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历史的侧面》（367）

然而，人都是有历史局限的性，当时的人类并不知道后世还有一种叫做“共和”的制度，人民可以翻身当家做主，做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人，所以他们只能向往较低一个层次的平等，也就是回到原始社会去，回到氏族社会那种人人平等、遵守“天赋人权”的社会里去，享受较低层次的自由。
而这种社会就是儒家、道家所向往的“圣王时代”。
不过，人类这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常常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一个统治集团推翻另一个统治集团的手段和工具。就如毛主席所说，“农民革命总是陷入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9】只不过他们自己总是浑然不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要求比较简单——要么回到没有阶级、没有纷争、人人平等的氏族社会去，要么希望出现一位合格的统治者，领导大家走向安定。所以，在中国的郡县制度史上（秦朝至清朝），会有那么多的改朝换代，会有那么多的政权更迭的。
这似乎又成了一个死结，永远也逃脱不出这个循环。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听迷糊了，一些人会问，阵疯你怎么说了这么多大道理啊？也不符合你一贯的风格啊？请大家不要着急，为了证明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阵疯下边就再讲述一些理论。[/cp]

[cp]《历史的侧面》（368）

其实，上面我们讲的权力的由来和政权的形成属于一种“社会契约论”。在社会学里，关于“国家的起源”一般存在两大流派：
一派是以霍布斯、洛克（包括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由于不存在令所有人都慑服的共同权力，人们必然会互相攻击和掠夺，从而处于一种“狼对狼”的状态，大家都没有生命保障和安全感，也就无法展开正常的生产活动。为了摆脱这一状态，人们自愿缔结契约，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力托付给一些能人（或者一个集团），让他们作为首领（或酋长）来领导人类群体，大家也服从他的意志，政权就这样形成了。
另一派则是以奥尔森为代表的“匪帮理论”，认为国家是由固定下来的匪帮转化而来的，权力的产生是拥有暴力的主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实践中具体执行的结果。国家权力的运行，无论是征收赋税还是提供公共产品，都遵循权力的拥有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不是大多数人权益最大化的原则。而不同的“共容利益”又导致了民主与专制政府的不同模式。
关于“专制政权”的产生，“匪帮理论”可能更具说服力一些，但是为了前后文的连贯性，我们先把“契约论”说完，“匪帮理论”的部分，我们在后续章节还会详细的介绍。
继续“社会契约论”的思路。等到国家（或文明）和政权形成以后，中央政府采用何种制度进行有效的统治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按照厦门大学易中天老师的说法，过去的人类社会其全部政治制度史，只产生过三种社会类型：武力社会、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10】。[/cp]

[cp]《历史的侧面》（369）

其中，原始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具体到我们中国，像西周那样的封建制度（易老师称为“邦国制”）则属于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而封建制（或邦国）的特点是半武力、半权力，并由武力逐渐过渡到权力社会，或者换一种方法说，就是借助武力来获取权力。因此，封建制度的“邦国”，必然会进化到郡县制的“帝国”，而郡县制社会才是真正的、典型的、同时也是最成熟的权力社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以武力为基础的“权力”最多只能在建立契约的部落内部或者部落联盟之间才够能运行，出了部落之外，没有了契约的约束，权力就不好使了。这就如同中国的法律到了美国不好使，而美国的法律到了中国同样也不好使一样，都有其适用的范围。而在不同部落之间，武力杀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小的部落被吞并，大的部落之间也要互相兼并。如果实在兼并不了，或者要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会组成更大的部落联盟，并以其中武力最为强盛的部落首领为领袖，依靠他来管理社会。这时候，武力社会就慢慢向权力社会转化。而转化的结果，一方面使资源和财富逐渐集中到某个孔武有力的人或者集团手里；另一方面，这个孔武有力的人或者集团又会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
“因此，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武力社会必然会过渡到权力社会，由最初形态的国家（封建制的邦国）变为成熟形态的国家（郡县制的帝国）。”【11】
那么，在我们中国武力社会为什么一定要过渡到权力社会呢？[/cp]

