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贵族政治的开始

一、 皇帝权力是如何变神圣的？


皇帝只是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他下面的官员想取代他的地位，那是合情合理的。 但基于人的私心本能而言，无论谁拥有了最高权力，都会希望这最高权力能留在自己、自己子孙手里。道德永远无力压制人的这种私心本能，因为道德从来都是不可靠的。
许多人常说美国总统华盛顿道德非常高，因为这位老兄拥有了最高权力之后，马上废除了终身制与世袭制。泪痕以为说这种话的人，真是在把政治当童话去讲了。如果说美国的民权政治是源于几个奴隶主的道德，源于几个种族主义者的道德，那真等于说母猪也能上树了。

最高权力者想让权力永远留在自己手中，所用的方法无非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最常见的方法；那就是在法律上、在思想上神话最高统治者；总而言之谁敢挑战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那就是大逆不道的、那就是该千刀万剐的。
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国家处于广阔的小农社会中。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想约束最高统治者之时才难以实现联合，所以整个社会就只有在法律、思想上承认最高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
在工商业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已丧失了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因为在工商业社会中，社会在限制最高统治者之时能很容易的实现某种联合。在这种背景下，最高统治无论道德有多低，他都只有时刻高呼我是人民的仆人，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了，事实上是不是如此，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否则，他根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力。

在两晋南北朝之时，皇帝自然能在法律、思想上做到神话自己。但这种法律与思想，在事实上总是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因为两晋南北朝之时，豪门贵族已成为了一种最重要的社会群体了，这种社会群体很容易形成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实力，所以皇权在这种社会中通常总是很容易就受到挑战。但这种社会力量本身也是代表着专制，所以他们挑战最高权力者的结果并不会有着民权的性质，依然还会继续神话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最高权力者想让权力一直留在自己手里、自己家里。所用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层层分割其它权力者的权力。总而言之，中央、地方之间权力者之间相互牵制，各个系统之内的权力者也相互牵制。在这种背景下，官员想与皇帝竞争最高权力自然又是困难重重了。
这种方法在任何时代都是管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中效果是不一样的。在小农经济下，这种方法效果非常明显；因为整个社会就处于封闭、孤立之中；最高权力者想分割官员的权力自然容易极了；而且官员也很难改变这种现状。
在工商业社会中，中央、地方的权力自然也能分割的非常细；但如果最高统治者违背了社会广泛的利益、公认的法律，那在交通媒介都非常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中，有人振臂一呼官员们就会轻而易举的实现联合。比如袁世凯一称帝，马上让反对派们实现了联合；面对这种联合袁世凯是无力应对。
在两晋南北朝之时，皇帝自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了。只是在豪强地主经济兴起的社会中，这种方法的效果却显然非常有限。因为帝国的权力通常是集中在一些豪门贵族家里，只要几大家族之间达成默契，那皇帝在最高权力的竞争中就无法真正占有优势了。在这种背景下，最高统治者自然难以让最高权力长久的留在自己家里了。


最高权力者想让权力一直留在自己手中，甚至是自己家里。所用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加强自己血亲、姻亲、亲信的权力；让他们成为自己权力的外延。这种方法在工商业社会之前，一直是非常管用的。在工商业社会中，因为最高统治者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但对此显然没有一个统治者敢公然否定的）；他如果过分应用这种方法，那实在等于是在滥用权力。所以他们尽量会避免用这种方。在小农社会中，如果统治者能很好的分割官员的权力，通常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的，因为这种方法的弊端太多了，也太明显了。
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统治者在分割官员权力之时有些困难；所以只有在这种方法上大做文章。而且结果呢？第三种方法的弊端自然突显了出来，让人觉得帝国的动荡与短命都是因此造成的。但这种结论在当时也不会被某一个统治者所接受，因为普遍统治者都也是死守这种方法的不变的；因为他们实在想不出一种比这个更好的办法。

二、贵族是如何形成的


基于人的私心本能，一个人成为官员后，总希望自己家人都拥有许多特权。基于人的私心本能，一个人成为官员后，也总希望这权力永远留在自己家里面。
官员如果能让自己的家人拥有许多特权；官员如果能让拥有的权力一代一代的留在自己家里面。那官员就已贵族化了，如果官员能让社会在法律、思想上承认他们这一切的合法性、合理姓；那官员就已成为贵族了。


在小农社会中，官僚集团想实现自身的贵族化；通常是受制于皇权约束的。因为基于皇帝的利益，他绝不会希望官僚集团贵族化的。因为官僚集团的贵族化，就意味着皇帝会丧失许多权力；因为官僚集团贵族化，就意味着皇帝会受到更多的挑战与威胁。
但许多时候，皇帝与官僚集团搏奕之时并不占绝对优势；所以皇帝也无法阻止官僚集团贵族化的。

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之所以混乱不堪，主要原因就在于官僚集团已贵族化了。所以皇帝开始面对的不再是普通的官僚；而是众多豪门贵族的代表。在这种背景下，皇帝拥有的权力随时会面对来自下面的挑战与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皇帝自然不断被废、被杀，王朝自然没完没了的更替。

贵族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说白了，贵族无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官二代”。所谓的“官二代”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只是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之中，所谓的“官二代”都会保持着应有的低调；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之中，如果一个人敢公然叫嚣：“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生来就高人一等；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当官那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他肯定会被唾沫水给淹没的。但在一个皇权衰弱的小农社会之中，“官二代”通常就没有这种低调了，“官二代”们总是在集体公然叫嚣：“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生来就高人一等；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当官那是天经地义的事。”面对他们这种无耻的叫嚣的，整个社会都只有保持沉默了，因为敢表示反对通常是没有好果子的吃的。

当然了，泪痕说贵族就是今天所说的“官二代”。一定会惹得许多人表示反对；因为贵族哪是什么“官二代”，贵族那至少也得是“官七代”，“官八代”，甚至是“官十几代”啊。泪痕以为，这哪是五十步在笑一百步，这分明是一百步在笑五十步啊！
就好象几个小朋友在攀比；一个小朋友说：“我爹是当官的，所以我的身份比你们高。”另一个小朋友说了：“你爹是当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爹和和爷爷都是当官的，我的身份才叫高呢！”另一个小朋友说了：“你爹、你爷爷是当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祖爷爷、爷爷、爹都还是当官的呢！所以我的身份才叫高。”所谓贵族与官二代不同，与上面几个小朋友的争论有什么不同呢？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一个人想当官的主要途径通常就是源于官员们的推荐。而这种选拔官员的方法，显然不象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客观标准；结果自然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官员的兄弟、子侄、亲信总是容易得到推荐的。在这种背景下，高级官员自然会形成以自己兄弟、子侄、亲信为纽带的贵族集团。
但官员们的这种努力，通常总会受到来自皇权的约束。皇帝与官员的权力竞争从皇帝出现那一天就开始，皇帝约束官员权力膨胀的主要方式无非是下面这一种。
那就是把实权交给缺乏家族背景、社会背景的亲信。这种方法自然总会受到官僚集团（美其名曰士大夫集团）的一致反对，因为皇帝重用的这种亲信通常绝不是世家子弟，更不是士大夫集团所互相吹捧的人。
而且皇帝重用的这些亲信通常都是政治暴发户；官员反对他们之时自然很容易找到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我们在看历史之时自然很容易把他们当成反面角色，而把所谓的士大夫集团（官员）当成正面角色。
但我们在非议皇帝重用所谓的小人之时，我们在谴责所谓的小人罪恶之时，却常常忘了所谓的士大夫集团，他们同样也不见得的怎样高尚，他们得势力之后也总是在追求着自己的利益。



皇帝想消除贵族权力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分割官员的权力。但这一切说来容易，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却绝无实施的可能性。所以皇帝只能在加强自己血亲、姻亲、亲信来与贵族集团相抗衡，但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让众多利益不同的贵族集团之间相互牵制罢了。所以皇权依然无法真正消除贵族集团的影响；而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存在，皇帝的权力就无法真正变得神圣起来。因为随时会有一个贵族首脑在权势上超过皇帝，从而把皇帝踩在脚下，更动不动就会杀掉皇帝全家。

三、贵族社会的主流思想

两晋南北朝之时的贵族，与现在所说的“官二代”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时的“官二代”能用权力让人接受了他们高人一等的观点；而现在的“官二代”无法让人接受他们高人一等的观点罢了。

两晋南北朝之时的“官二代”，虽然让人接受了他们高人一等的观点。但想证明自己高人一等，总得有外在的表现吧。
贵族之所以能高人一等；绝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一切无非是他们有个好爸爸、好爷爷、好祖宗罢了。对于这个事实，贵族们既骄傲，又自卑；因为这个事实虽然能勉强证明他们血统高贵，但另一方面却更证明他们都是靠自己父亲、爷爷、祖宗混日子罢了。
贵族们哪能接受这种事实呢？

贵族想向世人证明的是，他们从父亲、爷爷、祖宗那里只是继承了高贵的血统；他们之所以能高人一等，完全是因为这高贵的血统能赋予人高人一等的修养与能力。
对于个别优秀的贵族而言，他们自然能向世人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在提高自己文化、军事、政治素养之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普通老百姓想认几个字都是一种奢求，他们哪敢奢望接受高等教育呢？普通老百姓成天种地、放牛，哪有机会在政治、军事方面进行学习实践呢？所以从正理而言，贵族们的文化、政治、军事素养应该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但这只是从正理而言，因为普遍贵族成员都是败家的“官二代”罢了，他们虽然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文化、军事、政治素养上却常常比不上普通老百姓。
所以除了个别优秀的贵族成员外，普遍贵族成员都无法在这种方面证明他们高人一等的。

于是有一些贵族成员，就退而求次用“扯淡”（清谈）的方式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了。
“扯淡”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的确需要非常高的文化素养；而擅长这种“扯淡”的通常都是贵族成员，单看这一方面好象真能证明贵族成员高人一等。但实际上，哪是这么回事呢？
贵族成员可以天天“扯淡”玩，天天不务正业。但依然高官得坐、高工资照拿、酒照喝、肉照吃；如果普通老百姓也天天玩这种高雅，恐怕最后也就是孔乙己那种生活状态；总而言之会沦为一个让最底层百姓都看不起的穷酸。
更主要的是这种“扯淡”的内容，虽然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但这种内容的优劣、是非对错，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要说你“扯淡”的水平有限了，就是你“扯淡”的水平真的非常高，在人们眼中也无非是妄附风雅罢了。
但泪痕还是前面的话，这种“扯淡”虽然毫无意义，但这毕竟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对于普遍贵族而言，他们同样无法在这种方面证明自己高人一等。

于是普遍贵族就更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玩颓废。当然了他们总会美其名曰自己这叫豁达、这叫清高、这叫对世风日下的无声抗议。但实际这纯粹是混吃等死罢了。
于是晋代文化中非常推崇一些人，但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表现，总而言之他们的特点无非是酗酒、吸毒（吃五石散）、说怪话、干怪事、精通一些娱乐消遣的行为；再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什么正经事也不干，就干些不着调的事、一些娱乐消谴的事。 泪痕以为这种人之所以出名，无非是因为他们符合了贵族的主流生活方式；贵族在推崇他们之时，无非是想证明自己那种混吃等死的生活方式高人一等罢了。
泪痕上面所说的那些生活特征，实际上只有贵族成员才能普遍拥有；普通老百姓对此只能望而兴叹。贵族成员把上述行为玩个遍，也照样衣食无忧、高官得坐、高工资照拿、没事去旅旅游、有事了就去扯扯淡。普通老百姓不要说把上述行为玩个遍了，他就是迷恋上其中几样，恐怕也要把家败光了；更弄得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饿肚皮。
所谓名士的生活习惯，通常都是贵族的专利，所以贵族社会才会大肆吹嘘这种人。总而言之，那些天天干正经事的人都是俗人；只有他们这种天天混吃等死的人才叫高人一等。贵族们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证明了他们比普通人高贵；而这种方式普遍贵族都喜欢也能做到，所以社会自然开始美化这种混吃等死的思想行为。
如果说名士跟那些混吃等死的贵族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名士们都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而普通的贵族大都没有他们那种文化素养。但他们那种不务正业、哗众取宠、混吃等死的人生态度是一样的；但那们那种不嫁不穑、不工不商的寄生生活是一样的。

