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单是从西方的绘画信息可以看出尖底瓶的功能，实际上，从甲骨文、金文的酉、酒、饮字的字形结构也可以看出端倪：

酉字，原初的意思就是指酿在缸里的酒。酉字里面一横指事，指缸里的液体，也就是酒。外面是酒缸，酒缸的形状是尖底形状。酒缸之所以采用尖底，本人估计可能是早期酿酒并不是后来的蒸馏法，而是混合发酵，这样，酒浆里会有不少原料沉渣。如果是平底酒缸的话，倒酒的时候，酒浆晃动幅度大，沉渣容易泛起，影响酒浆的纯度。而用尖底的话，底部空间小，酒浆晃动幅度小，沉渣就不容易泛起。这样一来，倒出来的酒浆也就比较纯了。

至于"酒"字，则是"酉"的原义消失之后，另外再加"水"代替"酉"字。最有意思的算是这个"饮"字，很形象的，一个人捧着尖底瓶，意思就是喝尖底瓶里面的液体，也就是酒。可见，"饮"字最初还是个专用名词，就是单独指喝酒这件事。从上面例举的三个字来印证，尖底瓶的用途就是酿酒、盛酒的酒器。

同时，目前的考古研究发现，仰韶文化的尖底瓶陶器就是酿酒的器具：

比较5件器物上的残留物，尖底瓶上的淀粉粒和植硅体类型最多。所记录的7种淀粉粒类型，在尖底瓶标本中出现有6种（无百合），漏斗中3种，带流盆3种，漏器4种。所记录的17种植硅体类型全部出现在尖底瓶中，而漏斗中出现8种，带流盆中4种，漏器中4种。总体来看，尖底瓶中有最丰富的植物种类；从各个器物上淀粉粒和植硅体种类的共存关系来看，漏斗和尖底瓶具有最高的相似性，可见两者在功能方面有最密切的相关性；这一点可以支持之前已得出的它们共同用作酿酒工具的结论。

……

新街陶器残留物的分析为我们了解仰韶晚期渭水流域人们酿造谷芽酒的传统提供了新资料。漏斗和尖底瓶是酿酒的配套器物，酿酒原料包括黍、薏苡、稻米、栝楼根、芡实，另外可能还附加有及其他草本植物。

--刘莉 王佳静 赵昊 邵晶 冯索菲《陕西蓝田新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陶器残留物分析：酿造谷芽酒的新证据》

而自仰韶文化在中原消失之后，中原的尖底瓶也一并消失了。更为有意思的是，约5000年前消失的尖底瓶却在西方出现了，而且，尖底瓶的功能跟仰韶尖底瓶是同样的。我们通过考古界最常用的考古手法：类型比较法就不难得出，这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事物。既然西方的尖底瓶时间晚，那么自然是从仰韶文化传播过去的。

文化西来说者很喜欢把东西方两种相同的文物放在一起比较时，就说东方的文物是西方传来的。但让他们感到尴尬的是，在尖底瓶这个器具上，他们遭遇到了前所没有的困境，这个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仰韶尖底瓶比西方早。西方的尖底瓶不少，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出土尖底瓶的遗址敢说比仰韶文化早的。自然，那些尖底瓶也没有比仰韶尖底瓶早的。时间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

2、仰韶尖底瓶在东亚大地消失。仰韶尖底瓶很早就在东亚消失，而西方尖底瓶于差不多同时出现且一直用到近古时代。这种情况对比就有点让西来说者尴尬，因为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差不多的年代，如果尖底瓶是西来的，为什么结果消失的是仰韶，而传下来反而是西方呢？

我今天在这里提出仰韶尖底瓶的消失是因为它传去了西方，这个观点恰好能够将两者的不同结局衔接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这个完整的历史就将东西方有机地串联起来，让东西方社会变成一个可以相互联系、印证、研究的世界，让东西方历史从此不再被分割。只有一个完整有效的世界才是我们可以研究的对象。

