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7节
中共在经济领域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彻底消灭传统的带有自给性质农业经济。在这次革命中，中共不但要完整剥夺地主阶级的财产，让他们从社会的上层跌入社会的地狱，而且要以剥夺农民的部分经济收入转化为资金发展现代工业，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农民虽然以集体的名义拥有土地，但在经济收入上将远远低于城市工人，农民必须接受自己社会地位低于工人的社会安排，这样就彻底确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领导权，整个社会形成工人阶级光荣的共识。
从《骆驼祥子》《多收了三五斗》《故乡》等作品我们可以推导1949年之前的社会的经济地位排序：
官僚阶级——地主阶级（土地财富的稳定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定性）——资产阶级（有破产的威胁）——知识分子（指靠知识服务社会的教师、医生等等）——拥有一点土地的农民（毕竟有固定收入）——工人阶级（骆驼祥子）。
1949年之后到1979年之前的社会的经济地位排序：
社会管理层——社会需要的特殊精英人物（政协等统战对象）——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阶级。
在新中国之前，社会的上下层划线是把知识分子归入社会上层，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人属于社会下层。
《范进中举》中的范进当了秀才（中了相公），虽然非常的贫寒，但社会地位就很高了，他不但免除所有的差役而且可以从政府领取固定的补助，他和地方官交流就有立而不跪的待遇，而且如果犯了法，地方官必须先和地方教育部门沟通革掉他的秀才身份，否则是不可以进行法律处罚的。
范进一旦当了举人，虽然并不能直接做官，但已经是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
民国时期，一个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非常的高，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权，但社会等级是很高的，一般军警对待大学教授还是很客气的。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北京人就非常尊敬祁瑞宣，因为他是一个教师。但是，现在，家长欺负教师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建国后的社会阶层划线非常简单，就是农民属于下层，其他统统上层。农民以外的其他所有阶层都有退休金，唯独农民需要劳动到死，其他阶层的退休是按照法定年龄，农民是按照阎王爷的规定，什么时候累死什么时候算完。
对于这一个差别，梁漱溟曾经说过：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中共在建国前实际是依靠农民获得政权，建国后为什么对待农民那样苛刻？
按照中共革命的既定方略，他的社会革命目标就是建立工业强国，工业强国一个是需要资金，一个是需要优秀的劳动力。
贫穷的中国既然不能从世界市场借款，那么就只能通过剪刀差剥夺农民的部分收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
由于社会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农民有两个渴望，一个是渴望获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一个是培养孩子上学当官贪腐。培养孩子上学当官，这是一个比较偶然的道路，成功的几率太小，通过自己的奋斗尽量获得土地是非常可行的人生目标。
从长篇小说《白鹿原》可知，中国人有非常浓厚的崇拜土地的情结。
中共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人的土地变成集体的财产（改革后平分了农地的使用权，但土地的所有权始终不划给个人），彻底堵死了通过兼并土地而发财致富的可能，农民摆脱贫苦生活的出路就是通过考学、当兵转业、直接招工这三种途径成为工人。
这样一来，国家就形成了一种在资金上和人才上绝对倾斜工业的格局。
中共的这种格局并不是自己发明原创，他基本是克隆了苏联的体制。
但是，中共直接管理的根据地建立于1927年，苏联的社会经济体制大体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立。那么，中共在农村根据地为什么采取平分土地所有权这种社会经济变革？
无他，现实需要。中共的革命目标当然是最终土地公有，但在近代中国要想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必须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如果在根据地进行土地公有，估计没有几个农民会支持革命。
1979年，经济改革后，几乎所有的旧有经济体制都有触动，唯独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这个土地所有权归属集体和定期划分土地使用权，不但堵死了农民成为地主的可能，而且堵死了农民或者农业开发商稳定利用土地发财的可能，农村的优秀人才通过升学和打工源源不断进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和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刚刚建立的企业之所以还能够有一些国际市场，就在于商品的价格低廉，而商品的价格低廉，就是因为大批农民工拉低了劳动力价格。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工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但发展反而艰难，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价格的猛烈抬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大批的优秀农民不愿留恋那个“食之无肉”的“土地使用权”而毅然选择了放弃土地进城。
也就是说，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在社会建设过程中，迫于现实的需要必须进行社会妥协，有些妥协是小范围的，有些妥协就是根本性的。那么，什么时候妥协？什么领域可以妥协？什么领域不可以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就容易引发激烈的争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认为应该发挥资产阶级的作用恢复国民经济，可以对资产阶级进行一些经济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在天津搞经济调查的时候就讲了一下话，意思就是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剥削是合理的。毛泽东就非常生气，毛泽东认为利用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经济是一种手段，但不是一种目的，要建设强大的现代经济还必须依托国家资本建立国有企业。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不是经济领域的错误，而是在意识形态上丢失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20世纪60年代，中国因为政策问题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对此，毛泽东当然知道，毛泽东曾经讽刺提意见的李先念为“忧天倾”的“杞国人”，但听取了李先念的汇报后同意李先念认为经济非常困难的判断，然后同意陈云领导大规模的经济治理整顿。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毛泽东喜欢阿谀奉承拒绝批评是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确实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后来也对彭德怀说：真理也许在你那边，我们不要庐山一别，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确实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而且毛泽东直接就将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在文革中，当年经济领域治理整顿的陈云和李先念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而李先念竟然是政治不倒翁。毛泽东为什么对刘少奇那样绝情，就在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退田单干已经影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认定，毛泽东认为大炼钢铁有些过分，这个是事实，毛泽东也认为可以想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这些属于可以接受的政治妥协，但退田单干就不是经济领域的妥协，而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叛，已经成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中共在革命中、在国家建设中经常不断的要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妥协，这种妥协的是否应该和怎样把握分寸往往就引发激烈的内部路线斗争。
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待遇一直造成知识分子心态的失衡，他们感觉到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待遇都远远不能得到应有的尊敬。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时期往往迫害儒家的读书人，但农民起义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军事集团和儒家读书人的结合。一个农民起义集团如果不能不能和儒家读书人结合就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
汉高祖刘邦获得天下后，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刘邦这个家伙是一个私生活非常不检点的家伙，因此也不喜欢儒家的思想，所以就责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一个集团要获得政权，当然要依托武装力量，这个规律被毛泽东形象的总结为：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但是，一个政权的管理一定需要大批的技术官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政权就无法进行新的社会建设和管理。
这一点，熟读经史毛泽东深有体会。但是，中共革命带有否定旧有社会体制的根本特点，知识分子读书固然有济世安民的思想但更有谋取个人富贵的因素，因此，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采取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思想改造，一个是通过各种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知识分子地位有了空前的进步。但是，面对经济的搞活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待遇仍然不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知识分子的几次大规模调薪，文教系统的待遇明显超过的工人阶级。

@朱元璋的好徒弟 157楼 2013-05-08 13:45:12
写姜维怎么写到中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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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东西不那么受局限，属于满世界乱窜型的。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节
进入21世纪后，除了依托资本发财致富外(各种类型的资本家），作为社会阶层的谋生手段大体是如下几种方式：
行政官员：依靠权力和管理谋生；
文化教育：依靠知识而谋生；
商人：依靠服务而谋生；
工人：依靠技术而谋生；
农民：依靠劳动而谋生。
新的“士、商、工、农”阶层大体划定。
但是，近几年来，出现了新的矛盾：一个是文化教育系统本身不满足与自身的待遇，他们感觉一样的人才为什么官员可以贪腐？他们感觉自己不如建国前的教师那样风光，一个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对文化教育系统待遇偏高不满意，态度最激烈的就是工人这个阶层，因为工人的退休金明显低于文化教育系统。
一个方面是整个社会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一个方面是文化教育系统的待遇成为社会的焦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矛盾？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搞活后，大批的有实际社会工作能力的书本知识欠缺的人物发财致富进入社会上层，对知识分子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也就是教书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而重要的一个就是当今政府是中国历届最重视普及教育的政府，大学生以瞠目结舌的速度急遽增加让大学生成为一种普通的社会人才。
中国古代读书人非常的高贵，一个是社会经济落后，供养读书人的投入成本过高，一个是古代社会考试的竞争过于激烈。
中国古代实行三年一考。进士名额大约为二三百人。在科举考试中竞争最激烈的是乡试，因此实行乡试中举分省定额制，清朝前期各省举人名额：直隶（102），江南（114），浙江（94），江西（94），湖广（93），福建（85），山东（69），河南（71），山西（60），广东（72），陕甘（61），四川（60），广西（45），云南（54），贵州（40）。以上总数量1114人，分解到三年，全国每年不到372人。
现在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比起古代的科举那是小儿科。
在这种体制下，拥有举人身份当然就特别的高贵。我们很多人攻击明清八股取士的限制人性，问题是录取名额的艰难必须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选拔。
据统计，贵州明清两代五百余年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大体是一年考取12个举人，不到一个半进士。今天贵州省共有9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88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两下一对比，就发现考取举人的艰难。这样极端稀罕的名额，决定了社会地位的崇高。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因为学费的高昂，没有几个人能够接受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个省份并没有多少学校，我所在的县市属于比较特殊的地方，有一处中等师范学校，面向全省招生，一年也就几百人而已。
以我生活的村庄而言，据老人回忆，从明初建村以来，几百年仅仅出过一个秀才，整个民国38年间，仅仅出了一个初中生，这个初中生参加了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争，建国后担任教育局长，1989年以副县级去世。
1949年之前，除了特别繁华的东部沿海城市，初中生就是大知识分子，比今天的清华大学学生都要珍贵。
1960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乡镇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炼焦厂旧址新建了我现在工作的这所初级中学。教师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国家调入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也有有些知识的社会人物，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紧缺到一个县级单位都不能为一个乡镇配齐教师的程度，而我们这个学校第一届仅仅有一个班级54个学生。1963年，这54个学生有23人考入各种学校，五十年内这54个学生中副科级以上干部接近十人。
1985年，我们村庄出现第一个大学生，破天荒，从此以后，每年都开始出现大学生，最多一年录取四人。
网上消息，2012年全国高考报名915万人，录取685万人，录取率为百分之七十五。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考取大学为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那么全国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为知识分子，无论国家和社会都绝对不可能用旧社会的标准尊敬和优待知识分子。
最尴尬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化大生产对于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大型企业都招收了极多的大学生和海归博士。同等相比，教育系统由于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由于知识层次的较低（比如雨花石教初中），反而不需要更加高级的学历层次。我的意思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大批的知识精英纷纷进入社会管理机构当官、进入大型企业担任白领或者自我创业，文化教育系统工作的人员的学历在整个社会的对比中并不突出，甚至可能属于弱势。
20年前，大部分家长无法参与学生的课业学习，今天，相当部分学生家长的文化层次已经完全可以辅导学生，甚至于他们的层次超过了教师。
在今天，教师和工人等社会劳动者相比，已经没有多少学历和知识优势，他们的社会身份定位已经成为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不能安份于这个定位，就会自我烦恼。
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我是一个教师，我也比较缺钱，我希望提高教师的待遇，但面对我的大批的考取高学历的学生，我明白我能够稳稳当当端这碗饭已经值得珍惜，因为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已经不可能让所有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合乎心意的工作。
就我个人态度而言，特别讨厌残酷的路线斗争，但现实是非常无奈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家庭（现实生活中夫妻斗争到离异的太多了）内部的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往最小里说，影响夫妻感情家庭和谐，往大里说，就可能彻底影响国计民生。
现在，我们回到姜维评论上来。
234年，诸葛亮之所以累死在五丈原，是因为曹魏政权的内部稳定和司马懿的非常优秀。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曹魏政权发生激烈的变动，顶尖高手司马懿已经纠缠于洛阳大本营而不能指挥一线作战。姜维认为，其实平心静气而言，249年之后，也确实是蜀汉难得的进攻陇西的好机会。对于姜维而言，这是难得的时机，但是费祎坚定不移的掣肘，每次只给姜维一万人马，这样一来姜维和费祎就发生了是坚守不出还是积极北伐的路线斗争。251年司马懿去世后，曹魏政权内斗更加激烈，对于谋求北伐的姜维来讲，费祎已经成为必须立即清除的绊脚石。
我个人认为姜维有利用郭循刺杀费祎的心理动机。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217年，曹魏的北地郡泥阳县（今陕西耀州河东堡东侧）出生了一个叫傅玄的男孩，他的年龄比姜维小15岁，他不但担任过曹魏弘农太守（管理今天陕西、河南交界的广大土地），后来担任西晋的侍中、太仆等高官。这个傅玄非常善于写作，曾经共同编写了一部叫做《魏书》的曹魏国史，这部书对于陈寿写《三国志》有极大的帮助。作为魏晋时期极其重要的社会学者，傅玄还写了一部多达几十万言的《傅子》，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看到这部书，但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多次引用《傅子》的材料。
在《傅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
这个材料的意思就是姜维这个人不仅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而且已经痴迷于实现政治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压根就不考虑个人的家庭利益（不修布衣之业），他为了思想自己的政治抱负，拿出自己的俸禄收入秘密驯养了许多绝对忠诚于他本人的刺客（阴养死士）。
傅玄去世于278年，他的生活时间和姜维的时间高度重叠而明显靠后，傅玄曾经长期在陕甘地区生活，非常接近姜维的活动区域，傅玄对于历史人物的敏感，这几个方面都论证这个材料的可信。
如果这个材料可信，就说明姜维有培养刺客的长期心理动机和客观实践，那么他确实有“忽悠”郭循刺杀费祎的可能。
当然，这种可能永远只是猜测。
但是，费祎被刺是蜀汉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在费祎被刺中有一个值得讨论的环节：郭循为什么被提拔的那样快？
我们所知道在蜀汉集团的四个来自曹魏的降将，王平、姜维、夏侯霸和郭循都在蜀汉集团担任了高级将领，但情况有所不同。