贵族社会中占主流的思想，自然是贵族们的思想流露。而所谓的名士被推崇，无非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符合了贵族们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所以他们就把扯淡、酗酒、吃五石散、娱乐消遣做为生活的全部；所以他们就视不务正业为豁达、清高。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大约就是这种思想罢了。

感谢穿拖鞋游学网友的一再支持、鼓励，再更新一节。

第六章 围绕皇权继承人的明争暗斗


第一节 从太子司马衷谈起

一、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何以稳固



从历史上看，围绕太子而产生的权力争斗，那从来都是非常激烈的。为此引得帝国形成几大集团，一派支持太子，一派支持某个亲王，最后引得几大集团之间火并、两败俱伤的事实在太多了。
我们去三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曹丕兄弟争得差点煮豆燃了豆萁；孙权两个儿子争得更是死伤狼籍；至于从前的袁绍两个儿子争得更是各率数万大军玩命打仗，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引狼入室。刘表两个儿子争得就更不成器了，弟弟刘琮费尽心机从哥哥刘琦手中夺来了权力，却把所有地盘拱手让给了敌人。
但晋帝国却从来没有发生这种太子之争。司马衷在毫无竞争的背景下，足足当了22年的太子。这本身就说明帝国内部支持司马衷当太子的力量一直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这绝不是他的父皇、母后支持他就能做到的。

太子的智力有问题，对普遍军政大佬而言；绝不是坏消息。所以帝国普遍军政大佬都是支持司马衷当太子的。只要细心看晋初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反对司马衷当太子的人，实际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历史上明确记载反对太子司马衷当太子的人，好象只有卫瓘与和峤，而这两个人也只是含糊其词的表达过一两次。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没有看到别人曾公开反对过司马衷当太子。


做为军政大佬们，实际上很少有人反对司马衷当太子的。
未来皇帝智力有问题，那属于皇帝的权力，自然就得让军政大佬们共同分配。
辅政大臣会行使皇帝的权力，但辅政大臣再怎么也不是皇帝；基于避嫌的理智，他也会把皇帝的权力分给其它军政大佬一部分。
仅基于这种可能的利益，就会让他们会支持司马衷当太子。

更可况，与一个强势皇帝相处，那是伴君如伴虎。
汉帝国的文、景皇帝是优秀的皇帝；清康熙皇帝是优秀的皇帝，但这些人成为皇帝后，那都是报着先发制人处世风格；总而言之那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
他们喊的口号通常是：“削亦反，不削亦反；早削早反祸小，晚削晚反祸大。”总而言之，谁敢拥有强大的势力，皇帝不杀了他肯定会睡不着觉的。
这种优秀的皇帝，也许是帝国的福音；但对那些拥有太多既得利益的贵族而言，恐怕实在是一种噩耗。
司马衷那种人当了皇帝，他们自然不会有这种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军政大佬、豪门代表们自然不会反对司马衷的太子地位。既然普遍军政大佬、豪门代表都不反对司马衷的太子地位，那有心反对司马衷太子地位的人，自然也就只有闭上嘴了。

在贵族政治的权力搏奕中，很容易搏奕出一个低能、软弱、幼小的皇帝。因为在正常的权力搏奕中，普遍贵族都喜欢这种皇帝。从这层意义上说，司马衷能稳坐太子之位二十多年，绝不是某个偶然原因造成的。
后来的愍怀太子（司马衷的儿子）之所以死于非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太刚强、太有能力了；虽然他一再装出混吃等死的庸人模样；但那些处于强势的贵族们，都依然认为他是一个最危险的竞争对手。贾氏因此一心往死整他，他好容易躲过了这一劫，赵王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希望他快点死掉。
我们常认为愍怀太子后来太不求上进了，但我们却常常忘了，假如贵族们真认为愍怀太子不求上进，那他就用不着死了。假如愍怀太子就那父亲那种智商，那他就更用不着死了。因为一个无所是事的太子，一个智商有问题的太子，绝不会对贾后、赵王等贵族代表构成威胁。

二、卫瓘对太子地位的挑战

司马衷在当太子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其地位实际上只受过一次温和的挑战。那是在司马衷十九岁时，卫瓘含糊其词的对皇帝说太子能力太差。


那一年的某次宴会上，卫瓘假装喝醉了酒，指着武帝的座位说“此座可惜了。”虽然晋武帝知道卫瓘这是在说司马衷不能胜任太子职，但晋武帝却没有搭理他这种话题。
但在不久后的一次宴会中，晋武帝却找了一些疑难问题，叫人拿给太子作答。太子把相关问题都一一写在纸上，让人拿回给皇帝去看。
皇帝把太子写的内容让全体政府官员去看；对于太子所写的这些内容，大家都认为太子写的字句粗浅，但见解高明（这绝非阿谀之词，事实就是如此）；总而言之，太子最大的缺点无非不好读书罢了。
但有一个明摆着的疑问，却显然没有人去提出来。那就是这些内容虽然是太子亲笔所书，但真是太子独自完成的吗？因为皇帝让太子解答疑难时事问题时，根本没有设置任何监考措施。总而言之，太子当时完全有机会叫几十个高材生集体解答这些问题然后抄一遍。事实上，太子也正是通过种方式解答这些疑难问题的。

想证明太子的智力；叫太子出来随便问几个问题就可以了。真用得着考试吗？即使考试也总得有一点监考的措施呀；这种所谓的考试也实在太如同儿戏了。
对于这种疑问，随便拉个人出来都是会有的。但晋武帝、及晋帝国满朝文武都对此视而不见，为什么呢？因为基于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也希望太子的地位得以巩固。
晋武帝用这样一种离奇的方式证明太子的能力，也许并不是想证明太子的能力有多高，而只是想证明太子的人气有多；你看满朝文武除了你卫瓘之外，还有一人个试图去摇太子的地位吗？显然一个也没有！

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区区一个卫瓘了，就是晋武帝本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恐怕也是难以成功的。
谁当太子，绝不是某个人说了就能算的。从前汉高祖刘邦够牛了，但这位老兄一心想废掉太子刘盈，最后结果却只能无奈的安慰戚夫人：“你们母子以后的命运，就听老天安排吧！”因为刘邦实在没有能力废掉太子，而太子当了皇帝后，即使太子想饶掉戚夫人母子，但他们母子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了。权力顶峰上的争斗，失败者从那样高的地方摔下去，想活下去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
刘邦在废太子的过程中，终于发现支持太子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在这种背景下强行废掉太子，恐怕随时都可能把帝国的天给捅下来。以刘邦一代开国皇帝，尚且不能随心所欲的决定太子的人选，一个继承父祖之业的晋武帝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人气超高的太子即使被废掉了，新立的太子就能安心在位吗？甚至新立的太子当了皇帝，如果许多人都拿旧太子来作文章，新皇帝能安于其位吗？


于是晋武帝指着太子所做出的答案，更指着纷纷称颂太子的群臣问卫瓘：“太子将来能不能胜任皇帝的职责？”
晋武帝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明显。太子能不能胜任皇帝之职责，不是你卫瓘说了算，甚至也不是我这个当皇帝的人说了算。请你老兄以后再提这种话题时，想好了前因后果再说吧！
卫瓘看到动摇太子之位的举动，竟然是自己完全孤立的行为，于是大为紧张与惶恐，从此再也不敢提此类的话题了。因为太子地位的稳固，绝不是源于皇帝一个人的意思，而是帝国普遍军政大佬、豪门代表们共同的意思；如果一个人非要这个问题大唱对台戏，那岂不真是想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吗？



如果真有许多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那太子恐怕一天也混不下去。因为太子是成年人了，因为太子是帝国的二号人物，他总会出席众多大型宴会、庆典活动的；如果人们非要收集太子智力有问题的证据，那有意无意的设一些小局，那太子恐怕随时会说出一大堆关于时事的经典名言。

如果事实总是一再表明太子是智力有问题的人，如果普遍人都有无意的表示太子的智力有问题，那这种声音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无可抑制；到时皇帝想证明太子只是不好读书但智力超群，恐怕比证明公鸡能下蛋也难。

用一种近于儿戏的智力测验证明太子的智力与能力，所证明的绝不是太子的智力与能力，他证明的只是太子的人气。太子的人气实在太高了，高到了根本没有一个人愿意、也不敢公开说太子坏话的地步。既然如此，太子的地位怎么可能遇到危机呢？

三、人们为什么对太子的能力讳莫如深


司马衷不能胜任太子的职责。 那谁能胜任太子的职责呢？这对晋武帝司马炎而言，永远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因为齐王司马攸象一个无法去除的阴影一直留在晋武帝心中。
太子不能胜任皇帝的职责，谁是最好的继承人选择呢？答案显然是齐王司马攸。
不管司马昭是真心还是假意，在司马昭活着的时候就一再说天下是司马攸的天下，他死后会把天下还给司马攸的，但结果司马昭食言了。现在司马炎的儿子不胜任皇帝的职责，那谁胜任呢？显然是齐王司马攸！

司马衷不到十岁就成了太子。
如果此时因为太子能力的问题打破立嫡长子的神圣性，而说什么选择一个能力、贤德的人继承武帝的位置。最合适的人选将是谁呢？显然是齐王！因为齐在司马昭死时就有机会继承司马家族的权力；而司马衷的能力不足，司马衷其余的弟弟年龄又实在太幼小；如果打破嫡长子当立的神圣性，恐怕只是给齐王做一道菜罢了。

对此司马炎自然不会轻易打破嫡长子当立的原则。因为打破这种原则，就会让帝位流向自己弟弟家，而无法留在自己家里了。
这是人之常情，自然有一大群儿子，却让自己弟弟继承自己的权力、地位，谁会这样去做呢？不要说自己的遗产是一个帝国了，就是自己的遗产是一个公司，也绝不会有人这样做的。公司的管理者可以选自己有能力的兄弟，但公司的所有权却绝对只能留给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一个儿子当了皇帝，那自己其余的儿子就依然是最近皇室成员；那自己的那些老婆也就是皇室最近的成员。自己的儿子、老婆就将拥有重要的权力、地位、财富。
如果自己弟弟成为皇帝呢？自己的儿子、老婆们还会成为最近的皇室成员吗？显然是不会了。
而且这也是把政治斗争考虑的比较温和，更常见的结果恐怕还是自己的儿子老婆都会受到新皇帝的猜忌，从而引发性命之忧。赵匡胤的弟弟成了皇帝，赵匡胤的儿子除了在戏文之中还能拥有尊贵的地位，在现实的政治中有的只能是处处受猜忌、排挤最后死路一条。
既然如此，司马炎硬守着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儿子当太子，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他实在不想把皇位留给自己的弟弟。这是司马炎对太子地位讳莫如深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以齐王的利益关系来看，他也会希望司马衷当太子。因为司马攸从自己哥哥手中取回帝位的机会实在太渺茫了。在这种背景下，他自然会希望司马衷当皇帝的，因为从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侄子手中夺回帝位，总比从一个精明强干的哥哥、或侄子手中夺得帝位容易吧！
即使齐王并没有乱臣之心，他也应该是希望司马衷当继承帝位的。因为司马攸做为帝国最大的实权派之一，如果皇帝能力不够，那他实际所拥有的权力自然会更大一些。

当然如果仅仅是基于这样一层原因。那在齐王死后，司马衷就没有理由继续当太子了。所以司马衷能一直稳坐太子之位，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根植于贵族政治中的。
普遍军政大佬、豪门代表们的基于他们狭隘的利益，都也不会希望有一个强势的太子继位。因为强势的太子继位，通常结果就是按太子的利益关系重新分配帝国的权力资源。最经典的事情就是，新皇帝一上台就念着削亦反、不削以的台词，大肆打击消灭从前的军政大佬们。
所以普遍军政大佬、豪门代表都也对太子的能力讳莫如深，因为基于他们狭隘的利益，他们也都会希望司马衷继续当帝国的皇位继承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司马衷当太子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出来拆司马衷台的人也就有着寥寥可数的几个，而且也都是含糊其词的说一下。

