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 茅

第三部 第一章
第四节　再上高城

甘亦安见任可骏的事，曾告诉过古明琚。她没有说啥，也没有问具体情况，只是点头表示晓得了。古云华这一来一走，古明琚自然会想到甘行俭的事。她原来是很在乎这件事的，因为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十多年间有过两次提工资的机会，但都没她的分。对子女的影响就更大了，子女的入学、就业都因此而耽搁了。改革开放后，政策变了，子女的入学、就业问题都得到解决。所以，在她看来，甘行俭平反一事，已经不是很着急的事了。
改正错划右派一事，同样具有中国特色。像当年反击右派一样，中央文件一出笼，如一张大网，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右派都捕进去了。如今则是，中央文件一出，像开了一道门，一阵大风灌进来，把几十万右派脑壳上的帽子刮掉了。到同年底，古明琚晓得的那些右派除了去世的外都改正了。晋秋阳的问题改正了，拖着一家老小从原籍回来。金式林也被改正，他当年没有被划成右派，过了两年，说他是漏划的，戴了一顶右倾分子的帽子，如今已快七十的人了，恢复名誉后，直接办了退休手续。乐永济被改正后调到地区教育学院当副院长，邻居阎先生的问题也得到改正……她宽慰自己，高城地处偏远，落实、执行文件或许会慢一些，不妨耐心等等。她也搞明白了不像古云华说的是平反，只是对错划的人进行改正。不过，她倒不介意这个了，人都没了，平反也改变不了现实。

（续前）

真正让古明琚坐不住的是任可骏的问题解决了。
任鸣凤到甘家来报告消息，任可骏右派问题全部予以改正，恢复了公职，恢复老师级别，恢复工资待遇。撤销了1958年按反革命罪判刑及后来的加刑等判决，宣告无罪。
甘家的人除了甘亦安，任鸣凤一个也不认识，甘家也只有甘亦安认识她。几年不见，原来的长辫子变成短发，青涩为自信代替，愈发长得漂亮了，恢复高考后又考上大学。她告诉亦安，她父母身体还好，就是父亲常喝闷酒，脾气更大了。像亦安那年匆匆离开她家一样，她也在当天就匆忙离开甘家。
当年右派集团的主帅任可骏都没事了，而所谓的狗头军师甘行俭反而没有下文。这让古明琚有点坐不住了，也让她很生气，难道人死了就没人管？难道家属不出面就没人理？看来古云华说的有道理，不能坐等，还得去反映才行。任鸣凤一走，古明琚对子女们说：
“你们父亲不在了，我也老了。你们都大了，也上了大学。如今你们父亲平不平反，对你们还有多大作用？不过这涉及到你们父亲的名誉。你们比我更明事理，就以我的名义，或以你们自己的名义，给有关部门写信反映反映，催问催问吧。”
甘亦安和甘亦康都说：“这事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来办吧。”
古明琚又说：“倒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放不下，觉得对不起你们。”
他们都感到有一些奇怪，家中的事好像都晓得呀，还有啥事？而母亲的神情告诉他们是真有事，而且是一直梗在她心头的事。就静静等待她往下说。
“六零年，你们父亲去世，高城那方通知我去料理你们父亲的后事，学校不让我去。你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外婆也80多岁，身体也不好，也去不了。想来想去，说啥也得有家人最后看你们父亲一眼，得有人送他入土啊。后来就让你们二哥去了，那年他还不到13岁，只有他看见你们父亲葬在哪里。可惜你们二哥，六六年也去世了。家里就没有人晓得你们父亲埋在哪里了。我想趁我还走得动，去高城看看，要是行，看能否把你们父亲的坟找到，能迁回来更好。”
几姊妹才晓得老太太是惦记着这事，但这样多年却没有听老人提过这事。他们都还记得二哥去高城回来后踏进家门的样子。疲惫不堪的二哥，挑着一付大箩筐，扁担比人高，箩筐里却是空的。
当时他们不觉得有啥不妥。以后大了，也明白了，一个12岁的孩子，代表亲属去处理这类事，能做啥呢？但有一点很重要，二哥跟随埋葬的人去了那个地方，看到父亲遗体的下葬。以二哥的聪明和好记性，肯定是能记住的。
不幸的是，二哥也走了十多年。

（续前）

在母亲的羽翼下过了这么多年，跟母亲一道经历了诸多生活的磨砺，甘家姊妹明白母亲不提这事，是不愿意让他们有心理压力，宁愿自己一个人扛着。也明白了过去当他们问到父亲的事时，母亲总说是被任可骏拖下水的。到他们长大后，她就不再这样说了，是相信他们能有自己的判断了。现在，到了他们替母亲完成心愿的时候了。古明琚一说完，亦康立即说：
“不用你去，坐车很累的。我在高城下过乡，插过队，对高城熟悉，我去。”
甘家姊妹随父亲去高城时，亦康最小，父亲的事没啥印象，唯一的印象就是住过的那个大院很大很大的。他也想再去高城，找找有关部门，看看当年都给父亲罗列了哪些“罪名”。古明琚说：
“你们哪个去都行。但我也得去。”
她的口气很坚决，没有跟人商量的意思。平不平反，她并不太在意了，那就像批发货物一样，当年把一批一批的人“批发”成右派，如今又一批一批地把右派们“批发”回来。她关心的是“零售”，即丈夫尸骨的下落。那么多年了，甘行俭的尸骨就丢在高城那方，一直以来，她觉得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子女。这个心结搁在她心上始终解不开。她不是不想迁回来，但这种举动要不要得？会带来啥样的后果？咋个才能找到？找到了能否迁回？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她心里都没数。她不敢冒这个风险，也不敢有任何节外生枝的念头。为了子女和家庭，她把这种想法一直埋在心头。如今，是到了自己还愿的时候，应该为他做好这最后一件事。
几姊妹都明白她的心思，没再劝阻。