在此之前，我们所研究的人类早期历史总是将东西方分成两个独立的、零碎的不同世界。这两个世界似乎在各不相干的路上各自朝着自己的道路上发展。偶尔，会有零星的碰撞，但终究不是主流。同时，因为话语权的问题，真正的历史总是被掩盖，撇开西方考古作假的问题外，另外还有大量的东方文明西来说喧嚣尘屑。这些人将历史切割成不同的小块，对其中的若干小块做掩盖真相的解读，使得我们的历史总是被用心险恶者做不同打扮。

而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尖底瓶考证就可以得出西方文明是东亚传播过去的结论。很多历史真相往往就摆在你面前，它就是那样朴实无华地展现给大家，只是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真相的眼睛。即便你没有，也不要紧，因为伟哥有：

同样的史料，给你不一样的历史真相！

当然，要考证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证据是很多的。在仰韶王朝迁徙去西方的同时，他们带去的不止是尖底瓶，他们带去的是整个社会，一个文明世界的全系统。只要我们有发现真相的目光，证据，从来不是障碍。

所以，我会让众多皇协军感到失望和痛心的，在揭露历史真相这条路上，既然我已经起了这个头，你们猜我我会停下我的脚步么？

精彩继续放松，真相必然降临！

四、从古埃及瓮棺葬到仰韶文化瓮棺葬


近日，考古学家在埃及境内发现了数百处古代"瓮葬"遗址，包括婴儿、儿童甚至成年人的遗骸都被葬于陶制的罐子或瓮中。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瓮葬可能具有象征意义，能帮助死者加快进入来世的重生过程……这与此次埃及发现的许多瓮葬中瓮口存在故意损坏的痕迹或者底部穿孔类似，研究者认为这支持了象征重生的观点。

--《古埃及人为啥葬在罐子里》 《科技日报》 2017-02-10

这种瓮葬又叫瓮棺葬，最早，是起源于中国的。瓮棺葬曾经普遍流行于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是考古挖掘所得到的结论。当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普遍实行瓮棺葬。仰韶文化的瓮棺葬，不但形式变化多样，而且流传时间很长，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瓮棺葬，中国出土的遗址不少，研究也不少，这里试举几例如下：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大体有五类不同的埋葬形式，其葬具的组合是：

1.器盖与直筒罐（或缸）；
2.缽（或盆）与夹砂罐（或瓮）；
3.豆形器与鼎；
4.两个半截的尖底瓶；
5.半截尖底瓶与直筒罐等。

以上五类葬具中，除第一与第二类的瓮与盆有成人二次葬外，余皆为小孩一次葬。根据实物观察，当时人们用作"瓮棺"的葬具，有的器物在出土时，其表面还留有一层黑灰或者草泥土痕迹。

--李仰松《谈谈仰韶文化的瓮棺葬》、《考古》1976年第6期

不过，黄河流域的瓮棺葬主要是来自仰韶文化，自仰韶文化退出黄河流域之后，瓮棺葬也随之在黄河流域消失了。而古埃及那里却又跟尖底瓶一样冒出了瓮棺葬来，从古埃及的瓮棺葬制度来看，有可能是继承了仰韶文化而来。而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其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随后，这种习俗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尤其是东南亚一代，瓮棺葬结合其他礼葬仪式，更分化出多种形式来：

瓮葬则是被公认为发源于中国的丧葬形式，在中国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台湾岛的族群风俗中，都有瓮葬的痕迹被发现。虽然在细节上，各时代和各地区的瓮葬形式虽有所差别，但其中蕴含当时人的宗教观念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如尸体的盛装方式（先脚后头）表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在瓮底或瓮盖上留有专门的孔道，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灵魂的观念。还有瓮棺的安放地点、安放方向、排列方式等，都无一不在向我们传达当时人们宗教意识的存在。