@青风塘 152楼 2013-05-07 19:26:32
楼主所言甚是。
中国地域过广，地区差别太大，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统一调配资源，形成合力。美国人以居住地选举各州长，而中国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备省部级领导。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中央集权与地方利益的矛盾一直是一条主线。君不见，但凡中央集权强大，能把控地方形成合力便是中华强盛之际；而当中央集权弱势，地方四分五裂，便是中华国力衰退，甚至是亡于外族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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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讨论诸葛恪坚持北伐的论文的时候（253年新城兵败，《三国演义》第108回），谈到了中国为什么要实行单一制的转载自以中央集权，而不能实行分权制的联邦政体，我估计大约在第71节左右才能发出，为了答复讨论，我提前把这一节挖出来，单发。当然这样一来，这个答复就有些不贴切，见谅。


“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
诸葛恪首先给了一个极大的政治命题：中国一定要完成统一，统一是中国的主旋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即使不是大一统也要弄成朝贡体系。诸葛恪认为统一是历史的大趋势，分裂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诸葛恪这个思想大不同于罗贯中，罗贯中认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罗贯中认为统一和分裂都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当维系统一的社会纽带丢失，分裂反而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统一、分裂都是时代的需要。
二者孰是孰非？
有些人可能张口就说统一当然是时代的主流。
问题没有这样简单。
整个欧洲的面积仅仅1000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略大，竟然有几十个国家，他们为什么不统一为一个国家？
1989年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加盟共和国统统独立。国家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什么带来疆域的大变革？
统一难道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发展方向吗？为什么发生了逆转？
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现象的出现，马克思用了一个至今论证不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最早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他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由于马克思去世过早，对这个概念也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解读，所以弄得一百多年来史学界论战不休，以我的能力，也不愿意挨这个板砖。
我个人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因为地理环境的特别，形成的一种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
从地理来看，中国和印度是世界最典型的季风性国家，而中国因为地处北温带，大江大河自西向东流程极长，所以更加容易发生水旱灾害。中国的气候和水利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单一家庭和小区域集团不能胜任大自然带来的强大的灾害，而中国周边随时可能进入中原的草原民族的威胁，也要求汉民族必须保持强大的中央政权。
中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开始于大禹治水。
世界各地都有大洪水神话，但其他地方在洪水之后就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唯独中国大不同。
根据研究，世界性的大洪水应该是气候变暖、冰川消融。一旦经过这一个自然历史时期，世界国家大体就进入正常社会时期，自然条件对于社会的影响并不是不可控制。
中国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水旱灾害的常规化。
大禹的父亲鲧用人工筑堤的方式治理洪水，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各个地方利益集团而进行工程建设。但是，一条河流的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左侧和右侧都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有时候利益的协调还是零和游戏。比如，黄河水文记录竟然有26次大改道，北起天津的海河流域南到江苏、安徽的淮河流域都曾经被黄河流窜扰乱的不成个样子。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治理，黄河就更加暴虐。
大禹治水采取疏导的方法，简单解释就是让河流按照地理形势顺流如海。这样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工作九年？
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生活区域，地势低洼的地方当然也有部落，他们为了生存可能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你让黄河水向低洼处排泄，就要拆除这些水利工程，就要从根本上威胁这些部落的利益。即使这些部落高风亮节同意搬迁，大禹还要协调其他的部落同意让出一些地盘给这样的部落
不是每一个部落的风格都那样高尚，大禹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就要动用暴力威胁。
所以，大禹治水的过程，就是整个中国东部水系的人工疏理过程，更是大禹以强大的暴力为后盾完成对所有部落的整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禹拥有了更多的暴力工具，从此形成了社会管理的专制权。
古代中国的政府，截然不同于西方社会，他在执行阶级压迫功能的同时，更多的担负水利工程建设、抵御自然灾害和游牧民族骚扰的社会管理功能。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有些利益协调的艰巨性，中国政府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
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必然要严重影响个人的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始终不是一个绝对私有的财产。
温带海洋气候条件下的英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农民的草房：风能进、雨能入，国王无权进入。
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春秋时期，商鞅变法，承认了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但是，国王和皇帝仍然拥有最高土地分配权。王莽改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土地国有。曹魏实行屯田，西晋采取了占田制。到了北魏出现了国家完整控制土地的均田制。从唐朝中期，土地私有制发展较快，但一直到清朝仍然盛行军功贵族的跑马封地，《红楼梦》中贾府的几个庄园都是直接抢占的农民的土地。
1953年，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完整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东方的中国，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下，都有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模式。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下，国家的产生与西方有所不同，国家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顺应社会需要所诞生的。国家形成垂直管理体系，指挥各级政府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为了整体利益有权侵犯个体利益乃至区域利益。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东方国家普遍具有专制主义特色，排斥民主、自由的思想，国家拥有最个人财产的最高处理权。
所以，在中国，统一是符合社会需要，因为国家的统一可以集结更大的力量迎接自然的挑战，分裂违犯社会集体利益，他不但不利于社会集体迎接自然的挑战，而且分裂的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有意识的以破坏大行工程为手段进行军事战争。
我们简单梳理《三国演义》，就发现有极多的以破坏大行工程为手段的战例。
第19回，曹操接受郭嘉的建议决沂河、泗河“水淹下邳”，结果“下邳一城，只剩的东门无水”，有多少民众被突来的洪水夺走了财产和生命？
第32回，曹操接受许攸的建议决漳河之水淹冀州，结果“城中水深数尺”。
第40回，诸葛亮火烧新野，命令关羽“各带布袋，多装沙土，遏住白河之水”。
第63回，张任安排泠苞带领五千士兵决涪江水。
第74回，关羽决水淹了北方敢战七军和樊城。
决水是一种军事手段，消灭军事对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水火无情，它必然要严重侵害周边民众的利益。
所以，中国一定要统一而不能分裂，所以，中国一定要中央集权而不能采取地方分权联邦制。

