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工友热情地连背带扛的将我送回总务办公室，脱鞋合被躺在床上，他们把我的脸盆放在床前，我一次次爬起来，哇，哇地痛苦不堪地呕吐，吐得我摇头晃脑，捶胸扯被，我知他们没走在帮我捅炉子加煤，问我喝开水不，小声说着话。不会来了矿上卫生所的护士小王，他是个胖胖的省卫校毕业的中专生，罩件白大褂装出一付老成的样子，边走过来边问，“怎么啦，那里不舒服呀”站着的替我说“喝多了点，醉啦!”他探探我的额头，翻翻眼皮子，然后让我张口，看后说偏桃腺肿得厉害，打针吧!没一会，他端着个消毒铁盒过来，说，“张大口，我帮你打一针封闭”。(然而，就是他这一鲁莽的一针，在以后的年月，我却再也没有发生过扁桃炎。事半功倍的事，往往成就在一次偶然的巧合。)
春节以后，回矿的少数工友带来了家属，有个铁工年轻师付是当地化隆人。化隆是个少数民族土族同胞聚居地，姑娘们都长得水灵水秀，脸庞修长，一头乌黑的的长发辫成长辫，一双大眼明亮亮的漾着象碗潦人醉涡的青裸酒，窄腰翘臀，两条长腿走起路来就象风儿摆柳。铁工师付回家娶亲完婚，少年夫妻难以分离，一同来到矿上。住房困难，一帮当地小伙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媳妇，个个帮忙，人人出力，大半天功夫就在离矿部不远的小山旁挖出一个二米多深的地窑子，上面钢管铁棍一撑，一块大棉帐篷一盖，搭块门帘就成了他们临时的家。小铁匠与杨会计关系好，同意小媳妇在厨房帮厨，厨房里的红案白案大师付们就象加了油的机器，充满欢快的喜闹声。那地窑里每晚总有大半夜不息的“花儿”唱不够，多是在徐干
事干预后，留涟的小伙才一个个钻出了帐蓬地窖。
不久，一个早餐开饭时间，工友们围着厨房卖饭窗口不买饭，却敲着饭盆嚷着吵着，仔细一问，原来是新媳妇惹的祸。矿上没有厕所，但在不远的一个小土丘后挖了一排很长的坑，作为旱厕，冬春季节各工棚办公室一早都将昨晚封炉子的火灰清掏出来填在坑里，有时火灰看上去不见一点火影，但一拨，灰下的红火还挺热着呢。新媳妇搞不清一早蹲厕小解，就着刚倒的煤灰一阵倾泻，说时迟那时快灰飞溅起热火星一下扑腾上扬，只听一声尖叫新媳妇提着裤子就往地下屋跑。后来，卫生员红着脸摇着头悄声向徐干事、李干事、杨会计说，啧，啧，那两条大腿内侧烫的全是小水泡，毛都烧焦啦，刮都不好刮，涂了药膏，贴了纱布，三两天换次药，十天半月就好了。两个干事想笑又不好当场笑。卫生员一出门，两个干事一下笑出声来。徐干事说，肯定是他们那一帮小伙捣的鬼。徐干事出面给厨房打了招呼，又给小铁匠做点工作，说等伤好了再回伙房。

那年三月，建窑烧窑班首先停办并撤销，工人调回了大柴旦交通局给了基建队。紧接煤矿十个班中四个班的工人也撤走了，调到局属茫崖石棉矿。据说从大柴旦走还有一千多公里，是青海最远的西北边陲紧与新疆交界相连。煤矿走了一半的人，在劳动管理上也松懈了许多，人心也不太安稳。一个午后，我听见一幢棉帐篷的工棚里发出低低的哭泣声，我走去见一个中年工人蹲在地下，床边坐着一个妇女低头垂发，一时无法看清她的面目，床上睡着个小孩。工人见我立即立起身来，问缘由，原来妇女是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小孩一路从河南老家出来，由于没有钱没有粮票加上染病，两个大点的孩子相继夭折，带着最小的一个孩子求爷爷告奶奶在好心人帮助下千转万转才来到这里。男人一脸苦相显得极为痛苦，妇女更哭得更伤心，听到他们的哭诉，我心里好生难过，也不知从何处开口安慰他们，我说赶快抱孩子到卫生所请宋大夫看看，孩子要紧。看着空荡的室内一大排统床就一床薄被三个人怎么睡，柴达木的三月夜晚还是零下廿多度，我说先去给孩子看病，再到我办公室到库房领床被子，他嗯、嗯的答应，我急说，光嗯嗯答应，快抱孩子走呀。我走在门口一摸裤口袋还有几块钱便掏出来走过去给了那个工友，他不要，我说，还客气啥?拿着。他望着，两眼有种说不出的难受，轻轻地接了过去。我知道一个男人在接受别人帮助时，他不是心存感激，而是让他感到一种蒙羞，一种无能的无奈。但在我是出于一种侧隐的同情，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相互的互助与相济。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能冷漠更不能轻视。
五月中旬，在一个阳光温暖照耀下的午后，我接到人事科的通知，让我回局分配到运输调度科报到。我坐在一辆来矿上拉煤的汽车驾驶室，车下是李、徐干事，杨会计，马班长，小宋，小翟、小白、小马、陈老头，好大帮工友在车旁说了许多安慰、鼓励、祝福的好言善语。汽车驶出了矿区行在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河流急滩冲刷的小道上，我探身回望，他们仍
在远处不停地摇手告别…

第十章 在机关里(1959、5一1961、11)
1、初与人识
运输调度科是柴达木交通局的一个直属机关科室。也是我踏入社会走上人生之路的第一个驿站。但是，它不在局机关大院办公，而是在当时柴达木行委所在地，名为大柴旦一个新建矿区城镇的最东头，独立的一个办公大院。院子很大，四周圈着围墙，宽敝的大铁门朝着北面的一条公路，公路过去是车队的简易干打垒一排排的家属房，远处是荒凉石岩高耸连绵的啃达大阪山；靠门的左边是排一间一室的家属宿舍；南端的三间砖木结构平顶建筑是运调科的办公室；东面是一排长长的单间平房，作为宿舍，每间安排三人同住，大概有二十余间，多为工人和外来人员，包括客班司机，各运输站来人等，运调科主要负责对全局各车队货运计划安排调度；还包括对客运以及柴达木地区公路各县城镇设立的运输食宿客运站点。进行管理，与一墙之隔的汽车四队相邻。两墙有一个厕所，但在这里却开启出一个很大的豁口与不远的宁大公路相通，是为了客运班车的进出。院中央还搭建了一个很大的活动棉帐篷，作为临时客运售票窗口，从这里买票可以乘上开往大柴旦至西宁的客运班车。
在我来运调科报到那天，一个姓韩的河南小伙把我带到科长房间，科长正伏案工作，半天才转过头来，向韩说，“到计统吧，让老明安排下。”我们退出来走进中间房的那间办公室，掀开厚厚的棉门帘进得门来，韩高声嚷道：“老明，给你分来个大学生。科长叫你安排一下，杨站长说你那间房就你一人住，就安排在你那里。”室内老明，还有两个女同志，一个高个头，一双大眼，梳着一条大黑长辫；一个中等个头，圆脸短发，都站起来，一脸堆着笑望着我表示欢迎，我也赔笑的向着他们。老明大概年约五十上下，单薄的身材，高高的个子微有些躬腰，淡眉长眼，高长的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给人一种文雅有礼、谦恭顺和旧职员的印象。他热情地指着高个女同志介绍说，姓刘，就叫小刘吧，也是四川人。小刘笑着向我点点头。指着另一个女同志向我说，她姓施，浙江人。小施可能年约二十三、四吧，可能身怀有孕，可以看出她微挺出怀隆起的衣裳。老明笑着说，“早在一个月前听说你就分配到我们科了。一路还好吧！安顿好没有？”我说，“谢谢，一路都好，行李还在门外。”他马上指着小施对面的一张空桌向小刘说，“你去总务帮助领些办公用品，”向我说，“走，我去开门把行李放进去。”