[cp]《历史的侧面》（370）

按照易老师的说法，
“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因为权力会使社会的运行成本会大幅度降低。过去，为了争夺资源，分配财富，必然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对于人类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12】
但是，过渡到权力社会就不同了，政令的推广由武力变成了权力，由“硬打压变成了软控制”，统治者如果有什么要求，只需“一声号令，一道文书”下去“便可以令行禁止”，唯命是从，这“岂不是节约”成本？
因此，武力社会一旦升级到权力社会，在运行成本上将大幅度降低。过去需要派出军队、征集粮饷、甚至要上战场较量一番才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只需一纸政令下去就可以执行。这样一来，岂不是大大节约了社会资源，“而这些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正好）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岂不是进步？”【13】
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民族，特别喜欢建立持久而稳定、秩序而井然的权力社会。因为，
“农业生产需要精耕细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过多地使用武力显然于农耕不利。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规矩，这正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限制使用武力。因此，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造成对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破坏，但其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只有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也就是说，农业民族的选择，是建立权力社会。”【14】[/cp]

[cp]《历史的侧面》（371）

所以，在郡县制社会的建立初期，对于统一政权的形成“不但统治阶级意气风发，以为是替天行道，就连被统治阶级也是额手相庆，欢心鼓舞。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秦始皇‘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中央集权的王朝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与之相反，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倒是真心地拥护这个新生政权，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
然而，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权力社会很容易走向集权，变成一个集权式的社会，尤其是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半封闭的大陆内部内部地区，这种趋势表现的尤为明显。按照易老师的说法，这是似乎又是一种“必然”【15】！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权力源自于武力，必须倚仗武力作为后盾。即使是那些通过“和平手段”篡夺了江山的人，比如曹魏、司马家族、赵匡胤之流，在他们背后也都隐藏着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对于战争的胜利而言，集权是必须的。如果一个部落或民族长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权甚至会产生专制和独裁……”
“好在，这并不成问题，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边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是集权的社会。”【16】[/cp]

[cp]《历史的侧面》（372）

而且，权力属于一种“非典型暴力”【17】，它以武力作为后盾，却不需要直接使用武力就可以达到效果，甚至可以达到依靠暴力无法达到的目标。“唯其如此，社会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才终究要从使用武力走向使用运作成本较低的权力。而且，正因为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所以，在帝国时代（郡县制时代）的所谓承平时期，就会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情调和安定祥和的氛围。同样，善于使用权力者，也用不着轻易动武，露出杀机。”【18】
当然了，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要集权还是想分权不过是各民族的传统习惯而已，是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与专制与否无关。但是，具体到郡县制的皇帝那里，他是既要集权、又要专制、还要独裁。因为对于专制的皇帝来说，集权和专制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集权只是手段，专制才是最终目的。
关于这一点，易中天老师说的非常好，他说：“专制与帝制并不能划等号。因为不是皇帝也可以独裁（比如萨达姆），有了皇帝也未必专制（比如君主立宪），但是，没有皇帝的帝国终归不像帝国，有一个皇帝的称号终归更加便于集权。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决策权和审批权，还意味着立法、司法、监督和最高的裁判权，简直是集天下一切权力于一身。”【19】
那么，皇帝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够最终达到集权的目的呢？
事实上，皇帝不会仅仅满足于一个“皇帝”的虚名，为了加强皇权，他们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社会制度的变革。除了“废封建，置郡县”之外，他还“统一了国土，统一了军队，统一了法律，统一了税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道路和车轨的宽度，统一了书写的文字，还曾经试图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20】[/cp]

