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回 当年黄埔分明在 风雨同舟忆归游
诗云：
不怕扫墓人白头，
中山凌树绿悠悠。
当年黄埔分明在，
风雨同舟忆归游。
1926年3月13日，陈毅与李大钊出席在清华园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发表演说，宣传共产主义学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军阀的罪行。3月14日参加国民反日大会，愤怒声讨日军炮击大沽口的暴行。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召集紧急会议，为反驳和抗议英、美、法、日、意、西、荷、比8国横蛮要求段祺瑞政府和国民军在44小时内拆除天津至大沽口之间防御工事的最后通谍，决定在3月18日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大示威；被派作为代表之一赴国务院交涉，敦促段祺瑞政府驳回8国通谍。
18日，陈毅参加天安门国民大会。会后，示威游行队伍遭反动军警血腥镇压。陈毅身在前列，临危不惧，救护同学。当晚，参加在北京大学一院召开的有北京市200余团体出席的联席会议，组织了“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19日，陈毅为 召开了北京特别市党部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惨案善后委员会”，发表告中外民众宣言，派代表赴上海、广东、长沙、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宣传惨案真象。此后，陈毅全力投入有关宣传、联络和善后工作。
国共进入第一次合作时期后，1926年8月陈毅受命改造杨森部队，8月25日到达万县杨森的司令部。与此同时，朱德也受委派抵渝“统战”杨森。当天，在杨森的安排下，陈毅与朱德相见，这是两位中国革命元勋的第一次见面。此时的陈毅与朱德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共产党员身份，但两人一见如故。不久，陈毅接到万县地下党组织这样一个通知：“有一名党内的重要同志要见你，请你明天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万县分公司接头。”第二天，陈毅来到接头地点，门前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朱德正微笑着等候在那里。得知对方也是党内同志，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8月29日，英国大古公司轮船在云阳长江江面浪沉杨森部载运军饷的三艘木船，58名官兵和船民淹死，8.5万枚银元沉江。事发后，杨森向朱德、陈毅问计，两人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措施，要求英国严惩祸首，赔偿损失。第二天，杨森扣留了英国大古公司两船以作交涉。9月1日，英方同杨森谈判，要求释放被扣船只，对赔偿事项却只字不提。为了坚定杨森的决心，9月4日，朱德陈毅主持了数万人参加的万县各界群众抗英大会，发出了由陈毅起草的《万县雪耻会宣言》，通电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纷纷声援。
9月5日，英舰“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和武装轮船“嘉禾”号进泊万县江岸，强行劫夺被扣的轮船，开枪打死守船士兵。杨森部队按事先的命令给予回击。英舰劫船受挫，当天下午5时48分，竟用舰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轰击，造成中国军民死伤1000余人，民房商店被毁1000余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
事发后，朱德、陈毅力促杨森抵抗，杨森命令炮兵向英舰还击。在众炮轰击下，英舰负伤拖着浓烟逃去。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长江上向英舰作战而迫使其逃遁的壮举！朱德、陈毅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永远载入了史册。但是杨森在吴佩孚越来越严厉的威压之下逐步降低了抗英的调门，这场斗争以虎头蛇尾告终。
1926年10月前后，陈毅经中共重庆地委安排，去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不久，在重庆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川负责军事运动的。陈毅参与了顺（庆）泸（州）起义的组织工作，并准备担任起义军的政治部主任，起义军的总指挥为刘伯承。1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成立，地委书记、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杨闇公兼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军委会决定：泸顺起义于12月5日举行，顺庆、合川首先发动，泸州随即响应，并以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1路司令，秦汉三、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分任第2、3、4、5路司令；起义后，泸、合军队开赴顺庆，集中整编，再挥师入豫，配合北伐军主力会歼北洋军。为作好起义准备，夏秋之际先后派童庸生、邓作楷、陈毅等分两批到泸作调查、策反工作。军委会利用四川省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驻泸第2、4、10三个混成旅之间的矛盾，决定以倾向进步的袁品文第4旅为基本队伍，联合陈兰亭第10旅，消灭赖心辉心腹李章甫第2旅。11月下旬，赖心辉知悉袁、陈与李不睦，袁思想左倾，陈素忌李，令袁移防江津，以图分而取之。袁即与陈密定于12月1日提前起义。当日驻蓝田坝的袁品文以邀请军政长官参加其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为名，将李诱捕。