杨皇后一直支持司马衷当太子；我们常常是从亲情的角度思考他的动机。但泪痕以为，历史上普遍专权的外戚都喜欢幼儿皇帝、无能皇帝，他们这样做的动机通常总是为了扩大自己家的权势罢了。因为只有皇帝没有能力处理国家大事，外戚才能长久的做为一个执政家族存在。
远的历史例子就不多说了，贾氏家族执政之时，因为当时愍怀太子非常有才干；所以贾氏就一心想让这个太子堕落下去。如果能让愍怀太子永远长不大、或是真的堕落下去，泪痕相信贾氏家族肯定会天天念阿弥托佛的。
从这层意义上，杨皇后强力支持司马衷当太子，与历史上普遍想专权的外戚家族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杨皇后并不是只有司马衷一个儿子，而且后来的小杨皇后更不是司马衷的亲妈，他们之所以都维护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主要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杨氏家族的共同利益罢了。

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皇帝与太子的关系从来都是微妙的。
司马炎三十岁就当了皇帝。如果按正常的考虑，司马炎怎么也得当三几十年的皇帝。司马炎虽然不象秦皇、汉武、唐宗一样奢求长生不老，但总不会计划自己在六十岁前就死掉吧。
在分封诸王的背景下，皇族成员通常都会拥有巨大权力资源，太子做为皇族中最重要的成员，自然得拥有一个更大的份额；问题是太子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资源，那以太子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一旦想提前接班，皇帝又该怎么办呢？
从这层意义上，晋武帝实在没有信心选一个强势的太子。而后来选择强势太子的皇帝，如果老皇帝不能早早死掉，通常结果都是与太子反目成仇；或是与太子勾心斗角最后弄得自己儿子们手足相残。关于这一点，泪痕在序篇中已说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不多重复了。

司马衷之所以能稳坐太子之位二十多年，司马衷之所以能当皇帝。仅仅是因为司马衷的智力有问题，满足了普遍利益集团的畸形利益。从这层意义上，司马衷那样的人能当皇帝；绝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因为在贵族政治下，幼儿皇帝、智力有问题的皇帝总是层出不穷；因为这种皇帝最符合贵族集团的畸形利益了。

第二节 从司马攸谈起

一、 偶然性对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晋帝国的第二任皇帝竟然是一个“白痴”；面对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人们自然的会想假如晋帝国的第二代皇帝不是一个“白痴”，那晋帝国的命运也许就会完全改写。
但泪痕以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但这偶然性常常是受制于必然性的。

贵族政治下很容易进入外戚、皇族、豪门三大势力内哄纷争的格局之中。而这种政治格局，并不是因为皇帝是“白痴”才会出现。从这层意义上讲，晋帝国第二代皇帝能力怎样，都不足以改变当时外戚、皇族、豪门三大势力内哄纷争的历史。
如果说西晋帝国的短命、内哄无休，是因为皇帝是“白痴”；那后来东晋、南北朝二三百的历史中，围绕外戚、皇族、豪门之间内哄纷争无休无止，王朝象走马灯一样的更替。又是因为什么呢？所以泪痕以为，把西晋帝国的命运归于司马衷的智力之上，实在是难以说通的。

司马师没有儿子，所以司马攸很小时起就过继给了自己的伯父司马师。从这一刻起，司马攸就离皇权十分接近了。
司马师是曹魏帝国的首席执政官员，又是司马家族的嫡长子。而且从司马家族的势力发展去看，司马家族取代曹魏皇帝只是时间的问题。司马攸成为司马师惟一的儿子，岂不意味着随时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皇帝。
但很不幸，司马师在四十八岁时就死掉了，司马师死得的确有些太年青了。司马师过早的死亡，使司马攸丧失了继承司马师权力的机会。因为当时司马攸的年龄实在在小，他只有七岁，以这种年龄自然无法继承司马师的政治遗产。如果司马师能活到六十多岁，那继承司马师政治遗产的人自然是司马攸而不会是司马昭了。
但是司马师实在死得太早了！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假如司马师活到六十多岁。那以司马师的才能，相信司马昭能做到事，他一定都也可以做到。从这层意义上，司马师也是有机会做晋王的；而司马攸继承晋王之位后，也一定能顺理成章的做大晋开国皇帝的。
但泪痕以为，这些偶然性所改变的只是司马昭、司马炎、司马攸的个人命运；换而言之假如司马师多活十五六年，那司马昭、司马炎在历史中的地位、影响一定会降低很多；而司马攸在历史中的地位、影响一定会提升很多。但这一切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实在是非常有限的。

司马攸成为晋武帝后，他自然也会分封诸王、重用外戚、承认贵族的既得利益。因为这一切普遍存在于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绝不是司马攸可能改变的。
司马攸成了晋武帝，那晋帝国的太子自然不会是司马衷了。问题是无论谁当了太子，但太子与皇帝之间的微妙矛盾始终存在。总而言之，如果皇帝对太子集团报以压制的话，那太子再聪明，当皇帝后恐怕也无法摆脱皇族、外戚、贵族三大势力集团的摆布。如果皇帝对太子集团报以放任的话，那太子就有可能与皇帝产生流血冲突；这无非是意味着皇族内哄的提前来到罢了。
司马攸成了晋武帝，那晋帝国的太子自然不会是司马衷了。问题是在晋帝国成立三十多年后，司马懿兄弟、司马师兄弟、司马攸兄弟所代表的力量，那自然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绝非一个所谓聪明皇帝就能有效驾驭的。当然了，皇帝可以选择打击、压制这些皇族力量，问题是这也无非是意味着皇族内哄的提前来到罢了。



后来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先后出现的帝国都是在这种危险的平衡中挣扎、动摇、灭亡。这绝不是司马衷那样的人造成的，这也绝不是司马攸那样的人可以改变的。
从这层意义上，偶然性改变的只是某个历史人物的命运；而无法改变当时的历史轨迹。
从这层意义上，偶然性改变的只是会改变历史的细节；却很难改变历史的大框架。

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就是贵族政治的历史。
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就是贵族集团之间纵横开合的历史。所以这三百年间出现的帝国，不论开国皇帝有着怎样的不同，但所有的帝国都有着似曾相识的面目。总而言之，大家都是分封诸王的；当然了诸王纷争自然是无可避免的。总而言之，各自的皇权都是衰弱，所以皇帝被弄成傀儡、被废、被杀都是自所以难免的。总而言之，帝国大都是短命的；因为贵族之间纵横开合使帝国充满了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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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次与皇位擦肩而过的司马攸


大多数的人都支持司马衷当太子；他们支持司马衷当太子的真实动机呢？显然是因为司马衷当太子最符合他们各自的利益。
齐王司马攸那一系力量为什么支持司马衷当太子呢？因为天下本来就是司马攸的，只因为他父亲（司马师）死得太早，所以天下才会落到他二叔（司马昭）手中，更会落到自己堂弟（司马炎）手中。从这层意义上，司马攸那一系力量对此肯定耿耿于怀，并一心想夺回曾属于自己的皇位。
以司马攸当时的力量去看，他想从自己哥哥手中夺回皇位的机会实在等于没有，所以他只能把夺回皇位的机会寄托在自己侄子的身上。而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侄子，显然更容易让他看到这种机会。

泪痕上述内容都不是凭空猜测的。
天下是景王（司马师）的天下，当然也是他儿子（司马攸）的天下。司马昭只是替司马攸暂时保管天下罢了。对此司马昭也得一再承认。
更主要的是在太子司马衷17岁那年，司马攸那一系显然暴露了要夺回皇位的意思。

那是公元276年，那一年晋武帝司马炎差点病死；假如晋武帝病死了，谁应该当继承皇位呢？这种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因为国家设置太子这种职务，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在当时有人竟然说太子司马衷能力太低，所以应该让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贾充做为晋武帝最心腹的亲信，做为太子的岳父，竟然也表示了沉默。
晋武帝病好后，对贾充这种骑墙的态度非常恼怒，但晋武帝毕竟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他知道贾充的这种态度虽然是对晋武帝一系的不忠（不支持晋武帝的儿子当皇帝），但处于当时的背景下，却也实在再所难免；于是晋武帝对贾充稍做惩戒后就做罢了。

那一年太子不过17岁罢了，更主要的是他的智力有问题。单凭太子本身的力量实在不足以阻挡自己叔叔抢班夺权。
而太子那几个弟弟当时就更小了。太子最大的弟弟司马柬（后来秦王）也不14岁罢了，至于司马玮（后来的楚王）更不过5岁罢了，司马允（后来的淮南王）4岁罢了，至于司马颖（后来的成都王）还没有出生呢？
从这层意义上，假如晋武帝那一年就死了，太子兄弟实在不足以阻挡自己叔叔抢班夺权。

太子母亲一系的势力，晋武帝还没有着力培养。杨氏兄弟走上政治舞台前排，是这件事以后的事。从这层意义上，在当时太子母亲一系的势力也不足以阻挡齐王抢班夺权。

从这些力量对比去看，如果司马炎真的死于276年，那继承司马炎权力的人恐怕就是齐王司马攸了。但司马昭却没有死。
随着太子几个弟弟的年龄日渐长大；随着太子母亲家族（杨氏）势力日渐扩张；齐王司马攸离皇位也越来越远了！因为司马炎即使死了，以太子兄弟的力量加上太子母亲家的力量，再加上太子妻子家的力量，也绝不容齐王司马攸窥视太子的地位了！齐王司马攸终于离皇位越来越远了，更开始一再受到皇帝的排挤了。

如果司马昭死于公元276年（也就是司马衷17岁那一年）；晋帝国的命运真会有所改变吗？泪痕以为这种偶然事情所改变的只是司马炎兄弟、儿子们之间的命运；但对帝国的命运并不会有真正的影响。
我们也许会认为，继承晋武帝皇位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司马衷而是齐王司马攸，那晋帝国的命运一定会有所改变的。但泪痕以为，这绝对不过是一个草驴换了一个叫驴罢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司马攸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当了皇帝，那他该如何对待司马炎的儿子们呢？司马炎的儿子都是皇子，所以他们本身都拥有巨大的军事、政治资源，虽然这种力量在当时不足以阻止司马攸当抢班夺权，但司马攸想消灭这种力量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
从这层意义 上，如果司马攸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当了皇帝，那帝国自然会形成两大政治势力；一股以晋武帝的弟弟司马攸为代表，另一股以晋武帝的众多儿子为代表；这两股势力之间自然一直会处于竞争状态之中。他们之间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司马攸假如当了皇帝。那司马攸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利用皇帝的权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司马炎儿子们的优势在于，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他们拥有的军事、政治资源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这层意义上，假如晋武帝死于公元276年（比真实的历史早十三四年），那不过是意味着司马家族的内哄换成另一种形式爆发出来罢了。

偶然性所改变的只是某个具体历史人物的命运；却很难改变当时历史的命运。偶然性所改变的只是一些历史细节的结果，却很难改变当时历史的大趋势。
晋帝国的内哄、短命，是贵族政治决定的。两晋南南北朝那三百年间，开国皇帝的出身各不相同，能力、性格、民族也各不相同，但各自的帝国却都有着似曾相识的命运。

三、 晋武帝为什么不让齐王当皇位继承人



许多人读西晋历史时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司马炎为什么不让自己精明能干的弟弟继位，非要让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儿子继位？
泪痕以为，人们的这种疑问实在太理想主义了，因为不要说自己拥有的是一个帝国了，就是自己拥有了一个公司，自己有一大堆儿子，谁会让自己弟弟继承自己公司呢？从人的私心本能而言，人最多是让自己有能力的兄弟去帮助自己儿子管理公司，但公司以所有权肯定会留给自己儿子的。
所以对于这件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苛责司马炎，更不应该对司马炎有着太多的奢求。因为处于相同的背景，谁也难以免俗的。