@青风塘 167楼 2013-05-09 08:59:28
佩服佩服！
颜兄果然知道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晚年已注意到中国的社会形态跟欧洲的极大不同。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会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欧洲的，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中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不存在象欧洲那样典型的封建社会，“封都建邑”，所以欧洲会有几十个国家，而从秦至清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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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近代以来争论非常激烈，我了解不多，史学界也没有达成共识，要说我们能够解开这一钥匙，有些扯淡的狠些。
1937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矛盾论》，其中一段文字非常重要：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
按照毛泽东这个论断，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从社会的范畴来探究根本规律，而不能归于外因。
毛泽东还有一个经典的比喻：“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按照毛泽东这一个比喻，他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国家特殊性，但更加承认世界发展中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认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以有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但毛泽东也明确承认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
世界近代史上有一派研究历史的观点，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毛泽东不认可：“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条件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
毛泽东的这个话不是狡辩而是真理。古代的罗马，分为罗马共和国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但古代的罗马气候并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毛泽东说：“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的非常激烈，但是，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坚定不移的使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名词而拒绝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
今天很多朋友很多人看不起毛泽东，认为他是随意使用词汇，那是胡闹。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着非常高深的理论修养，张闻天对于政治、历史有极深的研究，他们一直是看不起毛泽东的，但《矛盾论》和《实践论》一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理论大佬地位彻底确立，从此无人敢于挑战他的哲学修养。
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个强调中国特殊地理环境的理论。
问题是，这个理论是马克思提出的。
我个人认为，当然这个观点未必正确，因为与世界接轨的客观需要，也为了让百余年来史学界有一个大体的框架，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彻底取代封建社会来中国历史力度过大。
我个人认为，在认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递进规律的同时，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源于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恶劣，这种相对恶劣是指他可以让人类通过艰辛的努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大自然也确实给予中国远远超过西欧的自然灾害。
也就说，研究中国历史，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固然不是非常的恶劣，但远远逊于欧洲。生活在中国土地的民族，要以更大的艰辛低于自然灾害才能获得幸福。
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中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中国为什么神话故事远远少于欧洲？
茅盾认为，中国先民生活在一个非常艰辛的环境里，只有努力的劳动才能吃饭苦熬日子，那里有时间玄想？
我略微看了一下西方神话，他们的诸神生活的非常快乐，除了谈恋爱就是乱伦，他们那里就是情孽的伊甸园。
中国也有神话，《诗经》在也有，但中国的神话，几乎就是生存斗争的艰苦记录。
后羿射日固然有一个嫦娥支撑台面，但后羿主要的故事还是苦斗。西方有洪水神话，一个诺亚方舟就解决了问题，中国就需要大禹带领民众吭哧吭哧的干苦活。
社会制度归根结底是经济制度，其核心是土地制度。整个中国阶级社会的历史，都在土地制度方面截然不同于西方。
“国人暴动”时期的土地是国有，所以不同于西方的奴隶社会。但中国的北魏、隋、唐前期都实行比较严格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这种国家控制土地所有权并且定期调整土地使用权的模式和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极大的共性。
中国土地大体可以自由买卖是出现于唐中期，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各派中有一个唐朝开始封建社会的观点。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讨论不休的话题。
我个人认为应该将中国的封建社会看成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亚封建社会形态”。土地国有（各个时期程度不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一统是中国为对抗强大而多发的自然灾害采取的三项措施，也就决定了整个中国社会建设必须采取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毛泽东曾经有一句话“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秦王”，就是讨论柳宗元的《封建论》。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9节
夏侯霸本来就是曹魏的高级将领，而且和刘禅有亲戚关系，但即使如此，一下子就任命为车骑将军，这是国家军队的三把手，也是骇人听闻的事情。郭循在蜀汉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有后台，当然就是姜维，但姜维当时仅仅是卫将军，军队的四把手，而左将军是国家军队的六把手，左将军和卫将军仅仅相差一个等级两个位阶。姜维本人是227年冬天加入蜀汉，虽然在诸葛亮时代得到快速提拔，但也不是郭循这种直接任命左将军的特殊礼遇。至于王平，219年投降蜀汉，到了228年街亭大战，仍然是一个裨将军，由于在战役中表现优异，才越级提拔为中参军，比之郭循差十万八千里呢。
这四个降将在蜀汉的特点是投降的越晚重用的越厉害，为什么？
这一个规律说明蜀汉集团在汉中战役时期人才济济，越往后人才越短缺，到了费祎时代，已经是“内治无人”了，很多岗位压根就没有合适的干部人选。
219年，刘备带领荆州和益州的军事干部打败了曹操的军事干部，夺取汉中。221年，刘备称帝后，指挥益州干部为主体的军队东征孙权，杀的江东是七零八落，如果不是特别阴忍的陆逊那一个火烧连营，江东就非常危险。三国时代，三次关键性的战役，官渡战役、赤壁战役、夷陵战役都是火攻，都带有以弱胜强的特点。刘备一辈子就是指挥弱小的军队，为什么进入益州后非常有底气？原因很简单，庞大的益州干部支持。
为什么刘备时期蜀汉军事干部强大到吓得孙权心惊肉跳的程度？为什么费祎时代干部短缺到抓住一个降将就重用的程度？
古人也清醒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用一个调皮话进行总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把蜀汉人才的短缺归之为诸葛亮事必躬亲影响了人才的培养。但250年郭循投降的时候，诸葛亮已经去世16年之久，这个责任继续让诸葛亮承担是不负责任的。
战争仅仅可以给一些军事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个实际的机会，就本质而言，战争是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手段毁灭各种人才，消耗民族元气。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持续不断的进行战争，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跌入深渊。
一个和平的社会，无论他是一种什么样机制，都会有一些人才出现。
1966年到1976年，中国十年文革，当时特别不重视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但仍然有一些天分热爱学习的人自学成才，陈景润、袁隆平任然取得科学研究成就。1937年到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有许多大学，也给予一些知识分子很好的待遇，为什么极少科学研究成就，至于战争的中心地带华北，更加没有科技成就。这两个时间段的对比，就说明一个问题：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把所有的可以投入的力量投入到战场，不管他是作家还是工程师，即使他戴着高度的近视镜。
184年，黄巾起义后，中原板荡，死人无数，绝大部分的青年或者死于屠杀，或者死于饥饿，或者被迫成为战士，社会已经不能为人才的成长提供基本条件。死人是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如果不是社会动乱，在和平时期，江夏太守黄祖是绝对不敢随意屠杀祢衡的，而且作为丞相的曹操，也不能随便就杀掉了九江太守边让。
曹操之所以能够战胜袁绍，他那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优势不是表现在可以利用皇帝发布军事命令，而是表现在可以利用皇帝发布人事命令。曹操为了拉拢关羽，就借用汉献帝的名义给一个偏将军、汉寿亭侯。刘备当时仅仅是左将军，他只能发明一个牙门将安排赵云，他也只能发明一个军师中郎将安排诸葛亮。 221年，刘备没有登基之前，他手下的干部，除了关羽这种已经获得东汉政府爵位的类型外，大部分干部不管多么优秀，比如诸葛亮和法正，就不能获得侯爵，而孟达投降曹丕后，曹丕立即以汉献帝的名义给他一个平阳亭侯。
无论任何时代，个人功利都是时代主流，加入曹操集团可以获得政府高官，跟随别人只能获得实际利益而不能获得名义，这是曹操的极大优势。
曹操人才众多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借东汉中央政府的名义聚拢人才，一个是他本人能够重用人才。
我们知道，自从208年曹操南下，就进入荆州人才的活跃时代，无论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他们集团中都有来自于荆州的高级干部。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中原动乱，大批北方人才逃到荆州活命，比如王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成为风云时代的人才，当然与他的异常优秀的先天遗传基因有关（他的哥哥诸葛瑾也很优秀），当然与他个人的努力学习研究有关，但刘表坐观天下成败确保荆州和平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时代可能。假如，刘表在200年左右下达军事动员令，所有成年男丁统统编入军队出征，那么出生于181年的诸葛亮可能就牺牲在战场上。无论诸葛亮的天份多么优秀，如果错过他知识积累和能力成长的最佳年龄阶段，也就只能说一句“可惜”。207年冬天，诸葛亮接受刘备邀请的时候，27岁，大体是今天一个研究生毕业就业的年龄，如果提前八九年让他入伍，一个高中生，他的成长几率就小得多。
208年，曹操南下，荆州成为曹操、刘备、孙权争夺的核心地带，持续不断的战乱不但丢失了人才聚拢的条件，而且让大批的人才为了躲避战乱逃离了荆州，最可怕的是大批可能成为优秀人才的人在没有成为人才的时候就已经丢掉了性命。在后三国时代，生活在荆州人成为人才就特别的稀少。
益州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不方便，东汉时期经济文化也比较落后，就人才而言也并不突出。整个三国时代，益州本地军事干部没有一人能够进入三国二十四名将排行榜。益州职业将领最突出的是张任、严颜和李严，但他们确实不能和吕布、关羽、张辽、黄忠这样的顶层人物相比。
但是，一直截止到214年刘备进入益州，益州一直保持正常的和平社会生活，他仍然保持正常的人才培养机制。他虽然没有培养出多少顶层人物，但培养了大批的中下层人才，尤其是拥有正常的社会兵员动员机制，也就是说益州拥有大批可以成为战士的青壮年。
1940年，英法联军敦克尔克大撤退，丢失了所有重型装备，但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救出了三十三万五千人，也被称为一个极大的胜利。
英国不是中国，他的人口总量太小，能够成为军人的青壮年太少，而这三十三万五千人实际就是以后的战斗骨干。如果这些人死在法国，英国就要重新组建军队。英国人口虽然少于中国，但也可以动员二三百万军队，但是，你让英国政府去哪里紧急培养以十万为单位的军事干部和战斗骨干？
219年，关羽在襄樊水淹七军，就让曹操非常的紧张，关羽这个人的能力是一回事情，最头疼的是丢失了“北方敢战七军”，也就是七支特别能够战斗的部队让大水给报销了，曹操没法让社会立即补充这个损失，他虽然不搞计划生育，但就是鼓励生育，毕竟也要成长时间。
刘备在稳定了益州的管理后，带领军队出征，无论曹操还是孙权都非常害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是精壮部队。
古代战争是冷兵器对决，他的军队当然也需要训练，杀人是需要技巧的，但是和热兵器战争相比，士兵的个人身体素质表现的更加重要。一个能够精确射击的年迈老兵可以用手枪射击，但高龄的赵云就不能在凤鸣山突围。我们看《激情燃烧的岁月》，老年的石光荣仍然可以在模拟战斗中打败体格强健的刑警，但如果拼刺刀，他就弱了。
古代战争也需要智慧，所以有了火烧赤壁和水淹七军，但古代战争也确实是一种体力活。
223年，刘备夷陵兵败，一下子就把刘璋父子和平时代积聚的青壮士兵给毁掉了。 227年，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虽然还可以培养一大批军队，但仅仅四年，以益州仅仅百万人口的总量，新的军队整体素质就弱了太多。
夷陵战役之后，魏蜀吴三国鼎立到227年，诸葛亮才开始北伐，已经错过最佳时机。曹操大体统一北方是207年，然后南下荆州受挫于赤壁，损失大批的军队。在这之后，曹操虽然也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但基本是外线作战，曹魏管理的豫州、冀州、兖州、徐州、幽州、并州、青州和东司隶校尉辖区，也就是今天的淮河以北、黄河以西广阔的华北地区基本保持和平状态。这个二十年的时间，民众固然需要将自己的收入的大部分交给政府，青壮年固然还需要担负沉重的兵役，但广阔的基本地盘的稳定和平，毕竟可以让女人能够生育孩子，毕竟可以让孩子们半饥半饱的长大，毕竟可以让一部分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培养孩子读书。

@眼睛羊 172楼 2013-05-09 17:00:43
@yc雨花石
你的结论是反的，欧洲应该是环境恶劣到不能容忍大帝国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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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nc 175楼 2013-05-09 22:28:16
这个应该这样看，看看是不是比楼主讲得有道理一点：
中国在商代是殷商文化，到了周朝把殷人的文化改变了，到周幽王以后烽火戏诸侯被犬戎给毁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货币文字均不统一，分裂的国家数目可以和欧洲媲美，到秦始皇统一货币统一文字，车同轨，书同文，实行郡县行政管理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士”这样一个特殊阶层，中国文化是这个特殊阶层统一的驾照和身份证，大一统是必然的。
不光是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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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个都是谈论的大一统，但角度不一样。我谈论的是为什么要大一统？你谈论的是怎样大一统？
打一个比方。天寒地冻于旷野之中，我们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了躲避寒冷选择盖房子，一个是伐木构建房子。你谈论的是用木头盖房子（文字和道路出尽统一），我谈论的是需要盖房子（为了共同抵御自然灾害进行大一统）。我们可以并存而无争议。

