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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衍之死

王衍一行人护送着东海王的棺木向东走，却被石勒的大军包围了。

石勒俘虏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之后，一定是又惊又喜。因为这个群体在晋帝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如果能让这个群体自己合作，那自己的实力马上就会因此膨胀起来。
所以石勒最初一直想拉拢这个群体的首领王衍。

“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
王衍虽然成了俘虏，但石勒却是尊称他为王公；并与他畅谈天下大事。而且一谈就是一整天，更一再表示喜悦之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石勒最初实在是有心收编这个群体的。
而且我们从《晋书》这段话可以看出来，最初的王衍也是一再为自己推卸责任，一再说晋帝国灭亡与自己无关。但石勒依然非常欣赏王衍，更与他一坐就是一整天。这表明石勒杀王衍等人的动机，绝不是因为王衍推卸晋帝国灭亡的责任所致。


但石勒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却被王衍一句话惊醒了。
王衍面对石勒的赏识与优待后，竟然去劝石勒当皇帝。听到这句话后；石勒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大骂王衍，更决定把这些人全部杀掉。

王衍劝石勒称帝的动机其实非常明显；这与姜维劝钟会割据蜀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一个强调血统、出生的社会中。王衍一直高高在上，石勒是一个出生底层的人，王衍自然不会看起他；而石勒还是一个出生底层的胡人，王衍就更不会看得起他了。因为这种看不起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石勒虽然对王衍极尽礼贤下士之能，但王却依然一点也看不起石勒。因为在王衍看来，石勒对自己的这种作法无非是狗戴帽子装人罢了。于是他终于忍不住劝石勒去称帝了！

石勒绝不是政治上的白痴，至于张宾就更不是了。如果石勒当时真具备称帝的可能，石勒早就干了，张宾早就说了，哪能轮得着他王衍去说呢？
王衍也绝不是政治上的白痴。石勒此时称帝有什么样的后果，相信他一定非常清楚。当时石勒称帝的结果，并不用着太细分析就可以知道；那就是石勒不久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王衍劝石勒称帝，实际上与姜维劝钟会割据蜀地一样，那都是没事想害对方。如果说钟会割据蜀地，那是在刀斧下追求现实的利益，所以钟会明知姜维动机不纯也忍不住要去接受。而石勒去称帝，那纯粹就是为了一个虚名去寻死，一个人敢拴这种套让石勒去钻，石勒能不火冒三丈吗？
当然更气人的还在于，石勒当他王衍是个人物；他王衍却当石勒是个狗戴帽子的蠢货。


当时石勒向刘聪称臣着，如果石勒突然称帝，那不是要公然造刘聪的反吗？即使刘聪不敢追究石勒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行。石勒以后还怎样与刘聪合作呢？
而且当皇帝绝不是自娱自乐的事，如果石勒当了皇帝，那众多与石勒相邻的、臣服刘聪的实权派们应该如何处理与石勒的关系呢？换而言之，王弥、曹嶷等人是应该继续向刘聪称臣，还是应该改向石勒称臣？如果他们继续向刘聪称臣，那石勒当皇帝有什么意义。如果石勒想让他们向自己称臣，那石勒这不是没事想让这些人联合起来打自己吗？
晋帝国的旧势力之所不敢把石勒当成围歼对象，固然是因为石勒勇猛无敌，但更深的原因还在于他是与刘聪等人联成一体的。如果他与刘聪一系力量结成仇敌，不要说面对刘聪一系的打击了，就是那面对晋帝国势力的围歼石勒还有活路吗？
从这层意义上，石勒当时如果敢称帝。肯定用不了几天就会后悔的连肠子都青了。

因为石勒十多年后真的当了皇帝；所以人们有一种误会，好象石勒当时称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们通过上面分析会知道，如果当时石勒敢称帝，那肯定是自寻死路。

对于这种利害关系，司马光自然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王衍劝石勒称帝后，司马光马上写了，孔苌劝石勒说：这些人都是晋帝国的王公贵族，他们是不会真心与我们合作的。于是石勒遂动了杀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石勒对王衍动杀机，绝不是源于王衍推卸晋帝国灭亡的责任。
《晋书》作者在处理这个问题之时，也许与司马光略有不同；但一切也表达的非常明显。因为《晋书》中写得非常清楚，“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石勒对王衍动杀机，绝不是因为王衍推卸晋帝国灭亡的责任。

但这种观点，石勒等人是不能公开说的。因为石勒按泪痕的观点去说王衍该死，那岂不是说他一直都想当皇帝，只是基于利害与实力才不敢干这种事。而且用泪痕的观点说王衍该死，那实在等于说王衍是因为忠于晋帝国才被杀死的。因为这等于说王衍是因为想害石勒才被杀掉的。面对一个想害自己的晋帝国贵族，石勒才不会给他这种机会的。

而这种话题，《晋书》作者、《通鉴》作者也是不敢按上述内容去分析的；因为按这种分析岂不是要说乱臣贼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受到实力、利害的限制罢了。一个皇权时代的历史学者敢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那不是没事想寻死吗？所以他们只能曲折的对这种内容点到为止。

因为石勒杀王衍之时，公开的理由是王衍是晋帝国灭亡的罪魁，而且不忠于晋帝国。所以石勒杀王衍等人时，晋帝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争相表白自己与晋帝国灭亡无关。
泪痕以为，灭亡晋帝的罪魁祸首是谁，关石勒什么事来着。石勒也不是上帝，最后的审判轮得着他去执行吗？
如果这些人活下来对石勒有利，就是晋帝国真是这些人给弄灭亡的，石勒也肯定会把他们全部都留下来。如果这些人活下来对石勒有害，那这些人就是晋帝国的柱石，石勒也会把他们全部杀掉的。
石勒杀这些人的真正动机，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是晋帝国的王公贵族，他们是不会真心臣服自己的。所以石勒就把他们全部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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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匈奴汉国的兴起与衰亡的阴影

一、反政府武装齐聚刘渊大旗下

公元305年，也就是诸王之乱快结束之时；32岁的石勒才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年他和汲桑投靠了公师藩；不久后公师藩兵败身亡；石勒与汲桑逃跑躲过一死。
公元307年，34岁的石勒再次与汲桑聚众起兵造反，但不久后他们再次全军覆灭，石勒与汲桑分路逃命而走。
短短两三年时间，石勒就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失败；两次造反的结果都是全军覆灭，石勒侥幸逃命而走。

但石勒毕竟是石勒，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失败而气馁，也没有只是简单的跌倒爬起。现在的石勒已懂得分析天下局势了，石勒终于发现晋帝国虽然已衰朽了，但百足之虫其死不僵，以区区几千、几万军队想挑战庞大的晋帝国，大多只能取得一时之利，而终究无法躲开失败的命运。
因为晋帝国虽然分裂了，但在打击旧体制之外的力量时，他们还是会一致对外的。
因为晋帝国虽然衰朽了，但他仍随时可以调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大军协同作战。
所以想挑战晋帝国政府的人们，也必须得实现团结与协作。否则随时会被晋帝国军队联合剿灭的。


经过两次失败重出江湖的石勒，现在已不屑于招兵买马自建队伍了。以石勒的名头用这种方法自然还能拉起一枝象样的队伍，问题这种队伍即使费尽心力拉起来又能怎样呢？恐怕还是象上两次一样随时被晋帝国大军围歼掉。
现在的石勒明白，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例，肯定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普遍小股造反武装，应该都也被这个问题深深的困扰着。所以石勒决定选一两个造反武装，与他们首领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于是在石勒的劝说、影响下（一次是单纯的游说，一次则是欺诈、威胁并用），张繊督、张伏利度两枝反政府武装都随石勒先后投到了刘渊的大旗下。刘渊对石勒的这种做法自然非常喜欢，于是就顺水推舟的任命石勒为这两枝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
取得这种认识的人绝不只是石勒，王弥、刘灵等乱世豪杰也都在失败后，不约而同的做出与石勒同样的选择。总而言之他们也是在失败后，终于发现反政府力量如果不能结成某种联盟，就只在晋帝国的反攻下逐渐走向灭亡。于是他们也都投奔到了刘渊的大旗下。[注1]
众多反政府力量先后归到刘渊大旗下，使刘渊为代表的力量更加强大了，也使石勒、王弥等人在扩张之时有了强大的基础与后援。

因为从前石勒、王弥是孤立的与晋帝国作战，所以一旦被晋帝国主力大军盯住，通常那是九死一生。所以以石勒、王弥的英武，终于不免一败再败。
但现在因为他们在刘渊的大旗下，结成了反政府的大联盟，所以晋帝国主力大军再也难以把握这种机会了。于是这些力量开始四面出击，让晋帝国顾此失彼，只有被动的让不断蚕食。


他们之间这种行为是互利的行为。刘渊因此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影响；石勒、王弥等人因此取得了依靠。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类似同盟的关系，刘渊是他的盟主罢了；因为石勒、王弥等人都拥有着巨大的、独立的影响力。
刘渊虽然是皇帝，但匈奴汉国的宗室成员、中央政府的高级文职官员，显然没有一个代表能进入石勒等人的军队之内。从这层意义上，石勒等人只是把刘渊当做自己的盟主去看待的。刘渊虽然称帝了，但还是不敢心生彻底凌驾于石勒等人之上的念头。


刘渊能迅速称帝的主要原因在于，刘渊起兵时起，他就把战略目标锁定在了衰朽的晋帝国本身。从这层意义上，刘渊从起兵后，就没有必要再高举晋帝国的大旗了。
刘渊起兵之后，暂时抓了一面早己退出历史舞台的汉帝国大旗。因为刘渊高举的大旗，是一面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大旗。所以刘渊在称帝之时，并不存在篡位的嫌疑。

石勒等人在起兵后，也渐渐把战略目标锁定在了衰朽的晋帝国本身；所以他们自然会受到晋帝国旧势力的联合围剿。迫于形势他们只有不约而同跑到了刘渊的大旗之下。这使刘渊为代表的力量迅速膨胀起来，于是刘渊就有了称帝的资本。
而且石勒等人从一开始起就是以臣属的身份投靠刘渊的。所以从理论上，无论刘渊称王还是称帝，石勒等人也都是刘渊的臣属，所以石勒等人自然不会极力反对刘渊称帝。
但在晋帝国的旧体制内，一个人想称帝之时，通常是没有这样容易的。因为在晋帝国旧体制内，普遍高级官员、实力派那都是同事的关系，一个人突然想称帝，那就会改变他与众多高级官员、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晋帝国旧体制内，一直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人突然间想当皇帝，那自然是存在着篡位的嫌疑。在这种背景下，晋帝国旧体制下的实力派通常是没人敢轻易称帝的。

石勒等人不反对刘渊称帝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在晋帝国衰朽之际，众多反政府武装都有着广阔的驰骋天地。他们无论拥有着怎样的名义，他们实际上都独立的军政实力。这从刘渊一系与刘曜、石勒、王弥、曹嶷等人都各据一方，谁也不试图介入别人权力系统内可以看出来。
在刘渊一系的眼中，这个天下已变成了无主的资产，你有本事只管去抢去夺。于是刘渊手下的实力派，刘曜、石勒、王弥、曹嶷在西北、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肆意纵横驰骋。既然大河东西南北遍布着无主的资产，各大实力派之间自然没有必要费心琢磨这种窝里争斗了。

晋帝国旧体制下的实力派们，显然不能象刘渊一系这样肆无忌惮的。
让他们和刘渊一系去抢地盘吧！他们又实在都不敢惹火烧身，总而言之只要这些强盗不打到自己家门口，他们才懒得多管一下。
让他们彻底改造、改编高举晋帝国大旗的实力派罢！他们也实在不想没事惹事，只要大家都高举晋帝国的旗，只要各大实力派不心生非份之想，他们是愿意保持彼此和睦的。
在这种背景下，晋帝国旧体制下的实力派，就只有玩各种政治上的平衡了。在这种背景下，他们中间自然没有一个人敢轻易去像刘渊一样称帝了。


[注]“会王弥为苟纯所败，灵亦为王赞所败，遂俱遣使降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晋帝国虽然衰朽，但以石勒、王弥的强悍、英勇，也是无法与之对抗的。这是众多反叛力量都先后投靠到刘渊旗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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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骨肉相残 一个沉重的话题


刘聪俘虏晋怀帝后，就问晋怀帝：你们司马家族自家人，怎么自相残杀的那样厉害呢？
晋怀帝说了：这也许是天意吧；既然老天想让您们家得到天下，那我们家族就只好自己动手为您铺平道路了。
刘聪听后大笑！

刘聪的大笑，也许是在嘲笑司马家族；但更多的恐怕也是在嘲笑自己。
司马家族骨肉相残，刘氏家族同样也是骨肉相残呀！事实在刘聪问怀帝之时，他兄弟们已骨肉相残到了一塌糊涂。
做为一代之雄的刘聪，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不会抱着轻松的心情去问晋怀帝如此沉重的问题了。
但晋怀帝此时已是阶下囚的身份了，而且是一种绝对不适宜的场合下，他自然不敢与刘聪去讨论如此沉重的话题。于是他只能用一种外交辞令绕过这个话题。
如果他与刘聪有着对等的地位，而且真有坦诚相言的机会。他肯定会说了：在权力面前，哪有什么温情可言呢？你我两家，都不过是难兄难弟罢了！我们家骨肉相残的一蹋糊涂，您老兄家恐怕也不干净吧！而且你为帝国所布的局中，还处处隐藏着骨肉相残的危机。

