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历史的侧面》（349）

薛教授直接将它命名为：“专制主义社会”，并且认为，这种“专制主义政治”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12】：
第一，它把国家的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皇帝、国王或其他什么名称），他们垄断了国家大权，不允许任何人染指……虽然他们也有法律，但那是统治人民的工具。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危，全取决于皇帝之贤愚、能拙和道德品质的优劣……
第二，专制政治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和制约，这是专制政治最为本质的特征。最高统治者可以恣意妄为，人民却无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督……
第三，实行愚民政策，这是专制统治的文化基础，就如法国政论家托克维尔所说，“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将不可能存在”。而愚民的方式又有两种，一种是禁止私学，使人民永远处于愚昧无知之中，此为下策；一种统一思想，只让人民学习对统治阶级有利的一种思想，此为上策。
而这三方面正好对应了皇权流官体制（郡县制）的三个最基本特征——“皇帝专制”、“官僚代理”和“外儒内法”。下面我们逐一地说一说这三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说皇帝专制。[/cp]

[cp]薛国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师从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吴又被称为研究世界史的哈佛三剑客之一。 ​​​[/cp]

下边一章，我将讲述“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其中会出现一些敏感词汇，还请版主大发慈悲，不要删帖。帖子的内容不涉及政治，不涉及近代史，更不会影射现实生活。对于其中的敏感词汇我将用拼音处理，多谢！稽首！再拜！

第三章 皇帝专制

ZZ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也只能依靠兽性来维持。
——卡尔•马克思 【《“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cp]《历史的侧面》（351）

现在流行一个词汇，叫做“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大国”的地位，而现存大国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必然会做出一系列的反击，以应对这种威胁，如此一来，纷争就会出现，冲突就不可避免，甚至会引发战争。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修昔底德说的，而是一个叫雷厄姆·艾利森的美国无聊政客说的。艾利森曾经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长期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的特别顾问，为了打压逐渐崛起的中国，他故意炮制出这样一个概念，希望以此来引爆这种争端。
实际上，修昔底德并不是美国人，也没制造过什么陷阱，他真正的身份是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的一名将军。他全程参与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以严谨、翔实、冷峻、细致的笔触详细记载了整个战争的全过程，并依此写成千古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以，这位在军事指挥方面并无甚高建树的将军，反倒被后人尊称为历史学家。[/cp]

[cp]《历史的侧面》（352）

修昔底德曾经说过：
“我，修昔底德，一个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撤人和雅典人爆发这场战争之时，便开始撰写这部历史。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之前任何一场战争都值得记述……”
然而，就连修昔底德自己也未曾预料到，在他去世2500多年之后还能成为网络红人，自己的名字能和“陷阱”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些砖家、穴者、教兽、政治人物热议的话题。没有这个“陷阱”，可能大多数中国人如你我一样，并不知道“修昔底德”是何许人也，也没兴趣读他那本晦涩难懂的旷世巨著。
那么，修昔底德到底是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理论又有何过人之处，连当今美国的政客也要挖坟、将拿他出来大吹特吹、大做文作章？
实际上，修昔底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最先深刻认识到战争爆发的原因，与其说是战争的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倒不如说是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共性，就是——人性的贪婪，对利益的渴望。
正是因为人性贪婪，才会引起发纷争，正是因为人性里边儿存在着无限的占有欲，人类才会刀兵相见，正是因为对利益的争夺，才会引发你死我活的战争。
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人性从来都没有变过。[/cp]

[cp]《历史的侧面》（354）

这就如同庄子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西方列强果真就是民主与正义的化身、可以为了其他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不计成本、不求回报、不惜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帮助他们，恐怕只有白痴和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
关于这一点，我宁肯相信神的判断，基督曾经说过：
“你和你的敌人是一样的！”
当然，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与战争无关，却与人性息息相关，因为一切制度，皆因人性，它因人性而起，也因人性而终。人性论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一切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出发点。不管是西方的社会学，还是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的最好，他说：“一个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系”，又说，“社会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产物”，而其核心又是对权力的分配。权力的使用往往最能体现人性。
那么“权力”这玩意儿又是如何诞生、如何运行的呢？
下面我们就谈一谈这方面的内容，先从权力的由来说起。[/cp]

