲没有资格担任，却只能证明陆机无法抛开根深蒂固的贵族意识。


一个人去做宦官，通常都是源于生活所迫，一个人生活只要能达到小康（更不要说达到豪门贵族的标准了），他就绝不会去自残自己、自己残自己的儿子当宦官。
因为当宦官后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乐观的。做为卑贱的奴仆，属于他们的命运只是深陷入黑暗的宫庭之中，小心翼翼的伺侯主人，挨骂挨打那是家常便饭，一个不小心也许还会死于非命。他们普遍的命运都悲惨的、痛苦的，能真正爬上顶层而拥有权力、荣耀的人通常只有少数幸运儿罢了。一个人如果生活能达到小康（更不要说达到豪门贵族的标准了），谁会花这样大的代价谋求这种职业呢？
宦官的产生，绝不是由于那些“自宫”者的贪婪与无耻。一切仅仅是因为当权者的残忍与自私，从这层意义上宦官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
所谓宦官丑恶，仅仅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仅仅是因为他们中的幸运儿（暴发户）通常也不会握有话语权。所以在历史上他们常被描写的丑恶异常。但东汉十常侍之首张让曾说了：“我承认我们是贪婪的、罪恶的，问题是你们所谓的名门、名士有谁是清白的？”

陆机做为一个江南贵族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受到北方贵族的歧视；另一方面他又被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所拖累。
所以与他的父、祖相比，他缺少了那种雍容与与自信。与张华等人相比，他又缺少了那种从容与自信。所以他觉得自己有王佐之才，但在现实的夹缝中却是左顾右盼、总是感到无所适从。
面对来自卢志的歧视，陆机能用锋利的言词让对方甘拜下风。却不能用自己的才华、胸怀让对方对自己产生一点惺惺相惜的感觉。虽然卢志也是当时第一流的文人与智谋之士。
面对孟玖暴发户式的崛起，陆机敢公然表示孟玖只是一个暴发户，所以他父亲根本不配当邯郸令。但面对孟玖弟弟（孟超）公然违抗军令、挑衅统帅权威的行为，却是报以了忍让。虽然孟超的行为是绝不可饶恕的。

复西井_aluminum网友，感谢您的支持。我对您问题的回复如下。

（一）、追求世袭、终身制，追求无限制的权力。这是所有统治者的共同愿望，这绝不会因为他们的道德、思想而有所改变。改变他们的原因只是客观利害关系。

华盛顿、杰弗逊处于美国当时的背景下；役使奴隶对自己没有危害，所以这两个人家里都养着大批的奴隶。但他们追求专制肯定会身败名裂，所以这两个人就都不敢追求世袭与终身制。这与他们人格下作或伟大无关。
水无定形，从高向低流罢了。社会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是无数个体趋利避害搏奕的产物罢了。

如果说意识与思想能决定政治形态，那为什么华盛顿、杰弗逊等人还要在大半个国家中实行奴隶制呢？而且这种制度一直美国存在了近一个世纪。更主要的是，他们家里为什么还要养奴隶呢？


（ 二）、古代西方的君主们，他们都有追求世袭、终身制的能力，所以他们大都不会放弃这种权力。但追求中央集权制，则显然会因为触犯普遍贵族的利益而失败，所以他们就尊重贵族政治。这也与他们的思想意识无关。
古代西方的贵族们（实际上就是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因为他们都有追求世袭、终身制的能力。所以他们也不会放弃这种权力。而他们不放弃这种权力，那国王就永远也难以变成皇帝。
中国历史上的贵族们（实际上也是中在地方各级官员），他们如果有机会保持世袭、终身制的权力，他们也不会放弃的（看两晋南北朝就可以知道）。但在宋、明、清后，他们普遍都丧失了这种权力。如果说官员丧失这种权力是一种历史的退步，而官员保持这种权力却是一种历史的优越，那我可实在不敢苟同。
中国的历史从宋代开始就已走出了贵族政治的阴影，而西方历史则在现代政治开始后才渐渐走出贵族政治的阴影。这也绝不是源于彼此不同的思想与意识，一切仅仅是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罢了。