@千叶知秋 180楼 2013-05-10 10:26:38
颜老师是曲阜老乡吗？握手！
孔孟颜曾，号称曲阜四大姓呢。鲁西南建国前能有中等师范学校的，那就只有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了，万里曾经上过学的地方。
说起来曲阜也是文圣故里，但其实明清以降，读书取士出来的却并不多见，很是遗憾。
偶尔回老家，感觉也是五味杂陈，不温不火，但却无力突破。可能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难以给曲阜这样优点与缺点一样突出的城市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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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一点刻薄话，这个地方有优点吗？我们看古书记载：“十万人家好读书”。今天，我们这个地方不读书，但他也不经商，就一个抱残守缺、骄傲自大。自我封闭、自我狭隘，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只生活在自己的惯性上。
我因为家里没钱，去过的地方不多，但也去过几个旅游城市，所到之处，感受良多，就全国而言，人文修养都在提高，但我们仍然原地踏步。我曾经接触过几个业内人，仍然奉行“宰人不商量”的经营模式。
至于教育，虽然教师在奋斗，但家长和社会的集体氛围太差了。我们的家长和社会老是感觉自己在吃亏，拼了命刻薄学校。我们家乡本来有非常好的机会，仅仅那一个大学可以带来多少利益和就业机会？但，我们硬生生逼他出走建一个分校。
贪图短期利益是我们这个地方很明显的缺点，不立足自己奋斗只知道依靠上级的照顾是另一个明显的缺点。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0节
而且由于曹魏集团管理地域的广阔和人口相对较多，民众的政府供养负担相对较轻。
蜀汉和曹魏相比，都有一个皇帝，都有一个皇后，皇帝都有宫廷等生活需要。无论蜀汉还是曹魏，皇帝、皇后和他们的服务人员是不进行一线生产，这些负担都要平均到基层劳动者承担。蜀汉的人口远远低于曹魏，所以民众平均承担的政府供养负担要重得多。在220年之前，益州由于长期的和平，民众的收入相对丰厚，所以供养负担还不是很突出。反过来，曹魏政权内部和平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才十岁略多，他们还仅仅是物质的消耗者而不是物质的创作者，他们的存在是社会的希望和未来，但就当时来讲他们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所以，在这个阶段民众的政府供养负担和子女供养负担反而特别的重。227年左右，战后出生的这一批人已经在20岁左右，他们已经成为强劲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财富（包含兵员和劳动力）在这个阶段应该是跳跃式的增长。
219年，是刘备集团最快意的时代，荆州的关羽虽然地盘狭小、兵员也不多，但他从东面防御着孙权和曹操的进攻，汉中的魏延也从北面防御着曹操的进攻，东北部相对独立于魏延的刘封、孟达一部也控制曹操集团直接从中原的进攻。即使关羽的荆州并不直接向刘备的益州大本营提供物质帮助，益州作为完全没有战争威胁的大后方就可以稳定进行社会生产。223年，刘备损失惨重，除了魏延管理的汉中北线保持原来局面外，汉中东北部的上庸成了曹魏的地盘，蜀汉不但丢失了直接进攻曹魏中原的通道，而且还要在这个方面派出警戒部队。最残酷的是大后方益州也直接承担三个方向的军事威胁：一个是白帝城成为和孙权直接对峙的军事前线，另外两个是因为刘备损失过重，必然放松对于南中和西平的少数民族的压力，所以这些少数民族就开始骚扰蜀汉。223年，司马懿给曹丕建议的五路会攻蜀汉，其中三路都直接威胁益州本部。
诸葛亮通过重新建立和孙权的联盟，白帝城方向从军事前线变成国防前线，通过南征也解决了南线，所以，227年蜀汉的国家局面大体稳定，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可以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诸葛亮放弃了这个稳定发展的机会，选择和曹魏政权没完没了的战争。诸葛亮不是不知道双方的差距，而是诸葛亮知道这个时间恰巧是蜀汉和曹魏势力变换的临界点。蜀汉不断的北伐，把战争推向曹魏管理的关中，直接破坏曹魏的经济恢复，一旦能够占领关中，那么汉中就从军事前线变成大后方，蜀汉的经济就有快速提升的可能。
如果蜀汉和曹魏长期保持和平，仅仅承担政府供养负担和国防负担，也压的蜀汉经济非常拮据。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也就是说，在诸葛亮管理时代，益州的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和兵役负担都已经感觉非常的沉重。但是，以诸葛亮的仁厚爱民，也无法减轻民众的负担，因为益州人口基数太小，而东、北、西三面国防前线和政府负担是绝对的必要。诸葛亮认为进攻敌人的战争负担和长期漫长国防线的负担大体相当。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长期休养生息，但是到了费祎时代后期，蜀汉仍然非常贫穷，经济越来越差，其中的原因就是赋税负担和兵役负担有一个无法减免的底限。
诸葛亮在世，法令严峻。有人劝诸葛亮以大赦来取得人民的支持，诸葛亮拒不接纳，他认为治国不能凭借这样的小恩小惠。诸葛亮的历史依据是当年刘璋屡次大赦，但并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
然而诸葛亮去世后，蜀国风向一变，大赦频繁，三四年一次。对此，大司农孟光曾当众责备大将军费袆，认为这白白便宜罪犯：“夫赦者，徒与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衰弊穷极，必不得已，可权而行之。今国家未有旦夕之危，何以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费祎虽然表示理解孟光的批评，但仍然继续大赦。253年，费袆遇刺后，蜀汉仍然坚持大赦政策。领导更换而政策延续，这个说明喜欢大赦的费袆不是出于心慈手软，而是需要借助大赦保护劳动力。
因为人口剧减，为了尽快恢复人口来取得兵员和劳力，三国都费尽心机，并不得不采取些非常手段。费祎经常大赦就已经很令我们惊诧的了，而其他两个国家就更加稀奇古怪。曹魏的核心领导陈群、钟繇等人曾经提议用肉刑代替死刑。肉刑虽然残忍，但如果以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留下一个死刑犯，毕竟可以给社会保留劳动力。据推算，这样每年可以保留三千死刑犯。这个动议虽然由于肉刑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不了了之，但曹魏对挽救劳动力的努力可见一斑。东吴的政策就更加特别，卫温等人出海就是为了抓壮丁掠夺其他地区的劳动力。
在这种劳动力极端短缺的时代，国家被迫将青壮年都纳入军事管理，社会也就被迫主要培养军事人才，社会需要的其他人才就得不到培养，而大批青年长期服务于军队，固然可以获得有战斗力的中下层军队骨干，但是由于综合素质的太低，最后连军事人才也短缺。
我们知道，王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将领，但他生前的地位并不是极突出，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文化。一个将领只要能够打仗就可以，但一个顶层统帅必须有文化，因为有些工作是必须要求阅读文件的。
250年，蜀汉任命郭循为左将军的时候，蜀汉还有廖化、张翼、张嶷等老将，他们的地位都明显低于左将军，他们为什么没有怨言。这三个人对于蜀汉的忠诚是不需要怀疑的，但魏延也是绝对忠诚的，忠诚并不绝对排斥争夺权力。我个人认为，蜀汉的大批的将领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左将军的工作，他们认可郭循的能力。
我们知道粟裕曾经有过三次坚决辞让司令的行为，粟裕的这个行为非常高尚，确实是为党的利益考虑。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粟裕三次退让司令，就是因为他不适合担任正职，他认为别人比自己更加适合那个位置。
左将军是国家军队的六把手，蜀汉的民众难道就不羡慕这样的位置吗？换句话说，蜀汉民众难道就不知道好好努力获得更好的位置吗？
我先说一下我本人上学的经历。
1978年，我在我们村内上小学，1981年我们管区合并一个联办小学，每个年级两个班，1983年，我在我们乡镇的一个学校上初中。我上小学的时候，同学最多是90多人，我们那个时候大约一半同学升入初中，其他的同学领取一个小学毕业证就参加劳动了。我考取初中的时候，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和常识共300分，分数线是80分，那一年我上学的初中共招收了80个学生，然后录取了十几个特招生，也就是走后门的学生。我那一年考试成绩是80分，也就是正式录取的最后一个（孙山）。这样一来，我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大约是150人左右，在这150人中最后考上大学或者中专，也就是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国家正式职工的仅仅五个人。而这五个人中，有两个是教师子女，他们仅仅在小学一年级和我同学，然后在1979年就转入城市上学了，所以就同等学习而言，仅仅是三个人通过了独木桥。
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个人能扯淡，所以上学时肯定不是认真上课的乖学生，逃课是偶尔的事情，上课看课外书是经常的事情。我以正取生最后一名竟然能够成为我们那一届初中毕业生的第一名，并不是因为聪明和扎实的基础，其实我在初二的时候成绩也仅仅中等而已。
我之所以能够考上学，一个是内在的诱惑，一个是外在的压力。
我小的时候，大米是一种非常稀罕的食物，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购买的权力。我在大约五岁的时候，和爷爷去村办小学闲逛，恰巧一个姓夏的老师正在煮大米饭，他是公办教师，可以购买大米，他在最关键的时候非常怜爱小朋友，给我盛了一小碗大米饭。香甜可口的大米永远烙入我的记忆。吃大米是我人生的最高理想，即使今天，如果问我最大的愿望，我仍然把吃大米排在第一。既然我接触到第一个可以有大米吃的人是教师，那么我的理想就是为了吃大米而当老师。一直到今天，我对其他职业都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可以腐败的国家领导人也没有兴趣，因为小时候的大米饭刺激太深，深刻到不能给其他东西留下空间。
我小时候特别爱玩，所以象棋、扑克什么的都打得很好，但只要面临丢失上学权力的时候，我就绝对集中一段时间学习，因为不上学不能吃大米。