--程爱勤《神秘的东南亚：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中转站》

瓮棺葬有两种安葬方式，一种是一次葬。一次葬一般是针对小孩，上面这些古埃及小孩子骨骸整齐，完全就是一个人躺在里面的形状。因此，可以判断这些小孩安葬之后就没有动过，这种安葬形式成为一次葬。

另外一种是二次葬。二次葬就是先将死者安葬，过了若干时日，等死者的肌肉完全腐烂化掉，只剩下骨头之后，再将墓葬挖开，将死者骨骸重新捡起，放在陶罐里。这种情况称之为二次葬。二次葬分布的地方有长江中下游的彭头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黄、淮流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 、齐家文化，华南的广东曲江石峡文化、广西甑皮岩遗址，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等。而时代较早的发现于长江中游地区和淮河流域，规模较大的二次葬在黄淮流域发现。这种习俗，在南方一直保留了下来，战国时期墨子在他的书中有所记载：

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

--墨子《墨子·节葬》

无论是二次葬还是一次葬，其安葬方式都是同出一源，这是可以肯定的。

补419楼被删部分：

据现有资料，已知在全国范围内，含有瓮棺葬的史前文化遗址计有八十多个，发现有瓮棺葬近一千一百座。通过对这些瓮棺葬的详细统计，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大致的了解。在考古学文化类型上，可知存在过这种葬俗的共有近二十种文化类型。分布于黄河中游的依时代早晚主要有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有北辛文化、大汝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洪文化。此外，在东北松嫩平原、西南横断山区和地处东南的台湾岛也有零星发现。这样，出有瓮棺葬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就遍及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北及吉林、内蒙，南达云南、广东，西至甘肃、青海，东到山东、江浙一带乃至台湾岛，发现于十九个省和自治区。

瓮棺葬绝大多数用来埋葬婴儿和儿童,只有极尘数田来埋葬少年或成人……在一些瓮棺的底部或作为棺盖的陶器底部，往往有一小孔径，孔径一般在0.8一2厘米左右。这种情况,发现于包括四种文化类型的十多个遗址中。其中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大河村类型所见最为普遍。

——许宏《略论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 《考古》1989年第4期

又如我国云南永宁地区的纳西族、普米族，以前安葬死者是用麻布口袋和陶罐作葬具。他们实行火葬，将死者火化后的灰烬、碎骨等装在口袋里，“把骨灰袋底部剪开，或者抽出底线，使口部和底部均与外界相通。他们说这样便于灵魂出人，在地下扎根，可以通往阴间，否则出灵不散，扰乱活人。当地普米族也有这种习俗，他们用陶罐盛骨灰，以布封口，口部和罐底也打破一个洞，最后放到氏族公共墓地—罐罐山上去”

通过以上民族学的实例，足以说明我国仰韶文化的瓮棺葬与人们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往往发现在瓮棺葬具上钻一个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人的通道，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灵魂信仰的观念。

——李仰松《谈谈仰韶文化的瓮棺葬》、《考古》1976年第6期

补421楼被删部分：

进一步研究，不难发现。北方曾经实施过这种瓮棺葬，其分布地方还是相当广泛，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但是，随着仰韶文化约5000年前从黄河流域的退出之后，瓮棺葬在黄河流域便很快减少下来，直至消失。所以，不难推测，实际上，黄河流域当时是一个多民族生活的地区，仰韶人只是其中一支，他们跟周边其他民族的安葬习俗完全不同，而周边的其他族群有自己的安葬习俗，并不接受仰韶人的瓮棺葬。而后来随着仰韶人的西迁，其他族群占据了关中地区之后，他们采用自己的安葬习俗，瓮棺葬自然也就消失了。

石家河文化早中期主要流行土坑墓，瓮棺葬尚不多见。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葬制为之一变，出现了天门肖家屋脊、荆州枣林岗、钟祥六合等大型瓮棺葬群。

——郭立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研究》 《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