刘聪六个兄弟，此时已在骨肉相残中死去了四个。现在只剩下刘聪，刘乂，而这两兄弟内心深处恐怕也都是恨不杀掉对方。更可怕的还在，刘聪的几个儿子之间也都被推上了骨肉相残的利益搏奕之中，因为刘聪也是一个劲的分封诸王；诸子争雄的局面好象也看不到什么避免的机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刘聪在问怀帝之时，恐怕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嘲笑与轻松的姿态；他内心恐怕比所有的人都沉重，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沉重的在两晋南北朝、隋唐四五百年间，让所有的乱世豪杰、优秀政治家都感到心事重重，无法绕过。

分封诸王，如果是一个错误；那这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历史错误。
司马家族在这条路上摔倒了。
刘氏家族也曾在这条路上差点摔倒。刘渊分封诸子，所以刘渊刚死几个儿子就玩命火并了。万幸的在于，刘聪在骨肉相残后迅速的控制了局面，否则匈奴汉帝国恐怕此时就成为历史了。
但刘聪看着前面的历史教训，却也只有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当刘聪对晋怀帝说到骨肉相残这个话题之时，内心绝不会只是一种单纯的嘲笑，因为这个问题一直让刘聪痛苦不堪。
他与自己仅剩下的弟弟（刘乂）之间，似乎也看不到和解的机会。因为就算他愿意与自己这个弟弟和解，自己这个弟弟将来也肯定会与自己几个儿子火并的。关于这一点，刘聪的老婆曾对刘聪说过，而且刘聪显然也认为就是如此的。[注]

在权力面前，哪有什么温情可言？
绝不是司马家族在权力面前变得毫无亲情可言；刘氏家族也是一样子的。
其实短短几年之中。鲜卑拓跋家族、段氏家族也都接连发大规模的骨肉相残的惨剧。事实上，如果不是这几大家族都发生这种内哄；石勒恐怕也没有机会统一北方的。因为这三股力量已把石勒发展的道路给堵死了，但这三大家族都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骨肉相残惨剧，于是石勒遂得以迅速崛起。而石氏建立的后赵帝国，后来也是在家族内哄中走向灭亡的。

[注]：呼延后言于聪曰：“父死子继，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业，太弟何为者哉！陛下百年后，粲兄弟必无种矣。”聪曰：“然，吾当徐思之。”

三、刘聪与刘乂之争 （上）

刘渊死后。太子刘和一继位，就杀掉了自己两个弟弟（刘裕、刘隆）；刘聪在这种背景下又杀掉了自己哥哥（太子刘和）。

刘聪兄弟六人，在火并掉三个人之后，剩余的三个兄弟（刘恭、刘聪、刘乂）应该如何分配权力呢？答案是很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火并！


在皇权政治下，如果这样赤裸裸的记录皇权相争，那实在是太损害皇权的神圣性了。于是所有的史学家，都有意无意的试图掩盖这一切。
总而言之，好象在这种现实的皇权之中，那些参与其中的主角们也懂得什么叫情义，什么叫嫡庶，什么叫礼法。
其实，在权力面前，是没有什么温情可言的，也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刘聪兄弟把这一切已演绎的淋漓劲致了。


因为皇权政治的影响，刘聪与刘乂好象变成了一对有情有意的好兄弟！
刘聪一再说刘乂是嫡子，所以皇位应该由刘乂来继承。刘乂则一再说，刘聪年长能干，所以皇位应该由刘聪来继承。到底应该由谁来继承呢？这两个兄弟那是你推我让、争得差点打起来。

在他们兄弟这种相互谦让的表演中，刘聪只有客气的说：皇位本来应该是由刘乂继承的。但谁叫现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呢？为了国家、民族、百姓的利益，我只有勉为其难的先替他管理一下这个国家。但我想再申明一次，这个皇位本来是属于刘乂的，我只是暂时替他当几年皇帝！


剩下的刘氏三兄弟。
刘聪因为有着自己积累起来的军政资本，所以他非常有机会继承皇位。
刘乂因为有着自己娘家人代表的势力，所以他也非常有机会继承皇位。
刘恭与这两个弟弟相比，力量就实在显得有些单薄了。所以刘聪对他自然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于是在当皇帝不久后，刘聪就派人把刘恭暗杀在卧室里了。

从刘恭之死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刘聪与刘乂兄弟相互谦让的背后，实际上本身就蕴藏着杀机。刘聪、刘乂兄弟之间的相互妥协，只是因为他们之间谁也缺乏打败谁的把握。当他们自信能打败对方之时，那对方就要死于非命了。
从刘聪暗杀自己另一个哥哥刘恭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刘聪与刘乂之间谁也不会信任谁的，谁也不敢信任谁的。
当时弱肉强食之情已昭然若揭了，所谓的兄弟之情只是一块薄薄的遮羞布罢了。刘恭缺乏足够的实力，所以早已被权力欲望淹没的兄弟之情，并不足以挽救他的性命。刘乂如果只是依赖这种可怜的兄弟之情，那他不要说当皇太弟了、当大单于了，就是连命也无法保住的！

刘聪之所以要对刘乂假惺惺的相表示谦让。主要原因应该从刘乂母亲的家族背景说起。
刘乂的母亲是氐族酋长单正的女儿。刘渊让单正的女儿当皇后，本来就是为了巩固匈奴汉国中匈奴民族与氐、羌民族之间的联盟关系。
刘乂虽然没有继承了皇位，但他做为大单于（氐、羌民族的实际管理者）的身份却依然受到尊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刘聪不敢轻易否定刘乂拥有继承皇位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刘乂是做为氐、羌民族的代表人物存在的。
关于这一点，在刘聪之子（刘粲）与刘乂争权之时，众多氐、羌民族首领被牵扯进来可以看出来。关于这一点，在刘乂被杀后，众多氐、羌民族首领集体反叛中可以看出来。


刘聪与刘乂在皇权继承权力上的谦让。那完全是基于各自的利害关系。
所谓的兄弟情谊，那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如果刘聪真懂得什么叫兄弟情谊，那他就不会杀掉自己哥哥刘恭了。如果说刘聪杀掉自己哥哥刘和（太子）之时，那是出于正当防卫的原因。那刘聪在杀掉自己哥哥刘恭之时，那就显然是源于赤裸裸的争夺权力了。
当然了，所谓的嫡庶观点，那也根本是不存在的。如果刘聪真懂得什么叫嫡、什么叫庶，那他就不会和单太后睡觉了。

刘聪刚当皇帝，就和单太后睡觉了。
面对刘聪这种标准的禽兽行为。历史竟然表现了惊人的冷静，好象刘聪所做的种事，只是一件平常而又平常的事。
人们为刘聪这种行为辩护之时，通常会说：当时的少数民族有收取自己庶母的习惯。所以刘聪和单太后睡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问题是，太后是什么身份？太后是先皇明媒正的大老婆！在先皇尸骨未寒之际，皇帝就与这种女人睡觉，那还叫人干的事吗？

更主要的是，太后是皇太弟（刘乂）的亲生母亲。哥哥表面上一再说自己这个弟弟身份最为尊贵，最有资格当皇帝；但反过头来呢？哥哥把自己这个弟弟的亲生母亲给睡了；这叫人干的事吗？
人骂人了，我 你妈。刘聪绝不是单纯骂一骂刘乂，而是真这样干了。一个人能干出这种事，内心真会尊重这个人吗？显然是不会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刘聪、刘乂在继承皇位时的谦让，那都不过是在做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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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刘聪与刘乂之争（下）


刘乂之所以拥有与刘聪相提并论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刘乂的母亲是先皇明媒正娶的大老婆。
所以刘聪在当皇帝后，就想尽办法削弱刘乂母亲这种的地位。刘聪在继承皇位后，先让两个太后并立。总而言之，刘乂的母亲之所以是太后，那是因为她是先皇的明媒正娶的大老婆。而当今皇帝刘聪的亲生母亲，自然也应该成为太后。于是匈奴汉帝国遂有了两个太后（一个老皇帝刘渊的大老婆氏为皇太后，一个是新皇帝刘聪的生母张氏为帝太后）。两个太后并立，使单太后在宫庭中的地位遂下降了。
两个太后并立之后，刘聪则再继续趁胜追击。于是单太后在丈夫尸骨未寒之际就与刘聪睡在一起了。这一步走完，刘乂母亲在宫庭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了！

单太后的身份本来是尊贵的。因为她是先皇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因为她是皇太弟的亲生母亲。
但现在呢？她实在没有资格以先皇大老婆的身份出现了，因为在先皇尸骨未寒之际，她就与别的男人睡觉去了。
但现在呢？她也实在没有脸以皇太弟的母亲身份出现了。基于皇太弟的立场，他肯定以自己有这样一个母亲而感到羞耻。自己父亲尸骨未寒，他的母亲就与别的男人睡在了一起，而且那个男人竟然是自己母父异母的哥哥。皇太弟显然无法容忍自己有这样一个母亲。
至于单太后与当今皇帝之间的关系，就更让人不值一提了。因为她只是当今皇帝一个不明不白的姘妇罢了。
一个女人处于这种境地后，他还有什么身份可言呢？一个女人处于这种境地，他还有什么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呢？


刘聪睡单太后，实际上就是往死逼单太后。因为上述的一切，足以使任何一个女人精神崩溃。于是单太后终于又气、又羞、又恨中死了。单太后的死，使刘乂彻底丧失了来自宫庭方面的支持。

刘聪睡单太后，实际上就是给刘乂一个下马威，他希望刘乂放聪明点主动把皇太弟的身份让出来。但刘乂在这种背景下，依然是死守着皇太弟的身份不放手。
虽然在刘乂母亲死后，他的舅舅曾经劝他：刘聪绝不会让你继承皇位的；你现在继续守着皇太弟的身份，肯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但刘乂终于还是无法放弃这个皇太弟的身份。

刘乂在危机伺服之中仍然死守着皇太弟的身份（因为谁都看出来，刘聪绝不会希望他当皇位继承人），绝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与聪之间的兄弟情谊。因为从刘聪杀自己哥哥刘恭的事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兄弟之间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情谊可言。
刘乂死守着皇太弟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被皇位继承人这个巨大的利益所迷惑，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恃实力。


刘乂之所以拥有与刘聪相提并论的地位。主要因为两个原因。
第二原因是：刘乂是匈奴汉帝国中氐、羌民族的代表人物。正是因为刘乂有这种身份，所以他一直稳座帝国权力的第二把交椅之上。
刘乂因为这种身份，所以成为帝国的大单于（管理氐、羌民族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成为帝国的皇太弟（帝国皇位继承人）。这两种权力、地位加在一起，即使刘乂丧失了来自单太后代表的宫庭力量支持。也是帝国毫无争议的二号人物。

我们看看刘乂背后的所代表的实力。

刘乂第一个身份是大单于，所以与刘乂利益一致的氐、羌酋长有很多。刘粲害刘乂之时，竟然把十多个氐、羌酋长捉起来强迫他们供认与刘乂一块有逆谋。而且这件事后，氐、羌叛者甚众。[注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刘乂这个大单于的权力、地位，绝不是空洞与虚无的。

刘乂的另一个身份是皇太弟，所以刘乂直属兵力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因为刘乂失败而被活埋的将士就有一万五千人[注1]，这些人绝对都是刘义的嫡系力量，否则绝不会因为刘乂的失败而遭受这种灾难。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附属刘乂的军事力量绝对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因为刘乂有上述两种身份，所以支持他的汉民族官员同样很多。太傅崔玮、太保许遐都曾鼓动刘乂用武力提前继承皇位；并一再论证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刘义拒绝了。[注3]
而且基于皇族内部的矛盾，刘聪的几个儿子之间也不会一条心的。这些兄弟相争之际自然会有人想与太弟刘乂达成联盟；这从人们说太弟与大将军、卫将军（都是刘聪的儿子）有阴谋中可以看出来；这从刘粲继位后一心要杀净自己兄弟中可以看出来。

刘聪、刘乂兄弟这种争权夺势、勾心斗角；相信《晋书》、《通鉴》作者都也能看出来。只是在皇权政治下，如果过分突出这种内容实在有损皇权的尊严。所以他们在史书一方面在如实记录父子、兄弟、叔侄在争夺皇权之时的血腥残酷，一方面又尽量在这种历史事实中突出封建的忠孝节义。刘聪与刘义兄弟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变得云遮雾罩，莫名其妙了。

有刘乂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存在，就算刘聪会有一点点安全感，刘聪那几个儿子可实在是一点安全感也没有。
既然如此，刘聪就只有继续想办法去削弱刘乂的权力与地
位。于是从前英明神武的刘聪[注4]，在当皇帝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总而言之，刘聪成天不理朝政，只吃吃喝玩乐。
刘聪这种转变，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人格的巨变。但如果我们去细看，就会发现刘聪不理朝政，实际上与他睡单太后一样，表面是他荒淫无道，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打击皇太弟罢了。