12月1日16时许，袁、陈两部宣布起义，所部连夜分头号占领全城，李部各团被击溃缴械，其第2团团长张陶斋毙命，旅参谋长黎剑侯逃走。12月2日，袁、陈通电全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4路、第5路司令，成立联合办事处。各地陆续发来贺电，一些川军将领通电脱离北洋军阀。7日上午，泸城各机关团体120多个单位及各界人士6万多人，在小较场集会庆祝起义胜利。12月3日， 顺庆随即起义，军委会急派刘伯承赶赴顺庆指挥，陈毅赶往泸州督促起义军北上会师。但陈兰亭贪恋泸州巨额盐税，不愿离开，袁部团长皮光泽亦不愿北上，经陈毅及川军元老陈达三等先后督促俱无效。顺庆起义军因遭军阀重兵围攻，不幸失败，余部撤往川东。
1927年1月中旬，军委会在万县开会，决定刘伯承赴泸指挥起义军。刘星夜抵泸，于24日发出总指挥部布告，随即着手整顿军政、民政；设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总揽军、政、财、文大权；整编队伍，增设第6路，升皮光泽为司令；并在各路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营、连设党代表，实行官兵平等，废除体罚；在部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教育；加强军训，整肃军纪；开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培训骨干；整顿地方财政，废除苛捐杂税，惩办贪官污吏，发展农商；组织学生深入街道乡村广泛宣传国民革命，争取、团结各界人民支持起义军。刘还亲自到各团和学校演讲，宣传十月革命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地策动四川军阀反共，密令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消灭川境之（革命）力量”。 3月31日，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杀害杨闇公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400多人，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遭到彻底破坏。4月5日，刘湘组织“川黔联军”，令赖心辉为总指挥，率部围攻泸州。7日，起义军总指挥部发布戒严令，着手反围攻准备。9日，刘果断决定将驻纳溪、小市、蓝田部队撤入泸州城内，集中兵力守城，以陈部守东南面，袁部守西北面，皮部守陆路要隘龙透关；在长、沱江临城一岸水中置浮木、暗桩、渔网，岸上挖陷阱，内插竹签；在忠山设炮兵阵地，四周城墙上置机枪、迫击炮；夜间以电影放机改装的探照灯不时照射江面。刘精心部署，严密设防。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公开叛变革命。13日起义军指挥部在澄溪口河坎召开万人大会声讨蒋介石和刘湘的反革命罪行，动员军民反击军阀围攻，通电全国，表示起义军“官兵士卒，万众一心，城存则存，城亡则亡，正义所趋，毫无反顾。”的战斗决定。此时，联军16个团约4万人诈称10万，四面包围泸州。赖心辉（二十二军军长）的两个旅布阵于小市、关门坎、连云洞；刘湘的李雅才师进驻立石，鲜英师进驻胡市；黔军周西成（二十五军军长）的毛光翔师和泸县肖镇南民团数千人驻沙湾一带。初由于武汉国民政府和舆论的谴责，刘文辉二十四军按兵不动，刘湘部担心杨森二十军袭重庆，联军未敢攻城。
4月下旬，刘湘与杨森、刘文辉、赖心辉等联名通电拥蒋，刘文辉且调派冷寅东3个旅驻况场至龙透关间，刘湘遂调整兵力，下令攻城。赖心辉指挥联军多次从水路进攻均被击退，乃组织“敢死队”从陆路轮番攻击。刘伯承亲临龙透关指挥，将赖军击退。时中共泸县特支组织川师、泸中等校师生救护和慰问伤员，群众为守关将士送水、送饭，赠送书有“革命军队、伟大力量、以一当十，其气自壮”的布伞，鼓励官兵奋勇杀敌。

第七回 如此精神值赞颂 优良传统要扬承
诗云：
神舟昏暗虎狼凶，捍卫国家意志雄。
学子斗争惊列寇，豪杰攻打震华庭。
反封反帝风云涌，休课休劳波浪凶。
如此精神值赞颂，优良传统要扬承。
1927年4月30日晚，风雨交加，联军由水路发起全线进攻，炮兵向城内猛烈轰击，步兵从小关门、馆驿嘴、碗厂、小市等处渡江攻城。起义军顽强抵抗。激战至晨，联军惨败，船筏多被毁伤，士兵被俘70余人，死伤甚众，士气大挫。5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在吴玉章力争下正式宣布泸州、顺庆起义军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任命刘伯承为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川军将领李家钰、黄隐、陈鼎等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谴责军阀重兵围攻泸州武装同志，企图消灭吾川之革命势力。赖心辉进退失据，求救于刘湘，刘乘机迫其交指挥权。5月4日，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5路总指挥，继又任命杨森为前敌总指挥。12日刘湘通电“讨伐”起义军，增派王陵基、张华封等师旅赶赴泸州，周西成亦增派黔军1个旅至泸。在“三•三一”惨案中肆虐逞凶的（江）津、巴（县）民团亦鼓噪而至，欲图大规模围攻。但因慑于起义军军威，刘、赖、周又各怀异心，因而迟迟未行攻击。
