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晓l 2019-08-13 18: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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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悠哈PK悠哈 2019-08-13 19:13:45
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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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生活简朴，很熟悉兵法，富有军政才能，但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一生主要的征战有四次，即一次伐蜀和三次北伐。伐蜀之役胜之侥幸，出于部属对号令执行的错误；第二次北伐虽胜，但规模不大；第一、三次北伐则都是惨败而归。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说，桓温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企图通过北伐，树立个人威信，伺机取晋室而代之。他几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与他无意真正北伐，在不损失自身军力的情况下积累功勋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纵观桓温三次北伐，战略意图不明显、战略规划不充分，缺乏彻底打击敌人的战略指导。此外，后勤运输不济，可能也是造成他驻军不进的原因之一。古代南方政权北上进军，尤其从是江、汉平原与江东地区出发，无论运兵，还是运粮，都相当依赖成本最低的河道水路。但河道的运输条件，是由季节气候下的水文条件决定的，一旦过了雨季，便无法获得足够的运力，进而无法保证足够的运量。桓温一伐前秦路过的武关，还需克服在秦岭山地河谷行军的困难，运粮便更加不易。桓温一伐前秦、三伐前燕，始终没有解决好后勤运输上的问题。
从客观上来说，东晋君臣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桓温又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其北伐得不到真正的支持。正如申胤所说，“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东晋政治的特点是门阀之间的相互制衡，一旦哪一家掌握军政大权有独大之势，就会被其他士族联手制衡，这是祖逖获援稀少、王敦篡权受阻、桓温北伐失败、谢安功成身退、桓玄称帝失败的共同原因。门阀政治的拖累式制衡，直到东晋末桓玄之乱，方才彻底被削弱，因而刘裕北伐的效果才明显好于桓温的北伐。
桓温一辈子孜孜以求的北伐以失败结局收场，然而他却似乎丝毫不以为意，此后也不再谋求北伐，原因很简单，北伐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真正目的——权力，却已经拿到手了。目的既然已经达到，又有什么必要再去抗那面大旗呢？从事实上来说，伐前燕失败，使桓温的名望和军力大受损失；但另一方面，他通过伐燕搬掉了郗愔和袁真这两块拦路石，徐、豫二州统统落入桓温之手，就此控制了进入建康的锁钥。《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刘隗》附《刘波》载：“大司马桓温西征袁贞（真），朝廷空虚，以波为建威将军、淮南内史，领五千人镇石头。”可见从军事上看，建康实际上已入桓温掌握。因此，桓温虽大败于枋头，却大胜于江左，他独揽朝政的军事障碍，已不复存在。可滑稽的是，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由于枋头之败，名望和军力大损，已无力断然篡代，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不同的是，这次并不是来自军队，而是在朝的王、谢大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以掣肘，使桓温穷于应付。王、谢非武装的政治斗争能够抑制桓温，又是由于桓温有枋头之败，名望和军力大损的缘故。王夫之说：“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坦之）、谢（安）得持之以从容。”【《读通鉴论·卷十·三国·二十五》】这一议论是有道理的。