[cp]《历史的侧面》（373）

当然了，在这些“统一”当中，对于皇帝专制最有力的变革，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统一武装”；一个是“统一财政”；还有一个是“统一思想”。
对于统一武装，这个自不必说，因为帝国的武装力量本身就是实现专制统治的基础，必须牢牢抓在手里，否则的话，最后发号施令之人还指不定是谁呢？除此之外，军队不但要牢牢控制住，连民间那些不受约束的游侠、武士、剑客也必须全部消灭干净，因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那些不受政府制约、游离于政府之外的游侠、武士同样不被集权政府所容。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立刻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铸成铜人十二，置于咸阳，以弱天下之民。到了汉朝时，汉景帝又杀掉了山东豪侠周庸，汉武帝又剿灭中原豪侠郭解……
统一财政，这个更为必要，因为在古代社会，冶铁、制盐、铸钱这三个行业是公认最为暴利的三个行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将其全部收归国有。西汉初年，为了恢复经济，汉高祖不得不向地方豪强让步，允许民间私营，其结果就造成了地方豪强的崛起，不受中央控制，最终导致“七国之乱”。其实，任何一个集权专制的皇帝，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的过度膨胀、形成规模，因为这样一来势必会造就一个与之相抗衡的财力集团。欧洲的那些王国，就是被这样一些民间资本给搞垮的。所以说，专制的皇帝对于民营工商业有着一种天然的恐惧，绝不允许他们做强做大，对于那些膨胀起来的财富集团都会尽可能地遏制和打压。所以，“重农抑商”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维护了皇权专制的安全，却也使我们这个民族丧失了进取心和活力，特别是到了近代，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至于统一思想，这个看起来平淡无奇，其实最为重要，因为统一的帝国必然要有统一的思想，如果思想都做不到统一，又何谈集权和专制？因为性由心生，物随心转，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他的思想控制的。所以要治理人民、驾驭群臣，还是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必须牢牢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地。而各个朝代的灭亡，首先都是“民心”的丧失和“臣心”的忤逆，所以，思想领域必须被牢牢控制住才行，这反而成为维护郡县制帝国的重中之重。[/cp]

[cp]《历史的侧面》（374）

其实，从第一个郡县制王朝——秦朝——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它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21】其实，法家思想相当于“帝王使用说明书”，用它来武装帝王的头脑还可以，拿它来教化民众，做思想工作，则显得力不从心。而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虽然“温柔，却也只能造就清净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帝王成就霸业。”【22】
这时候董仲舒恰到好处地及时出现，他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必须要有统一的思想。而儒家是个好东西，不如拿过来试一试。于是乎，帝国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主流思想也从法家思想变成了儒家思想，或者说——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先秦的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以后，早已是面目全非，完全脱离了孔孟先哲的原始教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后续章节会重点说明）。
然而，专制的皇帝可不在乎这些，因为他们在暗地里实际执行的还是法家的霸道，儒家的王道不过是他们拿来装点门面的工具，意思意思而已，根本不会深究其内涵。
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思想就被统一到“外儒内法”的窠臼里，其他一切思想都没了活路。凡是和“主体思想”相冲突、或者与官方主打的思想体系相违背的思想学说，都被严格地管控起来，被官方排斥在主流媒体之外。那些不赞成主体思想的“非主流人士”，要么被打死，要么被饿死，绝对不能让他们过舒服了。他们要是过舒服了，那么该就轮到统治者们不舒服了。而思想的多元化向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催化剂，如此的“统一思想”，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趋向于保守和内向，久而久之必然会被其他的文明所超越。[/cp]

[cp]《历史的侧面》（375）

而那个被独尊起来的“主体思想”，也未必会有好下场。因为没有了外来竞争的压力，这种思想必然会变得不思进取，不求上进，安于现状，小富即安，甚至会朝着变态的方向发展（比如后世的“宋明理学”）。而近亲结婚、单性繁殖的结果，又会使得这种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脱离社会生活，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把玩的“高深”理论，门槛很高，实用性很少，久而久之也就僵死不堪了，成为一些学术垃圾。
不过，这些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毫无所谓，因为皇帝佬儿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什么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而是他自己的宝座是否稳固，以及他一家一姓的江山是否能够万年长存。至于生产是否发展，社会是否有活力，去TMD！爱咋地咋地，跟自己就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行了，管他身后洪水滔天。
实际上，皇权专制制度向来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片面地追求稳定，这在思想和文化的控制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好了，搞定了这三方面内容以后，就可以达到集权专制的目的了，因为建立和巩固政权，无非就是靠着这三样东西——枪杆子、钱袋子和笔杆子。只要掌握了这三种大杀器，就可以牢牢的掌握住政权，凌驾于人民之上，看起来高枕无忧，可以永享太平。
那么，集权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社会，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吗？
也不是。[/cp]