（续前）

1979年２月，古明琚和甘亦安踏上去高城的路。甘亦康临时有事去不了，由亦安陪她去。
这条路，甘亦安走过很多次，已经熟了。
最早一次，就是20多年前随父亲去高城。五六岁的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公路状况极差，大坑小洼的，一路上下颠簸。车上不少的人晕车，甘亦安也哇哇吐，一点也吃不下东西，感到那路的漫长，像没有尽头一般，恨不得能早点到。比他们慢的还有，为他们家搬运行李杂物的板板车，那是一种人力拉的车，早走一天，在路上还被他们坐的客车超过了。两个拉车的人汗流浃背，甘亦安幼小心灵里记忆很深，很多年后，他也干过拉车的活路，晓得那是真不易。
后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他的同学们也是集体下乡到高城各公社，兄弟甘亦康也是到高城的一个公社插队，为此他也去过多次，但每次到了高城车站后，没有进县城，就接着到要去的生产队了。
到1979年时，这条路还不是柏油马路，但已平整多了。车跑了2个多小时，到了。县城车站还是那样简陋，但比起第一次来时就好多了。
一路上，古明琚也在想着往事。
高城，是她的伤心地。
1955年底，丈夫和五个孩子，再加上自己的母亲，一齐到高城，自己独自留在戎州。一年后，因孩子上学的事，她去接回五个孩子和母亲，从此再没有去过高城。随后丈夫成为右派，三年后，丈夫死在那里。她想，要是自己当年坚持不让丈夫到高城来，或者自己也到高城来，是否丈夫的命运，自己的命运，一家人的命运都会是另一个样子？其实她晓得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她心下也明白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哪个能说清命运中的某个节点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汽车一路起伏，她的心里也是一路跌宕。这是她第二次来高城，却是人不在，物已非。
车到了，停在这个她不想再来，又不得不来的城市。

县招待所，离车站很近。招待所几乎没有旅客，每间房里，七八张床都是空着的，无论是男客房，还是女客房都一样。
古明琚对甘亦安说：“明天一上班，就先到县统战部。另外，你父亲原来的学校，生前呆过的劳改农场，我们还去吗？”
甘亦安说：“农场肯定是不存在了，那种劳改农场早就该寿终正寝了。学校能否找到熟人，恐怕也难说。云华四姐说过，要先找统战部。她是混过官场的人，晓得门道，由管事的部门再出面找人，比我们自己找省事。”
“好。明天先去统战部，还不晓得能不能找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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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茅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五节　尊重逝者

翌日，很顺利。
他们一下就找到统战部的简生复部长。在甘亦安眼中，简生复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精神气却十足。简部长给古明琚的印象是精明能干又和气的人，人还没走到面前，手已经先伸过来。握着简部长的手，她看到对方不是一张冷脸，满脸的和气，心里想，事情会顺利吧？尤其对方也是一个女人，她感到说话能方便些。
古明琚简单地说了一下丈夫的情况，然后说：
“简部长，我丈夫的情况，年初已经向你们寄来过材料，就不重复说了，希望组织上能按政策办事。我认识的一些人，包括任可骏在内，他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并劝我来催问一下。”
“古老师，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县里这方面的工作起步晚点，工作量很大，人手也不够。请放心，甘先生的情况我们都晓得了，一定会按政策办的。”
“部长，是不是人死了，家属不过问，就不管了。听说这项工作都快结束了。”甘亦安怕她是一个说得好听，不务实的人，话盯得紧些。
“绝不是这样，生者我们尊重，逝者我们也尊重。不过，情况确实有些不同。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工作确实是先顾活着的人，去世的人放在后一步。这一点也请你们谅解。”
甘亦安听出她说的是实在话。眼前浮现出许多白发苍苍老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奔走在各个机构间，祈盼着早点解决自己的问题。像父亲这个岁数的人，都是60多岁的人了，那些岁数更大一些的人，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侥幸能活下来，走路也得拄拐棍了。是啊，他们的心情比哪个都复杂和急迫。他点点脑壳，表示理解对方的意思。
“简部长，这次来，主要是希望能找到我丈夫的坟墓，我们家已经没人晓得在啥地方了。”
“古老师，找甘先生坟墓的事，也没得问题，我们会全力协助。”
简生复一边说，一边打电话叫来一个年青人，给他说了一下情况，然后说：
“小张，你把手上的事先放一下。这两天你先办这个事，先找找当时的一些知情人了解情况，然后陪古老师他们去找人，找坟墓。”
她跟小张交待完，才对古明琚说：“古老师，这是张秘书。这几天他会陪着你们找或帮你们联系。你们放心吧。”
古明琚一看张秘书岁数跟亦安差不多，显得精明干练，露出一些笑容，急切地问：“那今天我们先去哪里找人？”
简生复立即摆摆手：“不急。今天让张秘书先帮你们联系人和找人。不用你们出面，要是你们自己去找，可能没人理，反而费事。另外，你们还想找啥单位或个人，我可以帮你们联系。”
古明琚说：“我们还想找文教局。”
“那好，我给文教局打电话。甘先生原来的学校你们还去吗？还有啥熟人在高城，需要去看看？”
“不去学校了，这事也不是学校处理的。我也没有熟人在高城。”古明琚轻轻摇头。
简生复接着问他们住在哪里，听说是招待所后，点点脑壳说：“离得不远。那就这样，你们先回去休息，明天再来。明天就会有初步的结果。”
古明琚和甘亦安离开了县委大院。