桓温伐燕大败，东晋朝廷不但不敢追究桓温的兵败之责，反而还命侍中罗含到山阳犒劳慰问桓温，并任命其子桓熙为豫州刺史。不久，桓温移镇广陵（治今江苏扬州）。
耻于枋头大败，桓温将罪责归于未能开通石门水道的袁真。袁真不甘心被诬，于是向朝廷申诉，然而朝廷怯于桓温而不敢处理，袁真于是以寿阳降燕。桓温直至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才平定袁真叛乱。平定袁真后，桓温曾问郗超：这次胜利能雪枋头兵败之耻吗？郗超表示不能，并建议桓温效仿伊尹、霍光，废立皇帝，以重立威权。桓温遂决定废黜司马奕。据《晋书·列传第三十七·郗鉴》附《郗超》记载，废立之议，倡自郗超，又说桓温“素有此计”。《魏书·列传第八十四·僭晋司马睿》也说，郗超“说温以废立之事。温既宿有此谋，深纳超言”。由此看来，郗超不过是揣摩桓温之意而发罢了。从策略上说来，桓温一生持重，在夺取权力时也往往是欲取先与，一步分作几步走。废司马奕，是桓温图谋篡取皇权、代晋自立步骤中的重要一步。
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带兵入朝，逼褚太后废除司马奕的皇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他诬称司马奕阳痿不能生育，在藩邸时就让嬖宠相龙、计好、朱灵宝与后宫美人田氏、孟氏私通，以所生三子冒充皇子，建储为王，将要转移晋祚。迫于桓温威势，褚太后只得集百官于朝堂，下诏废司马奕为东海王。尔后，桓温亲率百官至会稽王府邸，迎司马昱入朝，拥立为帝，改元咸安，这就是东晋简文帝。
废立之后，桓温又对朝中异己大加诛除。他上表诬称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司马睿四子）与其子通谋袁真，欲行不轨，免去了司马晞与其二子的官职。随即又逼新蔡王司马晃（司马懿三弟安平献王司马孚五子）自诬与司马晞及著作郎殷涓（殷浩子）、太宰长史庾倩（庾冰子）、散骑常侍庾柔（庾冰子）等人谋反，将他们收付廷尉，请予诛杀。但简文帝坚持不许。最终，司马晞、司马晃被废为庶人，殷涓、庾倩、庾柔等人都被族诛。庾蕴饮鸩自尽。庾蕴的哥哥庾友，因儿媳是桓温弟弟桓豁之女，得到求情，得以幸免。
颍川庾氏是高门望族，庾希、庾倩等兄弟六人皆为朝中显贵。庾倩、庾柔被诛后，庾希与弟弟庾邈、儿子庾攸之逃入海陵（今江苏泰州）陂泽，聚众自固。青州刺史武沈是庾希表兄，暗中为他供应粮饷。咸安二年（公元372年），桓温得知庾希兄弟的踪迹，派军队搜捕。庾氏兄弟战败，庾希、庾邈、武遵（武沈子）以及子侄、部众全被斩于建康。
桓温诛除庾氏，威势极盛。一次，侍中谢安望见桓温过来，远远的就开始叩拜。桓温惊问：何至于此啊？谢安答道：“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可见，连谢安都已将桓温当做皇帝来看了。
诛杀异己的同时，桓温更换殿中禁军，又以郗超为中书侍郎，坐镇朝廷，更入值宫市，侍从简文帝，实际上是监督，百官皆畏其权势。《晋书·列传第三十七·郗鉴》附《郗超》载，谢安曾与左卫将军王坦之一同去拜访郗超，一直等到天色将晚也未能入见。王坦之打算离开，谢安说道：你就不能为了性命，忍耐这片刻吗？
简文帝进封桓温为丞相，留其在京师辅政。桓温辞让不受，率军返回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北），还镇姑孰。后来，简文帝又派王坦之征召桓温入朝辅政，并增食邑万户。桓温再次推辞。桓温自十一月丁未（十三日）至建康，至辛酉（二十七日）返回姑孰，前后不过半个月时间，便将朝局确立下来，自此奠定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桓温置简文帝于皇帝地位，与当年置郗愔于徐州刺史地位一样，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与的策略，不过这次是在最高的权力层次上使用。
简文帝虽被立为皇帝，却形同傀儡，常担心被桓温废黜，甚至向郗超询问桓温是否会再行废立。郗超以家族百口担保不会再发生政变，简文帝这才稍稍心安。他曾吟诵庾阐的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吟得潸然泪下。简文帝风度仪表堂堂，言谈举止得体，用心于典籍。他虽然见识通达，但没有济世大才，谢安认为他是晋惠帝之流，只是清淡方面比晋惠帝略胜一筹罢了。

@悠哈PK悠哈 2019-08-14 19: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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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zhang晓l 2019-08-14 20: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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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zhou62 2019-08-14 09:59:44
周三的问候，拜访楼主，欣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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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师兄！