[cp]《历史的侧面》（355）

一般认为，人类有记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原始社会，一个是文明社会。
而原始社会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母系氏族公社”；一个是“父系氏族公社”。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里的记载，母系社会一般要早于父系社会，并且存在的时间也更长，可能达到几万到十几万年的时间，而父系社会直到六七千年之前才开始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祖爸爸”们不努力，而是受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条件的限制。
我们知道，在传统农业和畜牧业被发明出来之前，人类社会的衣食之需主要依靠采集、纺织和狩猎等活动。其中，男人的主要工作是出去狩猎和捕鱼，每天拿着棍、棒、矛、叉和弓箭去和野生动物相搏斗。这看起来很拉风、也很炫酷，但成功率却很低，往往是奋斗了一天下来，颗粒无收。而且，狩猎这种工作的危险性很大，伤亡率很高，你想啊，整天和豺狼虎豹、大象、蛮牛这些野生猛兽相搏斗，不出意外才怪。说的好听一点，他们是为了获取食物，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在以命相博，和这些野生动物打斗，谁吃谁还不一定呢。男人们出去打猎，打赢了还好，打输了，不但食物获取不到，没准还会成为你食物的食物。
所以说，狩猎这个行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不但收入不稳定，而且经常亏本。所以，男人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贡献度并不大。[/cp]

[cp]《历史的侧面》（356）

与之相反，女人的贡献度就高多了。因为，妇女的主要任务是承担一些采集、养殖、纺织等工作，虽然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出并不多，但贵在稳定，可以持续不断地为家庭和家族提供生活资料。所以说，在七八千年之前的母系社会里，一直是以女性为主导的，女人可以顶半边天，啊不，应该说是可以顶四分之三以上的天。
马克思叔叔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说的一点儿都不假，放在文明社会里适用，放在原始社会里也同样适用。由于女性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衣食住行这些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所以，她们的政治地位也比较高，每个家族部落都由一个女性来率领，女性基本处于统治地位。而男人们呢，由于没啥经济能力，挣不了钱，养不了家，所以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沦为女性的玩物和附属品。
既然是附属品，那也就没什么尊严可言，玩玩而已嘛，帮助妇女们生育下一代。等用完了之后，就被无情的甩掉，如果想起来了，就再找回来。当时没有什么固定的夫妻关系、也没有成型的个体家庭，女人跟男人厮混，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吃亏”，因为在她们看来，男人不过是自己的“性玩物”或者“性伴侣”，是用来帮自己繁衍后代、打发时间和消遣的工具，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对象也不固定。[/cp]

[cp]《历史的侧面》（357）

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女生都很“花心”，几乎每一个女人的手里都积攒着一大把的男宠，而且经常换来换去，很多男人都被始乱终弃。这就导致很多孩子一生出来，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爹是谁，只知道自己的亲妈是谁，也就是所谓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且，不但孩子自己不知道，估计连他老妈本人也不知道，因为性伴侣太多了嘛，不知道自己孩子的亲爹到底是哪一位？
这就比较尴尬了！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很多母亲不得不绞尽脑汁编造出一些谎言来糊弄孩子，说孩子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或者是充话费送的……
而这些借口，档次低一点儿的，就真成了谎言，而那些档次高的，就流传下来，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神话传说。
比如，商朝人的祖先“子契”，他的出生就很具有神话传说的色彩。子契的母亲叫做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有一天，简狄跑到野外去洗澡，看到一枚鸟蛋，就把它囫囵生吞下去，结果就怀了孕，生下子契。这个神话传说被记载在《诗经》里，称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其实就是子契他娘跑到外边和别人鬼混，啊不，是“野合”，这才生下了子契。[/cp]