更何况，即使司马炎决定让自己弟弟继承帝国；对帝国而言也绝不是什么幸事。因为这只会加剧帝国的内哄。
做为一个皇帝，他即使能做到不让自己儿子继承皇位，但他真能主动去限制自己儿子的权力、地位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弟弟继承了皇位，另一方面却是自己的儿子们都手握强大的政治、军事资源，他们之间能和平相处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老皇帝会接受自己弟弟继承皇帝的事实，但老皇帝的儿子们显然也无法接受自己叔叔当皇帝的事实。既然如此，皇帝不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帝位，却让自己弟弟继承帝位，本身就意味着会引得帝国大乱的。

除非皇帝在让自己弟弟做继承人之时，会全面的压制自己儿子们政治、军事地位。问题是在两汉、两晋南北朝之时，随便拉出一个豪门子弟都会拥有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随便拉出一个皇族、外戚的子弟都会拥有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而让皇帝剥夺自己儿子们拥有这一切的机会，也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在父死子继的传统礼法下，如果皇帝的弟弟成为继承人后，自然会有许多人打着捍卫皇帝儿子的旗号去制造内乱。在那种背景下，即使皇帝的儿子缺乏足够的实力，恐怕也会有野心人的推动下弄得帝国大乱的；而且在这种背景下，新皇帝如果害怕这种后果，要把屠刀伸向自己这些侄子之时，这些侄子们岂非会成为待宰的羔羊？


所以让自己的弟弟、侄子当继承人，这在历史上存在过。但同时压制自己儿子的人却好象没有。所以这种继承方式一旦出现，通常只会加剧帝国的内哄。


成汉帝国（李雄建立）就是如此起内哄的。
李雄让自己的侄了做为自己权力的继承者，但同时却让自己儿子都拥有着强大的政治、军事资源。于是他的侄子刚当皇帝就被李雄的几个儿子联手杀掉了。

其实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
战国时期，燕王哙为了向尧、舜、禹学习；于是就把王位禅让给了大臣子之。问题是，燕王哙的儿子会接受这种事实吗？于是燕国差点在内哄中走向灭亡。
当然了，比这更古老的故事还有。禹也是把王位禅让给了伯益；问题是禹的儿子接受这种事实吗？于是最后禹的儿子把伯益给杀掉了。大禹死后，王国没有内乱无休无止，主要原因就在于大禹让自己儿子拥有了压倒性的权力资源，否则启与伯益肯定也会把王国折腾得天翻地覆。

我们常常认为，假如晋武帝让司马攸继承皇位，那晋帝国就会如何如之何，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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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晋武帝为什么不让齐王辅政

读西晋历史时，我们也许会认为，晋武帝即使不让自己弟弟皇位继承人，也应该让自己弟弟给自己儿子当辅政大臣啊。
但齐王可以辅政吗？泪痕以为答案是显然的，齐王是不可以辅政的！
让强势亲王辅政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风险非常大的辅政方案。司马炎不选择这种辅政方案，自然不算得上什么错事。

石勒让石虎辅政，结果呢？石虎把石虎的儿子全杀光了。
萧赜让萧鸾辅政，结果呢？萧鸾把萧赜的儿子全杀掉了。
宇文泰让宇文护辅政，宇文护先后杀了两个宇文氏皇帝（都是宇文泰的儿子）。
陈文帝让陈颉辅政，于是陈颉就把小皇帝杀了，自己去当了皇帝。
高洋让高演辅政，于是高演就把小皇帝杀掉；自己去当皇帝。
高演让高湛辅政，于是高湛同样把小皇帝杀掉，自己去当皇帝了。
这就是强势亲王辅政的结果。
我们后人在非议司马炎猜忌齐王之时，为什么不想想这些亲王辅政的结果。在权力面前哪有什么温情可言呢？
我们也许会把一切归于这些强势亲王的道德，但齐王的道德就真比上面这些人强吗？显然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而且从人的私心本能去看，恐怕上帝也不敢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从这层意义上，司马炎猜忌齐王，并不是一种无端的恐惧。
因为强势亲王辅政，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选择，因为强势亲王拥有了辅政的权力，那他随时会威肋小皇帝权力的。
更主要的是，强势亲王取代政权之后，通常总会对皇帝子孙展开血腥的屠杀。司马炎拒绝这样一种辅政方案，本身就说不上是一种什么错误。

我们认为让齐王辅政可行，仅仅是因为这是一种没有变成现实的辅政方案。
对于这样一种没有变成现实的辅政方案，我们总会有意无意的产生幻想，认为假如这种辅政模式变成现实，那晋帝国皇权就会得以巩固。但这都只是一种乐观的想象罢了。

晋帝国的危机，并不是因为晋武帝某几个偶然选择造成的。这一切都是根植于贵族政治之中的。贵族政治本身就意味着皇权的衰弱、帝国的不稳定；因为强势贵族常常都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为帝国常常会陷入贵族之间的纵横开合之中。
晋武帝的选择，最多只能改变贵族之间力量的对比，却无法消除这种贵族政治。换而言之，晋武帝的选择可以改变自己叔伯、兄弟、子侄、妻子、儿媳之间的力量对比；却显然无法消除当时的贵族政治。再换而言之，晋武帝重用齐王，最多只是加强了齐王一系的力量，却无法改变帝国内部各大实权派并立的局面。

帝国陷入内哄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帝国在内哄中搏奕出了一个强势的皇帝，另一个就是帝国在内哄走向灭亡。
而从皇帝布局的本心去看，他显然是会按后一种结果布局的；因为后一种结果的本身就是证明，所有的实权派都是无力窥视皇权的，他们窥视皇权的结果就是家破人亡。从这层意义上，司马炎的布局是成功的。
一个皇帝死后，帝国在内哄中搏奕出一个新的强势皇帝；这绝不是老皇帝愿意看到的局面。因为这种结果本身就证明，老皇帝给小皇帝留了一个随时能威胁他地位、生命的乱臣贼子。从这层意义上，石勒等人的布局是失败的。


从局外者的角度去看，杨骏、贾后、司马伦的行为都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做那些事的能力；但他们却显然都不这样认为。
更可怕的还在于，在这种乱哄哄的背景中，就算你有理智也是无济于事的；当时你除了乱打乱撞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汝南王、卫瓘、愍怀太子他们保持着理智，但结果就是让人稀里糊涂的杀掉了；如果他们当时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乱打乱撞，可能就不会死得那样窝囊了，问题是他们这样做也改变不了帝国大乱的命运。

齐王活到晋武帝死后，在当时的背景下最多也只能扮演汝南王那种角色。当然完全基于帝国的角度去看，我们自然希望齐王能完全控制局势，那样帝国就不会在内哄中灭亡了，问题是如果齐王真正控制了局势，那晋武帝的子孙恐怕就会遭受噩运了。所以这种结果是晋武帝绝不想看到的，只要晋武帝布局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这种结果就是不会出现的；换而言之晋武帝绝不会让齐王拥有控制帝国局面的实力。

五、 晋武帝对司马攸的猜忌



晋武帝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温和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25年时间里，从来也没有用过流血的方式去解决重大政治问题。

比如太子司马衷17岁那年发生的事，换做别的皇帝肯定会大开一番杀戒的。但在晋武帝手里却是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
晋武帝实际上是一个温和的政治家，他从来也没有杀过高级官员。虽然许多高级官员，都曾有意无意的介入了嫌疑之地；但晋武帝总是报以了轻描写的态度。

晋武帝曾赐给自己舅父王恺一株珊瑚；王恺拿着这株珊瑚和石崇炫耀，石崇上去就是一铁如意。总而言之，这种破烂东西你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我家的这种东西多的是，也比你这强的多。
这种事发生之后，石崇照样还是石崇，只是名声比从前更大了。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故意打碎御赐之物这是什么罪？更可怕的是，皇帝把一株两尺的珊瑚当宝贝，你家这种东西却是堆了一大堆，三四尺的珊瑚还有好几株。这又是什么性质的事？
后来宋文帝刘义隆说今年没有好柑子，他弟弟刘义康马上就从家里拿出一大堆好柑子出来。人们有好东西不送给皇帝，却都送给这位皇弟。这本身就意味着帝国权力的下移了。于是宋文帝遂对自己弟弟动了杀机。
再后来南宋皇太后说今年没有好的青鱼；秦桧老婆想溜舔皇太后就说：“我家这东西多的是，我明天就给您送几一百条来。”秦桧老婆回去和秦桧一说这事，吓得秦桧脸都白了；因为人们有好东西不给皇帝家送，却都送到我这个宰相家里。这是什么性质的事，哪个皇帝会对这种事等闲事之呢？最后秦桧玩了一个手段，让他老婆拿了一百条普通的鱼送给了皇太后，皇太后见此就笑了：“我说的鱼不是这种鱼，我就说嘛，我们家没有这种鱼，你们家怎么会多的是呢？”

我们知道刘义康与秦桧老婆所做的事，从动机上都是想溜舔皇帝罢了。就是如此，也都左脚踏入了鬼门关。石崇所做的事，那从动机上就是狂妄不可一世，如果他遇到的皇帝不是晋武帝，恐怕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打败吴国后，王浚因为赏赐不公那一直都是大呼小叫，甚至动不动都连晋武帝也稍带上了，但晋武帝却只是因此一再调整自己对王浚的待遇，从来没有因此教训过王浚。
李靖打败突厥后，唐太宗见面就是没头没脸的训斥一番；吓得李靖话都不敢说一句，从此更只有夹着尾巴做人。如果李靖也敢象王浚一样不服气，成天大呼小叫动不动就发出抱怨；唐太宗会怎样对他呢？
一个高级将领敢自作主张行事，这自然没有错。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容易犯嫌疑的。王浚在伐吴之后，受人非议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样一个将领在事后，还对朝庭、对皇帝动不动就心生怨望之言，这更是容易犯嫌疑的。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别的皇帝手里，王浚恐怕真的难以善终。但晋武帝却并没有因此打击过王浚。



刘毅劝谏晋武帝之时，说晋武帝连桓灵二帝也不比上。晋武帝听到这种话，只是自我解嘲一番，对刘毅的亲近仍然同从前一样。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一句老话“伴君如伴虎”，更有一句老话“良药苦口利于病”。魏征是历史上著名的谏臣，但魏征在劝谏李世民之时那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总而言之给李世民吃一勺药，那得放半斤糖；总而言之所有劝谏的前题，都得是先承认皇帝英明神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这样劝您只是为了让您保持这种伟大罢了。就是如此，李世民也恨得想杀魏征（幸好得到长孙皇后的劝谏）；就是如此魏征死后，李世民忽然感觉这个老家伙竟然看不起自己，于是把魏征的墓碑也被李世民推倒了（幸好李世民拒谏东征栽了大跟头，否则魏征在李世民活着的时候就无法平反了）。
批评皇帝可以，劝谏皇帝也可以。但谁敢这样公开的、过分的贬低皇帝呢？这种事也就是发生在晋武帝身上，所以皇帝只是自我解嘲一番了事。


泪痕举上述例子，只想说明晋武帝对臣子并不崇尚暴力。所以晋武帝对齐王司马攸一直是仁至义尽的。
支持齐王司马攸的人，竟然趁晋武帝病危想让齐王司马攸继位。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事？这本身就是谋反啊！发生这种事后，晋武帝也只是开始压制自己弟弟那一系的力量，这种处置应该是最温和的做法了吧。
太子23岁那一年，晋武帝开始决定让齐王司马攸远离中央政府；对此支持齐王的人都开始大呼小叫了起来。但这终于没有改变晋武帝的决心。
众多人支持齐王司马攸，并不证明齐王应该留在中央政府，恰恰更证明他应该离开中央政府。因为以齐王此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气，晋武帝死后，他弟弟与他儿子这两系力量恐怕只有大规模火并了。
因为此时己不是公元276年了，此时太子的弟弟都也渐渐年长了；此时太子母亲的家人也开始权倾朝野了；此时此时贾氏家族的少壮势力也开始成长了起来。假如此时晋武帝死了，支持齐王司马攸的人再敢稍微流露出点太子不能胜任皇帝之职的言行，恐怕马上就会让帝国产生天崩地裂的内哄。
从这层意义上，晋武帝此时让齐王司马攸远离帝国中央政府，本身就是用心良苦的。这绝不是简单的害怕自己弟弟会威胁自己的儿子，更是害怕自己的儿子会伤害自己的弟弟。


