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
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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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随后，在仁宗主持的殿试中，蔡襄高中二甲第十名，赐进士出身。这同样是一届龙虎榜。排在蔡襄后面的，还有个大人物。二甲第十四名，欧阳修，大政治家、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比蔡襄年长，时年23岁。不过，其科举之路要坎坷的多。在此之前，他在17岁、19岁时，两次名落孙山。
蔡襄、欧阳修，同榜进士。他们是同年。
虽是同年，虽然年长，但欧阳修终身对蔡襄推崇备至，无论书法、还是茶道，一以贯之。蔡襄的才情，可见一斑。
以欧阳修为镜，可见蔡襄，这个福建乡下少年，科举之路何其顺遂？又岂止是欧阳修，多少饱学大儒，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在这条路上称心如意。
少年得意，天赋之外，更多的是天赐。
天赐，可遇不可求。
说起来，少年得意这件事，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能少年得意，一直得意，终身得意，甚好。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少了。就怕是少年得意，之后一直往下走。高开低走，出道即巅峰，对人生，实在不是件愉悦之事。
对少年蔡襄来说，短短数月间，从默默无闻到天下知，恭逢盛世又金榜题名，人生美好，不过如此。在他前面，是个新世界。
蔡襄，昂然步入仕途。
横跨两宋，繁盛百余年的福建蔡家，其辉煌由此开始。
初入官场的蔡襄，被朝廷派往漳州、洛阳等地历练。几年后，因为勤于政事、颇有政声，便回到京城任职。再回东京的他，虽年长了几岁，却依然血气方刚，对朝政更是跃跃欲试。
对做官的人，京城到处都是机会。对做事的人，京城到处都是旋涡。对正直敢言的人，京城到处都是深坑。
年轻、敢言的蔡襄，很快就卷入了朝廷的是非。
其时，宰相吕夷简擅权营私，朝臣多有不愤。范仲淹上书力谏，却反遭吕夷简构陷，被贬至饶州。朝中两位大臣名为其鸣不平，亦被逐出朝廷。欧阳修致书朝廷谏官高氏，指责其无所作为，亦获罪被贬。
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岂非咄咄怪事？
目睹这一切，年轻的蔡襄义愤填膺，激愤之下写就《四贤一不肖》诗五首，称颂范仲淹、欧阳修等四人为贤者，痛斥谏官高氏为不肖。诗成后，京城内外士民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就连出使大宋的契丹使者，也特意买了诗作带回辽国。
在诗里，蔡襄言到：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倾。这君子小人之论，辛辣异常，一针见血。虽千百年后，读之依然振聋发聩。
蔡襄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后世赞为“庆历名臣”，与他这次仗义执言，大有关系。不过，在当年这却是非常凶险之事。以范仲淹的资历，犹被诬陷贬官，何况蔡襄这只官场菜鸟。
果然，朝堂之上，蔡襄很快就成了对方火力的焦点。
政治纷争，正义和奸邪，自然有之。但其中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标榜正义之人，未必就是正义。众人眼中的奸邪，未必就是奸邪。利来，利往，都是利。
年轻人，往往只看到正义的旗帜，就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这固然是勇气。但终究，缺失了些智慧。在官场之上，遇事等一等、看一看，永远是不过时的智慧。
年轻的蔡襄，险象环生。好在，有韩琦的出手力保。
更重要的是，他遇到的是仁宗皇帝。
蔡襄的人生第一课，有惊无险。

@沃野千里2019 2020-04-05 15:06:31
未央兄文笔好好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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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雨声。
声声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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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多年后，当蔡襄追忆年轻时的这次凶险，或许会另有感悟。至少，会为自己的武断和轻率而有一丝悔意。