第二天走进办公室，老明打开文件柜，拿出一些过去的文件统计报表交给我，是让我先了解一下业务职能范围。我本着：遇事多看、多听、少言的做人金律，礼貌地接过这些文书材料，坐在办公桌前翻阅细看详读。虽然我是第一次走进交通运输专业，但根据运输专用名词，我从文件报表栏目名称还是能迅速捕捉到业务所指内客。如“完好率”、“修车率”、“吨公里“，“车公里”，“计划安排”、“完成任务数”、等等。当我还没来得及坐热办公椅，韩某又突然掀开门帘向老明说：“科长说了，你们办公室抽一名干部参加装卸劳动。”韩某，河南人中等个，留一个中分小平头，一只眼有着明显的斜视，这就对他的面部的长相打了不少折扣，河南人说话脆蹦，加之他嗓音高，给人一种吊儿郎当的感觉，小刘说，她去。这怎么行呢？除了我，办公室原有三人，一个年纪大又是业务主办，一个身怀有孕，装卸杠大麻袋怎能让女同志去呢？我站起来一边收拾一边向老明说，“我去。”老明显得有些为难，歉意地说，“要注意安全哦！”
装卸队就在科的大院，车辆进进出出，大院的窄地上就象集运的仓储。主要装卸纯碱，每包一百公斤。队长是两个上海老工人，一个姓张，年约五十，少言寡语，个高骨健；另一个姓朱，年纪与张师付差不多，沉稳干练，宽肩厚背，高挑双黑眉，鹰似的眼射出股冷冷的肃气。两人都穿戴整洁干净，既使是补疤的裤膝，都缝补得天衣合缝，他们都是得到科长的信任的。十来号来自河南、四川、安徽的装卸工，我分到朱师傅一队。我在煤矿呆了半年多，那时除了眼仁和牙齿是白的外，全脸全手全是黑不溜啾，天常日久，加之正是成长期，黑色的煤末竟然埋在面孔里，浇呀、搓呀、擦呀，都难抹去，成了半个黑人。现在又是白色的纯碱，一出汗白咸扑头挂脸，罩住了全身，又似乎成了一个白人。碱腌着面孔皮肤的灼痛，那种煎熬的痛苦，尤其在夜晚如同鞭挞后的灼刺难忍，转辗难以入眠。细心无言的朱师傅第二天给了我一幅很大的白方大巾让我从头包裹披挂在身上，又给了双白手套，还给了条白毛巾帮我系扎在脖子上，让我心存感激。刚开头我还蛮自信的，心想我是经过三个多月的抬三百多斤煤的练就，扛两百斤大包不成问题。但扛包是独行，要单独承负，与原先抬筐是相互共同分担不同，况且那时工友们多出于关照，抬煤时总是我抬的一头杠子长，工友们抬得短重力都在后边。现在不同的是装卸活是要走跳板，二十多公分宽的跳板又长又窄，一踩上去走到半途板弯下去晃晃悠悠，稳不住步子，栽下去不是闪了腰，就是挫了骨，从车上杠下容易，但要杠着码到货堆上就难啦，是门既用力气又有技巧的活。朱师傅边说边对我作了重新安排，让我与他一道挞肩提包，就是每次两人各扣住包的两角一同提起，工友背对着一蹲包正好落在他的两肩。一般年轻人最多杠两包，但张、朱二人示范时却可扛三到四包，脚不闪，腰不弯，微躬背，步伐均匀，一阵风似地走下跳板，但上货山则一步一稳，轻喊着号子登了上去，一侧身三个袋装齐齐从肩抛下。让人叫绝。

希腊哲人说得好：神制定了“痛苦乃大悟之母”的训条，是教导人类深思。所以当难以排谴的痛苦渗入无法入眠的心，不管愿意与否，悟性己将来临。
一个多月的装卸劳动让我异外地发现，经过三十天的碱粉漂染竟然使满脸肤孔中的煤黑细末清除殆尽，给人一种补尝的欣慰。体格也象与日俱增被摔打得，变得更加结实魁伟。当你心中充满惊喜，那种快乐正是你辛苦回味的领悟。