而且从实际情况去看，司马攸不愿意避嫌离开都城；本身就证明他心中多少是有些不臣的想法。支持齐王的人，绝不敢在晋武帝活着的时候支持齐王窥视最高权力的；但在晋武帝死后呢？公元276年时发生的事，已证明这绝不是无端的猜忌。

齐王死死了，他使人们凭添了许多乐观的想象。泪痕以为我们的想象大约都是非常乐观的。如果齐留在都城，在晋武帝死后他真会安心辅佐自己的侄子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再退一步说，即使齐王想安心辅佐自己的侄子，支持他的人会安于这种状态吗？
因为支持齐王篡夺帝位的理由那是一抓一大把，什么为了帝国的前途（因为齐王比晋惠帝强一百倍）、什么立嫡立长云云（因为齐王才是司马懿的嫡长孙），都足以让齐王拥有合法的理由取代晋惠帝，剩下的就看他们之间的力量谁大了。


但齐王死了，他使人们凭添了许多乐观的想象。泪痕以为我们的想象大约都是非常乐观的。就算齐王活着，他注定是无法成为帝国执政大臣的，因为皇帝显然不敢让他去辅佐太子的。
就算齐王活着，在杨氏专权之时，他也许有机会出来主持大局从而成为帝国的新执政官，但在太子妻子、兄弟势力巨大的背景下，齐王即使成为新的执政官，恐怕也会随走了汝南王曾经走过的路。总而言之，他在太子妻子、弟弟的联手下攻击下，恐怕也是凶多吉少的。

第三节 晋惠帝司马衷


一、帝国灭亡谁的责任

对于司马衷，人们的非议很多。但泪痕以为这种非议多少是不厚道的。因为司马衷只是一个天生智力有些缺陷的人；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任何值得非议的地方。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过多的非议、嘲笑他。
我们也许会说，如果他不当皇帝。那天下就不会乱那样样子。但泪痕实在想知道，这又关司马衷什么事来着？用一些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事非议当事人，这叫什么事？


司马衷能在太子之位上稳座二十多年；这是帝国权力者搏奕的结果，绝非司马衷能左右的。
司马衷高高在上，但帝国实际运作从来都是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这也绝非司马衷能左右的。
司马衷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人，总而言之，他只是一个让各种权力者搬来搬去的政治道具。他本人没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
我们在思考晋帝国的灭亡之时，竟然常常对一个缺乏行为能力的人抱以种种嘲笑、苛责，好象他才是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泪痕以为实在是找错对象了。


司马炎设计的权力格局，实际上是众多贵族、官员联合执政的模式。因为皇帝缺乏行为能力，而任何一个贵族、官员实际上都缺乏掌控时局的能力、实力。所以当时的帝国，只能是以某个、某几个贵族为中心的大家联合执政的格局。
处于一个利害之外的人，这一切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因为任何一个人试图去抛开联合执政的方式，都是无力控制帝国的。因为任何一个人试图让帝国围绕自己旋转之时，通常都是家破人亡为代价的。
从这层意义上，晋武帝设计的政治格局，应该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政治格局。因为这种政治格局，一方面可以保证皇权高高在上，另一方面也使帝国处于一种众多实权人物联合执政的格局之中。


我们不是总认为皇权太过集中不好吗？我们不是总认为类似议会的机构处理国家大事好吗？而晋武帝设计的政治格局，显然让这一切变成现实了。
但在权力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众多实权人物共同掌权，引来的竟然是上层社会无休止的内哄。从这层意义上，小农社会中是无法建立类似议会的权力机构。因为上层权力的分散，在小农社会中引发的通常总是混乱。
面对巨大的利益，人们的智力通常都是很有限的，所以人们都相信自己只要向上爬一步，就可以拥有皇帝的权力（即使不当皇帝），但这只是他们的幻觉，虽然试图专权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全家从上面摔得血肉模糊，但人们依然是前仆后继的向上爬着。

如果这些贵族们，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如果这些贵族们，愿意安于自己的权力、地位；那整个帝国还会乱成这样子吗？显然是不会的。
晋惠帝默默的坐上上面，他看着下面权力者丑陋的表演、争夺。却显然无能为力，因为以他的智慧，显然无法评判他们之间谁是谁非，所以他也拒绝做这种评判。
皇帝智力有问题，但帝国那些实际的权力负责人智力难道也有问题？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比司马衷更愚蠢。

司马衷并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因为一个天生智力有缺陷的人，本身并不值得嘲笑。人们读这段历史之时，常常对一个并不值得嘲笑的人极尽嘲笑、丑化之能，泪痕以为这实在太不厚道了。难道我们读历史，就是为寻找这种廉价的优越感吗？

感谢穿拖鞋游学网友的一再支持与鼓励。
决定历史的不是大人物的道德、才能，而是当时的客观利害环境。这种理论早已存在了，而且前人已讲得非常透彻了。因为这就是唯物史观。
但我们在分析到具体历史之时，却很又常常会回到唯心史观中。因为用唯心史观解读历史很容易，一方面这种历史观点前人已说得非常详尽了（两千年的历史资料都是以此堆积而成的，我们在解读历史之时很容易从这里找到帮助），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观点实际上简单明了（总而言之历史无非是大人物的道德、才能的体现；我们分析历史之时无非是对历史大人物评头论足一番）。
我写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并不是想讲叙一种什么新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早已存在了（它无非就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我只是力图通过最多的历史事实去不断检验这种历史观点。
从这层意义上，我虽然认同您的观点。却很难改变自己的写法。
感谢您的一再鼓励与支持。再更新一节。


二、晋惠帝司马衷的智力


司马衷也许只有一次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爱（历史上记载）；那就是当人们要杀嵇绍之时，晋惠帝说了：“他是忠臣，你们不可以杀他。”但嵇绍却在晋惠帝身边被杀掉了，鲜血溅了晋惠帝一身。当人们要清洗晋惠帝衣服之时，晋惠帝说了“上面有嵇侍中的血，你们不可以洗的。”
单从晋惠帝的这一次表现来看，他哪一点象智力有问题呢？

司马衷也许只有一次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憎恨（历史上记载）；那就是在赵王之乱后，他说义阳王司马威：“阿皮当时撇我的手指，从我手中抢走玉玺，我不能饶了他。”既然皇帝亲口说出这种话了，那义阳王司马威自然只有去死了。
阿皮是司马威的小名，皇帝在恨极之时也是称呼他小名，本身证明他与皇帝关系很亲厚的；而这种亲厚的人在关键时候彻底背叛自己，才是最让人最痛恨的。所以皇帝终于忍不住亲自宣判了他死刑。皇帝一直拥有这种生杀予夺的大权，但皇帝知道自己的智力无法胜任这种事，所以从来不滥用这种权力。
泪痕以为晋惠帝被称为惠帝，大约是名符其实的。因为他的智力有问题，但他的权力却是真实的。而他一生中却从来是逆来顺受，很少滥用过自己的权力。

晋惠帝重新走上皇位之时（赵王乱政后）。老百姓都自然而然的发出了欢呼之声。因为不论人们怎样非议惠帝的智力，但惠帝却显然不心存害人之心。而那些所谓的聪明人显然很少难做到这一点。
老百姓竟然认可一位智力有问题的皇帝，这难道不是一种天大讽刺？“遣甲士数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群臣顿首谢罪。”（见《资治通鉴》）
皇帝的确智力有问题；但他是一个好人；他从来没有害人之心。而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呢？



除了上述两件事外，晋惠从来没有明确的表达过自己的爱憎，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晋惠帝都象一个局外人一样；他从不明确的表达自己的看法。
泪痕以为，这应该是多年政治训练的结果。因为这绝不是人的天性。 一个婴儿、幼儿，也总想让世界围绕自己旋转。如果外界不由着他的性子来，他就大哭、大闹。从本能而言，外界不能让人满意，人就会强烈的表达自己的不满，并试图改变这一切。婴儿一出生，就会让这种本能支配自己行为的。
人后来学会听话、懂得沉默；这都是后天强化的结果。因为后来的经验总会告诉他，这个世界绝不会围着他旋转的。如果他一昧的想让世界围绕他旋转，一切只是徒劳，更会因此失去许多。


司马衷做为最尊贵的皇族成员；他很小的时候，就已成为帝国二号人物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身份；那就是他将来是天下的主人。
做为帝国的权力继承者；他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都是如何成为一个好皇帝。不管他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理解。这种教育对一个所谓的聪明人，恐怕也让他感觉那是在天天上大课，肯定一听就会头疼也很难理解其中的深意。对于一个智力有问题的晋惠帝就更是如此了。


司马衷的沉默，也许是如此造成的。因为他所听到的内容，对他而言实在太深奥了、也太难理解了。所以他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让帝国的权力机器自己运作。
更主要的是，这个世界的是是非非、好人坏人；对他而言也许太过难以判断。
因为做为帝国二号人物，所有的人见到他时，肯定都是一脸的忠贞、温顺；不要说对一个智力存在问题的人了，就是对一个所谓的聪明人，在这种背景下，恐怕也分不清谁好谁坏。
而做为帝国的一号人物后，所有的见到他时，肯定都是开口闭口为了他利益、为了帝国的利益应该如何如之何，总而言之好象他们都最关心皇帝、最关心帝国的利益。但实际上呢？对此不要说是一个智力存在问题的人了，就是一个所谓的聪明人，恐怕也分不清谁是真正关心自己、关心帝国人了。

从乐观的一面去想，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因为大家见到司马衷之时，都是一脸的忠贞、甜蜜、温顺。从悲观的一面去想象，所有的人都是坏人，他们围在司马衷旁边做着种种表演，恐怕都做着各种见不得的盘算。。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衷自然得学会表示沉默。
因为他不学会沉默，就得对人和事做出好坏、对错的判断。而复杂的政治舞台上之上，对这一切做出正确的判断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沉默，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政治策略。这表明他从不自作聪明，对于超过自己能力的是非、对错判断，他绝不会强行做出判断。总而言之，他相信政府机构的自行运作；大家在利益搏奕出来的结果，远比自己自作聪明的判断有效。
一个皇帝如果能力不足，他用这种态度办事，其实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这也许就是晋惠帝在政治上表现得缺乏任何主动性的原因。


但在晋惠帝后来完全失势之时，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已完全可看清楚了。所以在乱兵杀嵇绍之时，他大声呼喊，嵇侍中是忠臣，你们可以杀他的。而在人们清洗他衣服之时，他才会说衣服上有嵇侍中的血，你们不可以洗这件衣服的。
但在晋惠帝失势之后，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已完全能看清楚了。所以他终于忍不住亲自宣判了义阳王司马威的死刑。
皇帝高高在上之时，可以这样表达自己的爱憎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以他的智力，如果去这样做，那肯定会被各种相关利益者牵着鼻子乱走；最后不知觉中成为一杆枪让人使。


虽然所有的权力者，都在试图利用皇帝的情感为自己服务，但他们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皇帝拒绝做这种判断，皇帝只信赖政府机构的自行运作。
杨骏在失败之时，他的外甥对皇帝发表了一堆杨骏最忠于皇帝的演讲。但皇帝理也不想理他。
贾后在失败之时，也是对皇帝高呼他们杀掉我后，肯定会威胁你的。但皇帝也是理也不想理她。
因为皇帝当时从情感上已认为他们是坏人了，只是做为从小受到强化训练使他不愿意做出这种判断；所以他只有保持沉默，而任由现实的利益搏奕决定他们的命运。



从晋惠帝最后对嵇绍爱、对司马威的恨去看。晋惠帝绝对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但晋惠帝的一生都是保持着沉默，很少去表现自己的爱憎；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爱憎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从这层意义上，晋惠帝一直是想当一个合格的皇帝；他知道自己的智力不够，所以就尽量避免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爱憎去影响帝国机器运转。
皇帝的智力的确有问题，但皇帝的权力却显然是真实的。皇帝亲笔写出的诏书，亲口说出的话永远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赵王乱政之前绝没有一个人敢对此表示怀疑的。但晋惠帝却显然从来没有用这种权力放任过自己的爱憎。