其实起义军长期被围困，几至弹尽粮绝，官兵、市民食不果腹，陈兰亭、皮光泽悲观动摇。陈并暗中勾结联军，阴谋劫持刘伯承交联军邀赏，因遭袁品文等反对未遂。中共泸县特支和袁品文等力主刘伯承撤走，刘遂于5月12日拂晓偕韩伯诚、周国淦秘密离泸，辗转赴武汉。17日，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宣布接受刘湘改编，复因疑惧刘湘，于5月23日夜率部撤离泸城，乘船经合江入黔，后被周西成、杨森分别收编。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失败。5月10日，陈毅逃离虎口到达武汉，与中共中央军委取得了联系，军委分配他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党的工作，公开身份是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秘密身份是中共校党委书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步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送给汪精卫看，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看后暂时没有表态。他向罗易说明：“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 团看了后再作答复。”随后，他把这份文件给在武汉的 团成员看，仅对谭平山保密。6月10日至11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会后，汪精卫便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加快了分共的步伐。他回到武汉，即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成员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认为讨论的不仅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还是过些时候”。
6月中旬，唐生智的主力部队从河南撤回武汉，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接着，唐生智以“解决湘事”为名回到湖南，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攻击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
同日，何键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南京方面对何键的反共训令表示欢迎，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反共产的理由材料，都要来得新颖切实”。何键继续煽动说：“民众的敌人，是万恶的共产党。三民主义的敌人，也是万恶的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鉴于汪精卫集团已在公开地准备发动政变，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
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苏联的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 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1927年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1927年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低”，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说，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它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这是汪精卫发出的“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虚伪地声称：1927年7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的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清党”。
1927年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之后，汪精卫集团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反动法令。

第八回 含悲英豪赴国难 风雨南昌应军操
枫林渡诗云：
北伐战火正燃烧，立功壮士遭屠刀。
含悲英豪赴国难，风雨南昌应军操。
义旗举处惊天地，新师出关遁鼋枭。
从此江山云舒卷，硝烟散尽万里娇。
1927年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1927年7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 团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1927年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