（续前）

高城，是父亲的凶险地，在甘亦安的记忆中，却是儿时的快乐地。
他们在高城就住了一年，却搬过三次家，甘亦安对高城有很深的印象。
二十多年过去了，高城格局几乎没变化，与那时所有的县城都差不多，县城面积很小，主要街道还是那几条。当年从家去幼儿园，就是沿着这条主要街道，经过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就到了邮电局，那里是一个大拐弯，拐弯顺着街道走，差不多走到尽头，就是一个医院和亦安所在的幼儿园，他还记得是二哥每天送自己去的。在邮电局拐弯的地方，还有往相反方向的一条小路，是爬坡的小路，高城中学就在小山坡上，那时归省里管，叫省高中。校园也是他小时常去玩耍的地方，他还能记起那些各色大字报，贴在墙上的或悬挂在绳子上随风起舞的大字报。只是当时他并不明白那些大字报的内容和父亲命运的关系，和自己一家人命运的关系。
故地重游，甘亦安很有兴趣。
记忆中，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多少人，街上的人是稀稀疏疏的。现在已经是有多处热闹场所了，人口是明显增多了不少。而原来心目中那些宏大的事物，那些长长的石板街、高高的树、宽宽的广场，如今都是那样的小了，虽然离开了二十多年，倒像刚离开没多久一样。
第一次住的大院，由高低不平的几个院落组成。他们一家人分成两处住，外婆和姐妹她们三人住在中院的吊脚楼的一间小房。自己和二哥亦和、五弟亦康、父亲住在下院，那是靠近大门的一间小房，两张床一张写字台就塞满了。晚上父亲回来很晚，写字台上的煤油灯一直点着，三兄弟不敢灭灯，盼着父亲早回来。窗外物件投影在玻璃上，变幻出各种怪影，吓得他不敢说话，缩在被窝里发抖。偶尔有事了，就得二哥，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遮住灯罩，小心翼翼地爬上台阶，穿过漆黑的操场，登上吊脚楼去找外婆。而厨房又是在一个更远的地方，在大院朝门右侧的一间大房子里，很多家的厨房都在里面。很多年后，他听母亲说过，为这些不便，父亲向领导提过意见。母亲说，当初为了让你们父亲去，有关方许了不少愿，结果一样都没有兑现，包括亦平、亦和上学的事。但她却避而不谈父亲工作中的事。

（续前）

当年，姊妹们哪里晓得这些难处，只是觉得那大院子天高地迥，好耍得很。各个年龄段的小娃儿又多，每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玩伴，四处可玩，随时可玩。男娃儿们对藏猫猫最感兴趣，那里院子套院子，空房很多，又有吊脚楼，藏匿人太容易，找寻人则是相当难。女娃儿就在操场上跳橡皮筋、踢鸡毛踺子。秋天，操场四周那一排排高大的梧桐，整天落下梧桐子，一地皆是。娃儿些捡起来，洗干净炒熟后当零食，在他们幼小的心目中，那是上品佳肴。
甘亦安印象中第一个热闹的元宵节就是在高城过的。
是父亲带着他们姊妹去的，父亲的兴致很高，让年幼的亦康骑在他宽阔的肩上观看，让两个女儿跟在身边，让亦和领着亦安随意去耍。表演活动集中在广场，那广场就在父亲学校的山脚下，人山人海，当时觉得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旁边还有一个梅园，开着粉红的梅花。到了夜晚，广场上耍龙灯、舞狮子的人，伴着锣鼓声，转着圈子，涌过来又涌过去。表演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的人，都穿得大红大绿的，脸蛋上涂得像猴子屁股，嘴也红得有点吓人。尤其是戴着面具的人，扮着各种角色，还有那些车车灯、莲花落。表演者的动作都很夸张，随着锣鼓声，大模大样地扭来扭去。
小娃儿都在人群中钻来窜去，跟着表演队伍手舞足蹈，亦安也跟着亦和在人群中观看。那放烟花焰火的就没有断过，焰火映红了夜晚。当那烟花、爆竹呼啸着窜上天空，小娃儿些高兴得大呼小叫。亦安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天地炮”的爆竹，因它是地上一声炮响紧接着天上一声炮响而得名。此炮点着后，先是平地一声雷，震耳欲聋，瞬间一道亮光飚上夜空，小娃儿刚放下捂住耳朵的手，一道炸雷又在头顶上凌空响开，赶紧又捂住耳朵。抬眼间，纷纷扬扬的纸屑漫天飘舞，一遍惊呼声又响起来。
其实，那时除了玩得开心外，亦安对元宵节是咋个回事一点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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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茅

第三部 第一章
第六节　匆匆过客

甘亦安对父亲的最后印象也是留在高城的。那是他六岁的时候，离开高城回戎州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在甘亦安印象中，父亲是中等个子，身板厚，脸盘子大，前额宽而突出，浓密的黑发很整齐，从前额一直梳到后脑，一丝不乱。父亲的眼睛不大，却亮而有神，还有父亲的手宽大，牵着自己时觉得特别暖和。
在高城，父亲牵着他的手，有时牵着弟妹的手，带着他们去一位姓乐的伯伯家，也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但能吃到糖果点心。后来晓得那里是师范学校，那家人是甘家在川戎中学宿舍时的邻居，那伯伯也是和父亲一起被发派到高城来的。一年后，那伯伯也被同一张网网进去了。
一次，父亲牵着他的手，带着他去买粮食，粮食是干红苕片。
院子右侧是一条窄小的巷子，父亲带着他沿着那长长的巷子去买粮。走了很长很长的路，走到头是江边，后来晓得那是南广河，粮店就在那里。江面上全是船和竹筏子，竹筏子的横杆上停满了黑色的大鸟，嘴又长又尖。不时就有几只张开翅膀，腾空而起，然后又迅速扎进水中。只见江面上耀眼的一闪，那是鱼鳞在阳光下的反光，就见着叼着鱼上来了，那鱼被叼着，尾巴还在乱动。有些黑色大鸟在江面上浮着浮着，忽然就扎入水中，一会儿也叼出鱼来。船上的人就把鱼取下来了，丢进笆篓中。亦安很奇怪，问：
“爸，那是啥鸟？这样大，全身黢黑。”
“那是鱼鹰，专门叼鱼的。大家习惯叫它叼鱼郎。”
“那叼鱼郎为啥光叼鱼不吃鱼呢？”
“它的脖子被主人卡住了，不让它吃鱼。”
“那它肯吗？不会飞跑吗？”
“叼鱼郎是经过主人训练的，听主人的话。主人也给它吃些小鱼，它就不会跑了。”
他觉得那些叼鱼郎挺可怜的。
回家时，他也背一个很小的口袋，红苕干并不重。父亲没再牵他的手，让他跟着走，沿着那长长的巷子走回家。