[cp]《历史的侧面》（358）

而周人的祖先后稷（名“弃”）先生，他的出生比子契还要夸张。据说，后稷的母亲姜嫄有一天到郊外去“玩耍”，看到一个大脚印，一时之间好奇心起，就上去踩了一脚，比比谁的脚丫子大，结果身子一颤，就怀孕了，十月之后，生下后稷。其实，这也是后稷他娘跑出去跟别人鬼混，啊不，是“野合”，是“野合”，这才生下了后稷。
实际上，这些神话传说大都是母系社会里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一种反映，是广大妇女为了掩盖自己私生活混乱而编造出来的一种托词，大家千万不要当真。
但是到了父系社会里就不一样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工具的更新换代并迅速普及，农业、手工业、畜牧业这些行业被发明出来。到了这个时候，男人在身体素质方面的优势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成为生产劳动的主力军。相应的，其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并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而这些被解放了的“玩物”们终于翻过身来当家做主，开始对妇女展开疯狂的“报复”。这一报复，反过来又压迫妇女好几千年，真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哈哈。
当然了，这次变革也不似我说的这般平淡无奇，而是有其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就像恩格斯叔叔所说，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同时也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cp]

[cp]《历史的侧面》（359）

因为这次制度变革对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将来“以政治关系为主导社会”的诞生创造了前提。
我们知道，女人之间打架，大不了就是抓头发、揪耳朵、薅辫子、扒裤衩，一般伤害性都不大，而男人打架就不同了，一般都是往死里打，伤害性比较大，对双方都不利，常常是大打出手，打得鸡飞狗跳，你死我活，非要致对方于死地不可。
随着人口的繁衍、族群的扩大，在族群内部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经常会爆发武装冲突，大家因为争夺土地、水源、栖息地、狩猎场所等生活资源而发生激烈的对抗、甚至大打出手。而在一个区域之内又会存在着好几个氏族。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融合，也会互相争斗、兼并，像细胞分裂一样可以分解成若干个胞族，又会像大鱼吃小鱼一样兼并其他的部族。这些部族的势力慢慢扩大，逐渐向外扩张，由若干个胞族联合成部落，由若干个部落联合成部落联盟，再往后则进一步的形成民族、种族，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那么如何解决族群内部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纷争呢？
按理说，最初的人类社会大都是按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部落。比如，恩格斯叔叔说过，“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都起着决定作用。”【1】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连结在一起，形成最初始的氏族社会。[/cp]

[cp]《历史的侧面》（360）

而氏族社会又大致分成两个阶段，先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然后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在这两种社会里，夫妻关系都不十分稳定，群居的男女可以任意选择配偶和对象。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采取“近亲结婚”的方式来繁育后代的方法，对于后代的质量相当不利，很容易制造出一些不合格产品。所以，人们开始禁止族内通婚，提倡成年男女到外族去找对象。这种婚姻制度又被称为“群婚制”，也就是某一部族的男子可以任意组团成为另一个族群妇女的丈夫，同样的，另一个族群的妇女也可以任意组团成为这个部族男人的妻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工具的更新，男人的地位越来越尊贵，逐渐发展成为生产劳动的主力军，人类也开始由母系社会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与之相对应的，婚姻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成年男子开始有了固定的妻子，不再走婚，这种婚姻制度又被称作“对偶婚”，也就是不同氏族的成年男女，或长或短的实行一夫一妻制，夫妻关系也逐渐稳定下来。再后来，妇女们只允许有一位丈夫，而男人却可以有好几个妻子。这种制度反过来又印证了到了父系社会后期男性的地位空前高。
不过，无论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还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前期，氏族成员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特别是在父系社会的前期，氏族成员之间身份平等，自由，遵循“天赋人权”的原则，共同进行物质生产和祭祀活动。就一个氏族而言，他们持有共同的语言、信仰和生活习俗，崇拜共同的图腾和保护神，领导人实行禅让制。大体说来，这就是上古时期那个从炎帝、黄帝一直持续到唐尧、虞舜的那段时期，也是儒家学子疯狂迷恋的那个圣王时代。[/cp]

