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单级郡县制的“权力循环”

[cp]《历史的侧面》（386）

当然，这是在国家不太大，人口不太多，事务也不太繁杂的理想之状态下。可是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逐渐增多，国家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比如，像中国这样面积有好几百万平方公里，人口上千万、乃至上亿，各种事务极端繁杂、多如牛毛，所需的官僚数量也会海量的增加。这样一来，作为国家总头领的皇帝无论如何都管理不过来，不要说去具体的社会事务了，就连手下这个官僚群体他也管理不过来，因为人数太多了嘛，不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都面面俱到。
顾及不到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划分层次、分级管理。
所谓“分级管理”，就是帝国将国土划分成若干个行政区，再将行政系统划分成若干个等级，比如，将全国划分成若干个省（郡），每个省下辖若干个府（州），每个府下辖若干个县，县下还有若干个乡、坊、里、亭……
每一个级别的行政区都设置一个行政长官和配属的官僚机构，比如，省有省长（郡守、三司），府有知府，县有知县……
然后，再由中央统着省（郡），省统着府（州），府统着县，县统着乡、坊、里、亭……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下级机关可以对自己辖区之内的事务预先处理一遍，然后再呈报上级，以此来减轻上级机关的工作量。而地方政府可以对自己辖区之内的事务预先处理一遍，然后再呈报中央，以此来减轻中央和皇帝的工作量。而中央制定的各种政策也只需下达给省这一级就行了，再由省一级再下达给府一级，府一级下达给县一级，县再下达给乡、坊、里、亭……这样一级一级传达下去，不必中央和皇帝费心劳神。
而逆向考核的过程也是如此。县先考核下边的乡、坊，把考核意见提交到府里。府再考核县，将考核意见提交到省里，中央再考核省，将考核意见提交到皇帝那里。这样一级一级向上呈报，省了中央还皇帝的不少力气。[/cp]

[cp]《历史的侧面》（387）

秦国的时候，由于统治区域不太大，人口不太多，地方上只有“县”这一级，并且由国君直接统县。
等到秦国进化为秦朝以后，国家的疆域开始慢慢变大，地方上只设置县这一级肯定是不行了，必须分出更多的级，这时候出现了郡、县两级。等到汉唐以后，变成了三级。宋明以后，是三级半。清朝大致是四级。而元朝由于管理能力实在太差，不得不分出更多的级，在有些地方居然出现了恐怖的五级。
在这种分级制度里，省一级的权力来源于中央，府一级的权力来源于省，县一级的权力来源于府，乡的权力来源于县，往下以此类推……
而权力的传递方式显而易见，是单向的，由上级传递给下级，不是双向的，下级不能对上级进行约束。权力由上级机关出发，一级一级地往下传。中央授权给省，省授权给府，府授权给县……
而考核制度正好又反过来，知县向知府负责，知府向省长负责，省长向中央负责，中央又向皇帝负责，一级一级地往上传递……
从而形成一个闭环系统。[/cp]

图 分级制度下的“权力循环” ​​​

[cp]《历史的侧面》（388）

在这个系统里，每一级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它的上级，而不是它的下级，所以，它只需向上级负责就可以了，而不必向下级负责，只需将上级伺候的舒舒服服、妥妥贴贴就万事大吉，而不必看下级的脸色。
比如说，省长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所以他只需向中央负责，而不必向下边儿的府、县负责。知府的权力来源于省长，所以只需向省长负责，而不必向下边的县负责。等到县这一级，因为它的权力来源于府，所以，它只需向府负责，而不必向广大人民负责。
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个系统里，老百姓是没有机会参与的，皇帝佬儿也不可能让他们来参与，而是全程地被排除在权力的循环之外。
为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力，在郡县制里他们不构成一级权力的主体。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如牧场里的牛羊，是牧场主的财产，你见过财产本身有权力的吗？
而皇帝是牧场的主人，官僚则是各级牧羊人，他们的角色是管理牧场，放牧牛羊，对于牛羊这个弱势群体当然是想怎么管，就怎么管，想怎么杀掉吃肉，就怎样杀掉吃肉，根本不会顾及牛羊的感受。而这种权力的排他性也造成了这种分级制度的脆弱性。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吧。
在现代“共和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财富最终归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只是人民的雇员，官员只是人民公仆，是人民选举出来代理人民管理社会的公务员。他们受人民监督，向人民负责，并最终为人民服务。在这种制度里，人民是权力的主体，权力由人民出发，下放给公务员，让他们管理社会，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考核机制，考察这些公务员，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下岗，这样一来，权力下放给公务员以后又通过考核机制回到人民手里，这也是一个闭环循环。