[cp]《历史的侧面》（376）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尤其是对于“中央集权”这种制度来说，它本身并无好坏。它只是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好与坏，完全看掌握和控制它的人是什么样的素质。
实际上，古代的中国，正是由于集权制度的存在，才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具有极其强大的凝聚力，一直没有分崩离析。中国的疆域虽然广袤，人口众多、文化也极其多样化，却一直处于统一之中，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中途中断或者灭亡，而且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都是中央集权制度所带来的优势。除此之外，中央集权制度还有一些优点，比如说：
第一、它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可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抑制地方的分离势力；
第二、它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降低文化和经济贸易上的壁垒，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
第三、它能有效地整合资源，有效地组织起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而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和工程建设活动，比如长城、运河、宫殿、陵墓、以及各种重大的水利工程都只有在大一统的环境下才能够完成。
……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央集权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维护统一、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可以这样说，中华文化之所以会延绵几千年而不中断，中间虽然经历数次外族入侵而没有出现文化断层，自秦朝时流传至今的中央集权制度可谓是功不可没，这是它的历史功绩，我们也不能一概的抹杀。
但是，中央集权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cp]

[cp]《历史的侧面》（377）

比如说，从技术的层面讲，中央集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央政府的工作量空前膨胀，几乎达到海量的程度。而地方政府却几乎没有自主权，始终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但是，中央工作量的集中和暴增，并不意味着行政效率的提高，很有可能是顾此失彼和疲于应付；而地方对中央的被动服从，也绝不意味着赤胆和忠心，他们很有可能是在消极怠工和无所作为。因为权力高度集中了嘛，所以只能使得地方政府每一个行动都要听从中央的指挥，而中央决策的单一性和盲目性又很难照顾到地方的实际情况。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地方因为没有自主权，有了事情不得不上报中央，而中央又不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很难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结果是不请示中央吧，问题得不到解决，请示了中央吧，问题仍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还不如不请示呢。这倒不是中央或者地方的官吏们不用心，主要是体制的固有矛盾限制了他们的发挥。其结果只能是：中央忙得团团转,地方急得团团转，双方都很苦恼，可又无可奈何。
再比如，从政策的制定方面讲，中央希望更加稳定一些，地方希望更活跃一些；中央希望号令统一，地方希望各有特色；中央希望一竿子插到底，地方希望有一定保留；中央希望多收税，地方希望少纳粮……这样的矛盾常常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当微妙，大家看起来是一家人，可是又各怀心思，各怀鬼胎，虽然在理论上应该互相提携、互相扶持，亲如一家，可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却是互相算计，互相防范，相互拆台。因此，中央在制定政策时，往往是丢东落西，顾此失彼，无法兼顾，而地方在执行政策时，也是敷衍塞责，虚与委蛇，穷于应付，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对方不可能真地照章执行，可是表面文章却一定要做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大不了就是互相骗嘛！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地方对于中央的政策总是不满，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上也总是走样，这也无怪乎一些人总是揶揄着说，中央的政策往往是由一群天才来制定，却由一群蠢才来执行。实际上，哪有那么多的蠢才，不管是中央官、还是地方官，大都是人精子出身，大家都鬼着呢，谁也不比谁笨，谁也不比谁傻，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考量。[/cp]

[cp]《历史的侧面》（378）

好在，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只存在于技术层面，只要通过人员的培训、制度的更新，通讯设施的改善，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还可以慢慢的进行弥补，特别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完全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放在古代就不行了，在那个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年代，这基本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尤其是当一种制度参与进来以后，无论你的人员素质有多好，制度有多完善，交通通讯技术有多先进，都无法弥补，而这种制度就是——皇帝专制。
说到“皇帝专制”，这里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可是两码事，属于两种概念，它们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
“中央集权”只是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指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对于地方上的事务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地方没有自治权或者自治权很小。地方只能按中央的指令办事，不得自作主张。地方的官吏也不是由地方自主选拔出来的，而是由中央政府选拔、考核和任免的。
而“皇帝专制”则是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后，中央的权力还要集中于皇帝，由皇帝一个人来专断独裁，乾纲独断。中央官吏没有自主权或者自主权很小，他们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而且他们也不是自主选拔出来的，而是由皇帝来选拔、考核和任免。
按理说，中央集权制度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各个国家和民族有选择使用何种政体的权力，这主要和他们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有关。比如说中国，就肯定会选择中央集权制度，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沿用这种制度。比如，东亚的韩国，某半岛上的“三胖”家族，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塞，还有西欧的法国（单一制），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都采用或者近似采用这种制度。
哦，对了，还有一个俄罗斯，别看它表面上叫什么“俄罗斯联邦”，其实它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cp]