2、第一个上级
又是一个平常日的早上，我正在与工友们围着火炉喝着老茯茶，把馒头放在炉边烤得焦黄酥脆，边喝边吃饶有兴致地听他们海阔天空的神吹胡侃，使人感到轻松。突然小刘掀开门帘向我说，“王科长叫你。”我跟着小刘走进办公室，见大家都垂手而立站在各自的桌前，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站在室中间，身材清秀，黑发梳着朝后的背头，剑眉鹞眼显得有股精明英华的俊气。一身深兰的军便服的外衣整洁毕挺，白色的内衬衣露出浅浅的领口白白净净，这在西部柴达木众多男人堆里绝对是极少的。脚蹬一双毛哗叽黑色圆口布鞋，也显得既有身份且与众不同。记得解放初期见到解放军中的高级首长，一是不打帮腿，二是脚上有双平口软底黑布鞋。看来我遇到的第一个领导，是个极赋个性、喜好完美的强人。我主动地叫道：“科长，你好！”，他从鼻子轻轻发出：“嗯”的一声，算作回应，随后直呼我名告诉说：因为施某有孕，近来又生病了，她的工作暂时由你来接替，有什么不懂的可向老明请教。我能觉查到语句中对我的不信任，说完就走了。
过几天，大家刚吃罢晚饭，只见科长从外边风风火火急骤地回来，边向伙房老陈说，“煮碗面来。”然后又向老明喊道，“开会，让大家都来参加。”一间办公室挤得满满堂堂的，烟雾弥漫燎绕。到会的没有一个敢高声大气，那时有种风气，不论开全局干部大会，还是科室会，总是由局领导、科领导主持、讲话、下达布置任务，领导们却很少轻言细雨，和言瑞色，多是在大喊大吼、从谩骂开始，在击桌敲凳解衣敞怀气极败坏中结束。但极其令人难解的是被指名道姓挨骂的人，不仅不怨不怒，还显得很高兴，似乎是受到表扬似的。当然这批领导干部大多来自部队转业的老同志。左局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在部队是位团职；李副局长是位正营，在解放兰州战斗中，还是名战斗英雄；裴书记转业前是团政治主任。王科长也是l942年参军年轻的老革命。开会时，有时也要讲讲他的战斗经历戌马生涯。从他的故事中知道他初中尚未毕业即投笔从戍，行军打仗，身上除了子弹袋，扎着手榴弹外，还腰缠全连全部家产——二百来块大洋的伙食费。虽然他从来没说过是个什么官阶，但可能是位副连或正排的司务长。能经手掌管财务，自然要比一般常人精明能干，头脑清哳。他对局领导仍保持着部队中那种下级服从上级，言听计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人作风。他披着件棉衣端着一个白瓷茶杯进来，坐在上端窗下办公桌的椅上，尽管面部表情有些严肃却难以掩饰有些高兴的兴奋情绪。他说，“州委薛宏福书记、杨浩主任把工交局长，还有化工厂党委书记、局长，也把我叫去了，传达了中央对我们柴达木的关心和要求…薛书记身体不好是坐在床上。最后他说就拜托各位了，一定要保证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要为国争光、争气。看看领导们都累成那样，让人看见都心痛。”王科长说得动容语塞，办公室一屋人寂静无言。他又说“现在：是继续大跃进，你看看你们，走进院子，黑灯瞎火，只知道搂着老婆睡觉，不要脸。从明天开始，每个办公室都要有人、有灯，没事也要干坐着。”他又点了几个各室负责人的名问，“听见没有？”，有些回答得轻一些，他气极败坏地说，“都死了。大声点！”回答的人突然升高调门大声回应，逗得一屋的笑声。稍停，他象恢复了常态，又好气地说，“今天我到局党委汇报，左局长拿着我们的统计报表向我和在场的人说。几年来你们送来的报表只有今天的这一张才真的叫一张统计表，有数字、有说明、有分析。字也写得好，清楚、简洁、明了，这才能给领导了解情况，作好参谋嘛！计统科搞的我不看，尽是些花花肠子，让你看不懂，存心不让你看，几大页。我就信运调科的。”局长问，“谁做的？”我说“是新来的一位大学生。”他说“要好好注意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培训。”王科长停下来，喝了口水，席间，同事们对我投来各式各样的眼光。当即我内心也有一种自得的惊喜，但我己能把握掩饰住自己的得意。科长继续说，“同志们啦，这是领导对我们的表扬和信任。每一个任务我们只能做好，而且一定要做好。”

其实，我在看了小施原作的统计，就是在一张不大的白纸上，写上各车队几个简单数字，然后写上运调科，年月日就交上去了。因为我在煤矿后期看过同学毛利民在煤矿任统计员时的报表，也向他请教和学习刻写钢板字。毛是在部队和到地方从事过宣传和团委工作。所以在我接任小施工作后，我把单位、项目、数字，列为表格的方式。并加上说明，并通过教字从中作出一两点简要分析。由于在成都九中高中时学校开过制图学课，我能写规范的工程仿宋字体，字迹当然公正清晰。在表的下列我又加上了制表人、审查人、主管的签字，当然比一张不严肃的字条，显现出它的科学牲、规范性和完整性。正是这份极不显眼的小事，经局长的肯定，科长的传达转述，用今天的话讲是“作了最好的宣传”，让我在以后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然而，那年我刚刚才二十岁。觉得遭到不幸，不能以抱怨而沮丧颓废，应当用智慧去克服所受到的压迫，才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应作之为。伊索能通过他优美的言词，编织出许多美妙的童话寓言，传达他精透的人生哲理，尽管他背伏着奴隶十字架的沉重身份，依然能得到至高无上的王权对其人格和知识的尊重，他的思想和著作仍流芳千古。
当年柴达木除了冷湖的油田，茶卡的盐场，格尔木的钾肥、茫崖的石棉矿、锡铁山的铅锌矿外，王科长说到工委、局领导，中央关注的就是大柴旦的硼砂矿。硼砂矿对航天、军事、医药都是重要原材料，要支付苏联债务，其中就有以生产硼砂矿三万吨作为还债任务。在距大柴旦约五、六公里的西边，有一泓很大的伊克柴达木湖，湖水平滑如镜，湖的四周是广阔的湿地，芳草凄凄，夏秋之际常有候鸟在此栖息休整飞南往北。经地质队勘察，湖水的底部就有高品位的硼砂矿土。中央决心很大，由化工部，交通部联合执行，从广东、湖北、青海，一次增援二千辆货运卡车调往柴达木，由柴达木交通局统一管理。柴交局由原直属的四个汽车队，为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成立了两个汽车运输公司。我则由科长推荐调到了行委运力运量平衡委员会。同时也进入柴达木行署第一行政首长杨浩主任秘书组，秘书组共七人，总负责人是杨主任的秘书卢胜道，（卢毕业西安大学，后，曾任青海省财政厅厅长，再后为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淑澜也是杨的秘书，是个丰颖白皙而热情姑娘，对人随和友好。我则负责工业、交通运力、运量每日安排，完成统计数字的收集、汇总、报告。仍直接由王科长领导。这样我与科长交往更多，互相也增加更多了解。工作中实际我也成了他的秘书，多是他说，我去跑、我去写，写后由他补充修改。他要求很严，很细，十分认真。他说，“他从小是读私塾开始的，上到中学，后来参加了革命。虽然我写不好，但我会听，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让人看就得让人看得懂，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爱弯弯绕，这不好，文章要简单，清楚、明白。从文章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组织能力和人品，不是容易的事，常说十年磨一剑，写文章也是这样。”他的这些语重心长，真知灼见，对不论在当时初出茅卢的我，还是尔后的大半人生都是经典名言不能忘怀。