刘聪不理朝政，实际上是给自己儿子（刘粲）留下越来越多的参政机会，而这等于让自己儿子渐渐拥有了凌驾于皇太弟之上的权力与地位。
皇太弟的主要权力基础在大单于一职上（处理氐、羌等少数民族的事务），而刘聪不理朝政遂让刘粲代自己管理政府（处理匈奴、汉两族的事务）。这样一来二去的，刘乂在匈奴汉国做为二号人物的地位遂动摇了。
刘聪做为帝国皇帝，在权力地位显然是要高于皇太弟的。而因为刘聪不理朝政，所以刘粲就渐渐成了帝国的代理皇帝，他的权力、地位自然也渐渐超过皇太弟。在这种背景下，刘乂在帝国的权力排行榜上，自然就沦为第三位了。
刘乂与自己哥哥刘聪单挑之际，已不占据什么优势。面对自己哥哥与自己侄子（势力已凌驾于他之上的刘粲）联手打击下，自然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于是最后只有一步步走向死亡。

[注1]：诛东宫官属及乂素所亲厚，准、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数十人，坑士卒万五千余人。
[注2]：粲使准、沈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烧铁灼目，酋长自诬与乂谋反。
氏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

[注3]：两血于汉东宫延明殿，太弟乂恶之，以问太傅崔玮、太保许遐。玮、遐说乂曰：“主上往日以殿下为太弟者，欲以安众心耳；其志在晋王久矣，〔聪子粲，封晋王〕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
今复以晋王为相国，羽仪威重，踰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诸王皆置营兵以为羽翼，事势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不测之危，不如早为之计。
今四卫精兵不减五千，相国轻佻，正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日不出，其营可袭而取；余王并幼，固易夺也。苟殿下有意，二万精兵拘顾可得，鼓行入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马不虑其为异也。”乂弗从。

[注4]：史称刘聪：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举良将，入为骁骑别部司马，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

[注5]：刘聪与刘乂之争，很多内容都是晋愍帝时期的事。只是为了能完整的评论这件事，所以就把他在晋怀帝这章中全写了。

感谢2202041978071230网友的支持，再更新一节。

第三节 谁是江南的真正主人

一、江南的土著势力的崛起


在长沙王执政之时，长江流域就爆发了张昌、石冰的叛乱。

当时晋帝国的三大强势诸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正忙着在北方纵横开合。所以晋帝国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顾及长江以南的事务。在这种背景下，张昌、石冰的叛乱一经展开，就已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长江流域。
史称：“张昌党石冰寇扬州，败刺史陈徽，诸郡尽没；又攻破江州，别将陈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皆陷之，临淮人封云起兵寇徐州以应冰。”
“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


张昌、石冰的胜利是在晋帝国政府崩溃边缘实现的。所以他们表的胜利面上声势力浩大，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这一切都是缺乏基础的。
因为在当时背景下打破晋帝国在江南的统治秩序并不难，但想在江南构建一个以他们为中心的新统治秩序就难了。


随着晋帝国在江南的统治秩序崩溃，江南利益集团的各大代表人物都纷纷行动起来。张昌、石冰在他们的联手打击下遂走向了灭亡。
我们所说的江南利益集团，以江南土著力量、江北侨族力量共同构成。
江南土著力量，主要是从前吴帝国臣民为主。他们以顾荣、贺循、周圯、甘卓、周访、陶侃最为著名。[注]
江北侨族力量，主要是从北方过来的军政大佬、豪门代表。他们初期以刘弘最为著名，后期以司马睿、王敦、王导最为著名。

无论是江北侨族力量还是江南土著力量，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愿意高举晋帝国的大旗，并尊重晋帝国的既有统治秩序。因为他们在晋帝国既有统治秩序下，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而以张昌、石冰的叛乱的行为，显然是完全无视晋帝国的既有统治秩序，所以也就违背了江南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江南利益集团自然而然的达成默契并进行了反攻。于是曾经席卷江南的张昌、石冰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


在剿灭张昌、石冰叛乱后。
江南出现了两个最具霸主气质的历史人物。他们分别是荆州刺刘弘、扬州刺吏陈敏。

荆州刺使的刘弘，以过人的能力、魅力，让整个长江上游处于了他的领导之下。刘弘是一个皇权政治下近于完美的人臣形象，他忠义、智慧、宽厚、有担当。刘弘做为北方侨族的代表人物，与江南土著力量实现了默契的合作。但很不幸，刘弘在事业一步步走向辉煌之时就突然去世了。
刘弘死后，长江上游遂进入了江南土著（代表人物陶侃、周访）、江北侨族（代表人物山简、王澄、王敦）、反叛力量（代表人物杜弢、杜曾）角逐的时代了。

陈敏只是江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有野心、有胆量、更有能力，在剿灭张昌、石冰的叛乱中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在剿灭张昌、石冰叛乱后，陈敏遂有了称霸江南的野心。
陈敏在试图称霸江南之时，显然是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在剿灭张昌、石冰叛乱时曾爆发出惊人力量，这固然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能力、勇气，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他当时代表了整个江南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

我们知道，人们都高举晋帝国的大旗，尊崇晋帝国的既有秩序，或是尊崇皇帝、尊崇皇族成员；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还忠于晋帝国。而是因为尊崇这一切，就表明你无意彻底凌驾于普遍豪门贵族、军政大佬之上；因为你尊崇这一切，就表明你只是众多豪门贵族、军政大佬之一。
陈敏试图独霸江南，那他与江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就难以继续合作了。陈敏既然已公开表示要独霸江南，那江南利益集团代表人物在与陈敏合作之时，显然就只能充当陈敏的臣属了。而江南利益集团的各大代表人物自然都不会想接受这种事实。于是陈敏在他们的联合打击下很快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
陈敏死后，长江下游也进入了江南土著（代表人物顾荣、贺循、周圯、甘卓）、江北侨族（代表人物司马睿、王导）、江北军政大佬（代表人物是周馥、华轶）角逐的时代了。

江南本来是东吴帝国的旧地，东吴帝国从前的臣民，因为背负着亡国的阴影。所以他们无论在晋帝国中央政府、还是在江南地区都一直是处于从属地位。
但在江南两次大乱之后。江南土著力量（吴帝国从前的臣民）终于得以一扫亡国的阴影，成为江南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了。虽然他们在此后并没有提出恢复吴国的口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任何一个人想在江南站住脚，如果不能与他们取得合作是无法想象的。
面对从北方而来的高级官员、豪门代表；这些江南土著代表人物，现在都是一副不服不屑的样子。因为现在的江南，是江南人的江南；北方人再了不起也只是客。

司马睿那是皇族坐镇江南的代表人物；司马睿是是晋帝国坐镇江南的最高军政长官。但江南土著代表人物对司马睿也没有丝毫尊重之心。
“睿名论素轻，吴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导患之。”

王导到了江南，想与江南陆氏联姻。陆玩（陆机的从弟）公然拒绝了。而且拒绝的理由也傲慢极了。
“小地方长不出大松柏，香的薰草和臭的莸草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我陆玩虽然不才，也决不首先做乱伦的事。”
王导是北方侨族首屈一指的豪门代表人物，他想与江南土著豪门联个姻也会碰这种钉子。


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想从前，江南豪门的领袖人物陆机低三下四的在洛阳城侍奉那些猥琐的新贵（杨骏、贾谧）；跟在司马家族的王爷（赵王、成都王）身后四处奔走，最后混得连命都丢掉了。江南另一大豪门代表周处，则在司马家族王爷（梁王）的逼迫下死于非命了。
而现在这些江南土著代表人物却是一脸傲气，什么晋帝国中国政府的权贵、什么司马家族的王爷，他们理都懒得理；相反晋帝国中央政府的权贵、王爷还得主动与他们小心翼翼的相处。
既然江南土著代表人物对自己不理不睬，司马睿与王导就只有主动去与这些江南人套近乎了。于是在北方侨族力量主动示好的背景下，江北侨族与江南土著联合建立的江南政府遂开始在酝酿之中了。[注2]

[注1]：顾荣的祖父顾雍是从前吴帝国的臣相，贺循的父亲贺邵是从前吴帝国的中书令，甘卓的曾祖父甘宁是吴帝国开国著名将领，周玘的父亲是吴帝国著名臣子周处。这几个人在东晋后来的历史中，都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陶侃、周访的父祖在吴帝国时显然没有显赫的地位，但显然也都是从前土生土长的吴帝国臣民。这两个人在东晋后来的历史中，都都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2]“睿名论素轻，吴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导患之。”
“导因说睿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睿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

复资冶通签网友，感谢您的支持与回复。

（一）、我认为刘乂主动放弃皇太弟的位置肯定是死路一条，只有斗争到底，不然曹爽就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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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时的局势大约就是如您所说的那样。

（二）、刘聪让刘粲代自己管理政府，发展下去刘聪可能会被逐渐架空，在刘乂和刘粲双方决出胜负之后，如果胜者向刘聪逼宫，刘聪就岌岌可危。既然泪痕认为刘聪是个精明的人，那么他有没有作出相应布局，预防这种情况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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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粲应该不具备与他父亲相争的实力。
刘粲几个弟弟联合起来，拥有着威胁刘粲的实力。这从刘粲当皇帝后，迫不急待的想杀光自己弟弟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外戚也拥着巨大的实力，这从靳准能杀掉刘粲可并控制帝国都城以看出来。
而且皇族成员也拥有着巨大的实力，这从靳准胜利后无力与刘曜相争中可以看出来。
仅上述三种力量的牵制，就足以使刘粲无法与他父亲相争的。因为他父亲一旦感到他有不臣之心，随时可以调动其余几股力量打垮刘粲的。甚至而言，处于这种背景下；就是刘粲想与自己父亲相争，恐怕也没有人敢站在他一边的。

感谢资治通签网友的回复、指正。以长江为参照去看，我的说法的确是不妥当的。东晋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上游（荆州）与下游（扬州）之争。我在表达这些内容时，用长江上游、长江下游这种词，的确是不妥当的。
再更新一节。

二 、江南地方政府的建立


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谁兵强马壮谁就是老大。如果没有实力，什么官职、爵位都是无意的。
东海王几个弟弟到达各自辖区后，都是这种局面。司马睿到达江南后，自然也是这种局面。


历史最常见的一种记载是：在一次盛大的郊游活动中，司马睿坐着轿子走在前面，王导等人都骑马跟随在司马睿后面。看到司马睿身后这种豪华阵容，江南普遍实力派都情不自禁的拜倒在司马睿面前。
泪痕以为，江南普遍实力派都愿意臣服司马睿，绝不是因为王导玩了这样一个近于儿戏的小花招。因为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实力皇帝都是个摆设，何况区区一个王爷了。江南普遍实力派都愿意向司马睿称臣，主要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


王导给司马睿充足面子的背后，主要是向江南普遍实力派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
“如果我们不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府，那江南就会一直处于四分五裂、随时陷入内哄之中的。我们现在应该联手建立一个江南地方政府，这个政府建立后会一定会尊重各位在江南的既有地位、权力、利益的。”
这种建议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所以江南普遍实力派都没有理由去反对的。

王导给司马睿充足面子的背后，另一方面也是向江南普遍实力派表达这样一种看法。
“我认为应该让司马睿领衔建立江南地方政府。”这个建议是非常符合江南各大实力派现实利益的。所以江南各大实力派经过简单的分析后，自然都对此表示了同意。


因为司马睿并不是一个实权人物，所以向司马睿称臣，最多只是建立一个众多实力派联合执政的地方政府，各大实力派的既得利益是不会受到明显威胁的。
王莽之乱时，刘秀兄弟，那是要能力有能力、要实力有实力。但在推选联军最高首领之时，大家却是一致推选了要实力没有实力、要能力没有能力的刘玄当了联军首领。
不管大家所说的理由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绝不会希望一个实力巨大的人成为联军首领，因为一个实力巨大的联军首领会彻底打破各大实力派之间的平衡。
从这层意义上，如果司马睿是一个强大的实力派。那江南各大实力派，就不会一致支持让他领衔建立江南地方政府了。


因为司马睿完全具备优秀统治者的个人魅力与能力，所以向司马睿称臣，绝不等于向王氏兄弟称臣。
如果司马睿是一个王氏兄弟能完全操纵的庸才，那江南各大实力派恐怕就不会支持司马睿领衔构建江南地方政府了。因为以王氏兄弟的实力，再拥立出一个完全由他们操纵江南地方政府首脑人物。那江南各大实力派自然不会有安全感可言了。因为这样下去，用不了久江南就是会成为王氏兄弟的江南。

让司马睿领衔构建江南地方政府，从表面上看并不符合王氏兄弟的利益。因为王氏兄弟缺乏随便操纵司马睿的能力；这从后来司马睿大举排斥王氏家族，甚至差点把王氏兄弟灭族中可以看出来。
王敦曾表示应该让一个年幼的皇族成员领衔构建江南地方政府，因为这更有利于王氏家族操纵江南地方政府。但这种建议受到王导的反对，因为立一个年幼的皇族成员领衔构建江南地方政府，也许符合王氏家族的利益。问题是，这种建议肯定会受到江南普遍实力派的集体反对。到时江南普遍实力派都拿司马睿来做文章（司马睿从才能、道德、年龄、地位都是领衔构建江南地方政府的最佳人选），王氏家族恐怕就会陷入完全的被动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让司马睿领衔建立江南地方政府的意见自然获得了大家一致认同。