@千叶知秋 180楼 2013-05-10 10:26:38
颜老师是曲阜老乡吗？握手！
孔孟颜曾，号称曲阜四大姓呢。鲁西南建国前能有中等师范学校的，那就只有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了，万里曾经上过学的地方。
说起来曲阜也是文圣故里，但其实明清以降，读书取士出来的却并不多见，很是遗憾。
偶尔回老家，感觉也是五味杂陈，不温不火，但却无力突破。可能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难以给曲阜这样优点与缺点一样突出的城市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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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182楼 2013-05-10 13:38:42
我说一点刻薄话，这个地方有优点吗？我们看古书记载：“十万人家好读书”。今天，我们这个地方不读书，但他也不经商，就一个抱残守缺、骄傲自大。自我封闭、自我狭隘，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只生活在自己的惯性上。
我因为家里没钱，去过的地方不多，但也去过几个旅游城市，所到之处，感受良多，就全国而言，人文修养都在提高，但我们仍然原地踏步。我曾经接触过几个业内人，仍然奉行“宰人不商量”的经营模式。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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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知秋 183楼 2013-05-10 18:20:59
呵呵，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吧，颜老师久居老家，个中弊端，自然看的比我们更清楚。我自从95年去外地读书之后，每年在老家最多个把月，近乡情怯、走马观花，当然是觉得家乡哪儿哪儿都还不错，呵呵哈。
但有一点比较认同，曲阜要发展，不管是从内部还是外部都很不利，长远看真是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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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地方之所以发展太慢，我个人认为是三个原因。
一个是社会风气不好，不喜欢踏踏实实干具体的工作，老是想投机取巧。
一个是对城市发展的定位不好，因为是旅游城市，这个没法更改，那么相关联的就只能是文化产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社会修养，他可以直接形成产业，曲阜的客观招牌极硬，发展文化产业是有基础的。但是，文化产业的形成有点特别，那就是不能急功近利，一定要稳定发展教育，一定要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教育，以教育为基础而发展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其实，现在教改先进的地方，教育也已经产业化。文化教育实际要比大型企业更加有利可图。因为我们有品牌，但没有利用。
一个是过于关注招商引资。为了利税，现在几乎各级领导都招商引资，这个简直就是扯淡。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内部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于是发展了，但如果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投资，中国最后一定要完蛋，因为人家不会把有竞争力的企业投到你那里去。招商引资仅仅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要发展经济，必须培养自己的企业。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一个县城没有自己的企业，就说明这个地方的政府管理和社会文化不适合企业发展，如果连自己的企业都发展不起来，外来企业最终一定要撤走，因为条件不好。
近二十年来，大约就是你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这个城市和外边相比，有明显的优势，那就是比较干净，而且文化发达，因为有一个大学，几个中专。二十年过去，周围的县城也都面貌大变，我们基本停止不前，就是因为自己定位不好，老是学习人家，学习人家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情况不同。
十年前，曲阜的教师工资虽然远低于兖州和邹城，但和宁阳、泗水还有优势，但现在，曲阜教师的工资已经成为整个临界区的最低。如果不改弦易辙，十年后，你回家乡的时候就只能摇头了。
因为家务，我几乎每一个星期都要去兖州两次，人家是日新月异，我们是原地踏步。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1节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地理教师竟然是夏老师，那个地理课本里竟然有“鱼米之乡”长江中下游平原，所以我的地理学习的特别好。我之所以最后选择学习历史，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学习的是文科，没有考地理的权力。1992年，大学毕业后，截止到2011年，我在教学一线教了19年，这十九年单独教历史的时间仅仅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地理。我从来就以教地理为光荣。我曾经是我们那个县市的地理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
一直到今天，我见到夏老师都特别的恭敬，其实，说一句刻薄的话，天上地下的神灵赦免我的不敬，他的课教的非常差劲。但，我爱他的大米。
我能够考上大学的外在压力来自我的父亲。我的同学之所以没有考上大学，不是因为他们比我笨，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舍弃一切的狠劲。
20世纪80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农民仍然很贫穷，高昂的学费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面临破产，我们弟兄还清上学的借款是在2002年，那一年我已经31岁，那一年我已经参加工作10年，那一年我父亲已经去世，他活着就没能享受过美好生活，他对于我们兄弟上学的贡献，一个是近乎病态的强迫学习，一个是丢尽老脸满世界借钱交学费。
我的大部分同龄人在1989年到1992年结婚，也就是19岁到22岁，个别的18岁，1992年之后结婚的非常的少。在当时农村，一个家长必须在孩子20岁之前给儿子盖完新房子，否则儿子就基本打光棍。
也就是说，1990年，如果我考不上大学，仅仅拿到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高中文凭，那么面临破产的家庭给予我的就是一辈子打光棍。
如果朋友们认为我说的太残酷，那么可以参考一下路遥的《人生》，里面的高加林几乎就是一个光棍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刘巧珍这样的女孩基本是没有的。
也就说，我努力学习的结果就是，1990年：或者考上大学，或者回家当光棍。
当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大发展，为大批的高中生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80年代没有人能够预测到90年代的邓小平南巡讲话。
我也曾经有过辍学的动摇，大米饭有时也抵不住现实的威胁，但我父亲对于考取大学的执着不可动摇。
1990年8月，我弄了一个大专生，非常的不满意，很窝窝囊囊的丢给父亲，他拿着那个通知单，刷的一下就泪流满面。
青春年少的我，还没有太清醒知道这一张通知单被后面是工作、工资、退休金、房子，还有最重要的老婆，以及只有娶了老婆才有的孩子。
我的那些比我优秀的同学们，他们之所以不能考上大学，是因为他们没有敢于不顾一切而豪赌明天的父亲。他们的父亲为孩子选择的是一条虽然不那么有前途，但非常稳当的盖房子娶老婆的道路。
在很多地方，如果家长知道初中的孩子谈恋爱是极端愤怒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男同学如果能够谈恋爱，家长是非常高兴的，上学是虚无缥缈的事情，捞一个女同学当媳妇，这是最合算的人间美景。
同样的道理，也出现在蜀汉。由于蜀汉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大部分男丁的未来就是当兵打仗，或者杀死别人，或者被别人杀死。蜀汉当然需要有文化知识的干部，如果一个孩子通过学习很有学问，通过政府的选拔，这个孩子就可以不用当兵打仗而极有前途，比如写了《三国志》的陈寿和写了《陈情表》的李密。但是，成功的概率实在太低了。一个人的年轻时代是有限的，大部分的精力和智慧也不能够同时学习很多知识。一个人如果用太多的时间学习文化知识，那么当然就不利于训练杀人技巧。
对于蜀汉的家长来讲，对于蜀汉的男孩子来讲，能够不死于战场就是人生的极大幸运了，那个遥远的读书当官的美梦是绝对不能付诸实施的。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是女孩子也要经常练习使用武器，一个是提防战乱的客观需要，另一个就是如果自己的丈夫死于战场，自己就必须承担起教导训练孩子使用武器的责任。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木兰从军就是发生在南北朝时代，那个时代也是一个男子随时可能丢命于疆场的时代，女人也必须练习武器。
隋唐以后，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兵员压力缓解，男子死于战场的威胁减小，女性使用武器的记录就少得多，虽然演义中和武侠中多得不可胜计，但那个是不可信的。
我通过前面的大量类比，说明的观点是，蜀汉的人才短缺，既与诸葛亮无关，也与费祎无关，蜀汉不仅仅是缺少人才，而是从根本上缺少人本身，人口的短缺逼迫蜀汉的绝大部分男丁必须去当兵，这种社会环境就不可能培养优秀的人才。
我们继续把这个话题深入一下，进入近代国共之争。
1927年，国共分裂后，蒋介石是世界承认的中国领袖，拥有中央政权，他可以以国家体制培养大批的干部，所以蒋介石的军事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党务干部是完全不同的系统。由于战争的影响，蒋介石那边也有职业军人担任政府高官的大批实例，比如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张治中就担任过湖南省政府 ，比如军阀韩复榘也曾经担任山东省政府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的干部人才来源还是很广泛的。
共产党就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残酷的战争要求中共必须把所有的人才都集中起来为战争服务，但中共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他的目标是管理全中国，而且根据地建设也确实需要行政人才。这样一来，中共必须把军队当成一个干部培训学校，军人不但能够拼刺刀、看地图，而且还要能够胜任党交付的所有的工作。
建国初期，党需要一个优秀的财政部长，由于这个位置过于特殊，必须由绝对忠诚于共产党的干部担任，财政部长邓小平担任更重要的党务工作后，毛泽东就非常缺少财务干部，最后选择的是自学成才的李先念。薄一波后来回忆，听说让李先念担任财政部长，很是替李先念紧张。其实，李先念更加紧张，他也认为自己不太适合，于是就和毛泽东商量更换工作。毛泽东回答的非常有趣：你要真不干，我就只好让宋子文回来担任财政部长。李先念没办法，只好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以他优秀的天份胜任了工作。
建国初期，中共人才短缺到选择一个财政部长都极难的情景，我们就可以理解蜀汉的人才短缺的原因：长期的战争环境，实在不容易产生多种多样的人才。
中共解决人才短缺的办法就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办理短期培训班，所以抗战时期的延安其实是一所学校城。中共为了提高军队的基本素质，采取各种方式诱导士兵学习文化知识。这个培训班和士兵文化学习，是中共解决人才短缺的基本办法。当然，中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地下党在国统区网络一些人才。
250年，郭循投降蜀汉后，因为他的文武全才，所以立即就被重用为左将军，所以也就有了接近费祎、刺杀费祎的机会。
253年春天，费祎被刺杀，一直到八个月后，曹魏集团才正式表扬郭循，这个就说明费祎被刺实在不是曹魏的刻意图谋。
但是，费祎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54年，蜀汉给予姜维“加督中外军事”的权力，也就是有权管理全国军队的代理三军总司令。
一直到了延熙十九年，也就是256年，55岁的姜维，在大破曹魏军队后，正式晋升为国家军队的一把手，也就是担任了大将军。
从253年费祎被刺，到姜维实际担任大将军，中间经过了三个年头，这个就说明，蜀汉集团内部有着极其强大的反对姜维北伐的声音，很多人非常反对姜维担任大将军，但是，蜀汉实在人才过于短缺，姜维以外别人更加不合适。重用姜维非常危险，不用姜维，无人可用更加危险，于是，姜维在一片反对声中担任了大将军，也在一片反对声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北伐。
姜维之所以以谋刺费祎为代价紧急北伐，就是因为曹魏那边发生了高平陵之变，曹魏的历史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拐点。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2节
三、高平陵之变和政归司马氏。
1、曹睿的暴虐统治。
234年，诸葛亮联合孙权共同发起了针对曹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次战争，是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唯一的一次同心同德的军事行动，也是曹魏集团建立后，唯一的一次同时在东南和西北两线开打。考虑到当时已经没有几个地方军阀，所以孙刘联盟进攻曹魏，就是当时所有反对曹魏的势力的大集结。曹睿亲临合肥赶跑了陆逊，司马懿在西线硬生生熬死了诸葛亮。这样一来，曹魏也就在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两线同时开打的胜利。
曹睿能够同时赢得两场那个时代最大规模的战役，所以，他应该是非常优秀的皇帝，虽然他的文才和军事能力实际都比不上他的爷爷曹操，也比不上他的父亲曹丕。
一个优秀的集团领导人能不能取得极大的成就，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才能，而是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拥有选拔人才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正确使用人才的能力。
毛泽东说：干部决定一切。列宁说：领导的工作就是选拔干部，检查工作。
在《三国演义》第103回，主簿杨颙对诸葛亮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
在这个讨论中，“三公”大约就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的领导就是国家的最高决策人，而一旦干到这个层次的领导人，年龄往往就已经偏大，身体当然也不是极强壮，要求他们像三十岁的青年那样工作就是胡闹。“三公”对于国家的贡献不是他们干了多么苦活、累活，而是他们为国家的发展把握方向，并且选拔合格的干部。繁杂的工作不是他们的责任。反过来，一个高级干部如果一杆子插到底的忘我工作，他的工作一定出了问题。
诸葛亮出生于181年，司马懿出生于179年，按照常规理解，他们应该大体同时告别世界（诸葛瑾67岁去世，说明诸葛亮家族遗传素质并不差），但实际上司马懿是在诸葛亮去世后17年才离开人间。司马懿和诸葛亮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但司马懿的宏观战略把握的非常的好：不管多么优秀，只要死在我前头，我就是最优秀，死人永远斗不过活人。
诸葛亮明明知道蜀汉人才短缺，明明知道刘禅不是非常顶级的领导人，他是蜀汉不可或缺的领导人，有他在，蜀汉也许不能统一中国，但没有他的时代就是乱七八糟的时代，所以诸葛亮的第一任务不是统一中国，也不是培养人才，而是能够健康的活着。司马懿去世的时候73岁，恰好是孔子去世的年龄，如果诸葛亮能够活到263年，当然他就83岁了，也就是孟子去世的年龄，蜀汉会灭亡于263年吗？其实，即使诸葛亮能够活到73岁，也就是253年，也就是司马懿去世后两年，也就是费祎被刺的那一年，如果没有了司马懿，诸葛亮的能力大体不需要两年就可以拿下陇西。
一个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勤劳和聪明，而是他知道他应该干什么工作，而是知道有时候应该闲着看蚂蚁上树也不要干工作。
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大一些的单位，一些大一点的个体企业，只要经营得当，就一定是干部才能发挥的比较好，就一定是掌握方向的顶层领导很悠闲。只要一把手累的吭哧吭哧的单位，这个就基本决定他离完蛋很近了。
作为最高领导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心态，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无缺的人，只要干工作就要有失误。一个领导能够把所有的工作都处理的完美无缺，这个在理论上可能，在实践上极难，所以，作为上层领导检查下级的工作或者选任干部就不能绝对求全责备，否则别人就没有办法工作，也就不能培养干部。
诸葛亮说：“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不是诸葛亮舍不得权力，而是对别人的不放心，和不能允许别人犯错误。
是人就要犯错误，你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工作。只要体制健康，偶发性的错误不会影响大局。曹操对待人才，就是特别敢于放手，特别的敢于使用，所以上过很多当，刘备、关羽、于禁都曾经背叛过他，但一直到死，他的地盘还是最大。
公元前202年，项羽乌江自杀，留给后人无限的感慨。
就个人魅力和战争指挥能力而言，项羽都远远超过刘邦，项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的“性狭”，一句话，特别的小气，不能够满足高级将领的个人利益需求。从整体来讲，一个人的利益需求和能力是成正比的，像韩信、彭越、张耳这样的人物，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就只能杀掉，如果不能杀掉就只能满足需要。
人人都知道重用干部的意义，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的重用干部。
曹睿这个人，确实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但他的最大优点就是敢于放手使用干部，他的常用语就是“汝言正合朕意”。其实呢，他压根就没有办法，别人提出一个办法，他感觉很好，不好意思说自己不知道，就说我们两个思路一样。
曹睿是老板，大臣们当然不好意思和他争夺知识产权，关键的是曹睿是一个非常大气的皇帝，舍得提拔干部发奖金。
234年，搅动天下的诸葛亮永远的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没有他的世界是相当的寂寞，魏蜀吴三国保持和平。曹睿并没有卸磨杀驴，而是“封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军马，安镇诸边。”
好一派君臣相得的亲密场景。
取得战争胜利的曹睿总算静下心来安稳两天。这个家伙从227年当皇帝，就没有消停过一天，那个诸葛亮逮机会就来恶心的他吃不香睡不着，江东的陆逊也时不时来斜插一刀。
曹睿是皇帝，他天天要担心被诸葛亮给搅合完蛋，所以非常辛苦，时间一长，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感情这个皇帝不是一个好差事，除了司马懿、曹真等几个好哥们不辞劳苦的工作，别人其实就是完成老板交付的工作然后领取俸禄。曹睿发现，司马懿在西线的时候，自己坐镇合肥的时候，很多大臣其实是可以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晚上照样搂着老婆休息觉觉。
从公道的角度看，曹魏的民众辛辛苦苦劳动养活了官员们，当然站在宝塔尖上的皇帝获得更大利益和享受。但，看待问题的视角有时是不一样的。站在曹睿的视角就有极大的偏差，他感觉他是为天下服务，尤其是为那些混天了日的官员们服务，所以累的吃不香睡不着。
现在，诸葛亮永远不来惹是生非了，曹睿感觉需要弥补一下自己生活的亏欠，于是“大兴土木，建盖宫殿”，于是“求长生不老之方”，于是“芳林园”享乐天下美女。
曹睿的第一暴政就是在许昌和洛阳大兴土木，建盖宫殿。
人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就是提高生活的质量，皇帝是人，当然有权力提高生活的质量，但是必须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那个只知道拍皇帝马屁的有才无德的工程师马钧设计了规模宏大宫室，为了工程“选天下巧匠三万余人，民夫三十余万，不分昼夜而造。”
我们知道蜀汉全国的总人口还不到百万，曹魏也仅仅几百万人口，曹睿竟然集中全国大部分精壮男子修建专供享乐的宫殿，结果是“民力疲困，怨声不绝”。
这个曹睿为了赶工程，竟然命令“公卿皆负土树木于”芳林园。
“公卿”也是民众，从道理来讲人人平等，但“公卿”毕竟还有一个身份，他们还是皇帝管理天下的助手。作为高级干部，如果他们为了锻炼身体，如果为了垂范于天下注意祖国绿化，也未尝不可劳动劳动，但如果让那些已经年龄偏大的长期不参加辛苦劳动的读书人当劳工，那么就是操蛋。
所以，“司徒董寻上表切谏”：
“伏自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
战争极大的破坏了社会，劳动力极其短缺。
“若今宫室狭小，欲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
皇帝是可以享受生活的，否则谁愿意当皇帝啊？但是，你也不要因为自己的皇宫妨碍社会生产，你应该让天下人能够吃饭。
“况作无益之物乎？”
皇帝，你竟然集中全国人力兴建无谓的工程，你也太过分了。
“陛下既尊群臣”，“今又使负木担土，沾体涂足，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无谓也”。
你竟然为了自己的享受，让国家的重要领导没有一点尊严，实在太混蛋了。
“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
既然你不把我们这些大臣当成人物对待，一点礼貌都不讲，我们为什么对你尽忠诚呢？如果君臣离心离德，我们这个政权就会灭亡，你这个皇帝也就会完蛋。
在中国古代，有许许多多的谏臣，那个海瑞因为直言上书而名垂青史。其实，给皇帝提意见最难听的还是这个董寻。