1927年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1927年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寻乌县）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1927年8月25日，先头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9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今揭东县玉湖镇）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今丰顺县城汤坑镇）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今揭东县玉湖镇汾水村，村内建有汾水战役纪念碑）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师一部会合。

1927年，央军校被张发奎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2日，教导团随张发奎“东征讨蒋”。4日行到九江时，陈毅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留在教导团，决定星夜去南昌。8月上旬至中旬，陈毅和特务连连长萧劲先在抚州，后在宜黄，两次追上起义军。周恩来与参谋团诸同志交换意见后，分配陈毅到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并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会嫌小吧。”陈毅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的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宏观的认识所得到的宝贵结晶！
使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要去领导的团正是由叶挺独立团的主力改编发展而成的“铁军铁团”。此时，陈毅面临一个考验：作为共产党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能否取得官兵们信任的考验。这个团毕竟还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们对蒋、汪不满，对共产党比较有认识，但对政治工作人员，许多人还是持保留态度。陈毅自己对武汉时期某些政工人员的满嘴空话与“五皮主义”(皮带、皮靴、皮包、皮手套、皮马鞭)也很反感，所以能够理解官兵们看不起“狗皮膏药”的情绪。他自觉地塑造共产党的政工干部的形象，不高高在上，常到班排谈心。盛暑行军，又加某些地方群众受了欺骗宣传逃避一空，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他都能和官兵们一样，挨饿走路，还扶助病号，帮士兵背枪。官兵们渐渐相信他的讲话了。更严峻的考验是在战场上。打会昌，七十三团打的是攻克敌人主阵地制高点的恶仗，敌人炮火浓密。第一次上战场的陈毅开始时不知所措，他自己后来说简直像《夏伯阳》里的政治委员富曼诺夫一样，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考验，立刻奔上最前线，冒着敌火鼓励部队，和团长站在一起指挥作战。这就赢得了许多老兵的称赞，老行伍出身的团长黄浩声也开始对陈毅另眼相看。

第九回 如今但有清明日 都是英雄血染成
寒江雪诗云：
猎猎红旗插古城，天翻地覆史堪旌。
将身许国频驱策，跃马挥戈任纵横。
炮击三吴掀白浪，风驰万里挂铜钲。
如今但有清明日，都是英雄血染成。
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决定以大部攻克潮汕；周士第的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育团留守三河坝地区，由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这样就把全军最强的叶挺部队的二十四师与二十五师拆散了。事隔25年，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谈话中痛心地说:“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攻上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损失严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起义失败了，2万多人的起义部队现在只剩下朱德身边这2000余人，而且四面都有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而如果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不再坚持领导岗位，部队必将全部溃散。当时，朱德决心继续斗争，陈毅坚决拥护。他们决定到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活动。在饶平县的茂芝，部队进行整编，以七十三团为基础编为第一营(四个连的大营)，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九军教育团编为第三营。

第九回 如今但有清明日 都是英雄血染成
寒江雪诗云：
猎猎红旗插古城，天翻地覆史堪旌。
将身许国频驱策，跃马挥戈任纵横。
炮击三吴掀白浪，风驰万里挂铜钲。
如今但有清明日，都是英雄血染成。