在我的眼神里，在我的面部每一条能显现出我心意的肌肤上，袒然、无畏、自信刚毅。在孤单、独立中我捱挺着，第三天，大字报悄然撕扯了下来，丢弃在厕所旁的垃圾堆上烧掉了。一星期后，科长说，“你在另一间办公室吧。”办公室就在原计统办公室隔壁一间单房，室内有一个文件柜，两张对并的办公桌，文件柜背后是张木板单人床，配备了一辆自行车，一部电话，一台收音机，在那个年代的柴达木的工作生活条件环境，可谓是种优越、特殊的待遇了。何况我还是一个政治上戴着“右派”帽子的另类。我从老明合住的宿舍搬了出来，老明有点依依不舍的留恋，他勉励地说，“好好努力。”，我心中知道他言语中的份量，我尊敬一位好心的长者，感激他在业务中对我的教导与帮助，在有形无形中对我的庇护与包容。
“在哪里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这是印度作家泰戈尔的话，我想也是他人生经历的真情体悟。我的经历让我同生共感。
不久，在局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这次“反右倾”中，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的批判和处分。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见《见国史手册》事件记略169页）看来他们想整我是没有看清文件，只因为我是“死老虎”、“反面教员”。整了就整了，我也无处说理，也没公道可讨。好在科长是理解的明白人。他善待了我，让我心存感激。我常想虽我蒙受不幸，但庆幸的是，在不幸中我是幸运的。
那时在柴达木“反右倾”中影响最大的是格尔木的慕生忠老将军，他从1954年5月开始，带着彭老总特批拨给他的六辆汽车，国家投资的三十万元和一千余人，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茫茫雪线之上，从青海的格尔木到西藏拉萨千余公里的公路，仅用了七个月零四天就修筑成功。1957年底他去北京向中央汇报青藏公路，受到毛泽东 的称赞，还留他一同吃夜宵。我想那时他是兴奋而兴高采烈的，试想谁能跟伟大领袖毛 一同共进晚餐，受到如此殊荣礼待，前途肯定无量。仍然是他，使格尔木从渺无人迹的戈壁滩上，由地窝、土坑、帐篷城变成柏油公路、高楼林立，绿色杨林环抱的高原现代城市。尽管在他率领下做了那么多利党、利民、利国的丰功伟业，当年他是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却在59年也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名是为彭德怀效劳。被押送离开了格尔木。在被无休止的审查后，安排在甘肃永昌一个农场当了第五位副场长。试想这位1932年就闹起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功名卓著的老将军仍受如此冤屈，与之相比我又何以为怪。当然不论对他或对我，若是在一个正确路线下党内有着健康民主的政治生活，国家有着健全完善的民主法制都是不会也不该发生的。但却都发生了，我觉得在厄运和痛苦中能与之相对、相较，是获取克服战胜逆境的精神支撑力量。

时光荏苒，随着“反右派”、大跃进、全民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反右倾”、大办公共食堂。我已在运调科工作了三年。61年秋天很快过去，冬天相继在没有自然界变换更迭之分中悄然来临。一个午后彤云密布，四周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之中，窗外的电线在风中发出尖历地呼叫，公路上狂奔着枯枝废叶，我晃忽听见墙外有人争吵的声音，我站起身来站在窗前透过玻窗看三四个人穿着兰色皮大衣，头上戴着忽煽护耳的皮帽，一个个青皮猴脸却瞪着一双双惊恐饥饿黑白分明的大眼，那眼神透着凶残的让人冰透凉心的害怕，在窗外煤灰渣子的垃圾堆上，争抢中午科里年轻人倒掉的鱼头鱼骨往瓷缸里装。我简直不能相信所出现的画面，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广播不是天天在播放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人民日报》报导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候”。
还记得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一阵急骤地敲门声把我惊醒，一听是王科长在叫我，敢快开灯披衣起身，打开门一阵寒风击来让我打起寒颤，他又不进门站在门外说：“我给化工厂打了半天电话也没人接，我刚开完会，人家说我们今天没有安排拉煤车，他们的生产用煤最多只够两天。你去厂直接查查看拉没拉，到底还能坚持几天。赶快去，明天早上我还要到局里汇报。”他看见我睡眼迷糊的样子加重语气地说：“马上去，听到没有？”我说：“听到了。”我穿戴整齐，推着放在屋角旁的自行车掀开保留着暖意的厚重的门帘，一股寒气随即象群受饥冻锇的乞讨儿叫嚷着拥挤了过来，让我冷不防的倒退一下，看来要骑自行车迎风冒雪是不行的了，我把车放回原位，看着墙上的挂钟己是凌晨三点一刻，望着窗外的满天飞舞的雪花和那一阵紧似一阵狂啸的寒风，我想起自已的身份，那永远无法洗刷得干净清白的耻辱罪名，我不能等待明日风停雪止，我无法停留，是考验还是刁难？不论是风雪或是刀山火海，我只能前行，我又戴上了一层口罩，把皮帽的耳护系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迎着风雪冲了出去。我沿着后墙一条笔直的公路可以直达化工厂厂区，但它整整有十公里，在经过汽车队，修配厂时还可看见一些厂区的灯光现在都变幻成星似灰色的一点星晕。雪花如同扯烂的棉絮，在风的疾速嘶吼中变成了一束束如同带刺地铁块，追撵着抽打着我，不论我左躲右闪，还是急走慢行都无法逃避风雪的肆虐、狂野。我凭着隐约依稀可辩的公路的痕迹将双手护心，躬身曲腰将身体缩成最小能防卫到最佳状态下向前移动，我警告自己一定要走在公路的中间，偏离了若塌进路边的深坑土窝将是自取灭亡。平日那萧索无边的旷野，那一线如镜的湖面，那莽莽高耸连绵的大阪山都被搅得惊惶不安而悄然隐退。包裹着我的皮帽、皮大衣、毛皮鞋，内层的棉衣、棉裤都象被一层层剥去，赤身裸体地在一片深邃的黑暗中游弋潜行。我感到口干回甜，眼前闪着不断飘逸的星光，我知道我正经历一场生与死的挣扎、拚搏与恶战，眼前出现了许多幻觉灿烂的阳光、艳丽的鲜花、壮阔的汹涌波涛、青翠的山岗、大盘大碗的各式美味菜肴，母亲的笑脸，许许多多男的女的一张张可亲的、怒目的、狰狞的、凶狠的、向你扑过来，我一声惊叫，刹时象醒了过来，我狠狠地为自己鼓劲，我不能停下来，我要活下去，我只能拚命前行，我要找回那个真的自我。自然界有许多奇异现象，当我心中升腾起一股刚毅的锐气，为自己雄起时，风雪骤然间向远方溃散，我终于看见了化工厂门楼上的灯光。在我走进值班室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慌乱地扫去我一身的雪，用湿湿的水轻轻地揩拭着我的脸，惊异地注视着我。我望着墙上的钟，时钟正指着七时半，我想我走了四个小时。