@眼睛羊 189楼 2013-05-12 22:49:17
整个三国时期，乃至明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史都是人少地多，人口从来是一种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墨子止楚攻宋就说楚国是土地有余，人民不足。曹操攻占汉中后，撤退时带走全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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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古代而言，确实整体上地多人少。但是，土地的质量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经济核心区在太平盛世就表现的人多地少。中国在清朝，出现了人口的大爆炸，一个是管理区域的扩大，蒙古、东北、西藏、新疆广阔的土地纳入版图，人口计算的地理区域扩大，总量当然增加。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勤于政治的政权，计算比较无能的咸丰帝、同治帝放在东汉、唐朝、明朝也是能力较强的皇帝。清朝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昏君和暴君。在有效的管理和长期的和平下，清朝中期人口大爆炸。
从两汉到隋唐，中国人口发展有一个小规律，那就是一旦超过5000万，就出现极大的社会变局，不管统治者是英明还是昏庸。我有一个猜测，以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在玉米、番薯、马铃薯这些量大、易种地的粮食作物进入中国之前，仅仅依靠小麦、稻米、大豆、高粱等低产作物，养活的人口大约不能超过6000万，后期勉强超过6000万，一旦逼近临界点，如果出现大范围的灾荒，社会和政府能够调剂的能力不能满足需要，就会发生社会变乱，以各种各样的大屠杀为手段消耗人口。新的王朝建立后，社会经济恢复，逼近临界点，就是新一轮大动荡。
这个猜测不知是否合理，仅供参考。

附收索的中国人口表：

前215年
秦始皇在位期间，全国统一后的估算数，约3000万人；

前202年，汉高祖登基之初，约 800万人，秦末、楚汉相争后的剩余人口约数；

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5959，4978人，第一次全国性人口登录累计数，古代第一高峰数。
西汉末年经济实际并不苦难，之所以王莽代汉，关键就是土地兼并严重，这个一个是政府腐败，但也与人口增加太多，土地利用已经到达极限有关，所以王莽改革的一个内容就是限田。

57年，东汉光武中元二年，2100，7820人，新莽以后，人口损失惨重；

105年，东汉和帝元兴元年，5325，6229人，东汉安定时期的人口总数；
157年，东汉桓帝永寿三年，5648，6856人，东汉最高记录的人口总数，27年后黄巾起义爆发；

280年，西晋武帝太康元年，1616，3863人， 汉魏、魏晋之际人口损失惨重；

609年， 隋炀帝大业五年，4601，9956人，人口复原势头明显，所以隋朝的灭亡是因为暴政和劳役，而不是土地。
秦朝和隋朝的农民暴动，是没有土地因素的，因为国家建立时间并不长，还没有发展到人口顶峰。

639年，唐太宗贞观十三年，1235，1681人，隋末动乱，至唐初人口仍然极少；

755年，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5097，5543人，唐极盛之时人口数仍比两汉要少许多，说明唐朝还有发展的空间，但是唐玄宗宠信安禄山，弄了一个安史之乱。

760年，唐肃宗乾元三年，1699，0386人，安史之乱后，人口数字惊人锐减；

821年， 唐穆宗长庆元年，1576，2432人，唐“中兴”之际，人口仍在减；

1006年， 北宋真宗景德三年， 1628，0254人，五代十国之乱，人口难以恢复，与晋代持平。但是，这个数字有问题，因为北宋管理区域太小，辽国分解了人口统计；

1066年，北宋英宗治平三年，2909，2185人，辽、西夏、南诏的人口未计入；

1110年， 北宋徽宗大观四年，4673，4784人，北宋最高登录数，加上辽、金、夏，中国人口逼近临界点，方腊起义爆发，内部外部都开始出现问题；

1160年，南宋高宗绍兴29年，1684，2401人，人口又一次锐减，因为金和西夏未统计在内，所以人口还有多一些，之所以多，是因为江南的和平和西夏的和平；

1264年，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302，6532人，宋将灭亡，元人南进；此后再无如此大幅锐减。

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八年，5951，9727人，蒙元统一中国后，人口与汉代全盛时持平。这个数字的问题是蒙帝国的疆域过于广大；

1403年，明成祖永乐元年，6659，8337人，明初人口统计数。这个数字就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好皇帝，仅仅几十年人口恢复的厉害。请注意，明朝疆域小于蒙元。

1562年， 明嘉靖四十一年，6365，4248人，明代人口持平数。明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比朱元璋对待民众更好。

要求古人搞计划生育，有些扯淡，但人口确实有一个峰值，只要逼近，就出问题。

@长剑0082012 191楼 2013-05-13 13:49:57
潜水很久了 冒个泡
近来朱令案闹得满城烟云 你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如何看待高校生投毒害人（且发生在我国一流学府）这一怪相？？？是否我国的教育机制发生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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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工作很忙，迟复见谅。
我一直没关注你说的这一个高校投毒。但是，学校作为人群密集的单位，他的公共饮水是应该有投毒防范的。仅仅我参加工作以来，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学生故意破坏饮水设施的事情（含投毒）就有许多起。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事情在过去太多了，最著名的的是1960年的山西发生的61人集体中毒事件。
我们生活的社会，从整体上是非常美好的，但也有着各种各样的人为的和偶发的不和谐事件。由于物质生产的富足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现在的各种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要比过去少的太多。
我小的时候，农村非常的贫穷，苦不堪言、饥寒交迫。在那种情况下，邻里之间有时因为一点柴草、一点野菜也可能大打出手，一个家庭内部，儿媳和婆婆为了一个煎饼就可能打的头破血流。我们村里，一个妇女，生了孩子，一个月中，仅仅有两个鸡蛋，还分给大儿子一个。但是，十几年后，他的大儿子竟然不肯养活他的老娘，当然有品德的问题，但太穷了。
在我深刻记忆力，20岁之前，村里每天如果不发生三起两起的打架简直是奇怪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托邓小平的鸿天之恩，能够吃饱饭，能够让孩子上学，但手工劳动非常的劳累，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一场大雨，地瓜干统统没有了，面对着抗药性极强的棉田，农民也是非常的苦恼。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农村喝农药自杀的高发时期。
苦熬日子。
在那种社会氛围下，学校的孩子也是经常打群架。当时的孩子上学晚，年龄大、体力好，和教师发生矛盾后，群殴教师的现象是很正常的。
我个人认为，社会之所以关注这个事件，是因为社会进步的太快了，人和人的关系相对和谐，这种恶毒破坏社会的事件越来越少，所以出现一个立即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当然，这个与媒体的发达也大有关系。
我没有过多关注，仅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发言，不当之处，敬请理解。

另外，我个人认为，国家之所以有法律，就是因为可能出现犯罪现象，犯罪现象出现后，作为社会不应该关注怎样惩罚，而是关注怎样防范和尽量减少影响。
一个人犯错误，可能有深刻的思想动机，也可能是偶发。我们尽量要将偶发犯罪的人们改造成为正常的社会人。