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决定以大部攻克潮汕；周士第的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育团留守三河坝地区，由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这样就把全军最强的叶挺部队的二十四师与二十五师拆散了。事隔25年，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谈话中痛心地说:“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攻上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损失严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起义失败了，2万多人的起义部队现在只剩下朱德身边这2000余人，而且四面都有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而如果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不再坚持领导岗位，部队必将全部溃散。当时，朱德决心继续斗争，陈毅坚决拥护。他们决定到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活动。在饶平县的茂芝，部队进行整编，以七十三团为基础编为第一营(四个连的大营)，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九军教育团编为第三营。

10月7日，朱德、陈毅率部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同时，与饶平地方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留下一批枪支，分散安置了一批不能随军行动的伤员，并派人秘密赴香港向中共南方局报告请示。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提出，南昌起义军必须“全部转变为工农革命军”。然而在闽粤赣边立足的意图未能实现。进入江西后，情况更糟。对于武装斗争的悲观失望，日益严重地摧毁着部队的意志。与上级党及地方党完全失去联系，两眼抹黑，前途茫茫。时至深秋，官兵们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单裤，露宿山林，风寒露冷。山区少人烟，搞不到多少粮食，饥饿削弱体力。病员急剧增多，疟疾、痢疾，没有药品治疗。每天还得长途爬山行军。于是掉队、离队的日多。
部队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在这里才得到短暂的休息。这时的部队，体力和战斗力都大大削弱，只剩1000来人了。还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维持这一支小小的接近涣散的队伍确实成了问题。朱德态度坚定明朗，他认定南昌起义留下的骨干必不能溃散，一定要带着走出绝境，坚持武装斗争的路。陈毅到北京、上海、四川都有出路，但他既已认定中国革命必须要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他也决心带队到底。后来大家同意去留自愿。
傍晚，在天心圩圩场外的河滩上，朱德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朱德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陈毅也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动员，许多人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部队继续西进。但实际困难丝毫没有解决，反而更趋严重。饥寒、疲劳、疾病、穷困，把部队折磨得筋疲力尽。
林彪领着几个连长来见陈毅。他们都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其他几个也附和，他们劝陈毅走。陈毅明确表示他不走。他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队伍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其他几个连长被陈毅劝止了。只有林彪一度离队，但没走多久又回来了。因为走到梅关，看到搜查、抢夺、打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陈毅批评了他，对他回来还是表示欢迎，让他仍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部队减员到只剩800多人。可是终于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他们走到了信丰县。在敌情缓和的情况下开进县城，对这支贫困饥寒、而且是有许多旧军人的部队，是一个新的考验。问题还是发生了，有人进饭馆白吃白喝，有人到当铺“当”手榴弹要钱花。

朱德、陈毅正同城里的地方人士座谈，忽接报告：一家当铺被一伙士兵抢了。朱德让陈毅先去紧急处理。研究后，由陈毅宣布此次哄抢当铺事件的严重危害性，并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抢劫主犯3名，立即枪决。陈毅又向大家讲述了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铁团的革命宗旨和光荣传统，要大家自觉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心为公。他特别强调要以朱德为榜样。朱德目光远大，意志坚定，许多师、团领导干部离开了，唯独他不走，他看到这支队伍一定会发达，革命一定会成功。大家要跟朱军长革命到胜利！
官兵们自发地喊出了“拥护朱军长！”“跟朱军长干革命！”的口号。参加哄抢的士兵，纷纷把抢得的东西交了出来。朱德感谢大家的支持，完全赞成陈毅的处理，指出革命纪律铁面无私，并郑重宣布，从今起，这支队伍由他和陈毅共同领导。1927年农历8月24日中午，红军先头部队十多人，由三河的汇东东文部横渡到汇城，接着大军陆续从汀江两岸步行到三河坝。大部队坐着一百多条民船，继续沿韩江直下，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有二千多人留在三河坝。那时，商人开门放鞭炮欢迎，连夜做生意，市面一片繁荣。当时起义军戴着红边的帽子，脖上挂着红领巾，身穿蓝衣服，打脚绑，穿草鞋，官兵不分。起义军到三河坝后分住在庙宇、祠堂和群众家里。第二天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布告以周士第同志出名。军队纪律很好，买东西很公道，讲话很温和，群众关系很好。