图 共和制度里的“权力循环” ​​​

[cp]《历史的侧面》（389）

但是，到了皇帝专制的社会里就不一样了。首先，人民就不是国家的主人，更不是一级权力的主体。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郡县制王朝里，人民从来没有当家做主过，也没有参与国家事务的可能。他们只是统治者的财产和私有物品，是皇帝（以及官僚集团）用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征集兵员的资源和工具，这也是我把他们比喻成牛羊的原因。
那么，在郡县制的王朝里，谁才是真正的权力主体呢？
答案是——皇帝。
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从法理上说，帝国的一切资源包括山川、河流、土地、森林、矿藏……甚至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具有无限的产权和支配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封建时代的格言，其实只有到了郡县制时代才真正得以实现【17】。
既然产权归皇帝所有，那么治权也应该归皇帝所有，皇权就就成为一切权力的总来泉。各级官僚不过在代理着这份皇权。
在郡县制的王朝里，皇权是一切权力的总开关，官僚集团则是各级水龙头，权力被一级一级地往下释放，又通过考核机制一级一级地往上集中，最终完成一次权力的循环。可是，等到“分级制度”一参与进来，情况立马就不同了。
比如说，一个省长，他掌握着一省的军政大权。如果皇帝将权力过多的下放给地方，那么这位省长就不必向中央负责了，因为分权嘛！而下级官员和普通的老百姓由于没有监督权，所以这位省长也不必向他们负责，那么应该向谁负责呢？
答案是：不必向任何人负责，自成一级权力主体。
这时候，权力的循环链就会出现断裂。[/cp]

图 权力循环出现断裂 ​​​

[cp]《历史的侧面》（390）

同样的道理，一个知府，掌握着一府的军政大权。如果上级过多的将权力释放给他，那么他不必向上级负责了，因为地方分权嘛！而下级官员和老百姓由于没有监督权，所以，这位知府也不必向他的下级负责，那么应该向谁负责呢？
答案是：不必向任何人负责！
这位知府又成为一级独立的权力主体，甚至可以独霸一方。

图 权力循环出现锻炼，“府”又成为一级权力主体

图 权力循环出现断裂，“府”又成为一级权力主体

[cp]《历史的侧面》（391）

所以，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中央政府都极其害怕给地方放权，因为一旦分权，地方的官员立马会失去控制，成为一个个不受控制的权力主体。皇帝这边想管，管不了，因为地方分权嘛！而老百姓那边倒是想管，可是又不让管，因为没有监督权嘛！于是乎，夹在中间的这些失去了控制的地方官便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盘踞一方，盘根错节，在地方上称王称霸，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上。
而这样的土皇上，往轻了说，他们会徇私枉法、结党营私、在地方上搞小集团，贪污腐败，祸害老百姓；往重了说，他还会拥兵自重，武装抗拒中央，搞地方割据，最后势力坐大了，甚至会威胁中央的安全。
这可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摆在那里。
比如说，元朝时，将中央的权力过多地下放给地方，结果导致地方的势力迅速坐大，到了元朝中后期，中央还没出什么事儿呢，地方自顾自地先打了起来，不是今天山东打陕西，就是明天陕西打四川，打得不可开交，中央根本弹压不住。据说，元政府的中央军还没出动呢，就自己人先把自己人打死了一半。
再比如，汉朝的“州牧”，它本来属于一种监察机构，不能干预地方政务，可是由于平民起义军四处乱窜的原因，中央不得不将一些权力下放给这些州牧，让他们协调地方政务，结果使得这些州牧的势力迅速坐大，尾大不掉。到了东汉末年，这些州牧纷纷割据独立，成为一方诸侯，不听中央号令，中央也控制不了它们。
还有，就是唐朝的藩镇、清初的“三藩”、以及清末的“东南互保”，他们都是地方上的实力派，有钱、有粮、又有枪，根本不听中央号令，中央也根本指挥不动。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势力，它们原本属于一种军事官僚组织，只能管军政，不能管民政。可是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中央被迫将一些处理人事、财政、司法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结果使这些藩镇的势力迅速坐大，尾大不掉，最后膨胀到一定地步，居然把唐中央给灭了。你说，在郡县制度下，给地方分权能行吗？[/cp]