（续前）

后来甘家又搬了两次家。住的两个地方没有邻居，没了大院和操场，没了梧桐，就没有了乐趣。幸好离父亲学校更近了，他和姊妹们常去父亲的学校耍，那也是一个天高地阔的去处。幼时的他只晓得校园里好耍，哪里能想到，一家人离开后，那平和安宁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风暴中心，父亲没有躲过那场风暴。

甘亦安一边走，一边想，自己一家实在就是高城的匆匆过客，而许多的变故又是因此而生。往事悠远，高城依旧。无意中，一抬头，他发现已经走到山脚下，对古明琚说：
“妈，这里离学校很近，去看看？”
古明琚犹豫起来，她的内心很矛盾，高城及学校以前就来过一次，见过哪个没见过哪个，早就想不起来了。看啥呢？找哪个呢？又问啥呢？过往的事，现在提还有啥意义？
甘亦安多少有点明白母亲的想法，说：“不用找啥人，就是顺便去转一圈，来一次不容易。我还记得那些台阶，那些天井，那些旧式的格子窗，那些高大的梧桐。从另外一个校门下山，对着一座纪念碑式的建筑，对着的广场、梅园。小时候总去耍，记得特别牢。”
古明琚说：“既然这样，就去看看，不要找人打听。”

因是寒假期间，校园内空无一人。那些万年青构成的绿色篱墙还是生机勃勃的，能看到那些一排一排的青桐，依旧整齐伟岸，是它们为万年青遮风挡雨。不过，幼时心目中它们是顶天立地的，如今看过去，没有那么高大了。既不能撑起天，也不能覆盖地，倒是历经岁月风雨，它们也变得沧桑了。
学校大门关着，传达室还有值班的人，一看他们，就问：
“你们找哪个？”
“我们原来在这学校住过，顺便来看看。”看见母亲不晓得该回答啥好，甘亦安先开口。
门卫也在迟疑，不晓得该让进还是不让进。这时，在传达室埋头看报纸的一个人站起来了，认真看着古明琚问：
“你是甘师母吧？我是穆希明。”
古明琚看着面前这个瘦长的中年男人，使劲在脑壳里回想，却始终想不起他是哪个。
“你是……”
“师母，你可能记不起我了，我记得你，我是甘先生的学生。走，去我家，我家就在学校宿舍里。”穆希明非常热情地扶着古明琚，回头对甘亦安一伸手，“这是大兄弟吧，都这样大了。一起走吧。”

（续前）

穆希明家也就两小间，厨房在外面屋檐下。
“来客人啦，佩芝。”穆希明进门就喊起来。
古明琚看到从里间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与瘦长的穆希明相比，佩芝是一个小巧玲珑、好看的女人。
“佩芝，这是甘师母，这是大兄弟。这是我爱人佩芝。快中午了，佩芝准备一下，请师母她们吃个便饭。”穆希明忙着跟双方介绍。
“师母，我在戎州读书时，甘先生教过我，后来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高城中学来教物理，刚来半年就看到甘先生他们出事了。六零年甘先生去世，我也听说了，那时也不敢去送甘先生。”
古明琚勉强笑了笑说：“我家老甘到这个学校，也就两年，偏赶上了。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
穆希明说：“师母，我也四十多了，后来又经历过一些运动，祸福的事真不好说。但反右时的印象特别深。那时刚出校门参加工作，记得假期中就是开会学习，说得热火朝天的，一些平常不说的话也说了，我们新来的人说得少，老同志们都在提意见。后来，好像一夜之间，情形就变了，批判右派的大字报就贴满了校园，凡是能贴的地方都贴满了，说揪出了一个任甘反党集团，说任先生是主帅，说甘先生是军师。我们当时都想不明白，都在心里为甘先生抱不平，但也不好说啥，也不晓得该说啥。上头咋个批，我们年轻老师就跟着咋个批。领导晓得甘先生教过我，还动员我检举揭发甘先生过去的问题。我没有，我说甘先生没问题。”
古明琚没有再说话。丈夫甘行俭被打成右派，她并不在高城，当时的很多情况她并不了解，是事后才晓得一些。
在旁的甘亦安晓得母亲对这事的态度，在反右之后，“文革”之前，她在家谈到父亲问题时，都是很谨慎的，教育他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到了“文革”前期及她退休这段时间，谈到这事时，她是愤愤不平的，说老爹是冤枉的，是被人陷害，是当时的校长葛功锋整父亲。后来葛功锋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够呛，她听说后还高兴地说，当年整你们父亲那个人现在也倒霉了，真是现世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她对这事已经不说了，偶尔说起，也是一种较平和，认命的态度了。大约也是在“文革”中见多了，听多了，与那些更不幸的人相比，丈夫的遭遇也算不了啥。
古明琚不顾穆希明的再三挽留，坚持不在穆希明家吃饭。无奈之下，穆希明把古明琚送出老远，一直到出校门下山，才停下来。古明琚对丈夫的事，这些年受儿子们的影响，已经看得开了些。俗话说，触景生情。要不是甘亦安想到学校来看看，她是不愿跨进这校园的，何必来勾起不愉快的事？所以她并不想多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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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第二章
第一节 满目荒草