[cp]《历史的侧面》（379）

但是，皇帝专制（或称“君主专制”）就不一样了，所谓的“皇帝专制”，通俗的讲，就是皇帝一个人要掌管一切，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所有的社会事务都要由他一把抓，都由他一个人来直接管控，直接决断，包括立法权、执法权、审判权、行政权、监督权、军事指挥权等，简直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绝不允许其他人来干涉，这可是响当当的专制独裁啊！
大家注意，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这叫中央集权。中央的权力再集中于皇帝，这叫“皇帝专制”。在皇权专制社会里，中央集权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在此基础之上，还有一个“第二步”，就是中央的权力还要集中于皇帝，这叫做专制。“皇帝专制”属于“中央集权”的高级形式。
关于这一点，正如易中天老师所说，“集权未必专制，但专制则一定要集权”【16】，因为不集权，地方的权力就无法集中到中央，不专制，中央的权力就无法集中于皇帝。
而帝国的麻烦正在于此，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中央集权，而是集天下之权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皇帝（或者掌握实权的那个人，比如权臣、太监、后宫……）。
那么，“皇帝专制”这玩意儿为什么一参与进来，中央集权制度就无可救药了呢？
我们之前说过，皇权流官体制（郡县制）这种制度，是按照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不是按照儒家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儒家讲究的是“贤人政治”，也就是让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如果君主本人才能出众，智商情商都很高，那么不妨让他亲自来治理国家，如果他没这个能耐，不如甘心地退居幕后，做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然后选拔一些大贤人来治理国家，就像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那样，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自干各自擅长的事情。管仲不是善于治理国家吗，那就让他来治国，齐桓公不是好色成性吗，那就让他退居幕后，专干“妇女工作”。这样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两不耽误？关于这一点，倒是很有一些后世那种“君主立宪”的意味儿，虽然它并不是真的君主立宪。[/cp]

[cp]《历史的侧面》（380）

但是法家就不一样了，法家讲究的是“抱法处势”，专断独裁，乾纲独断，要求国君一定要掌握实权，绝对不能使大权旁落了。因为，大权一旦旁落，君主就没有了权威，如同腾云驾雾的龙，变成了满地爬的虫，到了最后发号施令的还指不定是谁呢？所以，皇帝必须牢牢掌握大权、亲自管理国家才行。
可是这样一来，对于最高统治者的素质要求就比较高，甚至一般高都不行，必须是非常的高，极端的高，最好达到圣人的地步。因为专制的皇帝掌握着全社会的资源，他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民族的危亡、以及人民的幸福，必须谨慎对待才行，千万不能马虎了。然而，郡县制偏偏又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这样的“大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好事自不必说，全天下的人都跟着沾光，要是坏事就有点儿麻烦，全天下的人都跟着一起遭殃。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皇权专制制度是给雄才大略的君主准备的，不是给傻逼二货君主准备的。如果让一个二货君主来掌握政权，犹如让一个疯子来操纵航天飞机，结果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不仅会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升级，争权夺利的现象达到白热化程度(比如，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外戚干政），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和朝代的频繁更迭，特别是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这种现象表现的尤为明显。
可是，历史上的皇帝绝大多数又都是昏庸无能、荒淫无道的，智商和情商都堪忧，对于“治理国家”这个高科技工种一般都不怎么在行，明君极少，昏君极多。除了开国几代君主比较英明、费劲气力打下一片花花江之外，其余的后世子孙们都比较败家。这些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后世子孙并没有祖先的才华和能力，更没有他们游刃于臣民之间的权谋和诈术，这就导致每一个郡县制王朝都有一个喜剧的开端，正剧的中间，和一个悲剧的结局，由盛转衰、由强变弱，最后走向溃败，这几乎又成了一个铁律，而且，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逃脱出这个铁律。[/cp]