从这篇文章来看，瓮棺葬可能起源于仰韶文化。大约在5000年前左右，随着仰韶文化从黄河流域消失，瓮棺葬呈现向四面八方扩散的现象。其中，中国南方的瓮棺葬就是从仰韶文化流传过来。并且，瓮棺葬在南方生根发芽，一直到春秋战国，到隋唐，这种古老的葬俗一直延续。直到今天，在我国南方的客家地区、壮族地区，日本琉球，越南北方等地农村还较为常见。

墓葬风俗是极为稳固的一种风俗，也是历史文化界在研究古代文化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一旦涉及到墓葬风俗的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族群的迁徙。比如学界在研究悬棺葬时，就没人做过别的考虑，一致将悬棺葬的流传路线默认为族群迁徙路线。因为在古代，墓葬风俗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它表达了一个族群中对祖先，对父母，对长辈的一种尊敬和哀悼的风气。在自然条件下，不会轻易改变这种风俗。

随着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的消失，瓮棺葬这种风俗随着迁徙的仰韶人被带向四面八方，它不但随着迁徙人群向中国南方传播，同时，也随着迁徙人群向西方传播了过去。所以，后来西方也就有了古埃及的瓮棺葬了。

上面讨论尖底瓶的问题时，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古埃及的尖底瓶并非来自仰韶的尖底瓶，而是独立起源的。虽然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古埃及尖底瓶独立起源这个观点，但也不妨碍他们继续坚持这个观点。

这里又来了，同样又是仰韶跟古埃及的相同点，那些古埃及尖底瓶独立起源的人，谁能给我来个古埃及瓮棺葬独立起源的说法。

当然，实际上，没人会真正站出来论证的。即便那些否认古埃及尖底瓶来自仰韶的人，同样也没人论证。他们不过是一群嘴炮党，打打嘴炮很在行，但要他们论证什么，就全没影了。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谁主张，谁举证。即便否定某个观点，也同样需要证明。张嘴即来是不行的。所以实际上，古埃及的尖底瓶来源于仰韶这个结论并没有被人推翻。

综上所述，在古埃及的尖底瓶的来源于仰韶的基础上，再加上古埃及瓮棺葬的源头应该是来自于仰韶文化瓮棺葬这一条。古埃及文明源头来自仰韶王朝的观点进一步夯实！

@吴刚1969 2020-05-06 12:05:53
真假与是否海量无关！简单说一点，秦兵马俑都是彩色。2000多年后，颜料见光死，见氧化。请问法老们用何涂料？有无碳14测龄？还是拿破仑手下随便编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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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被悬浮质子洗脑的人，还拿破仑伪造的那种调调。一个很基本的道理，造假也是要成本的。何况有许多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陵墓，拿破仑还有这么牛逼？造假造得如此无微不至，他图什么？

另外，我从未说过古埃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些古埃及建筑不存在造假，只是西方考古界虚报时间而已，实际时间只有几百年，不会超过千年。既然在这个时间限制之内，那么那些壁画颜色很鲜艳就合理了。

五、粟黍的西传与仰韶文化的消失

还有就是关于粮食作物粟、黍的起源问题。据现在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两种粮食作物都是起源于中国，而且都具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了：

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是甘肃东部渭水上游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发现少量的黍炭化种籽。此种籽经甘肃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鉴定，确认为黍。经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用 C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520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达曼表为7150±90年，新表为7370~8170年。

--魏仰浩《试论黍的起源》 《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中国目前发现的史前时期粟遗存约60处，最早的粟实物遗存距今已有8700-7500年，其中，黄河流域的粟遗存分布最为密集。

世界上其它地区也有粟遗存的发现，中美州墨西哥的塔毛利帕斯遗址（Tamaulipas），在玉米（Zeamays）成为人类主食之前也曾经栽培过粟，年代为4000-300B.C.；欧洲最早粟的实物证据年代为3000B.C.，到公元前1000年发现的数量有明显增加；1日本发现最早的粟见于北海道UsujiriB遗址（4000B.P.），属于绳纹时代中期晚段；2在韩国，Lee于Chulmun文化中期（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房址地面上发现了粟，测定年代为4590士140B.P.。