（三）、中国的历史疆域与西方的历史疆域是不同的。中国的历史疆域是封闭的，西方的历史疆域是开放的。
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疆域显然有一个重心所在。黄河、长江流域之外，向南、向北、向西都是文明落后的地区，向东则是茫茫大海。从这层意义上，中国历史上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在中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疆域中，政治、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不过二百多万平公里罢了），就意味着统一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种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权力是难以从外面寻找到强大的支持力的。

但西方历史则不同了。西方的历史疆域实际上包括着整个欧洲、北非、西亚；这些地区之间的文明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统治者即使统一了欧洲，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一个统治者即使让地中海变成了内湖，也不敢说自己将要统一了天下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之内，即使是在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各阶层想挑战最高统治者（国王）的权力也很容易从外面寻找到支持力。

这一切已足以让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不同了。何况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止于此。
西方早在两三千年前，海运已很发达了；战争中就已开始争夺制海权了。这绝不是源于彼此的意识不同。而是源于彼此不同的地理环境。西方的历史疆域中有着太多的内海、海峡，如果一个政治中心不能有效控制相应的制海权，那他就会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优势丧失殆尽。而中国直到近代开始后才有制海权的概念进入，这也绝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完全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疆域差别太大所至。

众多内海、海峡的存在，使任何一个政治、军事中心想把权力伸到最广阔的地方都变得困难重重。换而言之，一个政治、军事中心也许能让隔海的地区表示臣服，但想有效的直接统治它就难以想象了。广阔的历史疆域加上这种内海、海峡的限制，使西方难以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而这种历史疆域中，又使宗教发展变得更为容易。因为在一个诸国林立的社会中，国王们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去压制一个威胁、侵犯他们权威的宗教势力兴起。
中国的宗教难以形成巨大的规模，主要是因为宗教会威胁皇权的利益，所以皇权自然会压制他。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与一个宗教组织相火并之际，通常总是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占据上风。西方的宗教能开成巨大的规模，绝不是源于统治者的容忍，一切仅仅是因为西方历史是众多国家并存在着，这种政治格局分散了世俗的政治力量，使他们难以有效压制威胁、侵犯自己权力的宗教组织。
强大的宗教势力存在，更会强有力的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因为宗教首领的权力是跨跃众多国界的，而国王的权力常常局限于自己国界之内的。这使贵族们在限制国王的权力时，更容易从宗教势力中寻找到支持。
这种客观的差异，使西方长久的难以走出贵族政治的阴影；更加进了宗教政治的阴影。
中国现代政治是从反对皇权开始的，而西方的现代政治则从反对贵族政治、宗教政治开始的。现代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但泪痕从不认为西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宗教政治，比皇权政治优越。

（四）、西方最先代表了现代的政治制度，这也是客观使然。在西方经济发展进入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经济显然仍然处于小农经济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最先代表现代政治制度有什么奇怪的？这实际上更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您也许又会说了，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最先出在中国呢？中国历史一直领先于西方呀！但这种问题说来复杂，我们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一直远远领先于中国的东南地区，但很早开始起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不在黄河流域。
在生产力处于最初阶段时，哪里不用开发就能适宜农业文明，哪里就会成为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发达地区都处于干半旱地区，因为温润地区当时人类无力开发出来，在这种阶段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显然高于长江流域。其实仔细看世界大都如此。
在生产力处于相对高一点的阶段，哪里湿润哪里就容易成为文明地区。这也就是中国江南经济超越北方的主要原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才能大规模的开发江河、湖泊遍布、降水丰富的的地区。
但上述都是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的事情，在工商业文明崛起之时，一个地方适宜不适宜农业生产，并不会决定他能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为工业文明之时，哪个地方最适宜发展工商业哪里经济就会迅速兴起，这也就是中国上海、香港等地迅速成为中国新经济重心的原因。
历史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而唯心史观的存在，一方面是政治宣传的影响（大家都标榜自己的政治制度优越）；另一方面就是史学家们懒得深入历史去分析。因为用唯心史观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总是非常容易的。总而言之，一地有什么历史现象，都是因为有相应的思想、意思。再总而言之，一地有什么历史现象，都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思想决定。