[cp]《历史的侧面》（361）

但是，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就不同了，因为人口越来越多了嘛！人一多，必然会起纷争，而纷争一多，必然会导致武力。而武力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常常会造成两败俱伤，为了减少无休止的武力争斗所带来的持续伤害，必须要发明一种有强制力的、相对稳定的、非暴力的、而且是斗争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力量来协调这些矛盾。那么，这种力量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维持人类社会最初的力量是血缘关系，它以家庭和家族关系为基础。可是血缘和亲情这种手段，最多只能维持一两代人的和睦，三四代人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相当生疏了，至于五六代人以后，基本就形同陌路，等到若干代以后，这种血缘亲情关系将变得十分淡薄，根本起不到维系族群稳定和和谐的作用。这时候就需要一种新生的力量来维持族群的团结、平衡族群的关系，协调成员之间的利益、以及带本领族群去对抗其他的族群，而这种“力量”，在原始社会的状态下，至少需要具备三方面的要素【2】：
第一，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能够调节氏族成员之间的矛盾；
第二，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神学能力，可以借此力量来安排祭祀活动；
第三，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可以有效地组织氏族成员展开对外战争，与其他氏族部落争夺领地、水源等生活资源。[/cp]

[cp]《历史的侧面》（362）

基于以上三个要素，部族成员相互约定，以原始民主的方式，共同推举一个（或多个）有才华、有能力、有威望、有公信力的人作为首领（或称酋长），并赋予他一定的“特权”。这些首领再凭借这些特权，安排部族内部的一切活动，并组织大家共同对抗其他的部族。
这样一来，在血缘关系被削弱后，由集体意愿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被广大民众所认可的力量——“权力”——也就诞生了，并且以其强制力量来代替血缘的功能。
这就是“权力”的由来。
但是，权力的诞生，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断独裁而准备的，而是为了使整个社会拥有一个良好生活环境和运行秩序而准备的。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少数个人谋私利，而是为了给广大民众谋福利。它的出现是为了让绝大多数民众都免于不必要的武装冲突的伤害，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为了给某些人权力让他们奴役其他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类天生就有一种想要过上安定富足、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生活的冲动，乱世之中的打打杀杀和经济动荡里的起起伏伏绝非他们所愿，他们更喜欢过安全稳定的生活。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必须通过武力才能够解决，那么将使生存的成本大幅度提高，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人们在骨子里更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的比较好，他说：
“人类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
意思是说，人类天生就不喜欢武力，而是希望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cp]

[cp]《历史的侧面》（363）

但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政权的出现并非出自于人类的本愿，而是源自于对于现实生活的无奈，是一种不得已。所以，英国学者葛德文的说法也许更具有说服力，他说：
“人们在社会生活状态中的非正义行为和暴力行为，反而催生了对于政权的需求。”【3】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意思是说，政权的产生并不是人们甘心情愿而为之，而是权衡利弊的结果，是人们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所做出来的一种无奈的妥协。
不过，这也正好说明了政权这玩意儿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赋”的，它的产生并不是人类乐意将自己的权益交给别人，让别人来管理自己，而是每个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部分地牺牲、转让了自己的天赋之权，包括自己的生命、财产、自由权和对一些私有物品的支配权。他们将这部分权力托付给少数能干的人，让他们指挥和领导自己，自己也很乐意服从于他们的指挥。其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些领导者能够依靠权力来维护大家共同的利益和发展空间，并以此来抵消因为无休止的武力争斗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人身伤害和高昂的生存成本。关于这一点正如卢梭所说：
“人们把自己交给首领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自由等基本人权，而不是为了受奴役……这也是全部政治权利的基本原则。”【4】
又说：
“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5】[/cp]