@悠哈PK悠哈 2019-08-15 13:24:57
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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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晓l 2019-08-15 1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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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桓温即将在政治权力的阶梯上走完最后几级的时候，一个新的障碍出现了：在朝廷还拥有潜在力量的高门大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力图维护司马氏的皇权，恢复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状态。于是在简文帝死、孝武帝立，这短短五日之中，围绕简文帝的遗诏问题，展开了以桓温为一方，以王坦之、谢安为另一方的激烈斗争。
当时朝廷在位的士族人物，多数曾居桓温军府，是桓温的故吏。如谢安曾为桓温司马，王坦之曾为长史，郗超曾为参军，王珣（王导之孙，王洽之子）曾为主簿，等等。他们都深知桓温的政治志向，但是他们之中愿意协助桓温、为桓温所用的，只有郗超一人。简文帝被立之时，谢安、王坦之为侍中，都在简文帝左右，桓温也因此并不放心朝局，一直居于姑孰而不入朝。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简文帝病危，急召桓温回朝，并在一昼夜内连发四道诏书。桓温却推辞不肯入朝。简文帝只得传下遗诏，以桓温摄政，效仿周公故事。王坦之据理力争，将遗诏中的“摄政”改为“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旧例。当日简文帝崩于东堂（太极殿正殿东厢房）。遗诏让桓温“依诸葛亮、王导故事”【《晋书·帝纪第九·简文帝》】辅政，是对桓温的一次重大打击，因为桓温原来期待“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不这样的话，也应当让他摄政）”【《晋书·列传第六十八·桓温》】，至此大为失望【注：简文帝遗诏内容，《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简文帝咸安二年》与《晋书·列传第四十五·王湛》附《王坦之》记载相同，都称：“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但《建康实录·卷八·晋·太宗简文皇帝》与此不同，称：“秋七月，帝不豫……手诏大司马丞相桓温曰：‘少子可辅即辅之，如不可，君自取。’”应当说，遗诏中这两层意思都有。简文帝预见到桓温有篡位的可能，又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所以请求桓温以摄政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约束桓温，桓温篡位与否，就全在他自己了。综合《晋书》、《通鉴》、《建康实录》记载，可知简文帝遗诏中涉及桓温的部分，其过程大致如下：桓温希望简文帝禅位给他，但惮于王、谢士族而不敢强取。简文帝料到其身后桓温有篡夺的可能，于是有“君自取”之语，但极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因而给予桓温居周公之位摄政的权力。简文帝遗诏最初是这样写的，太子继位后的崇德太后（褚蒜子）令也是这样写的。这可以说是司马皇室的意见，在不转移晋祚的条件下，对桓温的最大让步。但王、谢士族的意见却是，既不同意转移晋祚，也不同意桓温居摄，只同意按诸葛亮、王导先例辅政】。
《晋书·列传第四十六·王舒》附《王彪之》载：“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当须大司马（桓温）处分。”也就是说，大家在等待桓温作出是否自取的决定，桓温不取，太子才能继位。群臣明知有遗诏，却又不敢奉诏行事，足见桓温权势之重和群臣的畏惧之心。关键时刻，还是王彪之出面，表示：“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于是朝议乃定，拥立十一岁的太子司马曜继位，这便是晋孝武帝。从简文帝死到孝武帝立的短短五日，局势瞬息万变，而无论是在官省或是在朝廷，桓温党羽无一人参与事机，因而桓温在这五日内处于被动地位而受制于王、谢等大族。尽管这时桓温掌握军事优势，但是政治优势却在王、谢一边。桓温终于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桓氏地望不高、门户不强所造成的。同时，枋头之败后桓温名望、军力大损，不敢贸然行事，也是原因之一。
孝武帝继位后，褚太后认为孝武帝年幼，且正在居丧期间，再次提议让桓温摄政，又被王彪之阻止，以影响朝廷行政为由不奉诏，并且将诏令封还。王彪之，字叔虎，出身琅琊王氏，为尚书右仆射王彬之子、丞相王导堂侄。他曾反对以桓温之弟桓云为豫州刺史，但又在桓温废海西公时，协助桓温制定废立仪制，可见他对桓温态度是有违有从，犹豫不定的。由于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态度鲜明，所以王彪之也坚定了反对桓氏的立场。不过琅琊王氏门望虽高而人才凋落，不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正方兴未艾，具有影响政局的巨大潜力。当时习惯上称为王、谢的“王”，并不是指琅琊王氏，而是指太原王氏。