这是江北侨族、江南土著正面博奕的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江北侨族略胜一筹。因这个临时政府是他们率先筹建起来的；而且这个临政府的王爷（司马睿）、总管（王导）都是北方侨族代表人物。
当然了，这一局胜利并不足以让北方侨族凌驾于江南土著之上。因为在土著实力派林立的江南中，司马睿、王导等侨族势力在江南所占据的份额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这一局的胜利，只是使北方侨族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司马越派到长安、邺城、荆州的三个兄弟，甚至包括坐镇中原的司马越；显然都也没有司马睿这样幸运。他们都渐渐输光了全部的家档，而司马睿一系却越赢越多，最后为晋帝国又赢回了已输出去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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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愍帝时期


第一节 晋愍帝

一、晋愍帝即位

在洛阳、长安相继沦陷后，晋帝国陷入了将要全面崩盘的境地。
晋帝国的大旗，以后应该由谁来扛呢？

从综合实力上看，司马睿最有资格当新皇帝了。因为他是司马家族当时最有实力的王爷，又是江南利益集团（当时晋帝国最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
但当时司马睿显然不想争这个皇位的，因为当一个江南地方政府的最高军政长官，对帝国整体利益所承担的义务自然会小些，而做为帝国皇帝，那对帝国整体所承担的义务自然要大些。

在大江南北一片混乱之际。司马睿如果当了皇帝，显然需要为帝国的整体利益承担太多不必要的义务。这绝不是司马睿不愿意与不愿意的问题，江南利益集团的各大代表人物都也不会想承担这种义务的。

当时的江南正处于叛军（杜曾、杜弢）、想与江南地方政府分庭抗礼者（华轶）[注1]、江南土著（顾、二周、陶）、江北侨族（王与司马）博奕之中。
当时的江南地方政府，连江南的事都摆不平，哪敢不事去贪揽江北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睿（实际上是整个江南利益集团）自然不想追求皇位了。


既然司马家族的第一大实力人物（司马睿）无意追求这个无主的皇位。那谁最有资格当这个皇帝呢？从实力、影响而言，自然是司马保了。
司马保是东海王的侄子，也是帝国西北最大的实力派。从实力、从影响而言，他自然是最有资格当皇帝了。但司马保终于还是没有机会当这个皇帝，因为帝位是各种利益的汇集地；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实力、影响、贤能、嫡庶决定的。
在众多实力派并存的局面下，为了不打破实力派之间的平衡状态，实力派们通常都会拥立一个缺乏实力的皇帝出来。因为只有这种皇帝，才会让他们有安全感；如果一个有实力的皇帝上台，那各大实力派就无法继续拥有到手的权力了！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保自然与皇位无缘了。

司马家族最有实力的两个人，因为各种原因丧失了当皇帝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秦王司马邺遂幸运的成为帝国新皇帝的侯选人。
因为现在的天下，虽然已不是司马家族的天下了。但在实力派林立的背景下（绝没有哪个实力派能彻底凌驾于其它实力派之上）；皇帝这面大旗，自然还得由司马家族的成员来扛。


在洛阳、长安相继沦陷之后。晋帝国北方残余力量协手一再大败刘曜、刘粲；终于收复了长安城。在得知晋怀帝已死后，秦王司马邺遂在长安城登基当了皇帝，他就是历史上的晋愍帝。

从表面去看，此时的晋帝国依然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此时愿意承认晋愍帝这个中央政府的实力派很多。东北的慕容氏、段氏；长城一线的拓跋氏、刘琨、王浚；西北司马保、索琳；凉州的张轨、江南的王与司马。这些实力派如果联起手来，其力量是近于无敌的。但这些实力派却显然都是割据一方的霸主，他们都是忙着经营自己各自的地盘。
这些实权派们，对晋愍帝为中心的晋帝国新中央政府都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总而言之他们愿意承认这个中央政府，但这个中央政府也休想管他们地盘上的事，当然了他们也懒得派代表参与中央政府的事务。


从这层意义上，这个新成立的晋帝国中央政府。只是帝国西北几大实力派联手建立的地方政府罢了。
而且就是在西北地区，也只有长安以东的实力派愿意聚在这个新中央政府中共事。因为长安以西的司马保，对这个新中央政府同样也是敬鬼神而远之的。

西北最重要的一个实权人物司马保，一直都有着窥视皇权的念头，所以他对这个新中央政府也一直是带理不理的。后来基于唇亡齿寒的原因，司马保也曾援助过长安城，但终究不愿意出全力救助；因为他他不希望晋愍帝为中心的力量强大起来威胁他。后来长安城一片危机之时，有人提议应该退到司马保的地盘去，但晋愍帝一系的索琳等人都拒绝这种建议，因为他们害怕司马保趁势挟天子控制他们，或是干脆就废了皇帝自己来当。
从这层意义上，这个晋帝国的新皇帝，实际上只是半个西北地区的的代表人物。而且在这个本身已足够狭窄的地区内，还是诸强林立、互不相让。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匈奴汉国的威胁自然是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晋愍帝只是晋帝国的一面旗帜。而所有挂着晋帝国旗帜的实力派们，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把他当回事的。从这层意义上，晋愍帝所代表的那段历史，实际上就晋末各大实力派争雄天下的历史。
晋愍帝为中心的历史，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实际上已没有资格在历史舞台中心位置上演了。因为石勒、司马睿、刘聪、刘琨、王浚、鲜卑拓跋、段氏相关的历史己变得比他更吸引人、也对历史影响更大了。
晋愍帝为中心的历史，之所以常常需要着重记一笔。主要是因为他是晋帝国中央政府的象征，虽然皇帝是傀儡皇帝，虽然也没有人真把这个中央政府当回事。但他毕竟是晋帝国的中央政府，而且西晋的灭亡也是以这个政府灭亡为标志的。

[注]：泪痕所说的叛军，是指那些不愿意高举晋帝国大旗的地方势力。
他们不愿意高举晋帝国的大旗，意味着他们已完全无视晋帝国从前的统治秩序了。这种行为，自然会受到晋帝国从前的既得利益者集体反对。

泪痕所说的想与江南地方政府分庭抗礼者，是指那些仍然高举晋帝国大旗，却不承认司马睿是江南利益集团代表人物的实力派。
他们与江南地方政府的主要矛盾是在于，晋帝国的大旗到底应该由谁来扛之上。这其中以华轶最为典型。华轶的种种表现，都是一个忠于晋帝国的臣子表现。但当江南地方政府想管辖华轶时，华轶通常总是不会接受的；因为在华轶眼中，司马睿根本没有权力管他的。既然如此，华轶自然只有接受整个江南利益的共同争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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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为什么高挂晋愍帝的大旗


晋愍帝时期，高挂晋愍帝大旗的实权派，共分为以下几个派系。
以刘琨、鲜卑拓拔氏为代表的并州集团。
以王浚、鲜卑段氏为代表的幽州的集团。
以鲜卑慕容家族为代表的辽西集团。
以张轨为代表的凉州集团。
以司马保为代表的西北（长安以西）集团。
以司马睿为代表的江南集团。
上述几大派系，都是自成系统的。他们虽然都高挂着晋愍帝的大旗，但晋愍帝在他们心中已毫无权威可言了。

既然这些利益集团已处于独立状态了，他们为什么还要高挂着晋愍帝的大旗呢？
如果用皇权神圣的观点，好象能解释它，但实际上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如果皇权真是神圣的，那这些实力派为什么又都对帝国皇帝、帝国中央政府不理不睬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利益集团高挂晋帝国的大旗，仅仅是因为高举晋帝国的大旗，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罢了。


在众多实权派并存、博奕之时，大家一方面都是想兼并别人，另一方面又都害怕被别人兼并了。在这种背景下，面对一个可能威胁大家利益的实权派，普遍实权派自然会联合起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约束他。
在皇权时代，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通常就是：“你想彻底凌驾于大家之上做法，是不忠于皇帝的行为。因为只有皇帝才能高高在上。”
而且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能响彻天空之时，本身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实权派能挡住其它实权派联合一击的。否则，势力最大的实权派要大家跪在地上高呼万岁之时，就没有人敢说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只要势力最大的实权派，还感觉无力挡住其它实权派联合一击的时候。他就得把皇帝高高捧在自己的头上。
这种结果，实际上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实力最大的实权派，虽然因此无法彻底凌驾于大家之上了，却可以因此名正言顺的成为大家的上司；因为尊崇皇权的结果就是皇帝会授于他高于其它人的军政职务。
其余实权派，则通过这种方式保护了自己的既得权力与地位。因为只要皇帝还高高在上，那所有的实权派之间就只是上下级的关系；而绝不是臣属的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众多实权派博奕之时。
强者愿意承认皇权的神圣性，绝不是没有皇权就无法统治自己的地盘。尊崇皇权只是表明他绝不敢彻底凌驾于其它实权派之上罢了。
至于弱者都愿意承认皇权的神圣性，绝不是因为他们真把皇帝当回事，尊崇皇权只是为了抗拒强者不要肆无忌惮的侵犯自己的既有权力与地位。

在并州地区，鲜卑拓拔家族的势力最大了。
在幽州地区，鲜卑段氏家族的势力最大了。
刘琨、王浚如果失去这两个家族的支持；不要应付别的事情了；就是面对匈奴汉国的攻击，恐怕也会随时灭亡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刘琨被匈奴汉国打得一筹莫展中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如果没有鲜卑拓拔家族帮助他，区区一个刘琨根本无法占据并州许多年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浚与段氏家族关系破裂后，马上被石勒一举彻底消灭中看出来。事实上，没有鲜卑段氏家族的支持，区区一个王浚根本无力占据幽州许多年的。

鲜卑拓拔家族之所以不敢兼并刘琨，并且奉刘琨为自己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鲜卑段氏家族之所以不敢兼并王浚，并且奉王浚为自己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主要原因大约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拓拔、段氏家族内部都是处于多头政治（家族强势人物众多）之中。[注1]这使他们家族内部的重要成员，就不会希望自己家族的首领成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因为他们家族内部的首领一旦成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那他们家族内部的权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我们知道，在多头政治中父死子继的权力交接模式是难以实行的。因为在多头政治中，利益集团中存在着众多与老首领权力相近的实权人物。在老首领死后，这些人自然会窥视老首领从前的地位与权力。在这种背景下，老首领的儿子想继承自己父亲权力并不会获得法理的支持，除非他有实力打败其它竞争者。
而老首领如果取得当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地位，自然就会用种种方式“削藩”，最后让自己子孙一系的力量迅速膨胀，从而奠定父死子继的权力交接模式。至于老首领取得了皇帝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但这种事情显然是不符合家族其它强势成员利益的。


第二原因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本身也是众多实力派并存的局面。拓拔、段氏家族只是当地最大的实力派罢了。当地还存在着众多豪门家族、军政实力派（他们以晋帝国从前军政长官、豪门大族构成）。在这种环境中，当地普遍实权派也不会希望拓拔、段氏家族的首领当成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因为这会让拓拔、段氏家族的力量大增，从而打破当地的力量平衡。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人们自然都会支持这两大强势家族之外的成员成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在这种背景下，拓拔、段氏家族势力虽然强大，却也不敢公然无视刘琨、王浚做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的事实。

西北凉州集团代表人物张氏，东北辽西集团代表人物慕容氏。其首领在当的影响显然要比拓拔、段氏在当地更大些。因为他们一方面是当地最大的实权派，另一方面也是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但张氏、幕容氏在自己的地盘内取得这种地位后，依然还得宣称自己是晋帝国的臣子。从人的私心本能而言，这绝不会出于他们的自愿。如果他们真对皇帝有这种忠心，就不会在皇帝需要他们时只是光说不练了。
他们之所以一直需要高举晋帝国的旗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源于内部的压力，因为他们地盘内也是众多实力派并存，当地的实力派也都会用皇权去限制他们权力不断凌驾于自己之上。

当然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源于外部的压力。因为张氏、慕容氏如果称帝，那他们与四周强敌的关系会变得非常尴尬。因为皇帝这种称号，绝不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东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东北的慕容氏称帝的话，那他与当地鲜卑宇文、段氏、拓跋氏还怎么相处呢？人家都高举着晋帝国的大旗，慕容氏却擅自称帝；人家在爵位上最多只是一个王，慕容氏却成了皇帝。如果慕容氏敢这样做，那他岂不是在公然宣称自己要比这些人高一头？在这些强敌并立之际，慕容氏自然不敢抛开晋帝国的大旗了。
所以当慕容氏统一东北后，就公然抛开了晋帝国的大旗。[注2]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凉州的张氏称帝，那他与前赵、后赵还怎么相处呢？张氏的实力，显然无法与这两个先后与他相邻的帝国相比。如果张氏非要自不量力的称帝，晋帝国也许无力表示什么，但当这两个先后与他相邻的、如虎如狼的敌人打击他时，张氏该怎么做呢？最明智的选择自然是赶紧放弃皇帝的称号，改向这两个强敌称藩、称臣。[注3]
张氏一直表示忠于晋帝国，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背上一张忠义的外衣，另一方面使自己在前、后赵的打击下有回旋余地。
如果张氏贸然称帝了，那他只是没事披一件乱臣贼子的外衣。称帝后在强邻的打击下，同样还得放弃帝号。而向强邻称臣后，却又动则想着背叛对方、或是落井下石，岂非更让自己乱臣贼子形象深入人心了？如果张氏就把自己打造成这种样子，那他还靠什么继续在凉州立足呢？
在凉州政权覆灭之前，张氏从来也无力面对来自东部的打击。面对前赵的打击，他只有称臣；面对后赵的打击他也只有称臣；面对来自前秦的打击，他也只有称臣。在这种背景下，他高举晋帝国的大旗，使自己可以搏得一个忠臣的名声，更使自己在背叛、反击这几个强邻之时也名正言顺了。