[cp]《历史的侧面》（364）

很显然，权力在最初形成的时候具有权力和责任的双重特性，并非只行使权力而不承担义务，而且，它并非某个统治者或者某些统治集团的私有之物，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财产。换句话说，“权力”天生就具有“公”的性质，它是一种“公共权力”。
而那些被推举为“首领”（或酋长）的少数能人，也不过是代替民众处理公共事务、祭拜神灵和率领族人进行军事行动的组织者，他们具有“人民公仆”的性质，不具有少数人统治和压迫多数人的性质。中国在夏代以前，应该就是这样的历史阶段。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特别是由于频繁的生产、祭祀、救灾、军事等活动，这些“公权力”长久地掌握在某些首领（酋长）手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他们对于权力的渴望。正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
“权力欲天然地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6】
这些首领（酋长）将氏族成员托付给他的“公共权力”，逐渐地转化为自己的私有物品，并将整个氏族部落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将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这样一来，氏族成员的天赋之权就悄无声息地、不知不觉地被首领（酋长）们私有了。
而其他的部落成员由于长久的处于被领导地位，长久的丧失了权力，久而久之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就是服从于“领袖的意志”，按照领导的意愿行事，甚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而“习惯”又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力量，它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改造人的秉性，养成人的习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习惯成自然”。[/cp]

[cp]《历史的侧面》（365）

卢梭曾经说过：
“我们所有的习惯都是在奴役我们，束缚我们，压制我们。”
又说：
“人们一旦习惯于服从、安宁与生活的安逸，就不愿意打破身上的枷锁，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宁，他们宁愿被人加重奴役。”【7】
这话听起来好像人类愿意逆来顺受似的，其实不然，因为卢梭又说了：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8】
人类确实是生而自由的，但不能理解为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想要做任何事情。因为你一生出来，就生活在人类这个群体之中，并从属于这个群体。你必须接受当时时代背景之下人类文明的一切东西。比如说，在你年幼时，你的父母会教育你——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后来上学，老师又会教育你——什么知识应该学、什么知识不应该学；等到走上社会，又会有人教育你——什么规矩应当遵守、什么规矩不必遵守。
你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但你的行为却必须受到限制，不可以恣意妄为，肆无忌惮，起码不能随意地杀人、放火、越货、抢劫……
如此一来，规矩就产生了，制度就出现了，人与人之间也开始出现差别。那些野心勃勃的首领（或酋长）趁机将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主人，其他的氏族成员和公共物资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使用权力的快感又会使得他们逐渐丧失了理性，并将这种非理性的规矩具体化、永久化和制度化。而普通氏族成员由于逆来顺受的心理和各种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得他们逐渐丧失了反抗的个性，成为被统治的民众。[/cp]

[cp]《历史的侧面》（366）

由此，社会上便出现了等级，进而形成阶级，部落内部的那些首领变成了国王，各级助理、帮手变成了贵族、官僚、军队、打手……，而普通的社员则下降为平民、贱民、乃至奴隶。国王随后再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并设置政府、警察和军队，把它们变成镇压人民的反抗的国家暴力机关。于是乎，国家便产生了，政权便出现了，人类社会也从原始的氏族公社阶段步入到“文明”阶段，尽管这种文明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无论如何都不怎么文明！然而，有规矩，总要好过没规矩，有制度，总要强过没制度。这就如历史学家奥尔森所说，“即使是再烂的规矩，也要强过没规矩”。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每时每刻都处于打打杀杀之中，整日整夜地提心吊胆，而更喜欢过稳定平安的生活，即便这样的生活并不好过。
然而，人类的忍耐力终究是有限度的，一旦统治者的压迫超过了一定限度，普通民众也会奋起反抗，而这种反抗大致又分成两种形式：
一种是消极怠工、逃跑流亡，就像道家的老庄和儒家的孔子那样，主张消极避世，或者流亡他乡。爷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吗？
一种是积极的反抗，甚至武装斗争，就像儒家的孟子提倡的那样，如果统治者是一个“独夫民贼”，那么人人都可以得而诛之，而且不必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不信你看看后世的那些造反者，无不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妄图借老天爷的名义，做老天爷的代言人，因为只有“老天爷”才更能体现出一个“公”字。[/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