（四）如果您愿意与我讨论问题，我也愿意与你讨论。只是希望我们把讨论范围局限于历史范围之内，不要有意无意的硬靠近政治。我开这样一个帖子并不容易，实在不希望因为谈论不必要的内容被封掉。

三、 陆机之死（下）


陆氏一直是吴帝国最举足轻重的豪门家族。随着吴帝国的灭亡，这个家族自然渐渐退居成为一个地方豪族。陆氏兄弟后来费尽心机，无非是想让陆氏家族再变次成为晋帝国最举足轻重的豪门家族。
吴帝国灭亡十年后，陆氏兄弟开始进入洛阳城为这个梦想而努力了；但这两个兄弟一直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

最初陆氏兄弟跟着杨骏混；没有想到杨骏很快就垮台了。
后来陆氏兄弟跟着贾氏混，后来贾氏被杀光了。
再后来陆氏兄弟跟着赵王混；这更混得更倒霉极了。因为陆氏兄弟文名满天下，赵王写个什么文字之类的任务，自然是非陆氏兄弟莫属。据说赵王写篡位诏书就是出于陆机之手（实际上也就是如此）；在赵王全家被杀后，一个人替赵王写篡位的诏书，那绝对是耸人听闻的大罪。于是陆氏兄弟差点因此被杀。幸亏成都王回护，于是陆氏兄弟得以再次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人们关注的实际上都是自己家族的兴衰；所以陆氏兄弟效力于敌国；更在权臣之间辗转往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忠君爱国那从来都是大道理罢了；现实社会中真有几个人会把他当回事呢？就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陆氏兄弟也不例外！

陆机兄弟从死亡边缘走出后，就一直为欣赏自己的成都王效力了。但成都王显然也说不上什么忠君爱国，这位老兄一直是以地方势力遥控、进攻中央政府。而对成都王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陆氏兄弟好象也从未规劝过；甚至都是极力支持的；否则在讨伐洛阳城时，成都王自然没有理由让陆机当大军统帅。


成都王攻打洛阳城（长沙王）之时，决定让陆机担当大军统帅。面对成都王的这种重用，实在把陆机惊得差点坐在地上。
一来是陆机兴奋的实在难以自抑了；因为他一直想恢复自己家族在父祖时的地位与影响，他的父祖都曾经是大军统帅，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忙碌奔波十多年，吃子多少苦、受了多少难，自己终于也有机会担任这种职务了，陆机能不能兴奋吗？
二来是因为陆机自己也知道这副担子太重了，重的让陆机挑都不敢挑。军队中那些高级将领，有一个人是发自心底尊重、亲近陆机吗？显然一个也没有！陆机有信心让这些高级将领，发自心底的信服、尊重自己吗？显然也是没有！陆机在这种背景下统帅大军出征，与绵羊领着一群狮子打仗能有多大的分别？

说实话陆机根本担当不起这种重任。他最聪明的作法就是应该极力推却这种重任。
但想当年陆机的祖父（陆逊）曾统大军把一代枭雄刘备打得落荒而逃；再想当年陆机的父亲（陆抗）曾坐镇帝国边镇与晋国名将羊怙打得棋逢对手。陆机一直都想恢复自己家族的荣耀，现在总算等到这种机会了，陆机自然舍不得放开它。于是陆机咬了咬牙担起了这种重担。
虽然他的亲信劝说他，你根本无力挑起这副重担的。但陆机却用一种委婉的方法拒绝了属下的建议。陆机说如果自己不去挑这副重担，成都王肯定会怀疑自己想骑墙观望。但这种说词显然只是陆机的一种托词，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只是源于陆机根本不想放弃这种机会。因为陆机无法担当这种重任的客观原因非常多，陆机如果把这些原因提出来，成都王自然没有理由去怀疑陆机对自己有三心二意。


陆机在多年的政治场上厮混，已让他变得保守而圆滑。所以面对这副担子，他自知无力挑起却偏偏要去挑起；而挑起这副担子后，又一直是前怕狼后怕虎。总而言之；他完全是用一副官僚的态度去当大军统帅的。