[cp]《历史的侧面》（381）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疑惑了，既然郡县制度对于最高领导人的要求那么高，那么，这些资质平庸、能力平平的君主为什么不主动让贤，让一些有想法、有能力、有德行的人来治理国家呢？就像儒家所提倡的那样，搞搞“贤人政治”，让贤人来治理国家，君主本人退居幕后，闲来无事的时候，招招猫，遛遛狗、斗斗蛐蛐、泡泡马子、享享清福，岂不是更好？
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皇帝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死死攥在手里不放，说什么也不肯撒手。
为什么呢？
难道让他放弃皇权专制真的那么难吗？难道还能死了不成？
你还别说，他真的会死，而且死相很难看。
历史上那些被架空的皇帝，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不信我们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自从有了皇帝的那天开始，如果皇帝的权力被架空，他的结局会怎样？
第一个是秦二世，他把权力都下放给赵高，结果被赵高逼死了。
第二个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刘盈，刘盈性格柔弱，被吕后架空，结果郁郁而终。
第三个是汉成帝、哀帝、平帝……一直到西汉的末代皇帝汉孺子刘婴，他们几乎都是离奇死亡，不得善终。
再看东汉，东汉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这倒不是说东汉的国柞很短，主要是说东汉的皇帝们寿命都不长。
东汉一共有十三位皇帝，除了前三位（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和最后一位（汉献帝刘协）之外，其余的十位寿命都不长，其中有四位居然没活过四岁，这倒不是他们身体素质不好，体弱多病，或者患有什么家族遗传病？主要是他们丢掉了皇权，被架空了。
东汉从第四任皇帝汉和帝开始，便进入到“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的模式当中。皇帝死了，太后临朝，太后任用她的娘家人来执政，这叫外戚专权。而外戚集团为了能够长期掌权，就立很年轻的皇子、甚至婴儿来做皇帝。等皇帝长大以后，太后死了，小皇帝就要夺权。小皇帝从小无依无靠，只有身边的宦官可以信任，所以他就倚仗宦官的势力来杀外戚。宦官有功，必然干政，为了架空年轻的皇帝，这些死太监们就拼命地给皇帝提供声色犬马服务。没过几年，年龄不算大的皇帝就因为酒色财气被折腾死了，这时候就又开始太后临朝，然后立年轻的皇子为帝，然后皇帝长大，再任用宦官，杀外戚……如此循环往复。你说，这样的皇帝佬儿，小命能长得了吗？所以说，皇帝一旦失去权力，就如天上的“龙”变成地上的“虫”，落毛凤凰不如鸡啊，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你说，皇帝不抓住权力能行吗？[/cp]

[cp]《历史的侧面》（382）

等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但凡是那些没能够集权、专制能力不强、抓抓不住印把子的皇帝，几乎都被搞死了。没有被搞死的，也都被废黜了，几乎没有一个善终，谁让“最高权力”是那么吸引人呢？那种能置人于生死、可以左右他人荣辱、还可以攫取海量财富和海量妇女的快感，实在太令人着迷了，让人让人欲罢不能，引得无数英雄、莽汉、阴谋家和投机份子们竞折腰，一代接着一代、一茬接着一茬，有如飞蛾扑火，前仆后继，永不会断绝。谁都想过一把皇帝瘾，就算过把瘾就死，也成啊！
而这种局面直到唐宋以后，才有所改观，随着专制程度的加深、集权制度的完善，功臣良将、有权势的大臣要想通过谋权篡位的方式来窃取政权，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皇帝专制的程度达到了巅峰，对于皇权的各种保障措施也趋于完善，皇帝佬儿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随随便便就能被别人夺了去，这才有了一丝安全感，这才可以高枕无忧。套用一句现在的广告词儿就是，出来做皇帝再也不用妈妈担心，就算窝在深宫里边儿不出来，不谙世事（天启），不理朝政（隆庆），修仙炼丹（嘉靖），消极怠工（万历），也没有问题，完全不必担心被谋权篡位（武装造反的不算），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小命随时会被别人捏死。
可能有人会问，皇帝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谋权篡位的事儿不过是统治阶级最上层之间的狗咬狗，死了一个皇帝，大不了换一个皇帝，死了一家的皇帝，大不了换一家皇帝，不就是改朝换代嘛，和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么只能说明你还很傻很天真，对于郡县制的运行规律还不太了解。在郡县制里，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央政府一旦放松警惕，放松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那么，势必会引发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导致地方武装割据，进而引起社会动荡、矛盾加剧还会刀兵相见、乃至天下大乱，其结果只能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你说对你的生活能不产生影响吗？
这可绝非是危言耸听，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无法解决的体制性矛盾。[/cp]