第七章 贾氏家族的兴衰


一、人们对贾充的非议

人们对贾充的非议，大约是充满了偏见。
因为贾充的具体工作能力、工作中的成绩那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对贾充持贬责态度的《晋书、贾充传》中也都一一表示认可。

“充少孤，居丧以孝闻。袭父爵为侯。拜尚书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课。辩章节度，事皆施用。累迁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
“迁廷尉，充雅长法理，有平反之称。”
“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
“充为政，务农节用，并官省职，帝善之”
“从容任职，褒贬在已，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

翻开《晋书、贾充传》，我们会发现贾充的工作能力、工作成绩那都是实实在在的。而对贾充的非议，则都是一心空洞的，真假难辩的东西了。
史书上说：“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这能说明什么呢？泪痕以为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一个人用怎样的态度对待皇帝，这通常受制于他的人格特点；本身并没有什么高下。一个人对皇帝刚正不阿，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能因此让国家、百姓受利；否则官员对皇帝刚正不阿又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对皇帝曲意顺迎，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曾因此让国家、百姓遭受了损害，否则他对皇帝曲意顺迎又算什么了不起的错误。
做为一个官员是不是称职；主要应该看他的工作能力与工作表现。单以空洞的正直与否去评定官员优劣，通常只会使政治舞台上遍布一种虚伪的风气。


贾充最值得非议的事，大约就是杀魏帝曹髦了。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贾充杀曹髦的背景；当时除了政治表演外，所有的人都已无视曹魏皇帝而开始围着司马家族转了。贾充这这种背景下选择忠于司马家族而背叛曹氏皇族有什么奇怪的？更主要的是当时曹髦先动手要杀司马昭，抛开皇权、皇帝神圣的思想，贾充在这种背景下杀了曹髦并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古代人写史，把这做为否定贾充的证据无可非议，在今天人们依然用这种观点否定贾充，那实在不过是在旧史书中来回兜圈子罢了。

贾充第二件让人饱受非议的事，是他在晋帝国伐吴之时一再大唱失败的调子；甚至在晋帝国大胜在即之时他仍然认为伐吴必败，一再让晋武帝停止战争。
但这一切最多只能说贾充缺乏战略眼光，绝不能说他人格怎样的不好。而且这又与所谓的“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不符了。因为贾充为了反对伐吴，一再受到晋武帝的责难。

贾充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司马家族的头号心腹、头号重臣；这种地位难免会引得许多人的眼红。这大约是贾充饱受非议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说到忠于曹魏皇帝，晋帝国的臣子们谁也别说谁，大家谁能比谁强到哪里去？最大差别是其它所谓的忠臣，都是当婊子还想立牌坊，他们一方面选择了向乱臣司马昭臣服，另一方面还想冒充自己是不事二主的忠臣。而贾充则显然没有这样虚伪。

至于说到拉帮结派重用私人，大家也一样谁也没有资格说谁。因为他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势那是世人皆知的事。只是贾充的政敌们，成天都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罢了。
但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真是什么正人君子吗？
任恺是这种正人君子的首脑，但任恺吃一顿饭就用一万钱，一天光吃饭就是两三万钱。何曾一天吃饭花一万钱，就已成为当时奢侈的代名词了，而任恺则一天吃饭却要花两三万钱。他这种奢侈的消费，让何曾等人自然只有甘拜下风了。
和峤也是这种正人君子中的重要成员；但和峤在当时却有一个雅号叫做“钱癖”。泪痕无意把和峤说得一无所是，问题是做为高级官员能获得这种雅号，真称得上什么正人君子吗？
正人君子首脑人物们都是这副德性，所谓的正人君子真是名符其实吗？泪痕无意说那些正人君子不如贾充，泪痕只想说这种所谓的正人君子绝不会比贾充强到哪里去。


贾氏家族如果只在贾充一代结束，那人们对贾氏家族的非议也许还会少一点。
但贾氏家族显然向更高的地点又前进了一步，因为贾充的女儿后来成为帝国的皇后，更成为帝国实际的执政者长达十年之久。专权的外戚本身就是受有非议，而贾后更把太子给杀掉，使贾氏家族、甚至晋帝都来临了巨大的灾难。
于是人们在评论贾充之时，自然容易戴着有色眼镜。但我们客观的去看贾充，他只是当时一个典型的豪门代表罢了；他并不见得有多高尚，但也不见得有多下作。

感谢穿拖鞋游学网友的支持；再更新一节。

二、贾氏家族的兴起


一个豪门家族，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帝国。这个小型帝国的兴起，也是创业者努力打下江山（高官显爵）；后世子孙就有权继承这江山（高官显爵）。
后继者无非有三种类型。一种后继者是守业型，他们不会让家族的官级、爵位再上升，但也能保持家族的既有地位、官级。另一种后继者是败家型，他们从祖父辈手中继承子高官显爵，通常结果就是让这一切渐渐缩水，甚至变得化为乌有。另一种后继者则是开创型，他们从祖父辈继承了高官显爵，更会在这基础上让家族地位越来越高。

司马家族是司马懿努力打下了江山（高官显爵）；后来的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也是开创型的后继续者，所以司马家族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后竟然开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贾氏家族是贾逵努力打下江山（高官显爵）；后来的贾充绝对也是开创型的后继者，所以贾氏家族地位越来越高，最后家族的代表人物竟然成了帝国的首席执政官。


从这层意义上，做为创业者的贾逵自然是成功的；而做为后继者的贾充也是成功的。

司马家族是忠臣吗？自然不是。但泪痕以为，这只是皇权政治的宣传结果。因为说司马家族是乱臣贼子的前提是司马家族是“魏臣”，问题是司马家族另一层身份则是大晋帝国所有者。基于曹魏帝国的视角，司马家族自然是乱臣贼子；但基于晋帝国的视角，司马家族从哪能说起是乱臣贼子呢？
就好象基于汉帝国而言，曹氏家族也是乱臣贼子。但基于魏帝国而言，曹氏家族就是天下的合法拥有者了。否则司马家族从曹氏家族手中夺取江山就毫无非议之处了。



贾逵是忠臣吗？
贾逵自然是忠臣了，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论。但泪痕以为，这种历史定论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说贾逵是忠臣的前提是贾逵是“魏臣”，但贾逵显然也称得上是“汉臣”。曹丕未篡位之时，贾逵就已是高级官员了。
对曹魏帝国而言，贾逵自然是忠臣了，但想于大汉帝国而言，贾逵又算得上哪门子忠臣？对于大汉帝国而言，贾逵实在也称得上是乱臣贼子了，因为他本是大汉帝国的臣子，却充当了曹魏篡夺大汉帝国的帮凶。



贾充是乱臣贼子吗？
贾充自然是乱臣贼子了，这在历史上也早有定论。但泪痕以，这种历史定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说贾充是乱臣贼子的前提是贾充是“魏臣”，但贾充却显然也是“晋臣”。
对于曹魏帝国而言，贾充也许是乱臣贼子。但对于晋帝国而言，贾充又实在称得上是忠臣了，因为贾充为了忠于司马昭那是连曹魏皇帝都敢杀。

贾逵忠于曹魏，而完全无视大汉皇帝、大汉帝国的命运。贾充忠于司马氏，而完全无视曹魏皇帝、曹魏帝国的命运。他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显然是没有的！
皇权时代的历史，自然会渲染臣子忠与不忠；问题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那种王朝向走马灯一样来回换的年代里，真有什么所谓的忠臣吗？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大家都把自己家族的命运看得比什么王朝交替更为重要；事实上我们翻开当时高级官员的家谱，有几个家族不是先后受到汉、魏（吴、蜀）、晋三个帝国重用的呢？帝国兴亡交替并不重要，自己家族的命运才是最重要的。
翻开家谱，那些豪门贵族，有几家称不上三姓家奴呢？


贾逵没有背叛曹魏帝国，恐怕也主要是因为他死得太早，否则在司马家族取代曹氏家族之时，他真会无视自己家族的利益去忠于曹氏家族吗？这种可能性显然是低到了极点。
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在谈论历史上如果只着眼于所谓忠与不忠，实际上很容易被当时的皇权政治宣传牵着鼻子走。


如果抛开皇权政治下的种种政治宣传，我们就会发现贾氏家族的兴起，是所有豪门都向往的样板。
老一辈使家族挤入豪门行列，后一辈让家族成为最显赫的豪门；再后一辈更让家族代表人物成为帝国的执政官。让自己家族的权力一直得到巩固，更越来越大；不管帝国如何兴衰、交替，自己家族的权力地位一直蒸蒸日上；这是所有豪门贵族都期盼的事情。贾氏家族在这方面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当贾后成为帝国执政官后；她的侄子贾谧已开始敢和太子一争高下，并且处处都想压太子一头。从这层意义上，贾氏家族已爬到了人臣的顶点。再问题是再向上是什么呢？
一个人爬到人臣的顶点之后，通常就会让自己家族陷入危机之中了；换而言之他会让这个家族充满危险（因为爬到这种境地的家族，大部分都是以家破人亡为结局的），但另一方面又会让这个家族充满了机遇（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之时，许多开国皇帝都经历这个阶段的）。


贾氏家族在人臣的顶点上，如果不能有所突破，那就只有接受由盛转衰的命运了。
贾氏终于不能有所突破，因为司马家族的势力实在太大了；它已完全堵死了贾氏家族再向上爬的道路。贾氏家族永远不可能与皇族相提并论的，一来司马炎分封诸王的策略，使当时所有的豪门与皇族相比都黯然失色了；二来贾氏家族人丁太稀少了，如果贾充也兄弟七八个，儿子七八个，侄子几十个；那贾氏家族权力扩张起来，也是惊人的。但贾氏家族人丁太稀少了，这使他们以家族为核心的力量本身就有限。
从这层意义上，贾氏家族只有接受由盛转衰的命运。

如果贾氏后继者是一个象贾逵、贾充一样谨慎的人物，那贾氏家族还有机会长久的保持由盛转衰的过程，但贾充的后继者却显然都是不知天高地厚少壮势力。于是贾氏家族在最辉煌之时，瞬间就走向了毁灭。

三、 贾后与司马衷的关系

在我们想象中，贾南凤不会尊重司马衷的。泪痕以为这种想象，实在不符合政治常识。


在晋武帝活着时候，贾南风敢不尊重司马衷吗？显然是不敢的，因为晋武帝活着，人们都不会尊重司马衷，那晋武帝死后大晋帝国还会继续姓司马吗？对于这种问题，没有一个皇帝会表示含糊的；为这种问题，皇帝可以流血千里伏尸百万，区区一个贾南凤如果敢进入这种禁区，那她家就是有一百个脑袋，恐怕也都会一个不剩的被砍掉。
贾南风能一直确保太子妃地位十六七年，就足以证明他从来不敢随便进入这种禁区的。从这层意义上，人们认为贾南凤会不尊重司马衷；大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想象罢了。


晋武帝是强势皇帝，换而言之这个皇帝真正拥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面对高高在上的皇帝，人们敢不费尽心机奉迎他、巴结他；就已是一种了不起的勇敢了。至于敢任着自己性子无视皇帝的忌讳，那根本就是不可以想象的事。
一个人如果处于贾南凤的地位，真敢对司马衷表示不尊重吗？显然是不会的，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有做这种事的资本；换而言之晋武帝伸出个小姆指就可以把他整个家族打得万劫不复。

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想象；贾后对司马衷的态度，也会象别人一样，肯定也是一脸的忠贞、甜蜜；更会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让皇帝依赖自己、信任自己。他即使会对皇帝撒泼耍赖，或是做出过份的事来；通常也只是源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这是女人的特权。历史上许多皇帝高高在上，但面对女人这种撒泼耍赖通常也只有叫苦不迭。
而《晋书》上记载的确是如此的。“皇太子纳贾妃。妃年十五，长于太子二岁，勡忌多权诈，太子嬖而畏之。”这里说得非常明白，太子对贾南风的态度是既宠爱又害怕。