江南利益集团的普遍实力派，谁也不会希望当地最高军政长官的人选由实力来决定。因为实力最强的人，如果再拥有了最高军政长官的职务、地位，那其它实力派恐怕就都也不会有安全感了。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自然需要高举晋帝国的大旗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司马睿遂成了江南利益集团的领衔人物。
司马睿之所以能成为江南最高军政长官，完全是当地实力派博奕的结果。绝不是他的爵位、职务造成的，因为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人们连皇帝都是带理不理的，区区一个司马家族的王爷、地方军政长官，人们自然更不会放在眼里。
假如司马睿的实力，能威胁到江南各大实力派。那他就会丧失成为江南最高军政长官的机会。这从西汉末刘秀兄弟无法竞争过刘玄可以看出来。
假如司马睿是一个婴幼儿、或纯粹的庸才，那他也会丧失成为江南最高军政长官的机会。因为王氏兄弟拥立这样一个人当江南最高军政长官，那江南各大实力派恐怕都会怀疑王氏兄弟的动机与用心了。

皇权的神圣。从来不是依靠人们的思想与忠心。乱臣贼子之心人皆有之，只不过受制于现实的利害关系人们都压制住罢了。如果利害关系不足以压制它之时，谁又会真把皇帝、皇权当回事呢？


[注1]：在鲜卑拓拔、段氏家族内部，一直是处于多头政治之中。也正因为这种原因，拓跋家族首领（拓跋卢琦）才会被自己儿子（拓跋六修）杀掉；而拓跋六修也会被拓跋普根杀掉。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段氏家族首领死后，段氏家族才会发生大规模内哄。

[注2]：“ 燕王皝以为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于是始不用晋年号，自称十二年。”慕容家族不再尊崇晋帝国，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变了，而是因为他现在已统一了东北地区。

[注3]：“茂寻遣使称藩，献马、牛、羊、珍宝不可胜纪。曜拜茂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太师、凉州牧，封凉王，加九锡。”这是张氏政权向前赵称藩。

“西平公骏惧，遣孟毅还，使其长史马诜称臣入贡于赵。”这是张氏政权向后赵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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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石勒统一河北


一、 处于战略转折中的石勒


石勒最初奉行的战略是游击战，总而言之避实击虚，四处游逛。
这种战略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打来打去总也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但这种战略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一个战略要地，都是各大实力派争夺的焦点。你敢占据这种地方，就会有意无意的与某些实力派陷入无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在天下大乱，在大江南北遍布“猎物”的背景下，如果你非要占据一块所谓的战略要地，这等于没事自己束缚住自己的双脚与人拼命。
从结果去看，石勒的游击战略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战略使石勒能更容易的避实击虚，从而使自己可以更尽情的在大江南北游掠。这种战略选择的结果，是使石勒很快就成为大江南北最强悍的一枝流动力量。


石勒在围歼东海王一系力量之后；仍然想着继承执行这种游击战略。总而言之，石勒依然不屑于占领根据地，他只是选择落单的猎物进行攻击。
因为以晋怀帝为中心的晋帝国瓦解，所以曾经与东海王分庭抗礼的、曾经两次大败石勒的晋帝国巨头苟晞变得孤立无援了。面对这种猎物石勒自然没有什么好客气了。于是石勒把握机会一举击溃苟晞并俘虏了他。

下一猎物该选择谁呢？王弥又落入了石勒的视线之内。王弥一直是与石勒可以相提并论的实力人物。但现在的王弥却陷入了危机之中。在攻克洛阳后，基于主客观原因，王弥的主要部下曹嶷、徐邈、高梁等人都脱离王弥独立发展去了，这使王弥的直属力量非常虚弱。而且现在的王弥还被刘瑞打得疲于应付，他竟然向石勒求援了。在这种背景下，张宾意识到这是图谋王弥的好机会。
王弥的直属力量现在处于极度衰弱之中；火并他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王弥现在有求于石勒，石勒寻找一个机会火并王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最主要的麻烦是：火并王弥后刘聪会如何做呢？因为王弥与石勒都是刘聪的臣子。火并王弥之后，王弥的属下曹嶷等人会怎样做呢？因为曹嶷是王弥的属下。王弥在石勒帮助自己之后，敢亲自赴石勒的宴会，恐怕主要就是因为他认为石勒会顾忌这一切的。但石勒显然没有把这一切当回事，于是与石勒一直并称于世的王弥就这样在宴会被暗杀了。



石勒在取得这种胜利后，马上就在战略中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
现在的石勒势力越来越大了，他如果继续执行游击战略，那所过之处必是惊天动地，而且会引得相关地方各大实力派都惊恐不安。换而言之，现在石勒与各大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关系已无可调和了。
但石勒显然没有迅速认清这种形势。所以石勒仍然不想与各大实力派发生冲突，石勒仍然想着继续进行避实击虚的游击战略。
虽然张宾告诉他，现在是我们选择一块战略要地经营的时候了；但石勒却一点也听不进去。
因为选择一块战略要地经营，这说得容易，但真要做起来，却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河北、中原的战略要地（洛阳、邺城、襄国）就摆在石勒的眼前，但石勒却是丝毫没有占据他的意思。以石勒当时的力量，如果他要夺取这种地方，相信是没有人能阻挡的。问题是，占据了这种地方后，就需要与附近的实力派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当时的石勒，显然还没有信心干这种事。

问题是，现在石勒的部队太庞大了，他想维持游击战所需要的空间自然也越来越大了。而经过几年的争战，从前无主的地区已渐渐成为各大实力派的地盘了；在这种背景下，可供石勒四处游击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对于这一切，石勒也清晰的感觉到了。


现在的石勒，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去看，显然已没有进行游击战略的空间了。
此时有五股力量是绝不可以谋图的。
北方的刘琨、王浚这两股力量都有鲜卑人在背后撑腰；石勒自然不敢游击进人家的势力范围。因为游击进这两个人的势力范围，恐怕随时都会把鲜卑人拖入战场的。
从前成都王、河间王在势力如日中天时，面对王浚的打击马上就灰飞烟灭了。匈奴汉国势力如日中天，但在攻打刘琨之时一再遇挫，而且石勒也曾败在王浚手下。这绝不是因为刘琨、王浚非常厉害，主要是因为他们背后都有强大的鲜卑部族支持，与这两个人交战，实际上就等于在与鲜卑拓拔氏或段氏为敌。


东部曹嶷的势力范围，也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因为攻打曹嶷会引起石勒与刘聪矛盾的激化。石勒火并王弥后，刘聪虽然生气，但没有与石勒翻脸，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相信曹嶷还可以牵制住石勒。
只要东部还有曹嶷牵制着石勒，石勒就无法对刘聪构成绝对的威胁。如果石勒把曹嶷也给火并了，那刘聪还靠什么控制石勒呢？从这层意义上，石勒如果敢得寸进尺再去侵犯曹嶷的势力范围，刘聪绝不会坐视的。而石、曹、刘三股力量之如果陷入火并之中，那恐怕最后只会让别人坐收渔人之利。


西部刘聪的势力范围，石勒就更不能进去游击了。
当然了，西北晋帝国残余力量，石勒也无法染指，因为他们之间隔着刘聪的大本营，刘聪绝不会容许石勒跨过自己去图谋西北地区的。
既然如此，石勒下一步该可去何从呢？


在打败苟晞、王弥之后，石勒顿时感到前途迷茫了。向东、向北、向西发展的道路好象已被堵死了。而且留在河北、河北，实际上也是危险重重。
河北襄国、邺城等战略要地等于摆在石勒的面前；但石勒却显然没有信心去占据。因为这些地方很好去占据，但想去防守就难了。因为这种战略要地被石勒那种人占据了，刘琨、王浚等人肯定都也会睡不着觉的，这两个人睡不着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这两个如果睡不着觉随时会把鲜卑人拖入战场的。[注1]
至于中原那种四战之地，就更别提了。

甚至而言，就算石勒占据了这些战略要地，也同样缺乏继续发展的空间。因为上述几股敌人，似乎仍然是不可以图谋的。

后来石勒终于决定占据襄国之时，马上就受到王浚率领的鲜卑军队进攻；这证明河北并不是一块肥肉，相反那是一块硬骨头，一个不小可能会把牙也扳掉了。而且在石勒占据这些地方后，如果没有刘聪、鲜卑段氏、拓跋氏接连发生巨大的家族内哄，恐怕石勒也只有局促于河北一地无力发展的。

既然向北、向西、向东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所以石勒决定向南发展。张宾对此不同意，但石勒当时还没有把张宾当成诸葛亮去看的；因为石勒此时的右长史是刁膺而非张宾。张宾成为石勒的右长史那是石勒向南发展受挫后的事。

[注1]：后来石勒北返占据襄国后。通鉴是这样记录的。
勒曰：“右侯之计是也！”遂进据襄国。
宾复言于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堑未固，资储未广，二寇戭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石勒最初无意占据河北的主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复芙蓉菡萏网友：
感谢您的回复，对于您的回复，我想说您读历史时的眼光太浪漫了。

刘聪妻妾成群，受宠的女人就有一大堆。就算刘聪和自己嫡母单氏睡觉，是出于一种爱。但单氏又能获得刘聪几分之一的爱呢？

刘聪妻妾成群，自己父亲尸骨未寒，还急不可耐的与自己嫡母睡觉。就算刘聪和单氏睡觉，是出于一种爱。但这种禽兽行为之中，能包含多少爱呢？

刘聪兄弟为了争夺皇位，骨肉相残的一蹋糊涂。刘聪就杀掉了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为了争夺皇位，刘氏兄弟显然已丧失了人伦。就凭刘聪对单氏极其有限的爱（假如他们之间真存在爱），可能会让刘聪舍得放弃皇位（极力要把皇位让给单氏的儿子，这种要求遭到拒绝后，就希望单氏的儿子成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
单氏的地位，刘乂的地位，绝不是刘聪给予的。他们的权力、地位，在刘渊活着的时候就已奠定了。恰恰相反，他们的权力、地位都是在刘聪一系的打击下丧失殆尽的。

关于刘聪与单氏关系，只是桃色故事的集合。它的真实性非常有限，司马光恐怕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只是这种故事太流行了，也太深入人心了。（这种故事永远都流行，也永远深入人心，在今天也不例外）。所以司马光自然只有保留它。
而且在皇权政治下，如果删除这种桃色故事的集合，会过分突出皇权斗争的残酷性与现实性，从而会彻底损害皇权的神圣性。所以司马光自然也只有保留它。
但这种故事的真实性，显然是非常有限的。

复雷天小畜网友：
我想每一个人不可能在做出每一个行为时都遵从李志和利益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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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这种观点非常正确。只是我从来也没有对此表示过否定呀？

（一）、如果一个人在做每一个行为时，都只考虑着眼前的利益。那他的智商或情商一定有问题。因为很显然，他这样的人肯定无法与别人相处，也肯定难以在社会中很好的生活。这用不着太细的分析，我们只要用最简单的生活经验就可以判断出来。

人追求利益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许多时候，我们能超越利益的思考。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了一点点利益就不讲情谊、不讲道德、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如果当利益大到一定程度时（根本用不着太大），我相信真能把情谊、道德、自己形象放在首位的人，已是非常罕见的了。至于再大一点利益，就更不用说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人（您的亲人、朋友）向您借二十万块钱。（假设大家的月收入都是五六千元，年收入七八万元）。您还会不假思索的借给他这笔钱吗？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点九的人，处于您的位置都会通过认真思考后都会拒绝对方（他总能找出一大堆理由来）。因为我们平常所谓的情谊、道德、自我形象背后，通常不可能产生这样大的利益。其实这才是多大点事呀？对方只是向我们借些钱，而且对方也有偿还能力，而且我们牺牲一点生活质量就可以拿出这笔钱的。


（二）、利益是一个很复杂的内容。利益绝不是单纯的钱、权力。
得到别人的尊重、尊敬、崇拜、信任、友好、认可、喜欢。这种过程总是需要付出的，如果一个人事事都力求自己利益最大化，那他绝得不到这种东西的。
这种东西所代表的利益，并不是简单计算可以得出来的。也许它一文不值，甚至总是需要付出的，但谁也知道它的价值是不可以简单估算的。
盗亦有道，大奸若忠。一个人想实现真正的利益最大化，表面上总是超然于利益之上的。就好象看孙中山的岳父，泪痕怎么看他都是现代的吕不韦。据说这位老兄为了革命如何如之何，但最后中国、百姓因为他们的革命得到了什么，真是让泪痕不敢恭维，但他们家所获得的利益，恐怕让吕不韦看见也得甘拜下风。当然了，众多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包括孙中山），恐怕与宋老先生相比，都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当然了，他们的后继者也不能免俗。
现实中的利益博奕，就象下围棋。如果一个人只执着于每一子、每一细节的得失，那他永远都是初学者。