第二天，古明琚和甘亦安又到了统战部。简生复还是那样热情，一边让座倒水，一边又立即打电话叫来张秘书。等双方都坐下，她立即说：
“古老师，小张把情况都搞清楚了。小张，你把情况说一下。”
张秘书说：“按简部长的要求，我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人，把情况基本上搞清了。第一，当年的那个劳改农场，在“文革”前就解散了，劳教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分到不同的地方。机构没有了，与甘先生去世有关的材料也没有。第二，当年和甘先生一起劳动的人，在高城还有两个，但他们没有参加埋人，不晓得埋人的地点。他们推荐了两个当年参与埋葬的人，经电话联系，一人“文革”中去世。另一人还在，但他也是重病缠身，来不了，提供信息说，记得甘先生是埋在高城隔河的山坡上，太细的已经说不上来了。第三，当年在农场当连长的王富道还在县公安局刑警队，他是当年在农场中专门管甘先生他们那一连的，应该还记得那时的事。”
简生复说：“古老师，我原来是想让小张多找几个人，一齐来开一个小型座谈会，碰一碰情况，肯定能回忆起来。现在看来有难度，年头久了，人员走散了，找到的也记不清了。好在王富道在，明天一早就去，争取上午就找到。”
古明琚很感激：“谢谢简部长，让你费心了。”
“不要感谢我，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这事对别人无所谓，对你们重要。再说，这也是我的工作。”
“我们一家人都感谢你。”
“别客气。明天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就不陪你们去现场了。由张秘书代表我陪你们去，但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县公安局。另外，文教局那方，我已打过电话，说欢迎你们去，说是还有一笔费用给你们。”
简生复说到这里，看了看瘦弱的古明琚，心想还得先提醒提醒。她关牛棚时，也在那山上劳动过，晓得那山基本上是荒山，坡陡，没有正经的路。就用关心的口气问：
“明天要爬山，坡有点陡，古老师，你行吗？”
“我不去，我爬不动了。让甘亦安去。”
其实，古明琚不是完全因为爬不动才不去。她不愿去，是害怕。一是害怕失望，怕找不到。她不像简生复那样充满信心，以为肯定能找到，毕竟过去了二十年。二是怕找到了，情绪失控。她怕面对丈夫的遗骸，二十年来积压的感情会像决堤之水，漫过痛苦筑成的大坝。

（续前）

第三天，甘亦安跟简生复、张秘书一起去公安局。
路上，简生复告诉他，刑警队队长不在，指导员在，刚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很年青，很能干。是你老乡，也是戎州人，是地区检察院徐院长的女儿。昨天一打电话，她就答应得很痛快。她父亲跟我也很熟。他没有搭腔，不晓得简生复跟他说这些干啥。他不关心指导员在不在，他只关心姓王的在不在。能不能顺利找到父亲的坟墓，得指望这位当年的管教。
及至见面，他看到，徐指导员可能比自己还得小四五岁，不仅年青，人也长得漂亮。透出一种少年得志，干练、利落的气概。他心头想，纵然能干，要没有她老子，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娃娃能混到这步？
简生复一开口就很严肃地说：“小徐，我听小张说，你们那位王富道有些思想不通，说啥‘骨头都能敲鼓了，还找啥’，你告诉他不要倚老卖老，这不是耍，这是工作。唉，这老王咋个就不能将心比心。他“文革”中不也是受迫害了嘛。”
甘亦安一听这话，眉头皱起来。晓得这姓王的是那种卖老资格的骄兵悍将，难怪简生复打了电话，还不放心，要亲自陪着跑一趟，是怕有反复。
徐指导员立即说：“简部长，真不好意思，还让你跑一趟。你忙，你先走。你放心，我们这方面没得问题”。随后对甘亦安说：“甘同志，你别担心，简部长都如此重视，我们哪能不配合。老王就是一个炮筒子脾气，说话冲一点。你跟张秘书稍等一下，我先送简部长走，就带你们过去。”
她说话干脆利落，还面面俱到。甘亦安客气地一点头，没说话。她送走简部长，回到办公室对甘亦安说：“老王也不容易，‘文革’中一条腿被打断，没彻底治好，现在还拖着一条腿走路。家里有两个病人，也挺恼火。心头有事，所以脾气不太好，你别介意。”

王富道这个人，甘亦安从没有见过，却对这个名字熟悉得很。他长大后，古明琚告诉过他，此人对犯人们厉害得很，大家背后都叫他王霸道，形容他对犯人的凶悍。所以，他对这个姓王的也没有一点好感。听到徐指导员的话，他并没有表示理解，反而在心头想，现在他还凭啥子脾气大。

（续前）

徐指导员带着他们在公安局大院里拐了几个弯，到了一个军械库似的地方，一迈进去，就看见一个人正在收拾枪械。徐指导员冲他说：
“老王，事情昨天张秘书已跟你说了。先把你手上的事放下，现在就和统战部的张秘书，还有家属上山去。家属专门为此事来的，找仔细点。先到办公室开一封介绍信，听说山上面是一个水电站了。”
“不用！他们还敢不让我进去。”
甘亦安仔细打量王富道，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高大壮实，四十多岁，脸粗糙，楞角分明，不带凶相，却一脸的狠劲。甘亦安想，难怪被称为“王霸道”，当年被劳教的人们看到这张脸，恐怕先得有几分怯意。在老母亲的叙述中，这家伙也是迫害父亲的一个“帮凶”。这种印象还在二哥亦和从高城回来的摆谈中得到加深。
事情过去快20年了，如今，甘亦安对王富道并没有过多的恨意，一个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人，面对一帮“反党反人民”的坏蛋，就像在战场上，恨不得把每个人都往死里整。在那时，这才是站稳了阶级立场，才是有坚定的革命性。能怪他吗？在政治运动中多数人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工具，况且，他现在也还拖着一条伤腿。看着他那条站不直的腿，甘亦安觉得王富道也挺可怜。
“那好。老王，你现在就出发，别耽搁了。”
真是县官不如现管，徐指导员一发话，王道富立马带跛着脚着他们出门了。