回过头来，探究下这件事的本质。
其本质，仍是党争。党争，自古有之。无论是非之争，还是意气之争，都是利益之争。有正邪之说，却未必正邪分明。
看看双方。一方是以宰相吕夷简等为首的保守派，一方是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为首的革新派。保守、革新，原本只是中性词，路线不同而已，并没有褒贬之意。只是在加入道德属性之后，才变得泾渭分明。
只不过，范仲淹等人，后来成了千古传颂、声名远扬的名臣，他们的革新事业，更多了几分正义感，他们的身躯，也变得更加伟岸。而他们的对手，就真有那么不堪吗？真的未必。
就拿吕夷简来说，当年刘娥临朝听政，跋扈专权，甚至一度欲行武后之事，他为宰相，左右周旋、上下调理、内外呼应，护住了仁宗，保住了大宋基业，这岂是常人、又更岂是奸人？仁宗对他的宠信，固然有自身的感激，更多还是对其治国能力的肯定。
欧阳修曾批评吕夷简，权欲过重，打击报复政敌，天下人都畏惧他。这应是实情。不过，既在官场，政敌相互攻伐，这又岂非常态？而他的打击，并非一棍子打死，很多人事后依然可以复出，甚至得到重用。包括对范仲淹。当宰相，需要这般气度。
当宰相，更需要智慧。
据说，有次仁宗生病，许久未上朝，病愈后急召大臣。宰相吕夷简接到诏令后，缓缓而行，拖延了些时间。见面后，仁宗有些不悦，问道，爱卿何故珊珊来迟？吕夷简答，陛下有恙，天下忧心，今日忽见大臣，臣等如急速来见，恐引起众人猜疑，引发朝野震动。仁宗闻之，深以为然。
一言一行，心系天下。吕夷简，不愧宰相，更不愧名相。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吕夷简始终身处政治中心，在仁宗朝三度拜相，前后执掌国政21年，殊为不易。而仁宗朝的盛世，他这个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更功不可没。
吕夷简死后，与名将曹玮配享宋仁宗庙庭。一百六十年后，南宋理宗绘二十四功臣神像，悬挂于昭勋阁，吕夷简位列其中。
这是对其一生功绩的评定。吕夷简，当之无愧。
如此，再来看看范仲淹与吕夷简之争，所谓革新与保守之争，真的就是那么黑白分明吗？饱经世事的蔡襄，或许只能长叹一句，当年还是太年轻了。
年轻人，天性喜欢新东西，总想砸烂一切，建立一个新世界。殊不知，这天下从来没有新鲜事。所有的旧世界，曾经都是新世界；所有的新世界，终会成为旧世界。其实，世界根本没有变，变得只是人罢了。
这些简单的道理，却是很多人一生的经验，是饱经苦难和伤痛，甚至是碰的头破血流才得来了。他们总想把经验告诉年轻人，可年轻人，总以为这都是过时的老黄历。一代复一代，代代如此。
在当年，年轻的蔡襄，或许也会认为，他能留在京城，毫发无伤，靠的就是正义的力量，还有同道君子的团结互助。
事后，他约上同年好友欧阳修，一起去了韩琦的府邸，表达感激之情。一番热血言论，一番慷慨陈词，年轻人更加热血沸腾。这激发了他更大的斗志，梦想建立更大的功绩。在他眼里，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大王朝，充满着腐败的气息，他要大干一场。
午后的东京，阳光灿烂，离开韩琦府邸时，阳光晃的蔡襄有些睁不开眼。他意气风发，昂首向前，步伐坚定而执着。他满心以为，这是在奔向新世界。

凄风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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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蔡襄的新世界，也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新世界。
这些人，都被称为“庆历名臣”。
当然，这都源于那场著名的变革，庆历新政。
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从公元1041-1048年，共八年。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开篇即是“庆历四年春”，正是庆历新政之年。在文章中，除了为天下苍生请命的济世情怀，那种百废待兴、奋发图强的雄心和壮志，一样跃然纸上。
事情，还得从前一年说起。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这时朝廷内外的格局，与当年蔡襄作《四贤一不肖》时，已迥然不同。
朝廷内，宰相吕夷简已垂垂老朽，不久将离开人世。
朝廷外，宋与西夏的战争，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皆败，损兵折将，举国震动。辽国也乘机讹诈，亏得富弼出使，以增加岁币的方案稳住了辽人。
内外交困下，朝廷求新求变的氛围空前高涨。革新的呼声，风起云涌。深感忧虑的仁宗，顺势将深孚众望的革新派领袖人物，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召回京城问计，期待他们有所更张，永固太平天下。