[cp]《历史的侧面》（392）

所以在郡县制的王朝里，只要不是迫不得已，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疯狂地集权，加强专制，尽量避免给地方分权，而且，越是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就越倾向于集权，他们恨不得把地方上所有的权力都收归到中央，然后中央的权力再集中于皇帝手里，皇帝真正做到大权在握，乾纲独断，专制独裁。这倒不是他们乐意集权，而是不集权真的不行啊，不集权地方的势力就会膨胀，不集权就有身死国灭的危险，所以，在君主专制的郡县制度里，要想搞地方分权，纯粹是自己作死。
好在，有了汉唐、五代的前车之鉴，从宋朝开始，专制的皇帝不再给地方分权了，而是疯狂的集权。
集权、集权、再集权，专制、专制、再专制。
首先，宋太祖把兵权都给收了上来，然后是宋太宗把地方的权力切割的七七八八、不成样子。到了明朝，朱元璋索性把宰相制度给废了，进一步加强皇帝专制。到了清朝时期，有感于宋明以来在思想上的放纵，清朝的皇帝开始大规模罗织文化罪名，实行“文字狱”，为的就是加强对人民精神上的控制，钳制思想、压抑民智、防止人民想入非非……
因为在这些帝王看来，只有集权程度加重了，专制程度加强深了，中央政府才能控制住地方，皇帝才可以Hold住一切，他们的老大帝国才能够万年长存，经久不衰。
殊不知，集权专制程度的加强，并没有给他们的带来好运，反倒是加剧了更大的危机。比如说，军事集权以后，兵权是夺回来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废掉了。因为“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结果，只能使军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有宋一代被公认为是军队战斗力最薄弱的王朝不是没道理的，他们不但没有能力收复失地，甚至连半壁江山也保护不了。[/cp]

[cp]《历史的侧面》（393）

再比如明朝。明朝消灭了宰相制度，将“相权”集中到皇帝手里，但这种极端专制的做法，又使得社会的发展丧失了活力，社会停滞不前，有明一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内向、最保守、也是最死气沉沉的一个王朝，同时也是腐败的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
而清朝的统治者显然是吸收了前代王朝的经验和教训，把专制制度的精髓算是琢磨透了。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这些来自塞外的满清君主之于中国传统，要远远超过中国土生土长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18】。
但是，他们也没能逃脱集权的命运，由于清朝出身不正的原因（塞外夷狄），政权的合法性一直饱受中原汉人的质疑。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制造文化恐怖，甚至不惜捏造一些冤假错案来钳制人民的思想，压抑民智的开发，迫使人民就范。而钳制思想、压抑民智的后果，又使得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较低层次的发展之中，社会活力不足，人民创造力低下，科技发展非常缓慢，工商业停滞不前，结果又导致中国到了近代大大落后于西方，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留下了隐患。
而这些统统都是集权专制不断加强的结果。
按照易中天老师的说法，中国的帝国制度（也就是秦朝以后的君主专制制度）从秦朝到清朝，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皇帝的专制程度不断加强，集权的各种法规律条不断完善，并逐渐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凭借它自己的能力，似乎已经走不出来了。[/cp]

[cp]《历史的侧面》（394）

“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统兵将），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是丧权辱国，元是天怒人怨，明是萎靡不振，清是死气沉沉。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帝国制度彻底毁灭之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
然而，汉唐气象就一定值得撑到吗？
按照易老师的观点，汉唐时期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最后还是崩溃了。而宋明之后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最后依然是瓦解。前面四个大的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的。后面四个大的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的。
总而言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它）就越是（容易）走向灭亡。”【19】
而帝国制度其实早就应该死掉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它就不再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的那些发明创造不过是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还不是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369年的魏晋南北朝。”【20】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往往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为我独尊的儒学（体系）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是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21】
而这种思想大解放，又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cp]

[cp]《历史的侧面》（395）

“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固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能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22】
然而，到了宋明以后，宋明理学再一次振兴了儒学，儒学也再一次取得“独尊”的地位，从这以后，帝国就再一次的不可救药了。因为思想一旦统一，思想也就死了。而思想一旦死亡，社会还能进步吗？
可专制的皇帝可管不了这些，他首要的任务是要加强集权专制，要保障他一家一姓统治的安全，至于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什么促进社会的发展、保障人民的幸福、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去TMD，统统都要靠边站。于是乎，帝国制度就陷入到一种无休止的怪圈之中。如果像汉唐那样对地方管制得松一些吧，就会引起地方割据，豪强崛起，诸侯叛乱，最终引来杀身之祸；如果像明清那样对地方管制得严一些吧，又会造成社会活力的普遍不足，创造力低下，发展缓慢，故步自封，而其结果又会导致帝国软弱无能、积贫积弱，最后还是一起完蛋。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总也跳不出这个历史和制度的怪圈。就如同易老师所说，帝国制度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左右为难”的制度，让骑虎难下，无论怎么样都无法逃脱改朝换代的宿命。
那么，皇帝专制和地方分权的矛盾就不能妥善解决吗？
也不是。
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如何形成权力循环的闭环控制。[/cp]