也许正是我的真诚；也许是出于对我年轻稚嫩就受到不幸遭遇的同情与怜悯；也许是出自他自身的经历的感悟；也许有无数个也许，在那段非人性的历史阶段，王科长，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继又投入解放战争，再又奔赴边疆为新中国建功立业，历经生死，在他的领导下，他充满对我的信任、呵护与关爱。
在那年年末整个中国大地“所发生的严重困难，党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损失，部分是由于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大批撕毁合同，主要地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的恶果。”(见建国史手册17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栏中说：“l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天晚上王科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因为当时全国正大办农业，柴交局自然也不能例外，全局职工干部在九月份己抽调了三千人马，浩浩荡荡在昆仑山下开劈建立了柴交局诺木红农埸。象我们这批学生“老右”仍蹲在机关，可能是政策，也可能是群众意见，总之我应在奔赴最艰苦之列，科长说得很委婉，很平和，很细致。他说，“现在口粮供应很紧，你也常常不够，这样吧，把你的口粮供应由干部名额的二十八斤，改为装卸工的定额标准四十九斤，先不到农场，先到格尔木运输站与科里四个工人成立一个积肥队，由运输站管理领导。什么时候去农场再听通知。你看有什么意见？”他的善良和仁慈，即使对我这样的“另类”的弱者和不幸的人，所给以的宽厚和爱护让我感动不己。我庆幸我遇上了一个具有理性性格、健康思想、充满人性化的好人啦！母亲常常想念我，耽心我，来信说，测字先生说我：“平生常遇风险事，自有贵人常相扶”。

3、戏说湘人
孩时听奶奶说，当年在武汉，奶奶与爷爷相亲相爱，不久，被奶奶的父亲知道，外祖公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就因为爷爷是湘人。外祖公红脖子瞪着眼吼叫着说，“嫁什么地方人都可以，就是不能嫁给湖南人，‘湘人嗯安做牛叫’要得么子得。”是说湖南人性格烈、脾气暴，好冲动，偏激，跟水牛一样使起性来倔犟得要死。其实在我看来，是湖南人太耿直，太正派，太认真，别人不敢说的湘人敢说，别人不敢做的湘人敢做。翻阅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湘人天性耿直无私倔强的秉性，曾有多少仁人志士惨遭罹难的故事，演绎了传颂千秋万代的丰功伟业。
那一年同到柴交局报到的除了金儒英，与我是一同从四川同校分配来的外，还有两个分配来的“右派”大学生。一个是东北财经大学的罗建平，分后不久也被下放到德令哈县的柏树山煤矿劳动，59年调回后分到柴交局汽车修配厂做统计工作，他是个湖南长沙讶子，也是一个成熟，老练，充满智慧，才气的学长。另一位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郭建恒，分到了柴交局基建办搞办公室的工作，大伙称他为“郭秘书”。郭要比我们年长一些，大概三十上下。他中等个头，长方形的瓜子脸，清秀中带着忧伤的成熟。高挺的鼻梁上压着一幅宽大的金丝眼镜，宽宽的高额透着股睿智精明，给人一种沉稳练达，儒雅逸美之态。建国初期，他响应号召毅然投笔从戎“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连党支部书记。回国后，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还任院学生会 。在57年“反右"运动中，还是一名激进的左派斗士，然而用他的话说：刚翻过年，58年初，我却稀里糊涂地以“形左实右”的罪名，被补划成了一名漏网“右派”。说时，他摊开双手，双眼充满一种无奈表情，脸的两边堆着挤出来的苦涩微笑，让人不敢直视。相恋三年多的女友也随那次政治之风吹散了。他幼年时父母己先后过世，只有一个姐姐，姐弟俩骨肉难离相依为命，在乡邻亲友帮助下艰难成长，原想刻苦奋发以报祖国，谁知事与愿违，一夜间竟成了“罪人”，报恩难就，夙愿难成。分配来青后，姐姐常以书信安慰鼓励，可说是唯一能理解他的至亲至爱。每当他姐姐来信，都能让人看得出来，虽然他是经过战争洗礼的无畏男人，仍免不了两眼红红的，他尴尬地说，昨晚又熬了一夜赶写篇发言稿。

基建大队在柴交局虽说是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冷暖安危，可在专业职务范围，还得算为编制外的后勤工作，很少得到局大会的重视。就在郭秘书充任办公室后，基建队书记和队长在全局大会上的发言，总是得到台上局领导和台下全体员工的一片热烈掌声。张队长是河南人，用砖头般的握拳，擂打着郭的胸夸耀地说，“中，老中。到底是喝墨水多的比俺们搬砖砌石的能耐。过个三年五载把你那熊帽子摘了，你来当俺领导。不管干啥，咱们准能干得最好"。基建队的年轻姑娘多，一些单纯的女孩稍一有空就往办公室跑，郭是一个严谨的人，都一样热情地对待那些讨好的女孩们。他最让我们羡慕的，他刚刚脱下的衣服袜子，自己都没弄清就被女孩们偷偷地拿去洗干净，不知啥时又都干干净净叠放在枕边。
我与郭的第一次相见还是罗建平介绍相识的。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罗打来电话说，“喂，今天天气好，我在局后门等你，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个好同学。快点噢！”当我和罗走进郭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寝室，那里正围着几个年轻女孩与郭喜哈打笑，郭见我们来了，急忙立起身来招呼，边向女孩们说，“好了，好了，我的客人来了。屋子小容不下这么多女神，请便罢。”女孩子们见着两个陌生的年轻的男人，也有些拘谨侷促，红着脸一个攀着一个肩膀说笑着离去。罗笑说，“好热闹，简直象走进了大观园的怡红院。”郭警惕地猫着腰偏头四望，微微摇着头示意不要乱说，看得出他是一个小心严谨的人。罗将我与郭作了相互介绍，他从镜片后闪着一双洞察时事的明眸专注地盯着我，看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他用较为纯正的普通话问我，“今年多大了？哪里人呀。”我说，“二十，湖南宁乡人。”突然他在我肩上用力一拍哈哈大笑起来边说，“唉呀，我们三个，都是湖南人啦！”我也觉得太有意思，一个东北，一个北京，我是西南，三个湘人真是从天南地北相聚在青海，在柴达木、在交通局，真太缘份啦！这个缘由看来都是湘人脾气性格遭惹的哩！罗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郭说，“我们是三牛一齐奔？。奔？牛牛牛？与奔同音同义。奔波、奔驰、奔放，奔命、奔突、奔泻。东奔西跑劳苦一生。”他的话一停，我们仨都一时默言无语，也许是因为都有共同的遭难，和难以面对现时与未来的不可预究的命运，能有几分给予我们作人尊严而应有的生存空间？那时，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己经正式宣告：“我国现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它反动阶级；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这样的定论，让我们这些带着右派帽子对政治一脸茫然的青年学子，如同失去母亲庇护的小鸡，钻进荒野的草丛，听那隆隆雄浑、枭雄、霸气的雷声轰响、惊吓得心破胆裂，诚惶诚恐。