（续前）

南广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高城就在江边。王富道要带他们去的山，就在江对面。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看着不远的山，走了很久，看着不高的山，爬起来才晓得陡。山坡高，基本上没有树木，是一个长满荒草的荒山。山高不说，还难爬，因为坡上没路。在半山坡转了几圈，虽是寒天，甘亦安也开始出毛毛汗了，再看那两个人，已是一头汗了，王富道更累得喘气。甘亦安觉得他也不容易，看着前面荒草覆盖下有几个坟头样子的土堆。没等他开口，张秘书也看到了，问王富道，王富道摇摇脑壳。然后一屁股坐下来说：
“张秘书，先歇会儿，抽根烟。当初是我带着人上来的，但我也没有走到跟前，我在山脚下面就停下来。六零年时，大家都吃不饱，我们连队有一半多的人得肿病，皮子肿起来发亮。好容易找了几个年轻点，没得病的，换着抬，才抬上去的。我还记得，没有棺材，就是几块旧木板钉的。应该就埋在这一带，是一个山坳，当时哪个也没想到要留记号，时间久了，真记不准了。”
甘亦安想，真难为了当年父亲那些难友，饭都吃不饱，还要抬着棺材爬上这样高的坡。要不是他们，父亲早就抛尸荒野了，哪里还轮得到自己来找遗骨。而在管理部门看来，能埋你就不错了，还管你以后的事。
王富道一边抽烟，一边对甘亦安说：“你爹也是，一个教书匠，不好好教书，跟着瞎起哄，最后把命也搭上了。现在连骨头都找不到。你说值吗？”
张秘书一听话的味道不对，担心旁边的甘亦安翻脸，赶紧劝说：“老王，话可不能这样说，现在都在讲落实政策。”
王富道哼了一声：“哼，政策个球！啥鸡巴政策，说变就变，有几个人搞球得明白。”
甘亦安听出王富道话中的怨气，原来对他的一点同情顿时就没有了。心想你有怨气，当年你就在“犯人”身上发泄，今天还想在我面前抖威风，老子不吃你这套！正想开口吼他两句，转念一想，何必跟他一般见识，还须靠他帮助找下去。在心头却不客气地骂开了：“狗东西，真该把你两条脚杆都打断，看你还狂不狂！”口里没说出来，忍耐下去，话出嘴边客气了许多，说：
“王连长，你得再辛苦一下，帮忙找找。当初活人是你管的，现在死人你也管到底吧……”
王富道立即打断说：“早就没球王连长啦！叫我老王，叫王富道也成。我他妈一个当兵出身的，要不是上头安排，活人死人我都懒球管！”
甘亦安一听，这家伙脾气还这样狂，正想再说他两句。转念一想，他也不完全是冲自己家这件事来的，听张秘书说他是连长转业的，没有文化，要不然这样多年下来，至少是一个公安局副局长了。他是有怨气要发泄，包括对政策、对自己遭遇在内。甘亦安只是瞪了他一眼，没有把话说出口。
张秘书见状，连忙说：“老王，我们是具体办事的，无关的事不扯，事办了就成。”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 茅

第三部 第二章
第二节　何处黄土

正在这时，下面上来两个人，指着他们吼：“不许抽烟，快下来！你们干啥的，哪个让你们上去的？招呼也不打一个！”
满山荒草，天干物燥，极易引起山火。那两个人一边喊一边往上爬。看着走近的来人喘粗气，王富道连屁股都没有抬，回了一句：“公安局的！”
甘亦安心想，真是霸气毕露，专政机关养成了这些人的骄横。一般人是不敢惹他们的。
果然，一听是公安局的，上来的两人顿时就和气起来。很客气地问：
“你们要找啥？需要帮忙吗？”
张秘书把来意大致说了一下。电站的人说：
“恐怕是找不到了。建这个电站时，上面修水库，大兴土木，这几个山坡都动过工。开挖之前，都贴出过迁坟的告示，有主的都迁走了，剩下的无主坟，就随着工程建设都处理了。后来，电站又搞过几次绿化，种树都没活，现在依然是荒坡。原来的东西都没有了。”
甘亦安在建筑工地干过，见过咋个处理无主坟的。建筑工地挖土方都是找临时工来干，挖到尸骨随着土就倒了，没人管。但还怀着一线希望，指着刚才那地方问：“上面那几个包是坟吗？”
“我们不晓得，没听说过还有坟，你们要是觉得像是，就挖挖看。”
张秘书一听，心说这事悬了。他在心里想开了，简部长的交待是一定要找到，而王富道心头就没数，电站的人说的更不靠实。再找下去，是顶着碓窝跳加官——吃力不好看。不找的话，得有一个交待，但这事的关键在王富道身上，他是当年的知情人，得让他拿主意。他看着王富道说：
“老王，你说咋个办？现在只有你有发言权。”
“我刚才就说过，当时我也没有走到跟前。即便是为了交差，我也不敢瞎说。挖开有还好说，没有啦？我不能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吧？”
甘亦安正想这王富道倒是一个负责的人，跛着腿也不容易，张秘书已经转头问他了：“你说咋个办？”
甘亦安刚才已经想好了，能确认就回去告诉老母亲，看下一步咋个办。如找不到或确认不了，回去就是咋个说服老母亲放弃此事。半年前，母亲向他们姊妹提到此事时，是充满愧疚的。甘亦安却没有把这事看得有多重。人都死了，埋在哪里还重要吗？况且多年过去了，能否找到就是一个未知数。找，无非是尊重母亲多年的心愿罢了，所以，一放寒假就陪母亲来高城办此事。眼前这个情形，要找到已悬了，哪能为了找自家坟去乱挖别人的祖坟。此时，见张秘书问自己，就说：
“张秘书，既然找不到，就先回去吧。我和母亲商量后再说，你们也尽力了，谢谢你们。”