有了皇帝的加持，革新派雄心万丈。
范仲淹在奉诏后，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洋洋洒洒提出了十项革新措施，罢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这些措施，涉及吏治、科举、武备、民生等，称的上是一揽子改革方案。
方案一出，朝堂内外革新派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蔡襄，时年31岁，刚过而立之年，马上作诗表示祝贺。这在当时，是极具政治信号的举动。通俗的说，就是表态站队。上次作诗，蔡襄就已经进入了革新派的视野，此时表态，更是得到了革新派的热情回应。
当时，欧阳修正担任朝廷谏官，他极力向仁宗举荐蔡襄。弘大的革新事业，正是用人之际。很快，朝廷诏书下，蔡襄也被任命为谏官，与欧阳修等四人并称“翰林四谏”。
蔡襄，这个曾经摇旗呐喊的拥趸，正式成为了革新派的核心成员。在范仲淹等人的带领下，这些青年才俊，以文为剑，仗义敢言，在东京城内掀起一股青春风暴。
在一片欢腾声中，新政的战车轰隆起步。
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惜，战车未行进多远，就抛锚了。
仅仅一年四个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亲历新政，就寿终正寝。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核心人物，纷纷被贬官离开了东京。后来者蔡襄，也未能幸免。
32岁的蔡襄，被贬回老家福建为官。
从繁花似锦，到一地鸡毛，快的让人有些恍惚。
离京的时候，阳光依然灿烂，可一年前的意气风发，已了无踪迹。什么是翻云覆雨，什么是沧海桑田，蔡襄，人生第一次有了深刻的体悟。
家乡的山水依旧、故园的茶香依然。蔡襄把心思都放在故乡的茶上。也正是在此时，他精心做出了小龙凤团茶。
有时候，他还是会张望着东京的方向，苦思冥想。
庆历新政，为何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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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
有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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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里面至少有几个原因。
所谓新政就是改革。首要的是吏治，也就是官员的问题。
自古改革，最难的都是吏治。攻下了这座山头，事半功倍，倒在这座山下，只能功败垂成。可惜，倒下的多，过关的少。
范仲淹，饱学大儒，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方面，应该下了大力气，做了很深的研究，十项革新措施，至少有五项直接与吏治相关，不可谓不重视。
效果怎么样呢？有个小故事，或许能说明些问题。
据说，新政开始后，范仲淹拿着朝廷官员名册，一个一个的认真核对，严格把关。凡是他认为不合格的，大笔一挥，一律革除。左一笔、右一笔，挥个不停。这让旁边站立的欧阳修惊惧不已。他忍不住地说，您这一笔下去，就有一家人要痛哭。范仲淹听后，微微一怔，朗声答道，一家人哭，总好过一国人哭。
好个范文正公，大义凛然，掷地有声。
可惜，他忘了，成功的改革，一定得找到最大公约数，凝聚更多人的力量。多个人支持，改革就多一份胜算。多个人反对，改革就多一份风险。而这成片哭声的背后，都是反对的力量。
吏治革新，之所以难，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官员的得失、升降和荣辱。而每个官员背后，又都是一个牵扯着同乡、同年，亲族、家人的庞大群体。牵一发，动全身。
吏治革新，也绝不是简单的杀一批、抓一批，贬一批、流一批那么简单。对这些官吏们，也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该改的当然要改，但一定给要给出路。你拆了人家的庙，砸了人家的碗，总得给点救济，或者指条吃饭的路。
吏治要改，但官吏绝不可弃之不顾。都说改革成功与否，有赖于人心向背；而这些官吏的背后，同样也是人心。
如果范文公正，能听到那些官吏和他们家人的哭声，在改革措施里，多加上些安置条款、多给出路，让他们有所归依，至少能降低他们对新政抵制和反扑的烈度。
很多改革者，并非不明白这些道理。只是，他们过于自信了，或者说，这是改革者的傲慢。他们一旦掌握了变革的权力，就忘了曾经被打压的艰辛。他们还过于相信所谓正义的力量，以为只要竖起正义和道德的大旗，保守派就会溃不成军、土崩瓦解。
溃不成军是可能的，但土崩瓦解就未必了。