中国目前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黍遗存也有约20处，其中，最早的黍实物遗存距今约10000-8700年。4此外，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境内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炭化黍粒年代为距今8000-7500年间。5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层中出土的炭化黍粒年代为公元前5850年，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陕西、青海、新疆等省区也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黍遗存。

--何红中《全球视野下的粟黍起源及传播》《中国农业》2014年第2期

考古专家们经科学鉴定一致认为，早在7000多年前，磁山先民们就已开始种植粟这一耐旱农作物，且达到了相当高的产量。在磁山遗址，考古工作者们一共发现了189个储存粮食的"窖穴"。这些"粮仓"形似袋状，窖口直径大都为1-2米，深浅不一，最浅的只有0.85米，而最深的则达到了5米……考古学者们在欢欣鼓舞之际，一个颇为费解的问题同时也摆在了他们面前。因为这些窖穴中的"粟灰"一般堆积厚度为0.2-2米，有10个甚至达到了2米以上。如果按照比重、体积推测，这189个"粮仓"中储存的粟，至少应在5万公斤以上。而在当时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剩余这么多的粮食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百度百科《中国磁山文化遗址博物馆》

--磁山文化博物馆官网

已经确定的发现有粟的遗址有距今7000-8000年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和北辛等，但这时的粟作农业已相当成熟，故学术界都认为其起源要早于这个年代。徐水南头庄是我国华北地区已确认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惜没有发现粟的籽实或其痕迹。但值得注意的是，被人类驯化的粮食（麦类、粟类）和蔬菜（如菠菜）的禾本科及藜科花粉却较多地分布在遗址的第五、六层。

……

黍是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仅次于粟的一种作物……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是甘肃东部渭水上游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发现少量的黍炭化种籽。可以说，黍在中国栽培的历史至少已有七、八千年了。黍的原始祖型是野生黍，在我国北方地区到处都有分布。从野生黍驯化为栽培型作物，应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如果把这个过程计算在内的话，则黍在中国栽培的历史至少以8200年基点，可上溯至万年左右。

--杨卓轩《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食物体系》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英国和美国的学者通过合作研究，确定无疑地揭示出黍和粟这两种小米起源于中国北部的旱作农业，后向外传播，在史前时期便已到达欧洲和印度。

……

综合在我国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学者对黍和粟这两种小米起源的环境背景和传播路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考古人员在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发现了距今4500年前的黍子，也就是说黍传播到中亚地区之后，继续向西传播到了高加索地区和欧洲。而另一方面，粟则从中国北方向南传播，最迟在距今4000年时便于泰国和印度的遗址中被发现。

--《中英美学者合作的"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获世界考古论坛研究成果奖》 《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5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和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刘歆益合作的"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则获得考古研究成果奖。

--《世界考古论坛奖出炉中国西南土司遗址等获田野发掘奖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等获研究成果奖》 《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5日

看了上述两则消息，目前从考古上已经证实，粟黍两种农作物是起源于中国。因为实际种植时间往往要比考古发现早一点的因素，所以我认为粟黍向西传播时间应该比考古发现的4500年前略早，约为5000年-4500年前之间向西传播。

粟黍在约5000-45000年前从黄河流域向西方传播，而这个时候，黄河流域最有代表性的仰韶文化消失。通过对这两个线索的整合，我们不难发现，粟黍西传的时间恰好跟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消失的时间接近。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因素进行对接，同时，根据再根据情况适当地对其中较不确定的时间进行修订，就可以得到一个较为确切的结论。这两个条件中，仰韶文化的消失时间较为确定，而粟黍西传的时间不那么精确。之所以说仰韶文化消失时间较为确定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黄河流域挖到的相关遗址比较多，而仰韶文化发生断层的印记也相当明显，所以，这个时间比较确定。粟黍西传的时间不那么精确主要是你首先得挖到粟黍遗存才能对粟黍西传的时间做检测，如果没挖到，就无法确定。相对仰韶文化中能容易保存的陶器来说，作为农作物的粟黍有容易腐烂的特征，同时，相对繁荣的黄河流域，迁徙去的地方属于荒凉落后的地区，种植农作物也不那么多，能留存下来就更少。所以，自然存在更早的粟黍遗存找不到的情况。所以，在将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消失和粟黍西传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分析的时候，适当地将粟黍西传的时间提前到5000年前是合适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证据和线索建立一个仰韶人西迁的线路图来。