陆机虽然说成了帝国的统帅；但他对成都王毫无信心；说实话陆机一直都担心成都王在关键时候会不支持自己。
卢志看不起陆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一个人担负着重大的任务，心里想的不是如何把工作干好，却是一个劲的估算、猜测自己的上司心理。这怎么能把事办好呢？

成都王最亲信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卢志，一个是孟玖。但陆机与这两个人的关系都非常糟糕。这使陆机在干事时更前怕狼后怕虎，因为他时刻害怕这两个人在背后会给自己一刀。
如是仅此，事情还是可以弥补的。更可怕的还在于，陆机做为大军统帅，但他手下的将领竟然没有一个愿意信服他的。
当然了最可怕的还在于，陆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竟然让敌人打得一蹋糊涂。做为一个统帅到了这种地步，那他还想继续活下去恐怕就只有求上帝保佑了。


因为历史习惯把陆机写成一个正面形象；所以我们常把一切过错归于与陆机做对的人。问题是一个大军统帅，对自己的上司没有信心；与自己的同事矛盾重重，又不能让自己的下属信服自己；面对问题又不敢放手任事。那他还靠什么打胜仗呢？一个人在这种背景下出任大军统帅，本身就是对自己、对军队不负责任的行为。


于是当陆机执行军纪之时；竟然有人公然劫走被处罚者，更嚣张的漫骂陆机。陆机的下属劝陆机杀掉这个嚣张的家伙，但陆机实在没有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个公然渺视陆机权威的人是孟玖的弟弟孟超。
泪痕以为一个人如果在这种背景下，都不敢击斩违纪者，那他当大军统帅还有个什么意义？
一个大军统帅的权威如果就这样任人渺视，那这枝大军人数再多；恐怕也只有去接受失败了。因为这种军队本身就是乌合之众！


于是陆机统率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队攻击洛阳城，自然被打得一败涂地。因为大军统帅的权威在出征不久后就被剥夺的干干净净了。
面对孟玖弟弟公然违抗军令，面对孟玖弟弟公然挑衅统帅权威的行为。陆机完全有权当场击斩他；如果陆机敢这样做，哪个将领还敢不服陆机的将令呢？但陆机显然不敢这样做！
司马穰苴击斩庄贾时，那是司马穰苴在没事寻事。因为司马穰苴杀庄贾，那是在故意制造机会杀人立威。由于客观因素限制，陆机自然没有必要这样与孟玖结怨。但孟玖弟弟公然违抗军令在前、公然挑衅统帅权威在后，陆机如果在这种背景下都不敢杀他，那他当这个大军统帅还有什么意义？

面对这种失败，成都王愤怒了。而所有想攻击陆氏兄弟的人都找到了最好的借口。成都王实在不相信陆机会背叛自己，但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就把仗打成这个样子，也实在太让成都王不敢相信，也无法容忍了。

陆氏兄弟为了自己家族的复兴，跌倒爬起永不言败；但最终还是带着未完的愿望死去了。

复西井_aluminum网友，感谢您的支持。
陈胜刘邦之流为何成功后都称王称帝？而克伦威尔华盛顿成功后却不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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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成功后不加冕，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做到。他如果有力量做到，他肯定会加冕的。这绝不是猜测，因为克伦威尔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克伦威尔的护国政治是走向复辟的过渡形式），只是在一个即将进入现代工业的社会中，他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从这层意义上，他与中国的袁世凯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华盛顿成功后没有加冕，主要也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做到。他如果有力量做到，他肯定也会加冕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华盛顿有机会当奴隶主，都不会给奴隶自由；如果他有机会当独裁者，就会给全国百姓民主？
华盛顿不能独裁，主要是因为他的权力非常有限。如果说华盛顿不独裁是因为他道德伟大，那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不独裁，又是因为什么呢？在一个由众多拥有独立权力的地方政府（州）组成的国家里面，总统的权力能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