@眼睛羊 189楼 2013-05-12 22:49:17
整个三国时期，乃至明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史都是人少地多，人口从来是一种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墨子止楚攻宋就说楚国是土地有余，人民不足。曹操攻占汉中后，撤退时带走全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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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194楼 2013-05-13 18:10:38
就中国古代而言，确实整体上地多人少。但是，土地的质量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经济核心区在太平盛世就表现的人多地少。中国在清朝，出现了人口的大爆炸，一个是管理区域的扩大，蒙古、东北、西藏、新疆广阔的土地纳入版图，人口计算的地理区域扩大，总量当然增加。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勤于政治的政权，计算比较无能的咸丰帝、同治帝放在东汉、唐朝、明朝也是能力较强的皇帝。清朝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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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放棹 195楼 2013-05-13 21:19:48
康乾盛世带来人口的大幅增加，但这个增长是耐旱高产农作物红薯的引进所造成的，与政府的管理效率没有太大关系。人口的上限是农作物所能提供的能量，清初人口增长与红薯的普及是同步的，后人将这一时代也有叫做地瓜盛世。
直到30年前，中国人的主要食物还是红薯，这就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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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去的吃饭，我想补充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半个世纪，就完成了人口倍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和平（虽然有内斗但是没有战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急遽发展。我们很多人特别否定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成就，我也承认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政策确实出了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人忘记了毛泽东时代难以想象的人口暴增。我的一个邻居，他们夫妇二人竟然养了八个孩子。生育八个孩子，放在现在，能有几个家庭能够养活他们并且给他们一口房子？70代中国开始计划生育，虽然各地宽严不等，但毕竟人口增长放缓了，如果不是毛泽东晚年开始计划生育，无论邓小平后来什么样的经济政策都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人不同于西方，西方没有强大的生育男孩的民族心理需求，中国在旧社会之所以经常变乱，与人口增长超过社会供养能力有关。清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产作物的传播，人口激增，但毕竟中国的土地有一个供养极限，西方的侵略，使清政府的灭亡跳出了中国古代的人口规律。
我家是山东，据我爷爷告诉我，他们小时候，也就是民国时期，我们这儿不种地瓜和玉米，当地的粮食作物是谷子、高粱、豆子、麦子，请注意我写的排序。当时，我们这个地方普通人家的煎饼是高粱面。提供一个佐证，莫言有一个《红高粱》，当时山东高密也是漫山遍野的高粱。还有一个问题，抗战时期，北方地区的青纱帐里逞英豪是高粱地而不是玉米地。有一个电视剧，叫做《雪豹》，他是我见到的最搞笑而不真实的影视，竟然热播，无法理解，里面没玩没了出现玉米地，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建国前，我们这儿瓜菜半年粮，吃的不是地瓜，高密也不是地瓜，而是胡萝卜和大枣。那个年代，农家有极多的大枣，这玩意旱涝都收，是农民冬季的重要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大户人家的谷糠，那个日子的苦就不用说了。
我父亲共兄弟三人，还有三个姐妹，仅仅养活了他一个，饿死了五个。
建国后，我们这个地方最大的经济成就就是出现了地瓜，于是很多人能够不死。

@tewuopen 197楼 2013-05-13 21:41:55
女儿长相随父,儿子长相随母.越小越明显.(大了后才更象另一方)
所以张飞的长相绝对只说是"大汉型",而不是丑男型,
就是"丑男"一般有些脸型比例或某些特征异于常例的
会妨碍美女诞生(如果父亲有此特征,母亲很漂亮也白搭.只有整容出美女).
美女的父亲可以不帅,但要求骨架,脸型各方面各乎比例.世界各地,评出的美女虽然差别较多,但脸型比例(除了嘴巴大小)其实比男人美的标准的更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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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戏曲为了形象化的需要，对三国人物进行了再创造，弄得张飞好像很丑恶。其实《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大不同于戏曲形象。
《三国演义》第一回：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
罗贯中从四个方面交代了张飞。一个是身高，所以张飞的女儿应该身高很好，不是一个短矬。一个是外形，大大的脑袋、圆圆的眼睛、饱满双腮、硬硬的胡须，张飞的女儿肯定没有胡须，其他三个方面，谈不上美丑，但细细感觉也并不讨厌。一个是大嗓门，说话是否大声是一种性格，但如果张飞的女儿借助强大的遗传基因，练习歌唱，经常在成都的后宫里放声歌唱《我们的家乡在肥沃的成都平原上》，也并不是不可以。一个是张飞走路特别的快，这个也是一个性格问题，比如那些非处美丽的奥运冠军其实也可以快走。
《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其实形象很男人。当然，他可能有些黑，虽然罗贯中没写。但，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女孩，皮肤确实黑，但极美、极妖娆，让人看一眼，就垂涎三尺。世界名模中有很多黑人。

@yc雨花石 时间：2013-05-14 16:07:44
眼睛羊189楼 2013-05-12 22:49:17
整个三国时期，乃至明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史都是人少地多，人口从来是一种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墨子止楚攻宋就说楚国是土地有余，人民不足。曹操攻占汉中后，撤退时带走全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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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194楼 2013-05-13 18:10:38
就中国古代而言，确实整体上地多人少。但是，土地的质量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经济核心区在太平盛世就表现的人多地少。中国在清朝，出现了人口的大爆炸，一个是管理区域的扩大，蒙古、东北、西藏、新疆广阔的土地纳入版图，人口计算的地理区域扩大，总量当然增加。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勤于政治的政权，计算比较无能的咸丰帝、同治帝放在东汉、唐朝、明朝也是能力较强的皇帝。清朝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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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放棹 195楼 2013-05-13 21:19:48
康乾盛世带来人口的大幅增加，但这个增长是耐旱高产农作物红薯的引进所造成的，与政府的管理效率没有太大关系。人口的上限是农作物所能提供的能量，清初人口增长与红薯的普及是同步的，后人将这一时代也有叫做地瓜盛世。
直到30年前，中国人的主要食物还是红薯，这就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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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去的吃饭，我想补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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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羊 201楼 2013-05-14 16:51:00
中国传统的高生育率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历史上儿童死亡率是惊人的高。一家4个小孩活到成年的可能就一两个，包括封建贵族也不能脱离这个规律，只有用多生产来弥补。同时中国历史上人均寿命就没超过四十，现代人看古人的文字会发现古人有种突出的沧桑感，三四十岁就交代后世的想法。
四九年建国后，一系列的政策让人均提高了，儿童死亡率降下去了，但生育习惯还没有改变，从四万万同胞到六亿尧舜只用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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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出现过大问题。但是，社会劳动成果的分配要比建国前平均的多，当然，社会经济的僵化也是因为分配体制的不合理。这个劳动产品的分配，让人民可以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养活人口。而且，毛泽东时代，非常注意农村的医疗事业发展，虽然那个赤脚医生水平并不高，但相对于建国前要好许多，尤其是妇女接生事业的大发展，对于提高婴儿生育率和育龄妇女的生命保障，是极大的贡献。就我的记忆里，我们村里就极少出现难产死亡事件。而在建国前，这个产妇死亡是太正常了。
建国初期，马寅初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下就是优胜劣汰的生育哲学，而计划经济必须是计划生育。
我们今天，如果放开生育，亿万富豪就可以不受限制的生育，而贫苦人民就因为养育成本而无法养育孩子。因为，社会资源是有一个固定的绝对上限。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之所以反对计划生育，就在于他认为可以创造出极大的社会产品，他忘记了一个问题：无论人类怎样劳动，科学如何进步，单位面积可以养活的人口有一个绝对上限。我们今天，很多人用所谓的人权攻击计划生育政策，是没有看到中国几千年对于儿子的渴盼，也没有看到中国，当然还有地球，已经很快逼近养活人口的极端上限。一旦到达这个限度，粮食就成为压倒一切的资源，社会经济就不是法治，而是必须以人类的自我残杀来解决问题。
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人口增长都缓慢。比如，西欧，虽然经济发达，但人口增长极慢，就在于大家潜意识已经形成了共识，资源使用已经到了极限。
今天中国的人口，不是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比如，如果中国人和美国一样普及汽车，我们需要修多少公路？我们还有多少耕地？
由于中国的人口和资源，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国际化（好听一点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难听一点就是用经济手段剥削更加落后的国家），我们必须有一个心理准备：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永远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人少地多的国家。

@一叶放棹 206楼 2013-05-14 21:27:30
楼主，日本的人口密度远在中国之上，是澳、加两国的百倍以上，你认为哪个国家更发达？哪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更重要？哪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更高？你认为日本、韩国、台湾要不要搞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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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口12000，0000，面积3740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接近320，相当于中国的两倍以上。
按照日本的人口密度，地球可以养活的人口接近500亿，中国可以养活30亿。
但是，世界的资源分布是不平等的，世界的人口养活是不可能按照日本的标准。
人口的养活，就其根本而言是食物的产量而不是经济的发达程度，经济发达国家可以依托发达的经济从世界获得食物，但世界的食物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有绝对上限的。2012年，全球粮食产量约为24.19亿吨，如果不进行肉食转化和工业原料使用，以一人最低粮食需求500斤计算，最多可以养活97亿人。2012年，中国粮食产量5.9亿吨，人均500斤，可以养活24亿左右。而实际上，中国每年都需要大批进口小麦，出口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已经主要是工业原料和饲料用粮，人们的肉食、蛋、奶需要大批的粮食转化。以中国5.9亿吨粮食勉强养活13亿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自己考虑）计算，世界粮食24.19亿可以养活53亿人，而当今的世界已经63亿，也就说世界上最少有10亿人绝对不能享受中国人民的生活。但是，发达的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富足到用大批的玉米制造酒精燃料的程度，而非洲的索马里非常的饥饿。
我们知道，香港的人口739万，土地面积1104平方公里，人口密度6694人，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人口是3413亿，地球肯定不能养活这样多的人口。

正面解释一下，日本养活人口的原因：
第一，日本有发达的经济，他可以以经济手段进口其他国家的粮食。我们把中国放在一边，不讨论，请问，当今世界能有几个国家可以和日本相比？所以，即使不讨论中国，要求世界其他国家学习日本也是不现实的。共产党的能力，我们不讨论，但世界那么多国家为什么也不可以？比如非洲，比如独立事件已经很久的拉丁美洲？
第二，日本是海洋国家，他有非常发达的海洋捕捞业，为了养活自己的人口，日本公然违背国际条约在公海捕捞鲸鱼等海洋生物。海洋是世界的海洋，但相当多的国家，因为各种原因（蒙古）无法进入公海捕鱼。从某一个角度看，日本是以自己的无耻罗多世界的海洋资源养活日本人。世界人民无法学习日本，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岛国，而且，世界人民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所以引起了激烈的海洋渔场争夺，比如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争夺。今后，日本已经不能够继续延续过去的政策。
第三，日本的季风气候可以获得较高的粮食产量。