六、餐具的西传

在香港TVB2001年出品的电视剧《寻秦记》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在一次与众人聚餐的场所中，古天乐扮演的项少龙将手中的饭勺改造成现在西方人用的叉子，跟手中的小刀配合起来，就是西方吃饭用的刀叉了：

在电视剧中，他这个改造行为让众人纷纷侧目，觉得他用的餐具独具一格，未曾见过。实际上，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说到西方刀叉餐具的发明，这事还得追溯到中国来。因为，这个餐具的发明源头还在中国。

从目前的考古中，已经出土了大量的刀叉勺餐具，数量之多，时间之早，足以证明现在西方人使用的刀叉勺三件套餐具起源于中国。其中，考古挖掘三件套餐具最出名的莫过于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骨制三件套餐具了：

上面这是吃饭的餐具，左边是青海省宗日遗址出土的骨制三件套餐具，右边是现在西方人使用的三件套餐具。宗日遗址出土的三件套餐具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完整三件套配套餐具，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餐具就是从中国带过去的。无论从形制上还是功能上，都做到了完美的对接。

宗日遗址位于青海省同德县巴沟乡, 具体位置在县城以西约 40公里处 , 北依目杨龙瓦和塔拉龙山 , 南临黄河。……初步研究已表明, 宗日遗址是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至早期青铜时代齐家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 。据C14测定, 其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 5600 ～ 4000年之间。

——徐建炜；梅建军；格桑本；陈洪海《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西域研究》2010年02期

宗日遗址的年代，应始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结束于齐家文化时期，据严文明先生的概括，大致在公元前3290年一前2000年前后。我们也对采自本遗址的7个标本做了测试。

M157和M192均属宗日遗址第一期，年代超出了严文明先生总结的公元前3290年，倒是与甘肃省甘谷灰地儿马家窑类型早期遗址（公元前3815士175年）比较接近，说明马家窑期的起始年代或许应该更早一些。M71属宗日遗址第二期，其碳十四数据与半山期基本符合。M152的两个数据相差竟达500年，可能是采样和测试出现的误差所致。第三、第四期标本没有测试，但第四期可以比照齐家文化的年代暂定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么该遗址的时间大致可以划在距今5600一4000年之间，延续了大约1600年。

——陈洪海；格桑本；李国林《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1998年05期

从上面的文章内容来看，宗日遗址的绝对年代大约是5600~4000年前之间，这个骨制餐具三件套也就是这个年代之内，按照常理推测，这种餐具的出现应该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跟这种餐具配套饮食方案的是分餐制，分餐制在中国其实也曾经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从有史记载的周朝到唐朝，几千年间一直存在，直到宋代才逐渐被现在的合餐制取代。

宗日遗址出土的三件套餐具算是最有代表性，而且也是出土最早的完整三件套。但作为餐具来说，这当然不是最早的，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全国各地更早的遗址出土了多个单件餐具，比较早的比如河姆渡、凌家滩遗址，就出土了餐勺，比较晚的到元代，也有相关出土：


中国古代使用餐叉的证据，是现代考古学为我们提供的。考古发现的古代餐叉大约有六七十件，大部分为骨质，也有的为铜、铁质。中国最早的餐叉是在甘肃武威黄娘娘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属早期铜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4000年。黄娘娘台出土餐叉只有一枚，骨质，扁平形，三齿，尺度不详。