起义军住了几天，就在汇城南门外大沙坝召开群众大会，有二千多群众参加。据说，站在凳子上演讲的是朱德同志，会后还举行示威游行，参加者手持纸旗，呼口号、贴标语，游行队伍振臂高呼：“打倒基督教”，“铲除礼拜堂”，“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游行队伍入东门出南门，再进西门出北门才散会。
起义军在汇城住了十天左右，获悉敌军钱大钧准备由松口直下袭击起义军的情报。起义军为了选择有利地形，星夜开动大和号轮船把起义军运到汇东东文部，并把附近河西的船只全部驶到东岸，只留一条小船作渡船。起义军在观音阁留下高山了望哨三人。起义军到东文部后，指挥所设在田氏家祠(至今屋内墙上还有“誓死杀敌”四个字，据说是朱德同志写的)，军需部设在三星堂(龙虎坑叶氏家祠，现仍有“丁卯年七连三排”七个字)，并选择与汇城遥遥相对的八十米的小丘陵——笔支尾山顶及石子案一带挖战壕、筑工事，这是阻击敌人扼住梅江、汀江、韩江的好阵地，起义军的主力集中在这里，前沿阵地上有三架水龙机关枪，东文部，沿河竹头下都挖了战壕。当时战线很长，由大麻莲塘梅子岽一直到茶阳沿坑，达到三十余里的山头都埋伏着起义军英勇的战士，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敌人。

三天后，国民党伪军钱大钧的军队来了一万多人，尖兵先登“神坛顶”。起义军高山了望哨发现敌人后马上撤到“三驳桥”，并鸣枪警告，然后乘船东渡归队。伪军占领了汇城后，指挥部设在裕兴旅店。匪兵到后，马上分兵驻扎大麻并在旧寨，南门坪一带挖战壕，依断墙残壁为掩体，还有几十挺机枪设在旧寨，裕兴旅店和观音阁等地，观音阁还架起一门大炮，与起义军形成对峙局面，情况非常紧张。当天下午(农历九月初八日)，战斗打响了。顿时，枪声震耳，匪军火力单方面向我军阵地射击。由于起义军早有准备，隐藏在稠密的松树中，守得似铜墙铁壁，有时一枪不发，有时找中目标打他一、二枪，敌人不知虚实，不敢冲锋，就这样坚持到晚上。为了虚张声势，消耗敌人的弹药，我军用旧油桶，把火炮放进桶里燃火爆炸，声如机枪，敌人以虚为实，慌乱一团，无目标地乱放枪，使敌人夜不入睡，很不安宁。
第二天上午，敌人从松口方向捉来十多条民船，载兵强渡。
匪兵在黄员坝下船，在火力掩护下，连续几次发动冲锋。第一次是七条船，船将驶到河中心，起义军守在笔支山顶的三挺水龙机关枪居高临下，火力集中射击敌船。顷刻间，水花四溅，敌船成了我军的活靶子，船沉的沉，坏的坏，无人撑的船任水漂流。钱大钧眼看惨败，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又调来十条船，发起第二次冲锋，乌龟似的向起义军阵地爬来。起义军以猛烈火力给予回击。炮声、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匪军一个个掉进河里。当时有一个小头目擎着旗爬在船边上大喊冲啊!起义军发出一枪，叫他葬身鱼腹。打坏了的民船载着死尸任水漂流。有两条船载着残兵败将在“邹公宫”(今龙虎坑码头)靠了岸，被起义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枪声稍停，他们竟敢发动冲锋，起义军一排枪消灭了敌军大半，残余敌人乱成一团，掉头就跑。两岸敌人开枪掩护，引起自己打自己，敌人死伤严重，剩下几个残兵败将全部给起义军收拾掉了。

第十回 历史烟云消散去 至今犹挽射雕弓
寒江雪诗云：
淋漓鲜血战旗红，数万英雄唱大风。
迅若狂飙摧朽木，惊如霹雳裂长虹。
南昌城上枪声急，扬子江边炮火隆。
历史烟云消散去，至今犹挽射雕弓。
由于起义军战士为解放全中国而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杀敌，战斗相持了三昼夜。第三天晚上，敌人分两路增援，一路由高陂而上，一路由松口而下。第四天拂晓，浓雾笼罩着大地，敌人从大麻莲圹等地偷渡，企图切断起义军去路，妄图包围起义军。在我寡敌众的情况下，起义军采取全面撤退策略，把主力撤走，还保持有生力量二千人。队伍的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丰、陆丰与当地的起义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同志率领经江西转移到广东北部，后转入湖南南部，最后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合，后来发展成为红军的主力。
起义军在三河坝地区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革命的行动已经深入人心，扩大了党在农村的影响。起义军虽然走了，但给三河坝地区播下了红色的种子。革命先烈廖家贞，杨南生(汇东人)，就是在这次战役影响下发展的地下党员。参加南昌起义的肖克老将军对三河坝战役曾这样评述：“没有三河坝战役，便没有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对南方游击战争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探索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到农村，军事上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1927年10月5日，三河坝的起义部队撤至饶平茂芝，6日晨，从潮汕突围出来的起义军数百人到达茂芝与朱德部会合。当时，这支匆匆会合的部队约有2200多人，处境极端险恶，四周有数万敌军虎视眈眈，与上级又完全失去了联系，要保存这支部队，必须迅速脱离险境。