事实上，那些被作为改革对象的官吏，很多人并非不知道国家的弊政、新政的必要。他们中的多数人，作为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想富国强兵，也是支持新政的。前提是，新政也要保护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被针对的对象，被砸了饭碗、名利皆无，一家人流离失所、没了活路，他们能怎么办？
保守派的这些境遇，改革派自然知道。但是，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在这其中，正享受着权力肆意的快感、正义昂扬的愉悦，还有对保守派打击的惬意。他们享受这样的过程。很多人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想着，那些人活该。
这时候，对保守派来说，就不是改革与否的事，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唯一的路，只能重新抱团，拼死反扑新政。与其说，他们是在反对新政，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而为了生存的斗争，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
庆历新政，在这些人的强烈反对中摇摇欲坠。
不过，最后压倒新政的，还不是他们，而是新政的发起者。
仁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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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仁宗，是改革的发起人。
没有他的强力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只能继续在西北窝着，被李元昊牵着鼻子走，又哪来的庆历新政呢？
不过，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仁宗出尔又反尔，失信于朝野，似乎不应是明君所为。这点，仁宗又岂能不知？不过，他也是没办法。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危机。
朋党之祸。
这也不是个新问题。有政权，就有政治。有政治，就有朋党。有朋党，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兴衰。自古亦然。
中晚唐的牛李党争，血淋淋的教训，让武将出生的宋太祖，都对党争忌惮不已。刚取了天下，太祖就下诏，禁止及第的举人、进士与主考官以师生相称。他给了这些人更响亮的名字，天子门生。这是在诏告天下，官员都是天子的臣属，唯有服从、服务于皇帝，而不可三五成群，结成一党。
这是大宋不成文的家法。后世为君者，莫不以为遵循。
再看庆历新政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以范仲淹为首，韩琦、富弼、欧阳修，还有蔡襄等，他们为了新世界，同仇敌忾、和衷共济，相互敬重、互为推崇，展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
这种力量，化成了新政的蓬勃动力。让改革生机勃勃，势不可挡。让反对的人，那些保守派，纷纷败北，溃不成军。
为了生存，保守派拼死向仁宗进言，试图阻止新政。可惜，说不到关键处，怎么都无济于事，也动摇不了仁宗。直到，他们亮出了杀手锏，朋党之论。此论一出，仁宗一怔。此论反复，仁宗狐疑。
再观改革派，面对保守派的杀手锏，始终不以为然。他们继续扛着新政和正义的大旗，攻城略地。改革派的重臣，蔡襄的好友欧阳修，还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雄文《朋党论》。
不愧是大文豪，欧阳修的文章，洋洋洒洒数千言，纵论古今、旁征博引，就是告诉仁宗一句话：我们就是朋党，但我们是君子之党，重用了我们，就会天下大治。
看的仁宗，倒吸一口凉气。居然，连起码的掩饰都没有。
你说，你们是君子，所结为君子之党。何以为证？
人心隔肚皮啊。
白居易有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未篡之时，都是周公；篡了之后，均是王莽。何况，还有一党。若在以前，还有吕夷简，他可以制约和牵制范仲淹等人。如今，改革派已无人可敌。
国家有弊，不过癣疥之疾；如果肘腋生变，就会天下倾覆。殷鉴不远。何况还有祖宗家法。仁宗焉能不狐疑？
两害相权取其轻。仁宗动了悬崖勒马的心思。
皇帝的心思，当然会有人读出来。
仁宗只需一个理由，或者说一个借口，就可以改弦更张。很快，就有人递上了借口。
夏竦，李元昊在西北的手下败将，他及时向仁宗进言，说改革派重臣富弼欲行伊尹、霍光之事，私撰废立诏书。
夏竦的上书，杀气腾腾。行废立，就是谋反。说改革派要谋反，仁宗是肯定不信的。不过，作为借口，这个理由足够了。
关键时候，还是家法重要、祖宗江山最重要。