（续前）

在招待所，甘亦安把上午的经过告诉母亲。说时间久了，当初没有留下任何记号，也没有其他线索，现在既难找到，更难确认。又提到张和王都很卖气力，隐去王的那些牢骚话，最后才说：“我们尽力了，心意也到了，父亲若有知，不会怪我们。”
古明琚透过窗户看着对面的高山没有说话。这个结果对她来说并不意外，二十年过去了，找不到是完全可能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点东西在撞击，在梗着，现在一家人都好了，却把老头子一个人留在这荒山野岭。不过，又能咋样呢？心头涌上一阵一阵的悲凉。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安排的结局？
甘亦安见母亲不说话，明白她是在犹豫，自己是不愿再找下去了，但得给老人留点希望，得让老人心里下这个坎，说：
“这次既然找不到了，我们就先回去。我看简生复那人挺不错的，跟她留个话，以后要是有啥线索，再来找，行吗？”
古明琚看着对面的荒山野岭想，这次连王富道都搞不清楚了，还有下次吗？她明白，没有下次了。其实她也是想了了这个多年的心愿，把心里的一块重负卸下来。对面这座荒山，若干年来哪个说得清埋过多少人，如今又还有多少坟还能为人知？她在心里说，老头子，我们来看过你了，你若还在这山上就安生呆着吧，若不在，我在心里给你留块地方。
想到这里，她收回目光，回头对亦安说：
“那就准备回吧，当年你哥空手而返，这次你又这样。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她话里是怅然和无奈。

（续前）

到文教局，是甘亦安一个人去的。古明琚不愿意去，对她来说，此行找甘行俭的坟是重要的事，其他事对她都不重要了。文教局方面也提供不了线索，她也没有认识的人在那里，再去说啥呢？无非是听一些深表同情的话。而这些话她不愿意听，过去她想听时，没人跟她说，现在她已经不想听这些了。她对亦安说，不就是那点抚恤费吗？我不去了，你去吧。
在甘亦安眼里，母亲表面是一个本分、懦弱的人，甚至是逆来顺受的人，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固执，甚至是傲气的人。看得出来，在父亲的问题上，她常常是刻意回避的。
接待甘亦安的局长姓张，张局长说：“简部长给我们来电话了，有啥需要帮忙的事，尽管说。”
甘亦安说：“没有事。听说有一笔钱要让我们领？”
胖胖的张局长五十出头的人，很健谈。
“我印象深得很，你父亲工资很高。我那时就是副局长了，工资才四十来块钱，而你父亲工资已是百多块了。你父亲我也认识，他刚来高城时，就是我代表组织安排的。甘先生那时是有名人物，不仅在我们文教系统，就是在全县也是名人。可惜走得太早，英年早逝啊！简部长很关心你们，其实她不认识你父亲。她是后来调来的，她丈夫在‘文革’中也被迫害致死。她前年刚恢复工作，对过去冤假错案中的人特别同情。”
张局长很热情地絮叨着，甘亦安对这话题不感兴趣，父亲给他的印象很深，却不是在这些方面。一面连声谢谢张局长，一面说：要没其它事，我就告辞了。
张局长说父亲工资很高，而他领到的就是二百多块钱，说是抚恤费。他也没问为啥？即使是几千元，又有多少用处？在他看来，父亲的问题至少在自己这里是可以划句号了。

（续前）

回程的车沿江而行，江对岸就是那高高的山岭，古明琚和甘亦安都望着那山岭没有说话。古明琚心头说不清是啥滋味。尽管来之前，坦然地想到过可能会一无所获，但当真成了一无所获时，内心的失落反而更强烈了，从此一去，她恐怕是不会来高城了。这次不顾子女劝说，坚持要来，就是想了却多年心愿，找到与否，算是了一个心愿吧。几个娃儿之前就没有想到过寻找坟墓这事，也难怪他们。大的两个娃儿对父亲的印象会深一些，可惜亦和走了。小的娃儿些最后见到父亲时岁数还太小，那时亦安还没有开始读小学，亦宁亦康就更小了，对父亲的印象可能更浅。要说印象，或许是在那漫长岁月里给他们带来影响方面。
离了高城，汽车提速，路旁的电线杆和树木纷纷从窗外闪过。那些山岭，那些埋葬着亲人骸骨的山岭，却久久舍不得离去，缓缓地在移动，像晓得亲人们一去就不会再来，坚持要多看他们一眼。那些山岭终于从古明琚视线中消逝。她把眼光看着前方，继续着内心的独白，她不怪他们对父亲的感情淡漠。他们刚一懂事，就面临着父亲是一个“坏人”的教育，连自己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都不敢将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告诉他们。怕他们在外面闯祸。她连自己对丈夫的感情都需要压抑，也没人可以倾诉。这种感觉，娃儿些又哪能知晓？
甘亦安的视线也从窗外收回，看着并排坐着的母亲还在想事。他晓得，在她心头总以为他们小，不理解她的苦楚和委屈，还经常埋怨她的懦弱。其实随着他们的长大，他们都能理解她的不易。当他们也在生活中遇到种种难题时，更能理解她内心的苦涩。不过，毕竟是不同的一代人，一旦晓得真相，对那些文过饰非的谎话更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有些事他们也并不看重了，像父亲葬在哪里这类事。所以，他们劝母亲不要亲自来高城，除了怕她失望和伤心外，也真不认为是多重要的事了。儿女们对父亲的思念，跟她已是不一样，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
这时的甘亦安就在默默想，前人说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是说给出征的将士听的，是为那些死得壮怀激烈的人而颂的，父亲算啥，一介草民而已，且死得那样憋屈。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的努力和追求，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生前死后的尊荣，要不然父亲何须明知有艰险，还要执意出头去慷慨陈辞。他在天之灵要有知的话，计较的恐怕不是葬在哪里。
俗话说，何处黄土不埋人，尊卑贵贱，老少咸宜。
一抔之土安在？
惟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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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茅