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桓温提兵入朝，拜谒皇陵，本有诛王、谢，转移晋祚的打算，但是格于形势，终未敢下手，只就“卢悚入宫”一案【按：指孝武帝继位的当年十月，道教徒卢悚率三百人攻入建康殿庭，掠取武库兵器，欲复辟司马奕的变乱。变乱矛头直指桓温，客观上增加了王、谢等士族对抗桓温的效果】，将尚书陆始收捕，交付廷尉治罪。不久，桓温患病，返回姑孰，前后在京不过十四天。
桓温回到姑孰后，病势加重，他曾数次暗示朝廷赐他九锡。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知道他有病，故意拖延，诏令一改再改。桓温终于没能等来这道诏令，宁康元年七月，桓温病逝于姑孰，终年六十二岁。朝廷追赠桓温为丞相，谥号“宣武”，丧礼依照安平献王司马孚、汉大将军霍光旧例，又“赐九旒鸾辂、黄屋左纛，缊辌车，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优册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进地方三百里，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晋书·列传第六十八·桓温》】。
从桓温废司马奕，到简文帝临终遗诏，再到桓温之死，其间一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不绝如线的一年半。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司马奕毫无办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桓温上表请诛武陵王司马晞时，简文帝不同意，手诏答曰：“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世说新语·黜免篇》】也就是让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帝遗诏中有“君自取”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这样的低点，比五十年前王敦兵入建康时，晋元帝“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晋书·帝纪第六·元帝》】之语，犹有过之。
二、桓温篡晋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够，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抗，居然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东晋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任何一家大族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
三、王、谢士族挽救东晋之功，必将得到政治报偿，孝武帝一朝政局的关键将操于王、谢之手，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陈郡谢氏，其门户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担这种任务，比太原王氏更有优势。
四、辅政的王、谢如果不走桓温的老路，就应当帮助孝武帝振兴皇权，否则不能维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孝武帝十一岁继位，却一改简文帝玄风御世之习，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这些都是谋求皇权振兴的迹象。而促进皇权振兴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登用于朝的人物也不少，起着羽翼司马氏的作用。王、谢二族的政治作为，是高门大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继续。
五、道教徒卢悚率众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兵库武器，欲复辟司马奕，客观上增加了王、谢抵抗桓温的效果。建康的内应是严重问题，所以桓温在事后赴京师严加究治。卢悚一案震动宫省，影响很大，二十多年后的道教徒孙恩、卢循起事，与此不无关系。卢悚起兵，针对桓温；孙恩起兵，针对司马元显，各有所指，看起来与士族政治无关，但从东晋政治整体看来，都是低级士族反对当权士族的一种方式，是东晋士族政治面临的重大挑战。

桓温临终，将兵权交付其弟桓冲，并接任扬州刺史。世子桓熙不服，遂与叔父桓秘、弟弟桓济谋杀桓冲，结果被桓冲发觉，收捕二人，流放长沙。桓冲表奏朝廷，以桓温年仅五岁的幼子桓玄袭爵南郡公。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十一月，桓玄代晋称帝，建立桓楚，追尊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墓永崇陵。
在桓温诸弟中，以桓冲最渊博，有军事才干，很受桓温器重。桓温去世后不久，桓冲迁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假节，镇姑孰。孝武帝宁康三年（公元375年），由于当时辅政的尚书仆射谢安声望极重，群情所归，桓冲自度气量和涵养都不及谢安，而且自己是武将，军事才能不见用于宰相职，于是解任扬州并让给谢安。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二月，由于长期服用五石散，加上年事已高，桓冲发病而亡，终年五十七岁。东晋朝廷追赠其太尉，谥号“宣穆”。桓玄篡位后，追赠桓冲为太傅、宣城王。
田余庆先生评价桓温说：“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潮流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新的民族势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因此，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桓温北伐也是如此。这是形势使然。所以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晋书·列传第四十七·蔡谟》载，庾亮曾打算趁石勒新死，逐步作北伐的准备。蔡谟对此表示，“时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虽终灭亡，然当其强盛，皆屈而避之”，认为应“抗威待时，时已可矣”。也就是说，应审时度势，不能逞强好胜。所谓审时度势，主要就是观察北方形势的发展。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想靠一两次北伐战役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形势的出现，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评论东晋人物，不能只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郗鉴、蔡谟反对过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对过殷浩北伐，孙绰反对过桓温北伐。他们的反对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胜败所系就是证明。若由桓温代晋和几十年后的刘裕代晋相比，其基础、条件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轻举妄动，这是他的明智之处。
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最终不得其志，除了枋头之败名望、军力大受损失之外，更在于士族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也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看历史，当年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侧为名，标榜维护受到刘隗、刁协威胁的士族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数士族的同情，因而势如破竹。等到再下建康时，他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政治平衡，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士家大族的群起攻之。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到了警示作用。

@hjzhou62 2019-08-15 07:35:14
周四清晨的问候，拜访楼主，欣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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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师兄！

@燕飞南家 2019-08-16 11:20:30
写的精彩，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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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陇上斜阳 2019-08-16 13:24:58
顶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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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江南的季风 2019-08-16 13:31:07
好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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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zhang晓l 2019-08-16 15:18:23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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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哈PK悠哈 2019-08-16 15:29:40
下午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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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鳞鳞居大厦 2019-08-16 15:42:36
楼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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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好！

@南来北归 2019-08-16 15:55:45
好文，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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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