[cp]《历史的侧面》（396）

就如我们之前所说，当地方分权时，如果权力的主体变成了地方官吏，那么皇帝这个“权力主体”就被架空了，而老百姓因为没有监督权，所以地这些官吏既不必向中央负责、也不必向老百姓负责，最后成为一级独立的权力主体，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简直可以为所欲为。就算地方官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不想搞割据独立，他们也会趁此机会大捞特捞，大肆贪赃枉法、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疯狂地实现他们的“代理人利益”。
这样一来，权力的“闭环控制”就会发生断裂，腐败也会发生了。
所以说，最稳妥、最有效、也是最实际的做法应该是——改变权力的主体。
让人民参与进来。
既然地方分权会导致中央的皇帝鞭长莫及，那么不妨让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试一试行使监督权，让人民群众成为权力的出发点。比如，人民选出自己的代理人做地方上的行政长官，然后让他们来管理地方事务，同时，本地区的居民对他们进行考核，干得好就干，干得不好就惩罚，实在不行就罢免，从而实现小范围内的闭环控制。
要知道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人数是众多的，精力是充沛的，斗争的弦儿也绷得很紧，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
据说，这种让人民群众做权力主体的方法到了后世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人民当家做主。[/cp]

[cp]《历史的侧面》（397）

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让人民来当家做主，那就相当于不要专制制度了，因为皇权专制的最基本特征就是——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其他所有的一切资源财物在理论上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使用、受他支配、任其挥霍。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威至高无上，皇帝是绝对不会允许其他人来染指自己皇权的行使的，更不会允许其他人来代替自己发号施令，甚至连行使一些基本的监督权也不行，那就更不要提让老百姓来当家做主。
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虽然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却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那么，皇帝佬儿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呢？
其实皇帝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只要条件允许，中央政府最好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垄断一切，从大政方针到百姓日用，从皇城根到边远山区，从达官贵人到流氓乞丐，国家的权力触角最好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税收劳役，居住迁移，身份户籍，甚至连审美观念和娱乐方式等等，最好都在他的管控范围之内。
然而，这样的意愿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在中央的控制力还比较强大的时候，也许还能够实现一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衰弱，中央政府就再也控制不住地方了。特别是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中央的权威下降的很厉害，基本拿地方没有办法，基本控制不住地方。这既是一个王朝衰落的特征，也是一个王朝衰落的原因。[/cp]

[cp]《历史的侧面》（398）

比如说，在明朝的前期，对于服饰、饮食、车舆、居住样式等，都有硬性的规定，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等中央的权威下降以后，这些硬性规定就完全失效了，就算太祖爷当年定下的“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也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放弃，形同虚设。
所以，在郡县制度下，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就是中央力图控制一切，垄断一切，可到头来却什么也控制不了、什么也管制不了，无力回天。等到王朝这台旧机器磨损得差不多的时候，局面也就失控了，什么平民起义，流民暴乱，地方军阀分裂割据，边疆少数民族兴起……这些玩意儿也就全来了，中央再也Hold不住地方，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一个王朝也就此走向了终结。
中国式王朝总是陷入到一种古怪的王朝更替的循环当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王朝周期律”吧。
可是，作为专制的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开创了新一代王朝的雄才大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位认为前朝的覆灭是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造成的，反而会认为，前朝的覆灭正是因为集权的程度还不够高、专制的能力还不够深造成的。所以，我只有不断的加强中央集权，不断地加深皇帝专制才可以，必须集权、集权、再集权，专制、专制、再专制，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确保我一家一姓独裁统治的安全。[/cp]

[cp]《历史的侧面》（399）

于是乎，中国的历史总是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治乱循环之中，中央想方设法地要集权，皇帝竭尽所能地要专制，希望能够长治久安，天下太平，乃至万古留存。而得到的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因为中央越是集权，地方就越没有活力，皇帝越是专制，王朝就死得越快。这几乎又成了一种规律，而中国的郡县制王朝也始终在这种规律里打转转，总也挣脱不出来。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演着不同的历史画卷，但是，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历史剧本却是相同的。因为制度一直没有变嘛，它所编排出来的剧情也必然会雷同。不管你的舞台背景有多么酷炫，演员的演技有多高超，或者故事情节编排得有多么引人入胜，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内容都是相同的，就是——“改朝换代”加“权谋术”。
两千年来就没有改变过，反反复复，不断的循环。关于这一点正如黑格尔所说：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说他没有历史，他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那么，黑格尔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说呢？
因为在他看来，
“几千年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未曾改变过这个历史……”
很显然，在黑格尔的潜意识里，中国的历史只有“空间的转移”，而“没有时间的转换”。它一直处于一种野蛮的重复和残酷的轮回之中，不具备人类社会应该具备的那种由低级走向高级的不断进化的特征，所以黑格尔才认为中国没有历史。[/cp]

[cp]《历史的侧面》（400）

如果你对黑格尔的观点嗤之以鼻，那么不妨看一看鲁迅的想法。鲁迅说：
“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很明显，二人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这种两难境地从郡县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经初现端倪，其始作俑者就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物，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了。”
由于皇权的专制性，它十分害怕自己的权力被别人夺了去。所以，从汉武帝开始，“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了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度……”【23】[/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