最后，现在的日本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因为经济越发达，抚养孩子的成本越高。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4节
毛皇后醋味极重、皮笑肉不笑的调侃曹睿：“陛下昨游北园，其乐不浅也！”
曹睿确实已经冷淡了毛皇后，但也没有赶尽杀绝，毛皇后的调侃彻底惹翻了曹睿：一声令下斩杀了所有的服务员，然后赐死毛皇后。
太过分了！不能保守机密，当然是一种罪过，但不审不问全部斩杀，实在太混蛋。一个老婆，曾经恩爱过，封建时代不可能让她改嫁，但可以让她在孤苦寂寞中度过余生，直接杀掉，他确实继承了曹丕的狠毒无情。
就曹睿的统治而言，已经是非常昏暴，但是，曹魏民众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暴动，他们宁愿忍受。为什么呢？184年，黄巾军反抗东汉的统治，结果是军阀混战屠杀人口，经过残酷的社会动荡后建立的魏蜀吴三个政权也并不比东汉的统治仁慈。相对于曹睿的统治，汉朝的桓帝和灵帝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东汉的社会就是天堂。虽然曹睿的统治非常昏暴，但造反产生的无秩序的社会更加可怕，所以就忍了吧。
曹睿的统治就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崩而不溃。
对于曹魏的人民来讲，最好出现内部的篡夺，以不流血的政权变革给予人民以休息。
这个社会思潮就是司马家族夺取曹魏政权的社会基础。
就在这个时候，237年，幽州刺史毋丘俭（这个人后来还要出现）紧急汇报：辽东公孙渊造反，兴兵入寇，摇动北方。
曹睿大惊失色，“才将土木劳中国，又见干戈起外方”，好好的太平日子不珍惜，老天爷一个反手就让你不愉快。
2、司马懿平定辽东。
建安十二年，也就是207年，袁绍的小儿子袁尚在丢失了所有的基本地盘后，逃入辽东投奔公孙康。曹操盘弓勒马逼压辽东，公孙康看到曹操没有直接控制辽东的野心，所以就以斩杀袁尚为手段换取了辽东的半独立和平。
228年，也就是曹睿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街亭战役的那一年，也就是江东孙权取得石亭大捷的那一年，“文武兼备，性刚好斗”的公孙渊成为辽东领袖。曹睿给了公孙渊一个扬烈将军的名义和辽东太守的工作。这个公孙渊非常的不满意，他有极大的野心和虚荣心。
石亭大捷后，孙权登基称帝，担心曹魏政权的军事进攻，就在加强侧翼孙刘联盟的同时，谋求联合辽东的公孙渊，让公孙渊背后插刀。
孙权派张弥、许晏携带大批的金银珠宝从海路到达辽东，封给公孙渊一个燕王。
孙权实际看破了公孙渊的虚荣心，他特别在意名义而不关注实际。但是，当时中原政权还非常稳定，公孙渊担心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所以就以斩杀张弥、许晏为手段讨好曹睿。
这就是公孙康的卑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张弥、许晏都是来使，“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基本社会理念。你可以大义凛然表示对曹魏的忠诚，然后客客气气把江东来使送走，最起码也可以为将来留下缓冲。你心一狠、刀一横杀了二人，就必须铁了心追随曹魏，否则将来反抗曹魏的时候，连一个依靠都没有。
公孙渊这个人过于贪图眼前的便宜而不顾及长远的规划。
曹睿接到公孙渊斩杀孙权使者的汇报后，就封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
公孙渊非常不满意，人家孙权给我一个燕王，你曹睿才给一个乐浪公，也太小气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接受孙权的封授。
其实，这是公孙渊不能理解曹魏和孙吴的本质不同。
公孙渊虽然保持对于曹魏的半独立，但毕竟是曹魏名义上直接管理的土地，公孙渊本来是曹魏的辽东太守而不是正儿八经的藩属国，他仍然是曹魏中央组织部备案的官员。
曹魏虽然灭了东汉，但继承了东汉“非皇室而不能封王”的政治规则，不要说功臣，就是夏侯家族也不能封王。曹魏封公孙渊为乐浪公，已经是特别照顾公孙渊的独立性，已经是特事特办。曹魏封公孙渊为大司马，公孙渊固然不能以大司马的名义指挥全国军队，但毕竟曹魏不能任命其他大臣担任大司马。
至于孙权就截然不同，辽东远在数千里之外，那是风马牛不能相及的土地，给他一个燕王的名号，当成藩属国处理好了，反正他本来是曹魏的国土和臣民，能够让他们内部搅合就是极大的胜利，反正他不影响对自己国土的政治管理。
其实，就是江东集团内部，对于联系公孙渊也是有极大的内部分歧，而且引发了孙权与张昭的公开冲突。
张昭在江东有极高的威信，而且在整个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都有极高的影响。
孙策时代，北方士大夫与江东的公文往来，往往把管理江东的成就归功于张昭，多少也有挑起张昭和孙策矛盾的目的。张昭很聪明，非常为难而不安。大度的孙策反而非常高兴：“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这个孙策不但有能力而且有眼光：没有管仲何来齐桓公？既然要当齐桓公，当然就要重用管仲。孙权登基后，封孙策为长沙桓王，中间这个“桓”大约就是这一解释。
孙策去世，“以弟权讬昭”，把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就是托孤大臣，而且孙策留下一个基本国策：“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这里的问不能理解为“征求意见”，而是让这两个重臣做最后的决定。孙策也许看透了孙权缺乏决断的缺点，所以授予了两个重臣的最高决策权。
孙权刚刚上台，张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对于稳定江东有不可取代的贡献。
张昭一生最大的争议就是208年劝说孙权接受曹操的劝降。
229年，孙权称帝，和大臣们聚会，“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大喜庆的日子难免忆苦思甜，我当这个皇帝多亏了周瑜，“归功周瑜”，这个也未尝不可，表示不忘旧功。就在这个时候，张昭也来凑凑热闹唱唱赞歌，“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孙权就给了一个大窝脖：“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
这个就有些过分了，赤壁之战确实是过于悬危，刘琮确实不如皇帝尊贵，但青州刺史和谏议大夫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官职。《魏武故事》评价刘琮“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众，笃中正之体，教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余祚。”白话一下就是：刘琮放弃了可能的万里江山，交出了十几万军队的管理权，拥护国家的统一，减少了民众的痛苦，不但给予父母以光荣，也可以让自己的后人得到应有的恩赐。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就是荣华富贵，孙权可以骄傲一下，但自古以来无不亡之国，280年东吴灭亡后，孙权的后代难道就“乞食”了吗？
周瑜固然有功劳，难道张昭没有苦劳吗？更何况，当年孙策临终嘱咐的是“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兵凶战危属于“外事”，不属于张昭的范畴，你孙权自己没有眼光，关键的时候不但举棋不定而且忘记了征求周瑜的意见，二十一年后以赤壁之战讽刺张昭，也太小气了。
“昭大惭，伏地流汗”，大喜的日子，弄这样一个不和谐的插曲，可见孙权的狭窄和不合时宜。
孙权设置丞相职务的时候，“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张昭是众望所归的人选。孙权选择了顾雍，为什么不用张昭？他的解释很有意思，我并不是舍不得重用张昭，也不是记恨208年的那一仇怨，“孤岂为子布有爱乎？”丞相的工作太繁杂，“领丞相事烦”，但是张昭个性太倔，“此公性刚”，万一发生了争论，弄得大家就不和谐，“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这是遁词。文武百官都知道张昭个性太强，大家在一起合作的非常愉快，尤其是在孙策刚刚去世的时候，孙权之所以不愿意重用张昭，是担心威望极高的张昭威胁皇权，不时给他一个难堪而已。
张昭很聪明，就以“老病”为借口，“上还官位及所统领”。张昭退休后，“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张昭年龄已经很大了，不可能给老婆画眉取乐，也不能上网发帖子，没事就给儒家经典写注释。
在这个问题上，孙权有些过分，但是张昭的脾气确实很大，“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君臣二人不能见面，见面就掐架，大臣固然可以平衡一下皇权，防止了极端的腐败，但皇帝心里就发堵。

@眼睛羊 189楼 2013-05-12 22:49:17
整个三国时期，乃至明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史都是人少地多，人口从来是一种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墨子止楚攻宋就说楚国是土地有余，人民不足。曹操攻占汉中后，撤退时带走全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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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194楼 2013-05-13 18:10:38
就中国古代而言，确实整体上地多人少。但是，土地的质量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经济核心区在太平盛世就表现的人多地少。中国在清朝，出现了人口的大爆炸，一个是管理区域的扩大，蒙古、东北、西藏、新疆广阔的土地纳入版图，人口计算的地理区域扩大，总量当然增加。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勤于政治的政权，计算比较无能的咸丰帝、同治帝放在东汉、唐朝、明朝也是能力较强的皇帝。清朝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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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放棹 195楼 2013-05-13 21:19:48
康乾盛世带来人口的大幅增加，但这个增长是耐旱高产农作物红薯的引进所造成的，与政府的管理效率没有太大关系。人口的上限是农作物所能提供的能量，清初人口增长与红薯的普及是同步的，后人将这一时代也有叫做地瓜盛世。
直到30年前，中国人的主要食物还是红薯，这就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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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200楼 2013-05-14 16:07:44
关于过去的吃饭，我想补充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半个世纪，就完成了人口倍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和平（虽然有内斗但是没有战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急遽发展。我们很多人特别否定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成就，我也承认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政策确实出了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人忘记了毛泽东时代难以想象的人口暴增。我的一个邻居，他们夫妇二人竟然养了八个孩子。生育八个孩子，放在现在，能有几个家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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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放棹 204楼 2013-05-14 17:57:56
红薯在中国的普及，确定是在清初。其耐旱特点，在国土面积不发生大的变动的条件下，极大的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积，又兼有高产的特点，所以在生产力水平并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养活的人口大幅增加。你说的那句“瓜菜半年粮”，已经极好的诠释了农村的食物构成，这个“瓜”就是地瓜，“菜”就是野菜。你说你们那儿解放后的经济成就是出现地瓜，还把它归结为哪个的功劳，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大枣这个东西 ，我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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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各地自然条件差别较大，所以种植结构有你较大差别。
农史专家万国鼎教授根据地方志查证，我国各地最早栽培甘薯的年代是：台湾1717年，四川1733年，云南1735年，广西、江西1736年，湖北1740年，河南1743年，湖南1746年，陕西1749年，山东、贵州1752年，河北1758年，安徽1768年。此外，山西、甘肃两省尚未看到记载。
山东最早种植甘薯开始于胶州沿海，我的家乡是鲁西南，所以要晚极多。
我们这个地方的“瓜菜半年粮”的那个瓜不是地瓜而是“金瓜”，也就是南瓜的一种。红军时期，有“红米饭、南瓜汤”的歌谣。地瓜这个玩意，最早是在沿海种植，进入内陆并不很广泛。建国初期，反应革命文学的小说和影视，极少出现玉米和地瓜，比如地雷战什么的。那个时候的影视虽然在政治上拔高，但细节很严谨。华北地区，是漫山遍野的高粱。以延安为例，我们看到所有材料在没有革命时代吃甘薯的记录。
大枣这个玩意，确实并不稳定，“旱收柿子涝收枣”，但因为没有劳力付出，而且多少有收成，所以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重要食物。当然胡萝卜更加重要。
大枣这个玩意，吃多了当然泻肚，但地瓜吃多了伤胃，改革开放前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胃病，重要的原因就是吃地瓜。地瓜在分类中不属于粮食，他属于半菜类食品，因为营养并不丰富。
我小的时候，吃地瓜和地瓜面的煎饼，吃的一看见就冒酸水。玉米这个东西，是一个高肥水作物，而且抗风能力弱，所以改革开放前在我们这里并不普及，我记忆中就极少吃玉米，我们喝小米粥。小米这个玩意，耐旱，常规产量可以在七八百斤，而20世纪80年代玉米产量极少有超过700斤的。改革开放初期，鲁西南是大面积的棉花（他的面积最大）、花生、大豆、谷子、高粱，玉米并不多。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杂交玉米良种，玉米产量突破800斤大关，于是开始淘汰其他作物。现在，我的家乡，基本就是小麦、玉米两熟，个别一点花生。
80年代，我天天吃地瓜面煎饼，那个玩意不撒水极干而韧，口感很差，撒了水就软不达的讨厌，偶尔看到别人吃玉米面煎饼，馋的不得了。玉米含油多，口感好，不比地瓜，就一窝淀粉。

地瓜进入北方，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冬季储存问题。地瓜含水高，不耐冻，需要窖藏。而且，这个玩意要转化为淀粉需要晾晒。北方民众要学习这两个学问，是很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