第三部 第二章
第三节　万州来客

闻启东，当年高城中学反党集团中的“干将”，1980年春节前到了古明琚家。带了不少万州特产，说是专门来看望老嫂子和侄儿女们。
反右时，闻启东还不到25岁，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回老家万州劳改。他一入狱，妻子就跟他离婚，丢下两岁的儿子和不到一岁的女儿。
古明琚当年也只见过闻启东一面，还有点印象，是一个注意仪表的人。当年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双鬓似雪，上下一身八成新的中山装，衣着整洁，当年的影子还有点。虽是满脸沧桑，不过，身体壮实，似乎比当年那个硕长的年轻人还强健，而言谈举止间，有一种卸掉包袱，焕然一新的精神状态。甘亦安给他泡了一杯茶，就坐在一旁。这个父亲曾经的同事，又一起落难的人，他也没有见过，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很有兴趣听他说点当年的事。
闻启东的情况，古明琚听到过一点，但并不清楚。
曾经有传言说他企图越狱，被击毙，又有说逃跑不成，被抓回，后来死在狱中。她想这些都是可能的，这样年轻的一个人，当然不甘心被关在牢里，肯定要想法跑。而天罗地网般的社会，你又能往哪里跑？纵然跑到天边也会被抓回来。怕唐突，就从自己最想了解的问题上入手，试探着问：
“闻老师，你爱人呢？听说当时结论一下来，你们就闹离婚，也不晓得是真是假？”
闻启东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然后很爽快地说：“是离了。跟我离婚，我不怪她。在那种情况下，人人都被要求划清界线，换了我，说不定也得划清界线。但是她太狠心，连娃儿也不要了，丢给我父母，连看都少有去看一下，这点我是不原谅她的。”
古明琚是过来人，当初自己承受了多大的压力，现在都不愿去回想。几个娃儿中，最小的才三四岁，啥都不明白。大的娃儿倒是开始懂事了，但更麻烦，总要问一些跟他们父亲有关的事，问那些问题，她真回答不了。她不愿说自己的丈夫是“坏人”，又不能说是政府整错了，只能含含糊糊地说，你们父亲是受了连累。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以后会搞清楚的。所以，她完全能体会到闻启东前妻那种绝望的感受。
“一个女人，要独自盘大两个小娃儿不容易，她也有她的难处。你不是女人，未必能体会到她的屈辱和艰辛。况且，她才二十多一点的人，哪里经得起这种压力嘛。”
“再难也不能不顾亲生骨肉。老嫂子，当年我是哭着求她：你要走，我不拦你，千万不要丢下娃儿。不管我再咋个求她，结果她还是一个人走了。听我父母讲，她后来又结过两次婚，也是很不顺的，现在也成了一个人。”

（续前）

闻启东说这些话时，眼眶红了。说起当年他哀求妻子看在娃儿的份上，留下来。她还是不答应，坚决要离。为了娃儿，他不顾男人的面子，跪下来求她，赖着不签字。最后法院一纸判决，人还是走了。他母亲为了抚养这两个娃儿，只好把工作辞了，四口人靠父亲那点工资度日。还好，一儿一女都由父母帮忙养大了，一个已经有了工作。往事不堪回首，改正后，前妻来找他复婚，他没有同意。
古明琚叹了一口气，为他也为他前妻，接着问：“那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我后来又成了家，现在的爱人对我很好。我从监狱放出来后，没有工作，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方可去，只好把户口落在父母家。那十几年，为了生存，啥活路都干，都是挑抬下力的活路。我拉板板车就拉了8年，幸好人年轻。你看我现在身体多壮实。我现在这个爱人，就是在我困难时候那些年认识的。她帮助过我，虽然都不是啥大事情，但在那种时候，有哪个来关心我？人要知恩图报。”
“现在是回高城工作？”
“没有，平反后，有关方面考虑到我的情况，就安排我到万州中学教书。唉，挑了二十年的烂泥巴，没学会其他手艺，啥都不会，只有回头当教书匠。如今我已经调到母校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教书。老嫂子，我还可以干十多年，只是专业都丢光了，还得从头来过。生怕误人子弟，所以现在也是忙得很，自己忙着学习。”

甘亦安看着闻启东紫红的脸庞，那是长年在阳光下染就的颜色，端杯子的手，手背青筋暴露，手心老茧密布，那是长年体力劳动的馈赠。在室外工地上干活路的人都这样，他也见得多了，相信闻启东说的话并非自谦，真是忙于生计，顾不过来看书了。
“那你平反后去过高城吗？找过那些相关的人吗？” 古明琚问。
“平反事很顺利。我去过高城，晓得甘先生已经去世，后来找到任先生了。老嫂子，你家的情况，我听任先生讲了。老嫂子，你很了不起。一个人把孩子们抚养大，又教育得好，儿女都成大学生了，会有好前程的。甘先生要在就更好了，不过，他也完全可以闭目了。”
“去年寒假，我和亦安去过高城，见到穆希明，他很热情。说到当年事，对你们的遭遇特别惋惜，尤其提到你，说这样年轻就赶上了。还告诉我葛功锋在‘文革’中也很惨，妻子也跟他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