那晋武帝死后，贾南凤敢不尊重司马衷吗？
显然也是不敢的；因为司马衷的叔伯、兄弟都也是帝国最主要权力者。因为司马衷是皇权的象征，贾南凤再傻也会知道，如果她不是皇帝的老婆，凭他的能力、家族实力永远也可能成为帝国最主要权力者的。
从这层意义上，贾南凤哪敢不尊重皇帝呢？
因为皇帝是货真价实的皇帝；皇帝亲口说出的话、亲笔写下的字，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皇帝也经常接见大臣们，如果皇帝在接见大臣之时，动则就对贾南凤流露出愤恨、恐惧的言词；在诸王林立、豪门遍布的背景下。贾氏家族的政敌，肯定会随时把握这种机会把贾氏家族灭门的。

后来张华等人不敢废皇后，主要是因为皇帝还一直信任贾后。
“裴頠与模及张华议废后，更立谢淑妃。模、华皆曰：“主上自无废黜之意，而吾等专行之，傥上心不为然，将若之何！”

如果皇帝曾流露出对皇后的不满，那张华他们在想废贾后之时，还会有这种顾忌吗？显然是不会的。
从这层意义上，皇帝对贾南凤总体上说是表示满意的。至少他们之间的矛盾从没有公开化过。但贾后杀害太子之后，这一切也许就多少开始有所改变了；所以贾后在向皇帝呼救时，皇帝好象听也没有听到。
从这层意义上，贾南凤一直不过是司马衷的高级管家罢了；她并不能凌驾于司马衷之上；因为司马衷是货真价实的皇帝，绝不是什么傀儡皇帝。


在赵王之乱前，任何一个人见到司马衷之时，肯定也是一脸的忠贞；因为司马衷是货真价实的皇帝，皇帝的话永远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如果皇帝在大庭广众之中对一个人表示憎恶、甚至愤恨的感情，那他的政敌马上就会顺杆爬上去把他打得万劫不复。
后来楚王杀掉汝南王、卫瓘两人后；仅仅因为皇帝明确表示这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于是马上就没有人敢站在楚王身边了。从这层意义上，皇帝亲口说出的话、亲笔写的字一直是拥有着最高的法律效力。

贾后之所以能高高在上，只因为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她可以成为皇帝的代理人出现。但帝国的所有权，依然还在司马衷手中；皇帝亲口说出的话、亲笔写出的字，依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帝国内部各种力量纵横交错，皇帝想打击谁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做皇帝的高级助理，是所有实权人物共同的梦想；如果贾后不珍惜这种地位，肯定会有许多想着出来代替他。在这种背景下，贾后如果不充分注意晋惠帝的感受，恐怕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摔下来了。

四 、贾后的淫荡

历史上有许多故事都是人们胡编乱造的。只因为这些故事有着夺人眼球的内容，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也能一直进入人们的视线。

晋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王敦上公主家的厕所，看见厕所有一个漆箱里装着干枣，这干枣本来是用来堵鼻子用的，王敦却误以为这干枣是供人上厕所吃的零食，于是王敦就边拉屎边吃这干枣，而且越吃越高兴竟然不知不觉的把这干枣都给吃光了。
这个故事，泪痕敢说它百分之百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但人们在谈到晋代历史时，却经常会正儿八经提到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
一个人一边蹲坑拉屎，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着零食。这个人屎拉得也许并不畅快，但零食却是吃得非常爽口。因为一泡屎还没有拉完，他竟然吃完了一盘干枣。
我们想象出这种画面后，会有一种什么感觉。泪痕敢说肯定是恶心极了，也搞笑极了。
因为一边拉屎，一边津津有味的吃零食；不要说对一个锦衣玉食的贵族而言了，就是对一个饥一顿饱一顿的贫民而言，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一边拉屎，一边津津有味的吃零食，不要说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而言了，就是对一个智力、精神都有毛病的人而言，恐怕也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人看到厕所里面放着零食；如果他能想到这是让人边拉屎边吃的东西。那这个人的智力一定非常有问题；因为边拉屎边吃东西，这绝不是正常人可以想象的。
我们再退一步，一个人看到别人家的厕所里放着零食，他马上想到这家主人肯定都是边拉屎边吃零食的。他得到这种错误判断之后，首先会想到是什么？他肯定会觉得这家主人太变态了；因为边拉屎边吃东西，这绝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
我们再退一步，一个人看到别人家厕所里放着零食。 所以他觉得应该入乡随俗，所以就真的边拉屎边去吃东西了，那他的智商肯定有问题。如果这个人竟然更因此边拉屎，一边把零食吃得津津有味；那这个人的智商已不是一般的有问题了。因为一个智力、精神都有毛病的人，如果能干出这种事，人们也肯定会说这个人真是病得实在不轻。
王敦的智商如果就这种水平，那他还能成为一代之雄吗？



这种纯粹生编乱造出来的故事；因为有着夺人眼球的内容；所以就会被普遍读史者津津乐道。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不想想他有可能是真实的吗？

历史上关于贾后淫荡的故事，虽然没有上述的故事经典；但实际上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既给厮役，忽有非常衣服，众咸疑其窃盗，尉嫌而辩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馀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尉亦解意。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

这个故事有可信度吗？显然是没有的。
在豪门贵族视普通百姓生命如草芥的年代里，普通老百姓与豪门贵族打交道之时肯定都得小心翼翼，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是死于非命。
石崇为了摆阔气，吃一顿饭的时间就杀掉了三四个美女。在这种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真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吗？
“小吏”与一个贵妇人鬼混了许多天后；他如果有正常人的智商，就肯定知道这种事绝不可以让人知道的。因为那个贵妇人的老公肯定不会是普通人。他如果知道“小吏”曾与自己老婆鬼混过，这个小吏恐怕随时都会不明不白的死去。
在这种背景下，“小吏”真敢穿一些从贵妇人那里带出来的，且与自己身份绝不相符的衣服招摇过市吗？因为小吏不穿这些衣服招摇过市，谁也不会知道小吏曾与某个贵妇人鬼混过。
在这种背景下，“小吏”真敢栩栩如生的描述那个贵妇人的模样吗？因为小吏用一些大众化的特征描述那个贵妇人（什么美丽、大眼睛、肤色白净、高贵、雍荣），那是上帝也无法判断出小吏曾与哪个贵妇人鬼混过。
因为“小吏”愚蠢的言行，实际上等于明着告诉某个贵族，你老婆跟我有过一腿。在贵族视普通人性命如草芥的社会中，这个“小吏”长了几个脑袋敢这样做事、说话。


故事中又说，贾后为了掩盖自己淫荡的丑行，把与自己鬼混的男人都杀掉了；仅仅是因为太爱这个小吏，所以把他放过了。泪痕以为这根本一点可信度也没有。
值得人喜欢的人很多，但那个小吏显然一点也不值得人喜欢；因为这个小吏说话、做事连一点点基本的轻重高低都不懂。
许多时候杀人灭口是多余的，但遇到小吏那种人肯定是需要杀人灭口的。因为这种人做事、说话实在一点点基本的轻重高低都不懂。
这是一个很很容易保守的秘密。小史不穿那些与自己身份绝不相符的衣物招摇过市，这个秘密就绝不会暴露。小吏不去栩栩如生的、如实的描述那个贵妇人的样子，这个秘密也同样等于没有暴露。贾后把男人当玩物（用完后就杀掉），就爱上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小吏？贾后杀了许多无辜的人灭口，就饶了一个这种不着调的小吏？如果真是如此，贾后的情商肯定也有毛病。

当然了更离奇的环节还在于，既然说贾后为了掩盖自己淫荡丑行，不惜一再杀掉无辜的男子。为什么却愚蠢的让那个小吏带走一些宫庭内的衣物呢？
贾后为什么让小吏带走一些宫庭内的衣物呢？这一点是无法解释的，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贾后不这样做，所谓贾后淫荡的内幕就无法让世人知道了。为了让世人知道贾后淫荡内幕的人，就只有让贾后干这种不可理喻的蠢事了。



泪痕不敢说贾后不淫荡；但她的淫荡如果是通过这种八卦故事去证实。那泪痕还真不敢因此就相信贾后是淫荡的。
皇后乱搞男女关系，绝不是简单的红杏出墙那样简单；因为皇后生下了野种，这个野种就会成为亲王，甚至是太子、皇帝。在皇族势力巨大的背景下，贾后真敢干这种事吗？
我们认为贾后敢干这种事，通常都认为晋惠帝是贾后的傀儡；问题是晋惠帝显然是货真价实的皇帝，贾后不过是他的高级助理罢了；贾后权倾朝野只因为她是皇帝的老婆；而且皇帝愿意默认她是自己高级助理的地位。否则凭贾后那点实力，根本不足以权倾朝野；这从贾后对太子动杀机后马就上陷入危机中可以看出来。

我们愿意相信贾后这个淫荡的故事。是因为我们历史通常是把贾后当成反面角色去写的；所以人们习惯性的愿意对她进行丑化。在这个故事，贾后不但淫荡、更丑陋、还恶毒；这自然符合人们对贾后的想象。
泪痕无意说贾后不是反面对角色，泪痕只想说当时的贵族成员与贾后相比，那都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如果把贾后当成反面角色去写，又有谁配当正面角色呢？泪痕前面就说过，历史书中把和峤当成正面角色去写，但和峤身为高级官员却有着“钱癖”的雅号；历史把任恺当成正面角色去写，但任恺吃一顿饭所花的钱却让当时所有贵族都望尘莫及的。在贵族成员普遍都短视贪婪的社会中，贾氏家族自然不是什么正面角色，问题是与他们敌对的贵族们，又有谁配称正面角色呢？

历史的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喜欢美化或丑化历史人物；总而言之他喜欢的人物就极尽美化之能，他讨厌的人就极尽丑化之能。

第八章 杨骏乱政

第一节 利令智晕的杨骏

一、

杨骏是司马衷母亲一系的代表人物，晋武帝于是决定让他成为司马衷的主要监护人。
做司马衷的监护人！杨骏对此肯定紧张与喜悦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因为他这个外孙智力有问题，成为他的监护人，那岂不是意味着自己就能行使皇帝的权力了。


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拥有着大笔财产，一个人成为他的监护人后。会想到什么呢？泪痕以为基于人的私心本能，人会很自然会想到我能不能把这笔财产变成自己的。
这种念头自然会受到良心的责问，但泪痕以为良心通常是无法抵制人这种私心本能的。因为良心是非常不可靠的，如果没有利害的制约，人们总会找一千个、甚至一万个理由去替自己的良心去辩护。最简单而言，只要能从役使奴隶中获利，就是华盛顿、杰弗逊那种伟大异常的人，也都会去役使奴隶。

处于杨骏的地位，他想侵吞司马衷的财产之时，自然有一千种理由为自己辩护。而且这些理由也都是冠冕堂皇的，拿到任何地方都能说通的。
总而言之，让一个智力有问题的当国家首脑，这分明是对帝国、对天下百姓不负责的行为；再总而言之，曹氏可以代替刘氏，司马氏可以代替曹氏，我杨氏为什么不能代替司马氏呢？既然如此，杨骏对司马衷心怀不臣之心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杨骏这种不臣之心，在晋武帝活着的时候就已表露无遗了。
晋武帝病危之时，杨骏已利用职务之便把皇帝身边的人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有一天晋武帝发现了这个惊人的事实，就开始大声斥责杨骏。
但当时的晋武帝显然已不能把杨骏怎样了，因为晋武帝身边已全是杨骏的亲信了；因为晋武帝已不久于人世了。

杨骏的所作所为，真让晋武帝又气、又恨、又失望。
但晋武帝肯定对杨骏的这种行为报以了鄙夷与不屑，因为凭他杨骏敢干这种事那纯粹是没事领着全家找死。而且普遍人都看出来杨骏这是没事领着全家找死，但杨骏却显然不这样认为。

晋武帝生前的人事安排，本身就是让他杨骏做帝国执政大臣。 从这层意义上，杨骏实在没有必要和晋武帝玩这种不臣的手段。杨骏之所以玩这种手段，本身就证明他内心充满了不臣的念头。
在诸王林立，豪门家族遍布的背景下。以杨骏的能力、实力，他能把晋武帝留给他的权力牢牢把握住也了不起了，他还一心想抓更多不属于自己的权力；他杨骏也真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
于是杨骏和生命垂危的晋武帝大玩手段，最后把帝国的主要权力都拿到了自己手中。杨骏面对这种胜利，也许感到自己比谁都也聪明；问题是这纯粹是忘了死字是怎么写了。