但自然界中也有种特殊的现象，当你认为最危险最可怕的事袭来时，其实最安全的恰是那处于最险最怕的旋涡中心。不是么？飓风是一种强劲到极俱破坏力和毁灭力的灾难。所到之处无坚不摧。然而他的中心却风平浪静，百态平安。当年在柴达木工作的姑娘很少，少则为奇，少则为贵。据好事人的统计，女性只占到百分之五。那个年月除了政治是大忌，同样，男女问题也是大忌，有些人政治好，工作也不错，但沾花惹草的事，常以生活腐化之名，被“劳教”、“劳改”断送了一世前程。虽然我和罗，郭三个湘人在柴交局这块恒梗千古荒凉的青藏雪域高原，如一束无惧寒风冰冻的沙枣花，在强烈紫外线的阳光下，也要惨然一笑开花结籽，演绎出一出出让人惊心恸魄，提心吊胆的男女间真情动人的故事。一次开局大会我们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各单位的女职工则叽叽喳喳地凑在一堆，各式花格头巾中露出一朵朵灿烂花瓣似的娇艳面庞，男人们那双喷着贪婪火焰般的眼光全投射在女人堆里，象群野狼似的泛着绿光。有些大胆野性的女人并不惧怕这些虎视耽耽的注视，反而显得有些亢奋激昂，搔首弄姿，左右环顾流颁。突然我们发现在女人中有一个乌首白面，鲜嫩活脱，如早春三月绽放玉兰花似的清新靓丽，妙不可言的纯情少女，她巧妙地机灵而又不失大雅以如电飞驰的目光在会场一扫，羞怯中蕴着股兴奋的爱恋迅速罩在罗的脸上，定格。罗的双眼顿时一亮，话音颤颤地说，就是她。自然界中生物生命中的性爱信息，充满了无限浪漫的天意自赋的神秘机缘。罗告诉说，别看小小的几百人的修配厂，却分配来有北大、清华、北航、哈工大、西安大等名牌优秀学子，那个众目暌暌下的靓雅小女却向他抛来红绣，她是河南人，父母都是这个厂的优秀机械技师，父女俩也是党员。他们间的相好虽然隐蔽，但无法躲过父母和同龄男性爱慕者的视线，北方女孩的个性如一马平川中高昂的白杨树，凌风挺立不折不屈。父亲说：我们厂有的是大学生，为啥你要爱个老右哩，不但你自己要遭罪一辈子，也要牵连俺跟你娘，不行。坚决不行。后来，再后来，罗说，小李不吃不喝大病了一场，她母亲心疼女儿与其父大吵了一场，父已沉默不言，气气地说，我不管，你们爱怎么就怎么。63年罗终于与小李结了婚。以后夫妻恩爱，在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也有过一些风风雨雨，但都携手相扶相依走了过来。l976年年初，他带着八岁的小儿子回湘探亲归来，路过西宁曾住在我家等开往海西的他们单位的顺便车。尽管十多年己经过去，可神态依然，只是眼神少去了那年那时的激热扬奋，增添了一份男人成熟的持稳练达与慈祥。后，知道他全家己调往湖南长沙，不久收到罗的来信，信中谈到他己入了党，信内还附有他的一张名片，他已成为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副厂长。

郭此时也有些浪漫的情史发生。一个计统科二十来岁的河南姑娘爱上了她，托同乡的姐妹给郭传递书信，那书信中的言语明明是在捧着一棵充满火热炽爱的少女心啦！可郭必定考虑思量要全面具体充分得多，他抑制、抵御、抗拒欲望的冲动，终在苦痛中凄婉地谢绝了一个姑娘圣洁的爱心。那个女孩将郭长长的信页撕成了千百张细小的碎片，披头散发，一脸泪痕，踏着泥泞有些污染的雪地，随着吹过来的凛冽的冰凉冰凉的风，碎碎的纸片如同一片片飞旋的雪花，风把它吹得很远很远。郭一脸愁苦，一脸泪水，面如菜色呆寂木然地立在玻窗前。一个月后，郭辞职了。带着他简单的行李，踏上了远行新疆的茫茫的更为不可知的漫漫长路…
(多年后，从一个朋友处知道他先去了新疆最北边的一个农场做了农工。改正后，他己是快五十的人了，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藉，被安排在县检察院任命为副检察长。后与一个女教师结婚，并有一双儿女。也算苦尽甘来，修成正果吧。)

4、情缘未了
大柴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新建立起来的一座小型的工业化初期城镇，位于柴达木浩瀚苍茫盆地的底部。真难以相信，在四、五千公尺的青藏雪域高原，四周是高高隆起原驰腊象般的山脉，然而就在这片亘古的沙原戈壁，却依伴着一湖荡漾的清波，泛着碧蓝的深邃，令人神秘而又充满幻想——这就是从我的窗口一眼可以望着的伊腾柴达木湖。它总是那么幽深寂静地伏在远远的视线里，如一条琉璃似的彩带，在阳光或者月色里变幻着妖娆炫丽的色彩。最使我流连痴迷的是那秋的夜里，风停了，四野笼罩在一片隐约朦胧的苍白的月色里，月儿发着澄黄色的月晕，就象一盏不灭的阿拉伯神灯悄无声息地悬在湖的上空，它撩拨着一颗渴望独享幽寂的心，追怀的眼泪悄然地顺着两羿的鼻沟滑落下来。清晨，每当推开北面的门扇，迎面是那雄浑伟岸的肯达大阪山，头戴雪冠昂立扬首如同一尊古战沙场老将，忠诚地护卫着你渡过漫漫长夜的平安。一种奇妙的欢愉顿时充溢我整个青春的心灵，甜蜜得就象我专心一意地享受着那些孩提时故乡的春晨。这地方就好象是专为与我同样心境的人创造一样，让我在此独自享受着生活的乐趣。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也是是幸运的。我完全沉缅在安静生活的感受中。
记得一次在无风而又充满阳光的假日里，我与几个与我一样年轻的同事们轻松而快乐地攀上山谷中的一眼温泉。温泉不大约有一两平方米，山谷霞气蒸腾，杲杲的太阳浮在山顶的碧空，山头的雪峰耀眼夺目，从那里飘泻下一缕缕冰彻清幽的山风。温泉的四周生长着稀落的青草，一朵朵单瓣小花开放着黄色、红色、紫色的花瓣，在柔软的风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躺在泉边紧贴地面观察那些顽强坚毅昂扬着生命欢乐的小草和花瓣，感到叶茎间和花瓣上有个纷乱的小小世界，那些难以说出名字的小虫儿，笨拙扑腾的飞蛾，还有那迅速飞起飞落嗡嗡骚扰的苍蝇。我枕手仰望无垠碧透的苍穹，感受到上苍创造大千世界生命的神奇威力；感受到将一切生命托付于永恒宇宙的博爱气息。这一切都有一股诱人的力量，令人怦然心动，刹时，我从忧郁一变而为喜悦，从伤感一变而为兴奋。

