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林：我们是不是懒汉——给儿孙一个历史交代

作者：卫建林 时间：2016-09-26

“计划经济养懒汉”，把这个罪名加之于计划经济时代 — 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前30年 — 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纯属诬陷诽谤。

毛泽东 赞扬中国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最近30年多年时髦一种奇谈怪论,是宣布自己的父亲一代、祖父一代甚至曾祖父一代是懒汉。谬言流布，畅行无阻，见于报纸、刊物、电视、广播、论坛、课堂、官员专家的演说、因特网以及大量所谓创新性著作。这成为共和国建国以来，一个涉及亿万之众、迁延时间最长的冤假错案。

系统地辨诬、甄别、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事情。我和同时代人一样，在那个时代平平常常地读书、就业、成家。老了，30年懒汉的“历史问题”，终究要给儿孙一个交待。

“计划经济养懒汉”，被侮辱的对象不是哪个个人，不是少数人，而是一代人甚至不止一代人。这是涉及几亿人道德品质、历史功过、民族素质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中华民族作为勤劳勇敢的民族的统一性还是制造民族分裂、诬陷我们民族在某个时代变得懒惰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大体包括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人，年长者有机会参加解放战争，大部分生活和工作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属于新中国的建设者。这是中国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后来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从不能制造一个螺丝钉到制造自己的汽车、火车、飞机和“两弹一星”，在国际社会挺起腰杆的时代，是在西北大沙漠建起原子弹试验基地、在北大荒荒原建起大庆、在金沙江崇山峻岭建起攀枝花等一系列现代工业城市的时代，是产生黄继光、王崇伦、王进喜、雷锋、赵梦桃和吴桂贤的时代。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无数的工人、农民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长期分裂、战乱、贫困落后的废墟上，以伟大的牺牲精神，投身艰苦劳动和开创新中国的最初辉煌篇章的时代。今天的一切，基础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定下来的。

检验一个人懒汉与否的一个简单标准，不妨看参加重体力劳动的表现。相比于在一线劳动的工人、农民，我这样的普通知识分子算不了什么;他们真正是是共和国的脊梁，是最艰苦劳动的承担者和最大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从中学、大学到走上工作岗位，每年冬春、夏收和秋收参加农村的劳动，也已经成为常例。大学以后作为工作队员的农村整风整社、四清，同时也参加劳动。

1956年初中毕业，暑假参加一家重工业工厂的基建，挖土方。这是记忆中第一次重体力劳动。每天8小时，完全没有机械，只用铁锹，赤日炎炎，挥汗如雨，在欢歌笑语中拼命干活，比赛出力。两个月，每人发45元，名称为“伙食补贴”。第一次自己劳动挣钱，伙食免费，没有定量，其实无须补贴，全数交给家里。当时在学校吃饭，每月伙食费6元 — 以午饭为例，两勺菜、一个3两的馒头，不够的时候随意加小米饭。相比于这个6元，45元，感觉已经很多很多了。

今天一些文章，把1958年的大跃进看作玩闹和笑话。作为一个亲历的过来人，我倒认为那是中国党和自己的人民一道怀着美好愿望，又一道在错误中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学校。

大炼钢铁。我参加的工作是运矿石。百斤上下，肩扛背驮，翻两座山，运到冶练处，再把练出的铁块，也是百斤上下，扛到山下的汽车站。肩膀红肿，垫一件旧衣服，没有一个人叫苦。练出的所谓铁，不过一块黑疙瘩，质量不敢恭维。那是“放开肚皮吃饭，使出力气干活”的日子。同学中的冠军，一顿饭可以吃6个4两的馒头。

1959年冬季，大学一年级，天津郊区一处叫赤龙河的地方，挖渠。中年教师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一道参加劳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宽大水渠，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数不清多少人，挥动铁锹，两边堤坝或上或下，抬筐、挑担川流不息。水渠完工，一位中文系教师题诗，有“众英雄划地为川”的名句。50年以后，一位毕业留校、也已经退休的同学见面，说我们挖的水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只是两岸树木早已遮天蔽日。

1960年秋冬，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粮食最紧张，新潮家宣传饿死3000万的时代。我们20岁左右，经常吃不饱，主食之外，要增加野菜充饥。拉犁两腿发软、冒虚汗，饿得直不起腰就趴着拉、跪着拉。我的老师、同学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饿死，也没有听说附近村子里的农民饿死。