（三）、我无意说人与人之间只是赤祼裸的利益关系。我只是想说，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人，谁也无法真正超越利益羁绊的。
一切上层建筑，都是调节人与人利益关系的。
所谓违法，无非是因为你侵犯或威胁了别人的利益。所谓不道德，无非是因为你侵犯或威胁了别人的利益。一种思想、言论（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政治、政治经济）受反对、禁止，无非是因为它触犯或威胁了别人的利益。
如果说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是无所谓的，那一切上层建筑也就都是无所谓的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利益”。
就如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说钱不是问题，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事实上，生活中困扰我们的问题，通常都是钱的问题，即使他表面上与钱无关。

（四）、您说：历史是必然与偶然相互作用的产物。泪痕以为，这同样非常正确。问题，我同样也没有否定这种观点。
在同样的环境下，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比如处于诸葛亮的位置，他可以选择忠于刘禅，他也可以选择不忠于刘禅。这就是偶然性。
但有一点是必然的，他在进行这两种选择时，绝不是超然于利害之上的。
而且还有一点还是必然的，他如果选择不忠于刘禅，绝不会如我们想象中那样乐观。

感谢资治通签网友的一再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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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师北上才是惟一的出路


石勒也许只看到向北发展的种种困难，却实在有些低估了向南发展的困难。于是在向南发展陷入困境后，石勒马召开了新的军事会议。总而言之，我们军队应该何去何从呢？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向司马睿称臣。这样就可以缓和与江南利益集团的矛盾，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在长江一线寻找机会发展。[注1]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一举深入江南；把司马睿为代表的力量灭掉。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在江南发展的稳定基础。[注2]

有人则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向司马睿称臣，但想大举进攻司马睿却也似乎时机不够成熟；所以我们应该先早一个地方避一避，慢慢寻找机会。[注3]

这几种意见，显然都是立足于石勒应该向南发展之上的。但石勒此时显然已有回师北上的想法了，因为回师北上虽然危机重重，但比起向江南发展还是有利的。
长江一线，显然不利于骑兵作战。如果在长江一线发展，甚至试图进入江南，那石勒是等于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江南已构建起了以司马睿为中心的地方政府，虽然这个地方政府内部依然矛盾重重，但面对外敌入侵之时，他们还是会迅速达成一致的。用不利于自己的作战方式，与众多联合起来的敌人作战，这显然已完全丧失了游击战略的本意了。既然如此，石勒终于决定寻找一块战略要地经营自己的地盘了。


在这种背景下，张宾的意见遂占据了上风。张宾在石勒南下之时，就认为南下没有出路。现在自然更主张应该回师北上。此时的石勒终于发现，张宾在大战略上显然比自己要胜一筹，于是否决定让张宾成为自己首席谋士。[注4]
这是一石勒的一次大战略转折，因为从此后石勒遂告别了游击战略，开始立根于河北襄国经营自己的地盘了。

回师北上，并不是容易的事。更关键的是，占据了河北襄国这种战略要地后；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为在占据襄国后，他们从前估计的危险马上就变成了现实。王浚果然率军前来进攻，而且跟随而来就是鲜卑段氏的精锐骑兵。王浚没有多可怕，但鲜卑段氏显然是一个危险之极的敌人。与这样一个危险之极的敌人硬碰硬的打仗，让石勒的军队顿时感到一前所未有的压力。

“勒遣诸将出战，皆为（段）疾陆眷所败。
疾陆眷大造攻具，将攻城，勒众甚惧。
勒召将佐谋之曰：“今城堑未固，粮储不多，彼众我寡，外无救援，吾欲悉众与与之决战，可如﹖”
从《通鉴》这段话可以看出来，石勒曾纵横黄河两岸，主要原因是他一直尽力避免与北方强势敌人硬碰硬的打仗，如果与那些强势敌人硬碰硬的打仗，石勒的军队只要一个处理不好，也会全军覆灭的。


石勒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从表面上看实在是建立在一件偶然的事件之上。因为石勒占据河北的重要城池，刘琨、王浚及他们背后的力量都会感觉受到威胁的。从这层意义上，石勒决定经营河北之时，就已注定成为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敌人。关于这一点，张宾也曾明确的说过：“今吾居此，彭祖（王浚）、越石（刘琨）所深忌也，恐城堑未固，资储未广，二寇戭至。”

从前面的历史内容去看，石勒面对王浚的进攻，都有着随时全军覆灭的危险；如果刘琨与王浚联合进攻他，他恐怕真是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所以从表面上看，石勒之所以能避开这种危机，主要是缘于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当时刘琨干了一件不着边的事；所以把自己的大本营晋阳给丢失了；连自己父母也被人杀了。[注5]所以拓跋氏此时正忙着帮助刘琨收复晋阳。从表面上看，如果没有这个偶然性的事件，刘琨和王浚从不同的方向进攻襄国，石勒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
石勒最初不敢留在河北发展，恐怕主要的担心就是源于这里。但石勒的这种担心，在张宾看来则显然是多余的。因为在张宾眼中，虽然石勒占据河北会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但刘琨与王浚是绝对不会联合在一起的。这种观点在石勒将偷袭王浚时已充分展现了。[注6]

张宾认为石勒应该在河北发展，主要原因无非有两点。
首先是留在河北虽然危机伺服，但向南发展更没有出路。两害选其一，应该选择留在河北。
其次石勒所担心的刘琨、王浚联合进攻是多余的。换而言之拓跋氏与段氏是不会联合在一起进攻石勒的，以石勒的勇武单独应对其中一股力量应该是足够的。


面对王浚的进攻，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石勒胜利了。而且石勒在胜利后还通过释放段氏首领的方法，与鲜卑段氏建立了相对友好的关系。
既然鲜卑段氏表示不再主动进攻石勒，那王浚自然就无法对石勒构成威胁了。刘聪现在的主要的发展方向是西部，而且他与石勒还是同盟的关系，自然不会主动去攻打石勒。东部的曹嶷自然不具备单独火并石勒的能力，而且这种行为也是刘聪所不容许的。

通过这次危险而艰难的硬仗，终于使石勒在河北站住了脚。
但只要再继分析下去，石勒在这里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窄的。因为这一仗胜利，只是保证了石勒在河北站住了脚，但北方（刘琨、王浚与各自背后的鲜卑部族）、东方（曹嶷）、西方（刘聪）几大强敌，依然是他无力窥视的。从这层意义上，石勒好象只能局促于这一隅之地，无法找到发展的机会了。

石勒一直在寻找机会打破这种僵局，但一直无法找到太大的突破点。


[注1]：右长史刁膺先送款于睿，求扫平河朔以自赎，俟其军退，徐更图之，勒愀然长啸。
[注2]：孔苌三十余将请各将兵分道夜攻寿春，斩吴将头，据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阳，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将之计也！”
[注3]：中坚将夔安请就高避水，勒曰：“将军何怯邪！”
[注4]：勒攘袂鼓迁曰：“张君计是也！”、、、、、、、、于黜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号曰“右侯”。
[注5]：琨素奢豪，喜声色。河南徐润以音律得幸于琨，琨以为晋阳令。润骄恣，干预政事；护军令狐盛数以为言，且劝琨杀之，琨不从。润谮盛于琨，琨数盛，杀之。琨母曰：“汝不能驾御豪杰以恢远略，而专除胜己，祸必及我。”
盛子泥奔汉，具言虚实。汉主聪大喜，遣河内王粲、中山王曜将兵寇并州，以令狐泥为乡导。
辛亥粲、曜入晋阳。壬子，令狐泥杀琨父母。
[注6]：张宾：“、、、、、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也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

三、 冒险图谋王浚


石勒杀掉王浚后，依然无力占据幽州地区。因为王浚死后，鲜卑段氏家族亲自接管了幽州地区。[注1]直到王浚死后第七年，石勒才打败段氏家族并占据了幽州地区。[注2]
而且石勒最终也只是打败了段氏家族在幽州的力量，因为直到石勒死时，鲜卑段氏家族也依然是北方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幽州地区的真正主宰一直都是鲜卑段氏家族，王浚不过是他们扶植的一个代理人罢了。但王浚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身份，所以他与鲜卑段氏家族的关系渐渐交恶。

失去鲜卑段氏家族支持的王浚，显然成为石勒众多敌人中最弱的一环。面对这可遇不求的机会，石勒自然不甘心眼睁睁的看着它溜走。[注3]
但攻打王浚却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王浚所占的地方毕竟是鲜卑段氏家族的势力范围，不论鲜卑段氏家族与王浚的关系怎样恶化；也不论鲜卑段氏家族与石勒建立了怎样友好的外交关系。他们也绝不会容许石勒把手伸进这个地区的。

以石勒的实力、能力，想干掉王浚绝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困难在于，如果在进攻王浚的过程中把鲜卑几大部族给牵扯进来，那石勒恐怕就偷鸡不成反要蚀把米了。
为了能顺利的干掉王浚，石勒先对王浚一再表示友好之情。石勒这样做，主要是希望这场战斗在开始后就能迅速结束，否则时间一长，鲜卑几大部族也参与进来，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但在成功欺骗王浚之后，石勒依然拿不定主意。因为这毕竟是一场危险之极的赌博，因为一旦把鲜卑家族拖入战场，那石勒恐怕只有吃不了兜着走了。最后他是在张宾的鼓励下，石勒才终于下定决心开始这场赌博的。

在石勒图谋王浚之时，因为历史过多的渲染了石勒欺骗王浚的过程，所以我们容易认为王浚愚蠢极了。
但我们只要仔细看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王浚绝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愚蠢。偷袭王浚成功后，石勒还是无力占据幽州，因为幽州毕竟是鲜卑段氏家族的势力范围，只要鲜卑段氏没有衰弱之前，石勒就注定无法占据这个地方的。关于这一点，以石勒、张宾的战略眼光肯定看得一清二楚。
从这层意义上，石勒图谋王浚并不是要占据幽州，仅仅是为了铲除王浚罢了。如果王浚真的就如人们想象中那样愚蠢，石勒何必去冒险铲除他呢？因为这样一个敌人占据着幽州，并不是一件坏事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浚显然不应该象我们想象中那样愚蠢。


而且石勒欺骗王浚的东西，表面上很不切实际。但处于王浚的背景下，却显然很容易相信的。
王浚的实力，与鲜卑段氏相比也是弱小的，但鲜卑段氏一直都把王浚当长官看待的。刘琨的实力，与鲜卑拓跋氏相比也很弱小，但拓跋氏也一直把刘琨当长官去看的。从这里去看，石勒虽然比王浚实力强大，但石勒想奉王浚为主，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单从这里看，我们仍然可以说王浚愚蠢，但显然没有人会说刘琨愚蠢，但石勒为了不让刘琨帮助王浚，所以也是表示要投降刘琨；刘琨对此竟然也是深信不疑，并且高兴万分。石勒欺骗刘琨、王浚两个人的话并没有本质的上的差别。[注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王浚被石勒欺骗也并不是什么太不可理喻的事情。
而且处于王浚的位置，他即使怀疑石勒动机不纯，也只有无可奈何。因为石勒主动与你交好，你却是给脸不要脸，那不是没事想找打吗？面对石勒这种充满暴力倾向、而且胆大妄为的乱世豪杰，谁处于王浚的位置恐怕也要前怕狼后怕虎的。
更主要的是以王浚所处的战略位置去看，王浚也容易认定石勒绝没有胆量敢偷袭他。这从石勒欺骗王浚成功后，竟然也犹豫再三而不敢轻易去发兵可以看出来。[注4]而且石勒偷袭王浚成功后，最终也无力占据幽州，并且在回襄国的路受到偷袭结果只身逃回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王浚认为石勒不敢图谋自己是有着足够的理由的。
但他遇到的对手是石勒，就好象从前的王弥也认为石勒不敢图谋自己，但石勒就是敢这样干，于是一直与石勒并称于世的王弥，就在一次宴会上被石勒一举杀掉了。当然了，王浚也相信石勒不敢图谋自己，但石勒就是敢这样干，于是长久占据幽州的王浚，就让石勒轻而易举的活捉了。

但石勒杀掉王浚之后，依然也是无法打破战略上的僵局。因为鲜卑拓跋氏、段氏、慕容氏、匈奴刘氏、汉族的曹嶷依然挡在他的北、西、东三面，石勒依然不敢与他们公然为敌。
后来这种战略僵局的打破，并不是因为石勒的英明神武，很大程度是客观形势造就的。

在刘聪嘲笑司马家族内哄之时，刘氏家族已内哄的一蹋糊涂了。
就在刘氏家族更大规模内哄即将展开之际，鲜卑拓跋家族的内哄已出现了。
两大强敌内部的大规模火并分裂，对石勒而言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事。而喜讯还接着到来，因为鲜卑段氏家族也几乎在同时出现了分裂与火并。在这三大家族的内哄中，石勒一直无法打破的战略僵局才终于有了转机。