夏竦上书后，京城顿时流言四起。虽然仁宗没有做出反应，但范仲淹等人已惶恐不安，他以西夏扰边为由，请求外放。仁宗，则顺势下坡，准了范仲淹所请。接下来，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重臣，先后被贬，陆续离开了东京城。
人亡政息。
人都走了，庆历新政彻底失败，新法也俱被废止。

(37)
无论是吏治，还是朋党，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
如果说，庆历新政，由人而兴，又由人而败，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如果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我们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庆历新政，或许还能发现，其之所以失败更本质的原因。
庆历新政，其背景，是国家内忧外患，其目的，则是富国强兵。范仲淹拿出的十项措施，也都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但这些措施，是否可行呢？
比如说，明黜陟，就是要改革官吏的考核升迁。
在仁宗时，官员考核升迁采用磨勘制度。这项制度，起于唐，宋延续之。作为一项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其最初设计相当严密，包括一系列的考核指标，还有一系列的程序把关。但是，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熬资历、熬年头，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
范仲淹觉得这样不行，得改。他提出官员升迁，不能靠资历和年头，得考核政绩、严格把关，要拿实实在在的政绩说话。应该说，范仲淹问题看得很准，但是开出的方子却注定失败。
原因很简单，没有可操作性。
如何考核官员政绩，直到21世纪，仍是令世界各国头疼不已的问题。何况千年前？这项工作要做的细，无非就是加上一系列的关键指标，填一堆表格、报一堆数，再层层把关。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更加注重道德管理，而不注重数据管理。没有这样的习惯，也缺乏这样的工具。道德管理的优势，只需要定性，大体上差不多就行。数据管理，准确，甚至是精确就是必然的。
官员精准的绩效考核，以宋朝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即便从技术层面，也是不可行的。再说，即便技术上能做到，指标都全、数据都有，就能把一个官员真正考核出来吗？
磨堪制度，唐宋沿用几百年，为何到后来只剩下“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原因很简单，相比那些难以确定的东西，这条最有可操作性。
年限，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可能今天，他资历老，占了便宜，但是没关系，过几年，你资历够了，你也会占便宜。岁月和时间，最终抹平了一切。
在官员晋升上，时间和资历，可能是最公平的了。
其实，任何一项制度，都得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体制、科技水平下去衡量。脱离了这个去评价，都是有失公允的。没有好与坏，只有特定的条件下，适合与不适合。
从改革的角度，不仅是官吏考核，还有其他各方面，范仲淹确实看出了问题。但是，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超越了那个时代。
很多时候，我们回望古人，会为很多问题着急，觉得古人怎么那么迂腐，如此明显的问题都不去改。其实，不是古人傻，而是那样做，最符合他们当下的实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也有一代人的宿命。
也正因为如此，改革者，或者说改革的精神，永远是最可贵的。改革者，很多都是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往往拥有着超越时代的眼光和视野，更有着改变时代的勇气和魄力。
但为何，历史上的改革，又多以失败而告终？保守力量强大，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改革者即便拥有了超越时代的视野，但却很难用超越时代的措施，来改造当下的社会和政治。
看的到，却做不成。这让改革，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成功的改革，多是有所妥协的改革。成功的改革者，不仅能看的远，但更知道向时代妥协。他们不奢望做彻底的、系统性的、全盘性的改革，而是一件一件地做、做一件成一件。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莫不是如此。