同样客观条件一样的人，采取的方法是趋向无限大的，这才符合这个世界的大道理，而不是趋向于无限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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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观道德、思想自然有着许多的不同；在相同的环境处，人所采取的具体反应也是不同的。但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他们并没有质的区别。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役使奴隶对自己有利，而且能变成现实。那华盛顿与一个普通的奴隶主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奴隶主，而且谁也不会主动放弃这种权力。
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称王、称帝对自己有利，并且能变成现实（在广阔的小农社会中）。那李世民与普通的皇帝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是皇帝；而且谁也不会主动放弃这种权力。
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称王、称帝对自己没有利，并且也实现不了（在现代工业商业兴起的社会中）。那华盛顿与普通的统治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是民权政治的统治者，而且谁也不敢去复辟帝制的。
在相同的环境下，人做出的反应是千差万别的。但最终的结果都是追求最大的利益化。华盛顿再伟大，也不会主动放弃做奴隶主的权力；李世民再伟大，也不会主动放弃做皇帝的权力。

陈胜、刘邦与华盛顿并没有可比性。因为他们绝不是同一种环境下的统治者。如果用这种方法去比较，那现在随便拉出一个统治者也比华盛顿伟大，因为华盛顿是一个标准的种族主义者（认为黑人低人一等）奴隶主（家里养着大量的黑奴）。

为何西周诸侯几乎能和平相处，同样的地理位置，东周就开始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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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之时，因为铁器还未广泛使用。所以在中国历史疆域中能开发出来的地区还是非常有限的，换而言之真正文明的地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要翻开中国历史地图册就可以知道了。
在这种背景下，天子只要占据着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可以对诸侯拥有着绝对压倒性的优势；任何一个敢不服从这种权力秩序就会受到天子的打击。

但随着铁器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中国历史疆域中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开发出来，换而言之走入文明的地区越来越多。我们只要翻开中国的历史地图册就可以知道了。
在这种背景下，天子所占据的地区，在经济上就不再拥有这种压倒性的优势了。而且各大诸侯之间也会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变得力量差别越来越大。于是处于强势的诸侯开始挑战既有的权力秩序了（他们开始兼并自己相邻的诸侯）。于是整个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开始受到破坏。
这绝不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变了，而是因为客观的经济、力量、利害关系变了。

（一）、为何周后中国形成大一统的帝制，而罗马帝国衰败后，西方却诸侯林立直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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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周之时，之所以会诸侯相争不断，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主要是因为是在当时的交通、媒介下，一个权力中心能直接、甚至间接幅射的地方是有限的。（楚与齐之间，都说彼此风牛马不相及了）。所以当时背景下，只有霸主、只有越来越大的诸侯国，在中国的历史疆域上却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帝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最终构建起了以秦帝国为中心的帝国。

西方在罗马时代。
一个统治者只要统治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那就绝对可以称得上统一西方的天下。因为西方的文明重心当时就在这里。
但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在地中海外围的地区也越来越多的能与地中海为中心地区相提并论了。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统治者即使统治了地中海为中心的地区也无法有效统治整个西方历史疆域了。于是西方历史遂陷入长久的无法统一之中，而这种统一后来也一直无法实现，主要原因泪痕前面已说过了，那就是西方的历史疆域太过广阔（而且海峡、内海众多）使这种统一变得困难重重近于不可能了。

（二）、整个欧洲能有多大？成吉思汗当年侵略的地方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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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历史绝不是欧洲的历史；而是欧洲与北非、西亚三个部分联合起来的历史。这个历史疆域远比中国历史疆域要广阔；而且所谓的文明地区更比中国的历史疆域要广阔的多、也分散的多。一个人想统一这种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蒙古民族最强盛之时，侵略的地方的确很广阔。但正因为广阔，所以绝没有一个蒙古的统治者能把自己的权力渗透到普遍地区。
忽必烈真正能统治的地区，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历史疆域，传统西亚、欧洲、甚至草原地区都是其它蒙古强势人物所控制着。忽必烈只是中国历史疆域上的皇帝，绝没有力量把权力渗透到西亚、欧洲。而且不论蒙古人的铁骑能走多远，但中国与历史上的西亚、欧洲的联系依然没有本质的改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蒙古几个大汗（中国、西亚、欧洲）之间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其余的内容就更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