[注1]：以故尚书燕国刘翰行幽州刺史，戌蓟，置守宰而还。
刘翰不欲从石勒，乃归段匹磾，匹磾遂据蓟城。
[注2]王浚死于公元314年，石勒直到公元321年才打败段氏占据了幽州地区。

[注3]：浚始唯恃鲜卑、乌桓以为强，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连年，兵势益弱。石勒欲袭之。
[注4]：遣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
[注5] “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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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争雄江南



第一节、江南土著势力受挫


洛阳沦陷后；晋帝国从前的军政大佬、豪门代表在北方更加难以立足了。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扶老携幼举家迁到江南[注1]。如此众多的江北大族南下，使江北侨族力量在江南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这是江北侨族势力逐渐凌驾于江南土著之上的开始。

司马睿初到江南，当地豪门代表根本没有人多看他一眼。后来虽然愿意承认司马睿是江南政府的领衔主角。但司马睿为代表的江北侨族力量，依然得以一种谦恭的姿态与江南土著势力相处。[注2]
但随着江北侨族大举南下，这种力量对比开始有了改变。江北侨族开始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江南土著了。在这种背景下，江南土著势力遂开始一再受到削弱。

周氏家族（周处一系）。从前一直是江南土著在长江下游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平定张昌、石冰之乱中，周氏家族是最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平定陈敏之乱之中，周氏家族依然是最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平定后来钱璯之乱中，周氏家族也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历史上有周玘三定江南之说。
但这个江南土著的强势代表人物，后来却在江北侨族的挤压下，一步步的后退，最后竟然活活气死了。临死前对自己儿子说：我是让这些北方佬给逼死的，你如果不能给我报仇，你就不是我的好儿子。[注3]
陶侃一直是江南土著在长江上游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就在长江上游将要彻底平定之时。陶侃却被王氏家族逼得无法继续在荆州任职了。如果不是陶侃的亲家周访（另一个江南周氏豪族代表人物）在旁边虎视眈眈；王敦当时就把陶侃杀掉了。[注4]后来王敦虽然不敢杀掉陶侃，但陶侃也只有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荆州南下广州了。

这两个江南土著实力人物的失势，意味着江南土著势力全面衰落的开始。而江南另一个实力人物（顾荣）[注5]也病死了，他的死使江南土著在中央政府的影响也削弱了。
但北方侨族与江南土著之争并没有结束。


周氏家族虽然受到排挤，但依然是长江下游举足轻重的势力。
周玘的儿子（周勰）牢记自己父亲的遗嘱，于是后来杀了当地太守袁绣造反，结果因为自己叔父不支持而中途作罢。面对周氏家族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司马睿却不敢深究周勰的罪行。更可怕还在于，司马睿还得任命周玘的弟弟（周札）为当地太守。
在在王敦做乱时，周札更打开帝国都城大门引狼入室。但就是在王敦被灭掉后，东晋政府依然没有追究周札从前的罪行，相反周札死后，还得基于各种压力去表彰周札忠于帝国、忠于人民的伟大一生。


陶侃虽然远走广州了。但另两个江南土著代强势人物周访、甘卓依然是长江上游最主要的权力者之一。[注6] 而陶侃虽然被排挤到了广州，但他在长江上游的影响依然不可低估；在陶侃被扣留在王敦势力范围之时，荆州地区就有许多将领都公然反对王氏家族接管荆州地区。王氏家族被剿灭后，陶侃依然成为荆州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但是不论周、陶二人在江南还有着怎样的影响；但他们代表的江南土著力量，显然已在江北侨族的挤压下已全面退缩了。



[注1]：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
[注2]：王导：“、、、、、、顾荣、贺循、纪赡、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帝纳焉。
[注3]：吴兴太守周玘，宗族强盛，琅邪王睿颇疑惮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驾御吴人，吴人颇怨。玘自以失职，又为刁协所轻，耻恚愈甚，乃阴与其党谋诛执政，以诸南士代之。事泄，玘忧愤而卒，将死，谓其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也；能复之，乃吾子也。”

[注4]：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还者数四。
咨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解。

[注5]：元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画，皆以谘焉。荣既南州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推敬之。

[注6]：“访在襄阳，务农训兵，阴有图敦之志，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约与之俱下，卓许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敦惊曰「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奸凶，若事济，当以甘侯作公。」”

二、虚弱的江南地方政府


江南地区普遍军政大佬拥有的权力、地位；绝不是江南地方政府给予的。他们的权力、地位，主要是依靠自己、自己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如果自己、自己家族缺乏影响力，那他就是拿着江南地方政府的委任状，也难以成为某地军政长官的。

一个人想拿着江南地方政府的委任状，到某个州郡上任之前，他最好先得掂量清自己、自己家族的影响力。否则，他拿着江南地方政府的一纸委任状就到某个州郡上任，不要说当官了，就是能保住命恐怕也得大念阿弥托佛。

周玘因为自己家族势力巨大，所以自然成为当地（吴兴）的太守。[注1]周玘死后，司马睿想削弱周氏家族的地位，于是就给袁琇发了一张委任状，让他接替周玘当这个吴兴太守。
袁琇也实在有点有不知死活，袁琇也实在太高估江南地方政府这张委任状的力量了。于是周玘死后，袁琇就成为新的一任吴兴太守。当然了，没有过多久，周玘的儿子（周勰）就联合人把他杀掉了。[注2]面对周氏家族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江南地方政府却不敢深究，最后只有稀里糊涂的了结了这件事。于是吴兴太守依然得由周氏家族代表人物去担任，在这种背景下周玘的弟弟（周札）成了新一任吴兴太守。[注3]


王敦扣留了陶侃，就让自己的堂弟王廙拿着江南政府的委任状去代替陶侃当荆州刺史，但结果呢？王廙刚到荆州，马上受到当地将领的武装抵抗。[注4]以王氏家族的强盛，其代表人物拿着江南地方政府的委任状，想当一个地方的刺使。都会面对这种的命运，其它人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不是王廙背后有王氏家族强大的势力支持，如果不是王氏家族对荆州旧势力报以一定的妥协。那王廙不要说当荆州刺史了，恐怕连命也保不住。


陶侃到广州赴任之时也是如此的。广州的王机、杜弘、温邵、刘沈也是联手用武力抗拒陶侃上任。面对这种危险局势，有人劝陶侃不要轻易进入广州境内。但陶侃毕竟不是普通人，所以他成功的击败了广州反对势力，成为广州新一任的刺使。如果陶侃所以依赖的只是江南地方政府的一纸委任状，他不要说当这个刺吏了，就是连命恐怕也保不住。

而且从前的广州刺史王机，是如何当上广州刺史的呢？他也是靠家族的实力，在当地实力派支持下取得广州刺使地位的。而且他政府的委任状都没有！面对王机这种等于造反的行为，江南地方政府却只有表示默认。

有一段时间，王机为了向王敦表示妥协。他表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合法任命，总而言之他决定以这个非法的广州刺使换一个合法的交州刺使职位。
但很不幸，他到交州赴任之时，却受到交州地方势力的武装拒绝。于是他只有再回到广州当刺使去了；实在不是他不想给王敦的面子，而是因为离开这个广州，单凭江南政府一纸委任状，他根本无法到交州当那个刺使的。
但对王机来说，更不幸的还在于，此时江南另一个实权人物陶侃，也拿着江南地方政府的委任状去接管广州了。


一个政府最主要的权力之一，就是人事权力。如果政府丧失了人事权力，那政府所拥有的权威就是有限的；因为各级、各地官员自然敢动不动就与政府公然抗衡；在这种背景下，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自然也不是政府能随便调动的。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以司马睿为代表的江南地方政府，只是一个由众多豪门贵族共同建立的地方大联盟罢了。
因为我们的历史有着太多的民族色彩，所以我们总认为江南地方政府不能统一中国，只是因为司马睿不愿意北伐；问题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地方政府，一个受制于众多豪门贵族的皇帝，就算他想北伐又有什么用呢？


[注1]：玘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帝嘉其勋，以玘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
[注2]：周勰以其父遗言，因吴人之怨，谋作乱；使吴兴功曹徐馥矫称叔父丞相从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众，以讨王导、刁协。
春，正月，徐馥杀吴兴太守袁琇，有众数千，欲奉周札为主。

[注3]：睿以札为吴兴太守，为太子右卫率。以周氏吴之豪望，故不穷治，抚勰如旧。

[注4]；敦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以其从弟丞相军诒祭酒廙为荆州刺史。荆州将吏郑攀、马隽等诣敦，上书留侃，敦怒，不许。攀等以侃浆灭大贼，而更被黜，众情愤惋；又以廙忌戾难事，遂帅其徒三千人屯涢口，西迎杜曾。廙为攀等所袭，奔于江安。

三 、 祖逖北伐

我们普遍人说到祖逖北伐之时，大约总会对司马睿充满非议，总而言之司马睿不思进取无心北伐。泪痕以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非常偏颇的。

司马睿不全力争夺中原。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吗？显然不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中原是一块中看不中吃的地方。
刘曜攻下洛阳后；一把火把洛阳城给烧了。因为他根本没有占据中原的意思。
石勒从长江一线回师北上，从中原绕道而过，直接就到河北开辟根据地去了。
司马睿、王氏兄弟一直是苦心经营江南，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大举收复中原的。
刘曜是前赵开国皇帝；石勒是后赵的开国皇帝；司马睿、王氏兄弟是东晋的开创者。这几个人的战略眼光都非同一般。但他们对中原的态度竟然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绝不把战略重心投到中原去。

祖逖北伐的基础是，当时北方还处于众多实力派（刘聪、刘曜、石勒、曹嶷、鲜卑家族）争雄的背景。
而且上述这些实力派，在当时都也没有全力争夺中原的意思。因为在众多实力派火并之际，占据一个四战之地的中原地区，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中原地区只是由众多在匈奴汉国、晋帝国之间投机的小实力派们共同控制着。大江南北的利益集团，只是尽力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这里，却没有一方愿意把战略重心放到这里。如果失去这种背景下，以祖逖区区几千人，拿着晋帝国政府的一纸委任状，哪可能轻易收复中原呢？


我们的历史通常太过拔高了祖逖的历史地位。总而言之，我们通常总喜欢说假如祖逖不死，就会如何如之何。但泪痕以为这大多只是一种极尽乐观的想象。
看到石勒对祖逖妥协历史内容时，我们常常感到石勒怕了祖逖。 但泪痕以为我们在说这段历史时，显然是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因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与其说石勒向祖逖妥协，还不如说是祖逖向石勒妥协了。[注]
石勒对祖逖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我对你是深怀敬意的，我无意侵犯你，但请你也不要越过黄河一线，对于石勒这种要求，祖逖没有答复，却显然是默许了。
于是他们就保持在了黄河一线达成了和平。

我们看看石勒希望与祖逖和平相处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石勒北有鲜卑段氏、拓跋氏占据着幽州、并州主要地区，东在曹嶷占据着山东，西有刘曜占据着西北地区。
在这些敌人未征服之前，石勒自然不想让自己南部也陷入大规模的战争状态。石勒在这种背景下，希望与祖逖达成和平，这能算石勒怕了祖逖了吗？祖逖在这种背景下，与石勒在黄河一线达成和平，显然是有意无意的向石勒表示了妥协。

在祖逖死的那一年，石勒已打败鲜卑段氏，“于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后赵。”而在石勒兼并幽、冀、并三州之时，西部的刘曜也没有闲着，他也是全力进行着统一西北的战争。
面对两个渐渐巩固了西北、河北的强敌，祖逖凭一个四战之地的中原地区，与他们展开较量本身就缺乏胜算。更主要的是，中原与江南的关系本身就微妙的、充满矛盾的（占据中原的祖逖兴起，对江南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从这层意义上，祖逖所处的地方真是一个四战之地，于是祖逖在忧郁中死去了。


[注]：逖练兵积谷，为取河北之计。后赵王勒患之，乃下幽州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与逖书，求通使及互市。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
逖牙门童建杀新蔡内史周密，降于后赵，勒斩之，送首于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逖深德之，自是后赵人叛归逖者，逖皆不纳，禁诸将不使侵暴后赵之民，边境之间，稍得休息。

在这段历史内容中，基于汉民族的视角，我们更多是的看到石勒对祖逖妥协的意思。却显然忘了，在石勒做了这些事后，祖逖驻马于黄河一线不再前进了。在这个过程中，石勒几乎没有损失什么，却使自己在兼并北方强敌之时，不用太多顾忌来自南方的压力了。


四、结尾

《西晋篇》写到这里，应该画了个句号了。
我写这段历史时，并不是想简单的介绍这段历史。我只是用历史的细节证明，真正支配历史运行的动力，永远都是利害与力量。 历史无论表面看起来是如何的超然，但他总是无力跳离利害与力量的牵绊。
在接下来要写的《东晋篇》中，我也不想只是简单的去介绍这段历史。我只是想用历史细节证明，历史的变迁是普遍人都参与的合力构成；绝不是几个大人物的思想与道德可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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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新一节。

第三篇 东晋篇



第一章 王与司马争天下

第一节 围绕皇权的博奕

一、权力博奕


西晋末年，天下一片混乱。
众多实力派齐聚江南，他们谁会成为江南的主人呢？

如果利益的博奕只是单纯的实力比拼，就好像武侠小说中争夺武林盟主（各源掌门、各教教主）一样。那自然是谁的实力强大，谁最有机会成为江南的主人。
但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博奕，却显然不会这样简单。因为现实社会的博奕，是普遍人都参与的博奕。从这层意义上，现实社会的博奕是一场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的群殴。在这种博奕中，个体的力量、影响已显然得微不道了。