可惜，很多改革者，过于自信，过于激烈，过于理想化。改革者，在历史上，多数留下的是悲情的背影。除去性格的因素，归根结底，是他们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超越时代的人，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
尽管，改革者，功成名就的少，功败垂成的多，但是，他们依然是令人尊敬和景仰的。他们深邃的目光、开拓的勇气，创新的精神，永远令人钦佩，永远激励着后来人。正是这些改革者，不停地拓展、不断的前行，最终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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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这场庆历新政的大戏，让无数人看得惊心动魄。
其中，有个年轻人，刚刚中了进士，踏入官场。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安石。
很多人说，庆历新政如同王安石变法的预演。可见，年轻的王安石看戏有多么入迷，又是多么有心得。历史，就是这样有因有果。不过，从看戏的，到唱戏的，王安石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
王安石是看戏的，蔡襄则是又看又演。
后来挤上台的蔡襄，亲眼目睹了这场大戏，从开场到落幕的全过程。其中的意气风发、惊心动魄、胆战心惊，历历在目。
虽然也唱戏，但蔡襄并非主角。最后戏演砸了，自然也轮不着他负主要责任。而且，就事论事，虽然新政失败，但蔡襄个人的戏演得还是不错的。
在改革者的队伍里，年轻的蔡襄，以直言敢谏著称。他是谏官，主要是为改革摇旗呐喊，为新政制造舆论，威慑保守派。不过，以言为刀，以文为剑，一样刀光剑影，一样险象环生。
蔡襄的利剑，不仅指向权贵。甚至，面对仁宗，他也丝毫不畏惧，敢于当面直谏，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若触之必怒而杀人。向皇帝谏言，又被称为犯龙鳞，从来都是高风险的事。蔡襄学问极好，这其中的凶险自然明了。
说到给天子提建议，就得说说董仲舒。提起董仲舒，大家都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连向皇帝提建议这样高风险的事，都被他玩出了新花样。甚至，他还将这件事，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天人感应学说。
这个学说，董仲舒不是发明人，其源有自，但他将其系统化了，神化了。当年，他在答汉武帝策问时，系统阐述了天人感应之说。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行为和上天是有呼应的，人的行为能感应上天，而上天又能影响人事、发出警告。后来，他作《灾异之记》时，直接以天下的灾害隐喻皇帝的过失，认为人间的灾异，就是上天对皇帝德政不修的谴告。
这招很绝。董仲舒，一方面借着上天，将皇帝推向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同时，又用上天来制约天子的言行举止。这就好比《大话西游》中，让至尊宝戴上金刚圈成为齐天大圣，一方面法力无边，一方面又受到金刚圈的制约。
雄才大略如汉武帝，自然看出了董的用心，一怒之下，甚至要杀了他。不过，汉武帝最终还是没能禁住诱惑，权衡利弊，接受了这套学说，戴上了金刚圈。
从此，天子更加尊贵，但以天象灾异来劝谏皇帝，也成为仕人和言官们手中的利器。这是一种平衡，或者说是一种交易。皇帝可以是九五之尊，但若施政有失、天下有大的灾异时，皇帝也必须出来向上天承认错误。
这就是蔡襄手中的剑。
作为谏官，面对天下灾异，他剑指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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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仁宗朝，虽然天下太平，号称盛世，但也绝非天下无忧。除了西北军事失利，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全国各地灾情也时有发生，如东京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等，灾区百姓生活困苦，朝廷却赈灾不利，民间怨气很重。
这就是蔡襄的职责所在了。他当面向仁宗进谏，称天下灾祸连连，正是由于皇帝听信谗言，不能爱民如子，加之人事不修，贪官横行所致，劝诫仁宗修身养德、洁身自好，亲贤臣、远小人。如此直言不讳，把包括欧阳修等人，都惊的冷汗涔涔。
平心而论，宋朝地域广大、幅员辽阔，境内有自然灾害也是难免的事。蔡襄所言，虽是职责所在，又是经典的儒家理论，但多少有些冤枉仁宗了。而且是当面揭短，仁宗再好脾气，也是脸色铁青，怒发冲冲。