记得那年，我的宿舍安排新进调来的一位新同事叫何凤祥，年约三十，上海人。他有与上海青年男子共有的地区特征，身材单薄清秀，眉开眼阔、高挺的鼻梁，狭长的脸上戴付金边近视眼镜，镜片后面眨着双精明睿智成熟的双眸。常人的衬衫衣领总是带着一圈灰黄的色渍，一个礼拜换件衬衣是勤快爱干净的了，可他的白衣领总保持得洁白有棱有角的清洁清爽，一双皮鞋也是擦得油光可鉴。好在，当时王科长也是在革命部队长期养成良好风纪整洁的领导。要不然又得挨批了，因为当时己有着一种革命的时髦见解，对穿戴整齐爱好时尚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要受到批判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有一种很难克服的地域观念，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很快就会与你同处的乡亲融合，这恐怕只是因一种相同的地方语言，相同的习俗、相同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的缘故。正如常说“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老何下了班或星期天休息总难见到他的身影，原来他骑着自行车去其它上海人多的单位聚会去了。有次他过生日，在食堂炒了几样菜，自己又忙上忙下在煤油炉子上做了一两道家乡菜，邀来几个上海老乡来宿舍小聚，一同举杯共祝生日快乐。可仅仅快乐了一阵，晚上送友回来见他一脸面的不悦，原来“韩瞎子”向科长加油添醋的打了他的小报告。他在科里担任货运统计工作，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左手能打算盘，又快、又准，右手执笔在统计表上数字登记得清秀端正清楚。是科里数得着一把业务高手，毕竟他在上海是经过正规财会学习培训的。我们常在窗外飞舞着风雪的夜晚，倦缩在各自的棉被上压着厚重皮大衣的暖窝中，听他讲述自己的遭际和他奇异的情缘爱史。他的父亲原是一家商店的职员，有兄弟姐姐四人，哥哥、姐姐都己独立成家，家庭的生活不算富裕，但小日子还能过得去。
他与同居一条里弄，隔邻的一个姑娘从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双方父母和街坊邻里也都认为是天生一对，地成一双。1956年上海市委市府号召和组织社会青年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参加经济建设，女方分配到西安一家国营被服厂，而他来到了可爱的柴达木分配到了柴交局。虽说两地相隔千里，山重水阻但两个正值情爱的青年，仍书信来往信誓旦旦，距离的相隔，更增进了一种相思渴望的期待、驰骋幻想的美丽。海誓山盟相约三年后成婚成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技”，真真是盼着星落，数着日升。1958年，在清理整洽治安期间，从他的档案中发现他在5O年初，曾参加过洋人举办的基督教会青年会组织的口琴班，不久被送“劳动教养”三年处分。而此时正是他和女友相约谈婚论嫁的临近期。突然而至的灾祸使他如五雷轰顶、天崩地裂、痛不欲生。他讲到这里嘎然而止，尽管事情已过去，但回忆的痛苦仍在他心灵的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

室内如同黑咕隆咚的枯井，只有窗外那凛冽的风撕扯着电线发出尖利刺耳声如猫抓心似的令人绞痛。停了一段时光，他侧身问：“你睡着了？”，我说：“没有呀”。他重重地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多亏了她呀，在那些日子生活上少吃缺穿的艰难，沉重难负的大田作业，无论高声斥责、谩骂的屈辱，我都能以忍耐，唯独想到今生今世前途命运爱情婚姻都将埋葬崩毁，活着也仅是一具行尸走肉，几次都想到自毁自灭。然而正是她一个月一次准时寄来的信件就如同我心中的生命阳光，给我那么多真情真心的开导、劝慰、鼓励、誓言坚守等待的承诺，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是爱情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我必须振作起来，重塑人生，通过这段黑夜般苦难的隧道。讲着讲着他忽地坐了起来，在枕边打开打火机点燃了一枝香烟，他把皮大衣从被上扯过来包裹着头和上身靠在墙上，一闪一闪燃烧的烟光中，耀着他柔和神采的双眸，他说，爱情真如神药奇功，能给人鼓舞唤醒内心沉睡的力量，就象一座熔炉能使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难怪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诗人不讴歌赞美爱情的伟大。他说得有些激动，有些夸张。我没有爱情的赏试与经历，我半信半疑地问道：“真有那么美妙和伟大吗？”他猛地长吸了一口烟，半响无语…后来的后来。
我才知道他爱情婚姻的来去与凄美的结局。还是他说的，三年后，他结束了劳教的生涯，回到单位匆匆报完到，就请假去西安会见日思夜想的心爱人儿，当在传达室问清女友己迁住家属区时，心中顿感有种不详的预兆，他按指引登楼，站在房门外时首先看到的门上贴了一张还鲜亮的红喜字，虽然两腿发软，心中发怵，头脑木然，还是抱以侥幸和否定，肯定是搞错了走错了门，敲门，开门，门里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陕西人，他生硬无表情地问：你找谁哩？从男人身后望去，女友在桌旁。女友的穿着，房里的布置，都在说明来迟了。那个男人知趣地找了一个借口，走了。两个人相对而坐成了两个泪人儿，女友说在最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是一个星期给你写一封信，可是都被一一的退了回来。女友说，厂里工会，车间党支书成天成宿找我谈话，马师傅有空就到我们宿舍给我打饭提水，他是我的师付对我充满了关心。女友怨怨地说，你到哪里去了，别人说你得病死了，我不信，可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他没有辩，也没有解释，一切都迟了，也都成了过去。他走出厂区，独自一人买了连夜回上海的车票。

一个月的假期终日守在家，躺在床上。急死了母亲，进进出出不停地数落开导。母亲又去信请来了苏州的姨妈来劝解。临走姨妈想起她有位远房亲戚有个小姑娘己经十九岁了，呵唷！出落得象出水芙蓉似的漂亮，性格也温柔娴熟，向母亲说，与阿祥蛮合适的咧。等等我，把车票日子改改。临走还叮嘱，等着哦！第二天一早带来个憷憷动人容貌清新如朵水中绽放白莲花似的纯洁美丽姑娘，说话侬伲轻柔带着甜甜的粘性，随即莞尔一笑透着股天真质扑的自然，投足举手显露出文雅和娴静。痛苦悲伤中的我，如沐一缕生命的阳光，久逢的甘露让我苏醒，重新振作起来。姨妈和母亲特意安排让他俩单独一同看了场电影。吃罢晚饭她毫不做作地又主动帮助母亲洗刷碗筷，把母亲喜得好象天上掉下了个林妹妹，愁云远去乐得扬着笑脸。当天晚上我要乘车返青，一家人到站台送我，一时却没看见她，谁知她正躲在姨妈身后在偷偷地抹泪，又被大家说笑了。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约定明年回家探亲结婚。他感慨地说，人世就是这样令人难捉摸，前后经历八年生生死死一波三折受尽煎熬苦憷，仍终无缘。偶尔一次相遇竟美缘成真，真乃天意、命也！在我最为痛苦无助时，是上帝给我送来了一个美丽天使。母亲说是观音菩萨保佑我儿。真的，我敬畏命运，敬畏上苍，感激佑护。（第二年他回上海结了婚，又一同去苏州拜望了老丈人、老丈母，然后带着新婚爱人一同来到青海。那时我也从诺木洪农场回来。再后老何又带着他的爱妻去了柴达木最北边的柳元运输站。据说生了两儿一女。这是后话。)我那时想，人说上帝是公正、公平的。何的故事应验了这点，但我呢？