八一起义军在茂芝召开军事会议，朱德认真反思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作出了摆脱强敌，绕道闽南向湘粤赣边农村找立足点的决定，即“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这一决策初步开始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此后，朱德根据在艰苦转战中部队严重减员的状况，在安远县天心圩初次提出了“打游击”的设想。部队到达赣南上堡地区，朱德提出了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新战术问题。同时，将部队按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宣传和组织农民群众打游击，从而开始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于赣、粤山区站住了脚跟，1928年初进入湘南，在10多个县掀起了巨大的农民革命风暴。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千里转战的过程，实际上已经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探索和实践。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部队和潮汕部队会合后，在朱德领导下，逐步将成分非常复杂的部队改造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部队的基础是旧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非常薄弱，工人、贫苦农民较少，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而兵痞、流氓却占有一定数量，军阀主义习气相当严重。部队从饶平茂芝西进中，由于军心不稳，逃跑、失散严重，人数不断减少。到达江西天心圩时，一些官兵纷纷离队，部队即将溃散瓦解。这时，朱德宣布：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给部队讲形势，谈前途，增强部队继续革命的信心。陈毅坚决支持朱德的主张。这次整顿后，虽然队伍大大缩小了，但留下来的大多是自愿革命的精华，有不怕牺牲的决心，使面临瓦解的队伍又重新振作起来，质量也明显地提高了。

10月，部队到达江西大庾，朱德、陈毅再次进行整顿，撤销了虚有其名的军、师建制，把剩下的800余人编成一个团，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同时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登记党团员，并吸收了一些新党员，成立党支部。统一调配党团员的力量，派遣党员担任连队指导员。11月上旬，部队来到湘粤赣交界处革命影响较深、农民运动高涨的崇义西南的上堡地区，部队进行第三次整训，重新确定了部队的任务，除了打仗还需要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闹革命，组织群众打土豪。经过“赣南三整”，朱德、陈毅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10月底部队在大余城整编，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朱德（化名王楷）为司令，陈毅为指导员，把一批党团员分配到大队（连）工作，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
11月上旬第五纵队进入湘赣边界崇义上堡地区。陈毅主持整顿纪律，作出没收与缴获全部归公的规定；大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恢复群众组织，开始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11月中旬朱德、陈毅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同时，利用朱德与滇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旧交，建立了统战关系，决定在保持独立自主条件下与之合作。下旬，第五纵队以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为掩护，继续支持粤北农民暴动，并从第十六军得到大量资财补充。11月26日至28日与朱德在汝城召开湘南各县中共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和布置湘南年关暴动。
1927年冬，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在湘南各县城镇和乡村中恢复和建立了工会、农会及起义队、赤卫队等组织，为湘南起义创造了条件。湘南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大革命失败后，湘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仍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冬，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为湘南起义创造了条件。朱德了解到宜章县城敌人力量空虚，就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1927年11月，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部队从广东转战江西，屡遭国民党反动派袭击，革命形势愈来愈严峻。朱德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与国民党湘粤边境驻军，范石生部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