毕业以后分配在一家理论研究机关工作。那里集中一批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8小时工作制，每天晚饭以后直到夜里10时左右，办公室都亮着灯光。没有特别的组织安排，大家都自觉地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和讨论理论问题。今天的机关，无论大小，都雇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负责卫生，或者把这项工作包给社会的家政公司。那时所有的工作人员 — 从部级领导干部到科员、干事，都自己打扫自己的办公室，轮流参加或分片负责机关公共卫生工作。

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一批知识分子，在滹沱河的荒滩上清除杂木野草，开辟良田，第一年水稻亩产即900斤。自己种粮、种菜、养猪、盖房，锻炼得扛起200斤一袋的大米毫不吃力，创造扛起250斤一袋绿豆的纪录。此前1965年在广西农村四清，一位当地的青年女社员向我挑战，结果她挑起200斤的担子健步如飞，我被100斤的担子压得气喘吁吁。这也可见五七干校的成果。老一代理论家和我们一起挑大粪、起猪圈。经历延安整风的老大姐负责养鸡养鸭。在机关时候的失眠、神经衰弱、腰腿痛、慢性胃病一扫而光，也没有听说有人患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和癌症。1975年起陆续恢复工作。那是扎扎实实当农民的七个年头。

我的妻子在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半人深的泥塘积肥，一次搬6块各15斤的土坯盖房。那里集中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一样参加劳动。

就我个人而言，从来不认为参加体力劳动有什么不好，更不认为读了几本书，再参加劳动有多大委屈。我的幸运在于，没有和几千万同时代人一起，后来被卷进下岗失业的泥潭，而是终于可以工作到法定年龄，正常退休。失业是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毁灭和对人的起码尊严的最大侮辱，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病证和人间的苦难之源。曾经和一位对五七干校生活深恶痛绝的老友讨论。我说，请你选择，要么失业、买断工龄、自谋出路，自由了。要么上五七干校、劳动、有时候要挨批判，但是保留工资、免费医疗和原先分配的住房。他回答：挨批判也不过“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过一段平反甄别就是了，和失业完全不同，倒是宁可上五七干校。

谈到所谓“计划经济养懒汉”，我就和身边的年轻朋友探讨：回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你懒还是他们懒?年轻朋友并不认为长辈比自己懒。

儿孙们记着，可以批评你们的父亲一代、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有别的错误，但是你们没有资格享用长辈们创造的财富，同时指责老人们是懒汉，你们没有权利侮辱养育了你们、为你们的生存和发展付出牺牲、创造了基础的长辈。

2015年3月5日

(作者简介：卫建林，1939年9月生于山西省闻喜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由大小布什克林顿奥八马美国主导的“新自由文化+精准军火”双重压力下，中国发生的三件恶事：

1，折腾光运动---欲将共和国几十年共同积累的财富与生产资料全部化为已有。

化公为私，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全员-老板合同制”，对宪法规定的主人翁权的公然剥夺。宪法精神由此荡然无存。也难怪一些属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医院学校的头头脑脑们前一些也开始一心仆向私营化，急于搭上无本万利纯粹强盗的最后暴富的机会。

2，放任利己主义以及一切相关文化形态对人们的大脑洗劫。影视文化封建格格化，社会文化封建阶层势利化，官场文化厚黑人脉精细家世化，教育注水化，基层文化黄赌毒时尚化。

3,一切以“经济”的名义开道，洗脑一切自主意识。使人完全成为无脑经济动物。这样最便于操控。

提起来！

把工人污名化，把化公为私当当然正确理论，这大概已成为腐败势力培养上网的一些推墙小白受专门训练的标准用词！

顶，一笔历史帐

@luoyingyong1968 2016-12-10 22:26:04
在毛时代，农民被捆绑于土地之上，一个壮劳力一年四季只能耕种三四亩地。可是，农耕是有季节限制的，农闲时节又不让搞手工业和经商？不当懒汉又能去干什么
在城市，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就业，就是在一个岗位上安排三个人，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这样的工人就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可干，不当懒汉又能去干什么？
中国的劳苦大众是勤劳勇敢、任劳任怨的，但是在毛时代，连干活养家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出懒汉不是懒汉的耻辱，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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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标准糊话，把历史真当随意打扮的小丑孩，自然是出于对共和国的刻骨仇恨，不如直接说算了

@狮山剑客 2018-12-15 22:17:13
楼主的这文章好，说出了历史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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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建林(1939年-2016年8月 )山西闻喜人。中共党员。1964年后历任《红旗》杂志、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国务院财贸小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干部、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