我和老何同住一个宿舍时，老何一天对我说，“我让我们老乡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我笑说，“别，千万别说这些。爱情、婚姻不是儿戏。谢谢你的好意。”谁知一天晚饭后，我和老何正从科里的大院往大门走，忽然见州医院护士长的儿子小三子骑了辆自行车风风火火边跑边喊：“何叔叔，我妈和李阿姨来了，她们是走来的。”一看下端远处的公路上有两个肩并肩的人点，我俩急忙回跑进宿舍，匆匆叠被扫床，洒水扫地，抹桌子，把臭袜子，烂鞋藏进床底，又在隔壁老明房里借了把椅子过来，刚收拾完毕，她们一行三人就来了。小三子是王护士长的小儿子，排行老三小名小三子。护士长年约四十开外，有着上海女人的特点，讲究衣着裁剪、新式合身，身体有些发体，更显得中年女性的成熟丰腴阿娜，端庄沉稳，白哲的脸庞伴着天成的微笑，给人一种信任亲切感，也可能是她职业天赋自成的吧。她随意大方的与我同坐在我的床边，小李坐在对面何的床边，两床之间的窗下是张办公桌，桌的正面靠墙摆放着我的一排书，《毛泽东选集》、《鲁迅选集》、《外国名作家传》，以及一些中外诗歌集。床头上端挂了幅高尔基的头部肖相、床后墙立着把灰黑色小提琴盒。后床的木架上放着一只帆布箱和一只小的皮箱，这就是我当年的全部财产和家当。王护士长不经意中轻轻地用手摸了摸我的床单垫褥，我知道女人的细腻与敏感。然而尽管我很年轻，但我自知自己不幸的未来，是一个动荡的难以安身的流浪飘泊生涯。在煤矿时，因多补发了一月工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其实不能叫工资，是生活费。高校毕业生中分配的“三反”分子，每月生活费为32、5元，低于工人一级最低工资，又比学徒工多几块，加上地区差价，柴达木当时为11类，可增补工资基数的45％，我可领取5O多元，象老明每月为180多元，老何是110多元。而那时柴达木最低的生活成本为50元。)当时我就首先买了床上海产的羊毛毯，后来又节攒几个月余下的钱又买了床狗皮褥子，这两样东西在当年都属贵重的时髦床上用品。在我其实是出于轻便实用，狗皮褥子能隔潮抵寒湿,毛毯能档风晚上把脱下的皮大衣往上一压，既使是零下二、三十度无烤火的条件下，我依然能经受长长严寒冬季睡过安稳觉,我是为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战备对策,实施布署的首要防范措施,也可随时“打起背包就出发”。护士长在一边东说西问，一边那黑白的瞳仁一上一下的巡睨间，己问清核实了我的家庭状况和个人简历。她有意地向何说，走，带我看看你们科里的环境，随即与何一道起身外出。在门口我听见她们用上海话在说，顶瓜瓜的，很有气质。

房里仅留下我和小李，顿时使我感到拘谨、尴尬、难堪，确实，是我第一次，目标是如此明确，单独面对面审视一个女性，我既不能表示羞怯慌乱无动于衷，又不能显得冲动急切，真的让我太为难了。我想婚姻的前提是爱情，是男女接触中那种心灵情缘的神秘交流、交融与磨合，就如同两股山溪一路欢快跳跃潺缓前行的相拥相汇；春园繁花丛中翻飞翩迁的双蝶…好在我很快调整了自己心态，只不过是认识一个女孩嘛。定神端祥，见她微羞地半低垂着头，一头乌发梳着两条长长的黑瓣，宽宽的额前飘着一绺青丝，眉目端庄清秀，明亮的眼睛溢着“湘女”特有的一种柔弱神情，两颊泛着熟透了桃子似的红晕，丰腴盈红的双唇让人一时难以觉察有些微微上翘透着股调皮刚毅的个性。那天，她穿了件蓝底套着小白花的中式小袄，把全身包裹得女性曲线独有的俏丽，一条时髦隐格呢的西裤，穿一双黑色半高跟的皮鞋，表明她是个懂得打扮修饰，有修养内涵的知识女性。她把双腿并拢两只纤细柔软的小手放在腿上，洁白细嫩的小手相互扭着，又放开，反复瓣着一个个轻柔好看的指头，很优雅迷人，不过却实难掩饰住她的紧张与慌乱。
我没有问她的家庭也没问她的身世，而是讲那时州电影院不久前上演过的由白俄罗斯著名史诗改编成电影的《法吉玛》。年轻美丽的法吉玛是位公爵的女儿，成了王权高贵、公子哥儿追逐的对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一位好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英俊青年侠士混藉舞会邀请法吉玛跳舞，两人一见钟情，难离难舍，月下幽会，海誓山盟，私定终身。在一次幽会中侠士被捕，被判终身监禁。囚禁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孤岛上。法吉玛立志不嫁，终日以泪洗面，循入空门痴心翘首等候。侠士以爱情的坚定和勇敢不断在狱中挖掘地道寻机越狱。漆黑幽深的大牢，只有一年一度从远处传来新年的钟声，才知道又一个新年的来临，每当他听到钟声就在阴暗潮湿的石崖上深深地刻出一道印痕。在他刻到第十五道印痕时，他终于听到了大海的涛声和迎面吹来弥漫在空气中的海水咸潮。他奋力地撬开最后一块山石钻了出来。他兴奋地高声地喊着法吉玛的名字朝大海奔去。我问她：看没看过这部史诗影片。她茫然地说：她没看过。我于是沿着故事大体情节凭借着我的想象，加油添醋的加以发挥，说得天花乱坠海动山摇。她象一个可爱中学女孩似的倦缩着靠在何的床头墙壁上，噙着满眼的泪水听我讲完这个凄美而勇敢的爱情故事。当我送她外出走过科里大门沿着公路向她单位走去已是临近第二天的凌晨。在路上我向她真实地告诉了我的右派身份，和对未来不可预测的生存状况思虑。走了一段她突然止步，抬起头来望着我，高高的发着澄黄路灯的，光映在她的脸上显得那么柔美和温暖，眼里却透视出“湘人”的固执与坚定，瞬间在我心里却被这种神情如鹰击长空掠过的投影有些惊诧。她说，“谢谢你能亲自坦白告诉我你的不幸身世。他们都向我说过，我知道的。我想每个人都难一帆风顺，早错比晚错好，也许有些错或是历史的误会呢。好了，不说这些。你讲的故事真太感人了，以后我还想听。再见！”她摇着小手转过身扭动着那好看的腰身如株风中摇曳的百合花，悄然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