不过，仁宗到底还是大度，事后回过味来，不以为忤，反而心中欢喜。毕竟，有明君才有直臣，有直臣才有利江山社稷。他亲自手书“君谟”二字赐给蔡襄，这便成了蔡襄的字。君谟，就是为皇帝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的意思。
据说，后来有个进士名叫君谟，被仁宗所知，还强令他改了名。在仁宗那里，君谟只能有一人，那便是蔡襄。他对蔡襄的喜爱，可见一斑。
蔡襄冒死进谏、仁宗赐字激励，君臣二人有来有往、相得益彰，堪称绝妙。这真是大不易。所谓盛世景象，大抵如此。
历朝历代，多有盛世。至少史书是这样写的。
不过，这盛世与盛世，大有不同。有的盛世，物质繁华、金玉满堂，但是不自由，甚至不能随便说话，说少了，没吃的，说多了，命就没了；有的盛世，可能看上去没那么光鲜耀眼，但是该说啥说啥，想骂还能骂，骂的对，当政者能改，骂的不对，当政者也是一笑而过。
说起来，盛世又岂在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如果摆脱不了生理需求，上升不到精神层面，那所谓盛世，不过说辞罢了。说到底，盛世在于衣冠、在于文化，在于人的风骨，在于内心的自由，在于包容，甚至是包容失败。
正因为恭逢盛世，即便新政失败，蔡襄作为台上唱戏的，也能毫发无损。不仅如此，还能身在故乡茶园，一杯茶、一帖字，追忆京城往事，总结新政得失，日子过的逍遥而自在。
蔡襄，是个有福之人。
唯一令他难过的，这期间，父亲去世了。按制，他去官回乡丁忧三年。虽三年不问政事，但仁宗没有忘记他。丁忧刚满，仁宗就下诏，让蔡襄回了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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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老朋友回归。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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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再回东京时，蔡襄已近不惑之年。
在京的几年时光，蔡襄过的并不愉快。
京城，永远是个大染缸，也永远是个名利场。看过了新政的大戏，品过了家乡的醇茶，尝过了生死的别离，蔡襄变得安静了，也似乎有了些精神洁癖。
精神洁癖，对官员来说，是极其昂贵的。身在官场，不流于世俗、不精于应酬，任你才华横溢，也是难以纵横驰骋。
京城的空气，对他来说，有些浑浊了。
东京城，蔡襄越发住的不习惯。
这期间，仁宗还给他了出了个难题。
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去世了。前文说过，当时宫中是曹皇后，仁宗却执意要追封张贵妃为皇后，并以皇后之礼下葬，还罢朝七日哀悼。此事明显与礼制不合，朝堂上一片哗然。
蔡襄追随范仲淹等，多次上书，要求仁宗不要逾礼。仁宗痛惜张氏，不听劝谏。不仅不听劝，哀痛之中的仁宗，还令蔡襄为张氏书写《温成皇后碑》。
仁宗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张氏之事，朝臣们有抵制。所以，他是私下找的蔡襄，而非下的诏命。都说，天子无私事，天子一旦有私事相托，自是天大的恩宠。对臣子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有机会为天子干私活，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蔡襄，却不领情，巨大的机会，拱手相让。他推辞说，这不是其分内事。仁宗有些伤心。对蔡襄，他可是有赐字之恩的。
蔡襄推辞的理由，也根本站不住脚。
当年，仁宗舅舅去世，就是其生母李宸妃的弟弟。出于至孝，仁宗将舅舅的葬礼办的极其隆重，还让蔡襄亲自书写碑文。蔡襄奉诏，兢兢业业制成《元舅陇西王碑文》，文字精妙、书法飘逸，仁宗甚爱之。
过了几日，沉浸在对张氏思念中的仁宗，又找来蔡襄，旧事重提。任凭仁宗泪眼朦胧，蔡襄始终沉默，一言不发。仁宗也只好叹息作罢。
蔡襄是个深明大义之人，若论私心，他对仁宗应是感恩戴德。但事关朝廷礼仪，他选择了坚持原则。当然，这更需要仁宗的大度。换个皇帝，换个朝代，蔡襄纵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或许，是出于内疚，蔡襄越发不想住在京城了。七年的福建为官生涯，也让蔡襄更加眷恋故乡。此事不久，他就以老母年高，思念家乡为名，多次请求回到故乡为官。
仁宗挽留了几次，见蔡襄执意要去，也就准了。
43岁的蔡襄，再次离京。
如果，他能知道，这次的归途有多凶险，他一定会改变主意。哪怕京城的空气再浑浊，他也会坚持住下去。那样的话，或许很多事就不会发生了。
可惜，他没有后悔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