在武侠小说中，甚至在普遍的唯心史观中。政治的博奕，好像只在几个大人物之间展开，普遍芸芸众生都只是可有可无的群众演员。所以武侠小说中的利益博奕永远是非常简单的；总而言之，谁拳头大谁就是主宰一切。
在武侠世界中，一个人的江湖地位通常与他的打架的水平成正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只有杜月笙、黄金荣那种体力、打架水平，那在江湖中永远只配当一个没名没姓的小喽椤！


在武侠世界中，一个人想控制成千上万的人，恐怕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他们是超人，一个人能打倒几百、几千个人。另一种方法，就是他们拥有一种类似毒品的东西可以控制别人。
关于这种权力博奕，我们只要看看金庸、古龙的作品就可以知道了。这两个武侠小说巨头构建起来的武侠世界尚且如此，其它人的武侠作品就更不用多说了。
关于这种权力博奕，我们只要看看金庸的政治寓言（《笑傲江湖》）就可以知道了。在小说中各派掌门、各帮帮主、各教教主的打架水平都是第一流的。而且从小说的权力博奕去看，如果一个人的格斗水平只停留在毛泽东、蒋介石那种水平，泪痕敢说他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可以影响众人的权力者。


武侠世界的主角，永远都是一些拥有超人能力的人。而那些没有超人能力的普通芸芸众生，都是这个舞台上可有可无的摆设。永远只有无奈的看着那些拥有超人能力的人火并，他们所有的幸运就是等待那些代表正义的超人获胜。

以唯心史观写出的历史，在提到权力博奕之时，自然比比武侠小说要强一点。但通常也是强不到哪里去。因为这种史观写出的历史，通常都是一个模子。
总而言之，我太祖（太宗、世祖）皇帝如何伟大、如了不起，所以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我们再不妨看看现代御用文人吹嘘孙、蒋、毛、邓的文字；至于古代御用文人吹嘘帝王将相的文字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御用文人的这种陈腔滥调成了历史的主线，那所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组组的政治宣传品。总而言之，那些政客、野心家们都扯着嗓子高呼：“我们是代表正义的，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你们就都会过上天堂一般的生活。”当然了，他们的敌人都是一些代表邪恶的人，如果这些人取得了胜利，那人们就将会生活在地狱一般的生活。
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姓资、姓社之间的互相声讨就可以知道了；对此我们只要看毛、蒋之间的相互声讨就可以知道了。他们之间谁好谁坏，泪痕不敢妄加评论，但他们之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义、邪恶可以说清楚。


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人都是能动的、一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在大人物进行利益博奕之时，他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进去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面对现实的利益，没有一个人是超然的。
对自己有利的事，人总是想方设法的去实现，没有一个人会轻易放弃的。对自己有害的事，人总是想设法的去避免，没有一个人会轻易去接受的。利害相近、相关的人，总会通过种种方式联合起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普遍个体都会参与到历史的博奕之中。

所谓的大人物，只是在这个联合过程中作用大一些罢了。但这种联合产生的合力通常是由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共同形成的，具体到某一个人（就是所谓的大人物）身上也是微乎其微的。所谓的伟大人物，如果不幸站在了这种合力对立面，那他就是再有本事也注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人们支持所谓的大人物，都是源于各自的利害盘算。在这里，所谓的伟大思想、伟大人物都也是苍白的。不要说一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了，就是上帝也得符合人们的利害盘算，否则人们就只有去改造上帝了！
上帝支持奴隶制吗？那些在奴隶制中受害的人，那些与奴隶制毫无利益关系的人，自然会说了：“上帝是仁慈的，上帝怎么会支持这种罪恶的制度呢？”
上帝支持奴隶制吗？那些在奴隶制中获利的人，自然都扯着嗓子说：“上帝是支持奴隶制的！”并且引经据典能找出一大堆理由来。
如果这个上帝不支持奴隶制；他们就会信仰另一个上帝了。反正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上帝说过什么，只有上帝自己才知道。


不要说一个子虚乌有的上帝了，就是活活生的马克思，也是任由人们去改造。
信仰马克思的人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信仰的马克思义实在差别太大了。他们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已死的马克思自然无法评定了。就是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对此也只有苦笑了，这位穷困潦倒的伟大人物说了：“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连上帝都只能任由芸芸众生去改造，一个做为凡人的马克思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不要说一个子虚乌有的上帝了，不要说一介文人马克思了，就是世俗社会中拥有至高无尚权力的人。也是任由人们改造的，比如我朝太祖表面上一句话顶一万句话，但现实社会中谁真正把他当回事呢？那些千里万之外的人就不用说了，他身边的亲密战友（彭、刘、林、邓）、视为左右手的亲信（江、张、王、姚）谁不是与他同床异梦的？
我朝太祖能至死都握着权力，主要是因为他在每次政治斗争中，他都能取得最多人的支持（当然了，人们支持他的动机都是不同的）。只因我朝太祖后半截所干的事成为历史的罪状，所以人们都自然而然的与他划清了界限，好象新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就是我朝太祖一人之力（加上几个小鳖三）造成的。但事实上，我朝太祖哪有这种神力呢？如果说我朝太祖有这种神力，那美国存在了近一百年的奴隶制，又是哪几位美国总统的神力造成的呢？

因为我们常常是用武侠小说的思维去看历史，所以在看历史时，就会产生许多疑问。
总而言之，为什么一个年幼的孩子，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会让所有的人都跪拜在脚下。因为从武侠世界的权力搏奕看，这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从唯心史观的权力博奕去看，也是难以完全解释的。于是他们只能解释为；人们之所以愿意对一个幼儿、智力有问题的人跪拜，完全是因为他们受了某种思想（皇权思想）的蛊惑；除此之外，他们实在没有别的解释了。
但实际上，人们愿意对一个幼儿、智力有问题的人跪拜，原因无非是有两种。第一种原因，是因为向这个幼儿、智力有问题的人跪拜，代表自己的利益。第二种原因，就是因为不向这个幼儿、智力有问题的人跪拜，会受到自己无力抗拒的打击。
事实上，人们向所有的人跪拜，都是因为这种原因的。
如果没有这种利害原因，人们都不会把所谓的皇帝当回事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那些动则死于非命的皇帝就可以知道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那些连最起码尊严、自由都没有的皇帝就可以知道了。

感谢江东寄奴网友的支持与鼓励，再更新一节。
二、 皇帝、贵族、权臣之间的博奕

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 ），都是年富力强、战功卓著的人，而且都拥有着巨大的实力。但皇太极死后，这两个人却都也无缘成为皇帝。
因为从实力去看，这两个人都有机会当皇帝的。问题是，皇位是天下利益的汇集之地，一个人能不能成为皇帝，绝不是实力强弱可以决定的。
基于普遍贵族的现实利益，绝不会希望一个强势皇帝产生的。因为一个强势的皇帝总是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制。在这种背景下，满清帝国放着众多年富力强、战功卓著、德高望重的军政大佬，都决定向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跪拜了。
顺治能成为皇帝，绝不是因为他智力、体力、道德多么了不起。因为当时在这些方面比他强的人遍地都是。顺治能成为皇帝，仅仅是因为他当皇帝符合普遍贵族的现实利益。

后来多尔衮打败了与自己分庭抗礼的豪格、代善、济尔哈朗；而皇帝又是一个年幼的孩子。所以后来的多尔衮一直主持着帝国的实际政务。但多尔衮直到死，也没有取代自己年幼的侄子当皇帝。
对于多尔衮一直不取代自己侄子当皇帝的原因，基于唯心史观，人们只能把这归于多尔衮的忠心，或是归于某些桃色新闻（因为多尔衮与顺治的母亲有一腿，所以他不愿意取代顺治）。总而言之，大人物的道德、思想、一念之差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动力。

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多尔衮如果成为皇帝，那普遍贵族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因为一个年富力强、野心勃勃的人当了皇帝，自然会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在这种背景下，多尔衮想当皇帝的企图自然会受到普遍贵族的共同反对。既然如此，多尔衮自然只有把当皇帝的野心压在心里面。
甚至而言，在普遍贵族的联合抵制下。多尔衮不要说取代顺治当皇帝了，他就是想拥有司马懿一样的权力、地位，也是无力做到的。
历史常常夸大了多尔衮的权力、地位。其实多尔衮直到死时，其权力、地位也是无法与司马懿相提并论的。如果多尔衮真正拥有司马懿一样的权力、地位，那他死后肯定也得混个皇帝的称号；就好像曹操、司马懿一样。
曹操死了，有曹丕。司马懿死了，有司马师，司马师死了，有司马昭。司马昭死了，有司马炎。权力已集中到曹操、司马懿一系手中，这一系的权力就不会因为他们的代表人物突然死亡而消失。
高欢死了，有高洋；宇文泰死了，有宇文觉。所以高欢、宇文泰都也没有当过皇帝，但他们死后都也混上了皇帝的称号。
多尔衮一死，马上就被化骨扬灰了，他的大哥阿济格也死于非命了。如果多尔衮的权力地位真有传说中那样了不起，真会发生这种事吗？显然是不会的！
终多尔衮一生，他只是在名号上超过了司马懿；因为多尔衮死前的称号是摄政王，司马懿直到死连个王都没有混上。但这种名号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因为名号并不一定与权力、地位成正比的！


我们许多人读史时，常常疑惑多尔衮为什么不篡位。泪痕以为，有这种疑惑的人也把当皇帝说得太容易了。我上面分析过，多尔衮的权力直到死也无法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提并论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都不敢篡位当皇帝，区区一个多尔衮更哪有资格当皇帝呢？
如果凭多尔衮那点实力都能皇帝，那所谓的世袭岂不是早就消失了。因为按这种近于武侠小说的博奕方法，那历史上有几个皇子、太子能有资格继承皇位呢？


泪痕为什么在东晋第一节内容中，写起了清初的历史。因为泪痕认为清初的这段历史，与东晋初年的历史有许多相似之处。
王氏兄弟（王敦、王导）；顾、周（顾荣、周玘）等人，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与清初的豪格、多尔衮非常相似。总而言之，从实力、影响力而言，他们最有机会成为江南主人的。但他们相互之间是不会支持对方这种想法的，而且他们系统之外的各大实力派也是不会支持他们这种想法的。因为一个强势的人物当了江南的皇帝，江南各大实力派都会缺乏安全感的。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睿遂像福临（顺治）一样横空出世。于是东晋历史开国皇帝就成了司马睿。

王敦在东晋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就是清初的多尔衮。他代表的力量，把从前最大的竞争对手（周、陶、顾、甚至王导）都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清初的多尔衮也成功的把从前的竞争对手（豪格、济尔哈朗）都打败了。而且从表面上看，他们都也拥有了威胁皇帝的实力。
但他们都直到死，也没有打败那个好像是傀儡的皇帝。多尔衮的乱臣贼子之心，一直压制的很好；即使如此，他死后皇帝也恨得把他化骨扬灰了。王敦的乱臣贼子之心，显然没有压制住，因为那个傀儡一样的皇帝，竟然敢对他先动手，所以王敦自然没有更多的选择了，于是王敦就率军攻入了帝国的都城。

从王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一个乱臣贼子是有多难的。王敦率军攻了帝国都城，皇帝的生死已掌握在他的手中，王敦更在都城之内耀武扬威。但最后王敦却依然无力撼动司马睿所代表的力量。
于是就在王敦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司马睿的儿子（司马睿在王敦退出帝国都城不久后就死了）却主动讨伐王敦了。而王敦苦心经营的势力，竟然在皇帝的讨伐下竟然瞬间砖崩瓦解了。

以多尔衮的实力，如果他也想当皇帝。其结果绝不会比王敦强到里去。多尔衮没有公开当篡位的乱臣贼子，所以这位老兄虽然死后被皇帝化骨扬灰了，但后来的皇帝还能给他平反，所以这位老兄在历史上的形象还算光辉。王敦公开当篡位的乱臣贼子了，所以这位老兄永远得披一身贼皮，绝没有一个皇帝会给他脱掉的。


多尔衮成了帝国的摄政王，但这个摄政王的含金量有多高，却显然是值得人怀疑的。因为他的事业显然是缺乏根基的，多尔衮刚刚死去，他所代表的力量就被打得万劫不复了。一个真正有篡位实力的权臣，其基础绝不会如此脆弱的。我们只要看看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死后，皇帝依然无法逃出司马家族的控制就可以知道。

面对王敦反叛。如果用武侠小说的视角去看。甚至用唯心史观的眼光去看，有个问题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皇帝在王敦的打击下已变那样狼狈了（王敦大军已攻入都城，皇帝已被王敦牢牢抓在手中了），为什么王敦却仍然无法把皇帝变成傀儡，为什么王敦还在皇帝的反攻下迅速砖崩瓦解呢？对于这一切，我们似乎只能把他归于司马睿的儿子太英明神武了；对于这一切我们似乎只能把他归于王敦的早逝了。在这种历史观中，某个大人物的个人道德、能力总是能深远的影响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