[cp]《历史的侧面》（383）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个比喻。
帝国就像一个大牧场，牧场主当然就是皇帝本人。他拥有一大片草场和成群的牛羊。如果牧场的规模不太大，牛羊的数量不太多，事务不太繁杂，他完全可以自己管理。比如说，有一公顷草场和一百只牛羊吧，这样的规模牧场主完全可以自己经营，此时的他相当于一个个体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牧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就不好说了。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位牧场主经营有方，积蓄了很多资产，又兼并了附近很多其他人的牧场，草场面积一下子扩张到一百公顷，牛羊有一万多头，那么，这样规模的牧场仅靠牧场主一个人的能力，无论如何都是管理不过来的。
管不过来怎么办呢？想办法啊！这时候就出现了两种管理模式：
一种是将牧场分割成小块儿，牛羊也分割成小群，除了留下一块儿领地和一小群牛羊自己放牧之外，其余的部分都划分出去，然后指定自己的亲戚、朋友、熟人、以及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好哥们、好兄弟们，让他们到自己封地上独立放牧，各自经营，自负盈亏，同时，允许他们的财产一代一代往下传，世代相袭，也就是“世袭”，中央一般不干涉，这样的经营方式就是——封建制。
还有一种方法是不分割牧场、也不分割牛羊，全部由牧场主一个人管理。但牧场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仅靠农场主一个人能力根本管不过来，管不过来怎么办呢？他只好雇佣一些非世袭的“牧羊人”来帮助他管理，让他们代替自己管理牛羊，同时作为回报，还要给他们发工资，也就是俸禄，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工作业绩来评定优劣，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而这种经营模式就是——郡县制。[/cp]

[cp]《历史的侧面》（384）

明眼人看到这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里所谓的“牧场”，其实就是王朝，所谓的牧场主，其实就是皇帝，所谓的牧羊人，其实就是“官僚”，所谓的牛羊，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为什么把老百姓比喻成牛羊呢？因为牛羊没有权力啊！在郡县制度之下，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权益可言，他们的一切社会角色不过是牧场主的私有财产，是统治阶级的私有之物，只有养壮了挨宰的份儿，并无伸张自己权益的机会。关于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下边的论证逻辑是否成立。
在上面“牧场”的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经营链条：
牧场主管理牧羊人，牧羊人管理牛羊，牧场主将饲养权交给牧羊人，让他们代管牛羊，然后，牧场主再通过一系列的考核措施（比如考察牛羊肥的壮程度）来考察牧羊人的工作业绩，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蛋。权力从牧场主出发，经过牧羊人、再到羊群那里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通过“考核机制”再返回到牧场主那里，从而完成一次权力的循环。
这是一个闭环系统。[/cp]

[cp]《历史的侧面》（385）

具体到郡县制国家里，国家的一切权力也都来源于皇权，皇权是一切权力的总开关，官僚集团则是各级权力的水龙头，一层一层地往下释放。他们由皇帝来指派和任免，并代表皇帝去具体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也就是所谓的“官员代理”）。 ​​​
然后，皇帝通过各种考核机制（比如人民是否丰衣足食、税收是否充足、边疆是否稳定、司法是否公正等等） ​​​来考察官僚的工作是否达到要求，干得好就奖赏，干得不好就惩罚，以此来决定官员的赏罚和任免。
这也是一个闭循环。

图 单级郡县制的“权力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