皇权代表的是利益的分配。
杨骏这样不安分守己，他没有想过别人会反对吗？杨骏显然低估了由此引来的反对力量。
在杨骏看来，好象只要晋武帝不表示反对，那就没有人会反对了。所以杨骏在晋武帝临死前大玩阴谋诡计，让昏迷中的晋武帝签属了一份对他完全有利的政治遗嘱。现在杨骏就拿着这份对自己完全有利的遗诏去接管他认为属于他的权力了。


如果帝国的权力象一头肥牛，那头肥牛应该如何分配呢？晋武帝设计权力格局之时，自然是让两大外戚（杨、贾）几大系诸王（叔祖、叔父、子侄）、众多豪门代表依据自己的实力各拿一块牛肉。但杨骏呢？他却以为只要自己能把快死的晋武帝控制好了，就可以把这头牛直接牵回自己家里去。这位老兄真被眼前的利益弄得疯了！


俗话说：利令智晕。杨骏已被手中仿佛无尽的权力，迷惑得连东南西北也找不到了。他认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把帝国中央政府的所有权力、甚至是帝国的所有权力都能一点点全搬回自己家里去。但这显然只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
当时的天下，是晋惠帝的天下。再往大了说，那是司马皇族的天下；再往大了说，那是众多豪门共同的天下；再往大了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他杨骏算什么东西，敢把帝国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都搬回自己家里？
杨骏让“其甥段广为散骑常侍，管机密；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凡有诏命，帝省讫，〔省，悉景翻。〕入呈太后，然后行之”。当然了，更玩手段让晋武帝任命“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


面对杨骏这种疯狂的举动，把杨氏家族中有些理智的人都吓坏了；因为这样做下去，恐怕会把自己家族都领上断头台；但被巨大利益所迷惑的杨骏却显然已看不到这些危机。虽然大家都劝杨骏千万不要这样拿全家人的命当儿戏，但杨骏就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杨骏弟弟杨济说了，我哥哥这样自不量力的独揽大权，肯定会把全家人都带上刑场的。于是他想尽办法劝自己哥哥不要这样做，但杨骏就是要这样干。
冯翊太守孙楚对杨骏说了；你这样大权独揽，恐怕不久就要大祸临头了。但杨骏就是理也不理。
杨骏侄子蒯钦（姑姑的儿子），看到杨骏这样自不量力的独揽大权；更是想设法与他划清界限。蒯钦说了我不和他划清界限，恐怕用不过多久就和他一块被满门抄斩了。但杨骏却显然没有认识到危机已是如此明显了。

臣子忠于皇帝，绝不是源于他们的忠心；一切仅是因为想当一个乱臣贼子，绝没有人想象中那样容易；一个人如果认为当乱臣贼子很容易，那通常结果就是领着全家人去找死。

二、 杨骏与汝南王之争



汝南王司成亮，那是司马昭的弟弟，司马炎的叔叔，当今皇帝司马衷的叔祖；这位老爷子的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但这位老爷子的政治地位却是没人敢忽视的。因为这位老爷子在司马家族、晋帝国一直拥有着崇高的地位、显赫的权力。
晋武帝司马炎死时，想让杨骏与这位老爷子共同辅佐自己的儿子。但杨骏却想独占中央政府的权力，于是扣留了晋武帝留下的诏书，把这个老爷子给排挤出了中央政府。


但这位老爷子显然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政客。虽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与杨骏去争夺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但这位老爷子还是在哭了一翻先皇后，就赶紧离开了帝国的都城。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京城多呆一天，就会让杨骏多感到一分威胁；以他的实力、人望，他长久的留在京城一定会让杨骏寝食难安的。如果杨骏受不了这种刺激突然拿刀就来捅他，他又该怎么办呢？于是汝南王司马亮，在城外哭了一会先皇后就赶紧返回了自己的老巢许昌。

这位老爷也实在太熊了！
虽然有人劝他：以您的实力，您实在没有必要害怕杨骏啊！杨骏敢跟您动手，您直接率兵把他干掉不就结了吗？
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实际上有意无意也犯了杨骏同样的的错误；总而言之多少是有利欲薰心了。因为他们显然都低估这样做的危险性。
以汝南王的实力也许能杀掉杨骏；真正的问题是，以汝南王的实力杀掉杨骏后，他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吗？
杀人很容易，真正困难的在杀人之后。杀人很容易，但人是随便杀的东西吗？
只有武侠小说，才会极力夸大暴力在社会中的作用；好象暴力决定一切；总而言之你打人、杀人的本事最大，你就是社会的老大。在武侠小说的世界中，所谓的权力者（教主、帮主、掌门），那都是一个人能打倒好几百人的高手；否则他就无法让几百、几千人听命自己。问题是在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之争，从来没有这样简单。

在现实社会中，杀人从来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难事在于：杀人很容易，但杀人之后你想不接受法律的制裁那实在太难了。
怂恿司马亮去杀杨骏的人，大约都忘了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常识。


杨骏是什么人？那是先皇亲自任命的辅政大臣。杨骏所犯的错误又是什么呢？现在最多只是滥用辅政大臣的权力罢了；这种行为与意图谋反虽然很接近，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换而言之，司马亮说杨骏意图谋反，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而且基于贵族之间勾心斗角的矛盾，司马亮虽然有把握打败杨骏，却显然没有把握让其它贵族都听从自己。
先皇尸骨未寒，汝南王就因为杨骏分配权力时没有让自己满意，就率兵杀掉人家。这是什么事？这纯粹是公然造反作乱啊！在诸王林立、豪门遍布的晋帝国，汝南王只是众多实权派大佬之一罢了，以他的实力敢干这种事，那不是自己领着全家往死路上走吗？

怂恿汝南王与杨骏火并的人，恐怕也并不是都安什么好心。他们对杨骏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意，为什么自己不出头与杨骏公然叫板，为什么非得怂恿汝南王与杨骏火并呢？他们认为汝南王应该在中央政府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为什么不在朝堂上联名向皇帝上奏、请愿，却让汝南王用一种显然非法的手段去争取呢？
在诸王林立，豪门遍布的晋帝国；汝南王只是众多实权派之一罢了；他如果与杨骏公然火并起来，到最后真正获利的人还不敢定是谁呢？汝南王也许说不上什么有雄才的人，但让他给别人当枪使也实在是太难了。
于是这位老爷子离开了中央政府，虽然大家都笑这位老爷子太熊了，虽然他这样会丧失本来属于自己的许多权力。但这位老爷子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


面对杨骏自不量力的大权独揽，晋帝国的军政大佬们的表现，与汝南王司马亮相比恐怕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因为他们谁也不敢去出头反对的；因为反对的结果恐怕就是给别人去做嫁衣裳。
当时任何一个豪门单独的实力，都不足以挑战杨骏的地位。所以在杨骏最初专权之时，各大豪门与亲王都能清楚的认识这种形式，所以他们虽然对杨骏不满意极了，却没有一个人敢公然与杨骏出来叫板的。甚至都没有人敢在朝堂之上，公然对杨骏表示这种不满。
于是晋武帝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杨骏似乎是控制了帝国的局势。这让杨骏变得更忘乎所以了。

但一个主持中央政务的人，处于一个遍布不满的环境之中。那反对的力量就会渐渐汇合与串联；因为反对者总会很容易的找到知音，所以反对者之间交流机会越来越多、交流内容也越来越肆无忌惮。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反对杨骏的各大实权派终于达成了某种共识与联合。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杨骏的人们自然开始敢采取实际行动了。

三、 杨骏之死


诛杀杨骏的时候；皇帝的弟弟（楚王、淮南王）冲锋在第一线；皇帝的老婆（贾南风）在后面摇旗呐喊；皇帝几个亲戚（司马泰、司马繇、司马越）积极参与。皇帝的长辈（汝南王）等人在外围都盼着杨骏赶紧去死；帝国诸大臣都袖手旁观。
这种局面的形成，绝不是某个人可以设计出来的；这种局面的形成，完全是因为杨骏侵犯了太多豪门贵族的利益造成的。


诛杀杨骏之前。帝国各大实权派，都先后通过不同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曾有资格名列辅政大臣的汝南王表态了：“杨骏这种人，早就该死了，他也不会活多久的。”这种话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杀杨骏，从情感上我会支持他们。
而其余豪门贵族的首脑人物，比如石崇一类人；更是通过对时事的分析，已表明自己绝不会站在杨骏一边的。因为他们都有意无意说过，杨骏这样自不量力的大权独揽随时都会大祸临头的。
至于皇帝的老婆贾南风，更是上窜下跳的怂恿别人去杀杨骏。
在这种背景下，杨骏实际上就已丧失了做为执政官的资格。因为当时帝国各大势力集团都已站在了杨骏的对面；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许多人敢公然去火并杨骏。



等到楚王开始与杨骏公然火并之时，杨骏才发现绝不会有一个资深望重的军政大佬、根深蒂固的豪门代表会站在自己一边。真正与他利益一致的人，只是他那几个拥有表面权力的亲信、亲戚。从这层意义上，这场权力火并一开始，杨骏就已彻底输了。
双方还未开始决战，杨骏就已被吓破了胆了。虽然有人劝杨骏，你应该先干件狠事（把耗费巨大的云龙门给烧掉），让敌人知道你为了胜利那是什么代价也不惜的，那是什么后果也不怕的。
但终于清醒过来的杨骏，哪还敢这样与敌人叫板呢？
因为从力量对比去看，杨骏取得胜利的希望几乎没有。
说到玩狠斗恶，杨骏显然不是楚王那种少壮派的对手；说到实力，杨骏背后只有自己那些拥有表面权力的亲信、亲戚；而楚王背后则有众多资深望重的帝国大佬、根深蒂固的豪门代表。

杨骏的败局似乎已定了！
虽然他的亲信劝他，事已至此你应该与敌人玩命到底；但杨骏显然已丧失了这种勇气与信心。如果此时向敌人认输，敌人也许会放过自己（至少会放过自己家人），如果与敌人玩命到底，那一定会遭致敌人更疯狂的报复。这种念头是软弱的，但处于杨骏相似的处境中，有几个人会不产生这种软弱的念头呢？
因为不牵涉自己的利益，我们自然会觉得此时的杨骏实在是太熊了。但真正处于类似的境地，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不要说利益牵涉的是自己全家人的性命了，就是为了区区几两黄金、白银，一个人恐怕到时也是前怕狼后怕虎的。

更可怕的还在于，即使杨骏想和敌人玩命，他手下又有几个人愿意陪他这样干呢？主簿朱振劝杨骏应该采取强硬的态度，只是出于一个属员对主人的忠心。因为朱振显然是有意模糊了双方的实力对比，朱振说这是贾后在算计杨骏；所以杨骏只要采取强硬的态度就有机会打败贾后。问题是，当时的情况绝不是这样的！当时就是一个傻子也知道杨骏的敌人绝不是只有贾后一个人；因为帝国的豪门贵族几乎都成了杨骏的敌人。
战斗还未开始，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已足以让杨骏一方的人丧失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决心。就在杨骏犹豫之际，他手下的人都象逃命一样的离他远去了；曾经翻云覆雨的杨骏马上变成了孤家寡人。


在这种背景下，杨太后想救自己的父亲，却实在不知道该从哪里寻求帮助。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杨骏的对立面。
于是杨太后就把一封诏书射向城外，总而言之谁救太傅有赏。这实在是象凡卡写给他爷爷的信，因这封信最后会落到谁的手里，恐怕只有上帝才会知道。
凡卡给爷爷写的信落款是乡下爷爷收；但爷爷是谁？恐怕只有凡卡自己知道。
杨太后射出的信落款则是救太傅者；但救太傅者是谁？恐怕杨太后自己也不知道。

面对一个众叛亲离的杨氏家族，此时人们想与他们划清界限还来不及呢？哪有人敢没事往他们那里去跑，于是这封信自然被人上交了。于是杨太后坐在深宫就为自己招来了弥天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