河南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也出土过一枚三齿骨餐叉，齿长2.5、全长8.7、宽1.7厘米。这枚叉的柄部和齿部没有明显分界，与齐家文化的有很大不同。到了战国时代，出土餐叉再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P274

到了元代，有两例重要发现。一是甘肃漳县一座墓中出土骨餐叉一枚，双齿圆柄，制作甚精，长19.5厘米。同时还出土一件尖状骨餐刀，与餐叉大小相若，显然是配套使用的餐具。二是山东嘉祥石林村一座墓中也出游一套类似餐叉餐刀，叉长15.5厘米。更重要的是，这套刀叉还配有一件竹鞘，鞘间有隔梁，以便将刀叉分放。P275

——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1993年 人民出版社

从上图来看，作为西餐餐具三件套当中，在中国境内考古出土的刀叉餐具还是相当丰富的，从似五千年前到元代，都不断有餐叉餐刀出土。当然，至于使用范围更广的汤勺，出土数量就更多了。因为汤勺使用的普遍性，这里就不再另外举例。

所以，谈到刀叉餐具的使用，假设真有那么一个叫项少龙的香港人穿越到战国时代去的话。那么，他会欣喜地发现，战国时代的餐具，不但有中国人常用的筷子，而且各诸侯国还普遍流行刀叉勺三件套。作为一个既能使用筷子，又使用刀叉的穿越者来说，无论到哪里，所使用的餐具他都不陌生。所以，那种现场动手做一个叉子来吃肉的场景是不会出现的。

在中国境内出土的西餐餐具三件套如此的古老悠久，而且数量众多，反观西方，历史反而并不久远，据有限的资料记载：

据研究，西方人用刀叉作进食具的历史并不太长，西方社会在3个世纪以前，基本上还是用手抓饭吃，却把刚出现的餐叉视为颓废、甚至是更坏的东西。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德尔说到这样一件事：中世纪德国的一个传教士，将叉子斥为“魔鬼的奢侈品”，还说“如果上帝要我们用这种工具，他就不会给我们手指了。”

下面让我们接着引述本章开头提到的小林恩•怀特的演讲，他也谈到西方餐叉起初使用的时代问题：

历史学家雷亚•坦纳西尔说，叉子起先曾在欧洲和近东使用过多年，但只是作为厨房里用的器具。她认为，广泛使用叉子作为餐具是从十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时期开始的……这样看来，西方餐叉使用的历史充其量不超过1000年。P277-279

——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1993年 人民出版社

根前面几件事略有不同，欧洲人使用刀叉勺三件套餐具的时间貌似并不长，有记载的历史才1000多年。不过，这件事得综合来看，要知道，这世上能被记载下来的东西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事物都被遗忘在历史长河当中。就像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一个道理，真正的历史远比被记载或考古挖掘的文物物证要早得多。所以，尽管文字记载西方使用刀叉餐具不超过1000年，但实际使用历史应该不止这么点。从目前所看到的诸多资料来看，西方的刀叉餐具是中国传过去的无疑。只不过传过去的时间有待考证具体。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古埃及出土的有匕首，还有各种木制的汤匙，只不过没有发现餐叉。而东亚地区，蒙古人一直到元朝建立都还保留有刀叉餐具进食的习俗，这个考古发现倒是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斤。在几乎所有人的心中，蒙古人不存在使用刀叉餐具的习俗。他们要么用筷子，要么用刀、勺，但使用餐叉委实让人想不到。不过，再多的想当然都敌不过考古发掘的实物，考古发掘的这些文物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在13-14世纪的元朝，蒙古人使用刀叉餐具进食。

蒙古人使用刀叉餐具自然不是他们自己在那个年代发明的，而是几千上万年之前的古人传承下来的进食习俗。西方人使用的刀叉餐具自然也是从东方传过去的。那么问题来了：

西方人使用刀叉餐具的习俗是什么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呢？

在西方考古挖掘中，古埃及文明中发现了刀具和汤匙，但是没有发现餐叉。其他地区早期文明也没有发现餐叉。而欧洲出现餐叉记载大约是几百年前，由此我不妨做一个推理，那就是三件套餐具传到西方去大概经过了两次。第一次是跟随粟黍、尖底瓶传过去，只不过那一次传播过去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餐叉并没有普及开来，当时只使用了刀具和汤匙。同时，当时使用刀叉做餐具的应该只有仰韶王朝的王室和贵族，那些欧洲人没用上，因为他们地位太低，不配用刀叉，他们进食的方法就是用手抓。不过作为进食的餐具，汤匙和刀具应该是逐步普及了。

第二次是蒙古人西征。蒙古人西征是欧洲历史上一件大事。他们不但征服了欧洲和西亚、中亚部分地区，而且还以统治者身份统治了若干年。作为统治者，他们使用刀叉餐具的饮食习惯传播到了西方。因为当时蒙古人统治欧洲部分主要在现今俄罗斯、乌克兰地区，并没有深入欧洲腹地。所以，蒙古人使用刀叉的饮食习俗早期并没有深入欧洲人心里。也就有了上面欧洲人厌恶使用刀叉的言论。从欧洲人厌恶使用刀叉进食的情况来看，他们接受这种饮食习惯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所以，不大可能发生在蒙古人西征之前。有鉴于欧洲人早期史料并无精确年代的问题，所以还需要对欧洲人记录的资料年代进行适当的调整才对。从目前考证的情况来看，欧洲人现在所使用的刀叉应该是蒙古人西征时传过去的。

至于王仁湘书中提到10世纪拜占庭帝国时期使用刀叉作为餐具的事，我觉得还有点悬。我说的悬并不是说这件事不存在，而是觉得时间没这么早。如果放在蒙古西征之后，就合理多了。所以，欧洲人使用刀叉作为餐具的历史大概也不超过800年。

作为一种先进的饮食方式，刀叉勺三件套是饮食界一次巨大的进步。相比以前用手抓的进食方法，用刀叉勺三件套不但卫生得多，而且对食物的处理上也更为精细和周到。截止到目前，中国考古界出土了大量的刀叉勺三件套餐具，不但数量多，而且年代久远，直接证明了现在西方人使用的餐具起源于中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七、仰韶西迁的研究分析

（1）、仰韶西迁的推理

我们现在把前面几件事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7000年-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在年代相当的两河流域和东欧平原上同样有所发现。
2、5000年前消失的仰韶尖底瓶却在从欧洲、埃及到印度这一广大区域出现且一直沿用到阿拉伯时代。
3、7000多年前作为东亚北方主要粮食作物的粟黍在5000-4000年间在中亚、西亚和欧洲逐渐出现。
4、7000多年前作为仰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瓮棺葬后来出现在西方。
5、中国早先使用的刀叉餐具后来出现在欧洲。

那么，我们当年那个辉煌伟大的仰韶文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庙底沟遗址：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早期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陕县庙底沟村。1956-1957年发掘。这里的仰韶文化遗存为公元前3900年，早期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为前2780年左右。通过此遗存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现了属于早期河南龙山文化范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使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的关系变得明朗。

庙底沟类型遗存中有房址、墓葬和坑穴。有的坑内有人或猪、狗。典型陶器为钵、盆、小口尖底瓶、罐、釜和灶，流行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组成的繁缛而富于变化的彩陶花纹，是庙底沟类型最具代表性的彩陶图案。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出土墓葬和坑穴，并发现较进步的叶脉状火道竖穴陶窑。陶器主要有罐、盆、鼎等，纹饰以篮纹为主、陶器的总体风格表现出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面貌。从所出猪、狗、羊、牛、鸡的骨骼可知，当时的家畜家禽饲养，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比这里的庙底沟类型发达。P79

--庙底沟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16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