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老申 2017-04-07 14:05:28
看看当时英国人装载货物的构成：
1697年，400吨的“纳索号”从伦敦出发前往厦门，带有大致在40000至50000镑之间的资金，其中包括从加的斯购入的“100桶酒及价值20000镑的银元”。1698年11月，280吨的小战船“舰队号”从伦敦前往厦门，带有资金37554镑。此二船回程货单为：茶叶、生丝、丝织品、丝绒（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3年》第一册第85页）
从上面二例可以发现白银数量在所载全部资金中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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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年12月28日，英属东印度公司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改革广州贸易制度的要求，自然遭到了断然拒绝。凑巧的是，当时有个行商黎光华欠英国商人5万两白银一直拖欠不还，而当地清朝官员更是始终不理睬英国商人的申诉。于是在一个叫刘亚匾的四川人的帮助下写就一份状纸，大班便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一次，如果在宁波受阻，洪仁辉则沿海路到天津，向天津的官员提出告状的请求，甚至不惜进京面见中国皇帝，借此提出多口通商的要求。
1759年6月13日，包括洪仁辉在内的12人乘坐一艘名为“成功号”的三桅小船从广州出发，6月24日到达定海县四礁洋面，遭到清军的拦截。定海总兵罗英笏派人告知洪仁辉“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洪仁辉只好拿出预先写好的汉文呈词，希望浙江官员能够替他们将状纸转送到乾隆皇帝手中，以此作为回到广东的条件。罗英笏“见理谕不遵，因随口允其接收”（《史料旬刊》第4期，第117页）6月25日，罗英笏派中营守备陈兆龙护送洪仁辉返回广东，实际上就是将洪仁辉押送回广州。6月27日，洪仁辉驾船出定海后，陈兆龙自己便回了定海，而洪仁辉则扬帆直奔天津。7月18日，大沽营游击赵之瑛在大沽海口炮台外发现了洪仁辉所乘的三桅小船。按照大清国的规定，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通过官府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遇到贸易纠纷，外国商人必须通过行商到中国官府申诉，否则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势下，洪仁辉对赵之瑛诈称自己是英国四品官。很显然，洪仁辉的谎言起到了作用，赵之瑛告之洪仁辉停泊待命。
洪仁辉成了第一个从海路来到天津的英国人，名义上是要到北京告御状，但实际上为的是向清政府提出并企图达到开放更多贸易口岸的要求。英国人来到天津的消息不但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且对于天津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第一次发现竟然还有人是金发碧眼，而且还没留辫子，这对没见过世面的天津老百姓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怪事。
与百姓不管不顾的热情相比，天津的官员显得有礼貌得多，他们都以各种关心英国人的名义来看望，实际上也是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晚上，天津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经过一番博弈，二人商定以酬金2500两的价码，由灵毓向上级递交洪仁辉所带的那封申诉信。7月19日下午，在接纳了洪仁辉用2000块西班牙银元替代2000两白银的酬金后，灵毓派人发给洪仁辉能够独自出发进入内河的特别通行证———红牌。
20日早晨9点，洪仁辉由水路沿内河向天津进发，于21日上午11点，洪仁辉到达了天津城。
7月23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根据天津知府灵毓的禀报，将这封“国际举报信”递到了乾隆跟前。此“状纸”内容长达七项，主要有四点：一、粤海关勒索陋规。二、粤海关监督不准夷商禀见,使下情不能上达。三、行商黎光华拖欠货银不还。 四、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甚吃亏受累。（萧智治，《西风佛夕阳 》第222页）
乾隆接到大臣的奏折和洪仁辉的词呈后，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立即命令给事中朝铨带洪仁辉赶赴广东，会同福州将军新柱一起会审。29日洪仁辉离开天津时，由于其身上没带那么多的现钱，知府灵毓竟然专门派人到广州找洪仁辉追讨这笔“欠款”。
钦差会审后，判决行商黎光华归还欠款，并查没其原籍财产，按股均匀摊还债主。至于海关监督家人勒索即等于主人勒索，因其管束手下用人不力，向英国商人索贿证据确凿，将李撤职查办,家产充公,其家人及随员中被逮治罪的达73人。在这个国际案子中，自然是少不了汉奸的份儿的，大清政府一共整出两个大汉奸来:一个叫汪圣仪,一个叫刘亚匾。前者是个徽商，据说“领其国大班银10380两”，但汪汉奸闻风跑了。至于那个为英国人写状纸的四川人刘亚匾则被政府“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砍了头。借外国人的钱，拿外国人的工资，与外国人做买卖，帮助外国人举报等等凡是与外国人沾边的中国人都被国人叫作汉奸。
洪仁辉本人也被清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有三：一，违反禁令；二，不适当的上诉请愿；三，学习汉语。1759年12月6日，李侍饶遵旨把洪任辉圈禁于澳门的前山寨（圈禁期满驱逐出国）三年，直到1762年11月才被释放。
至于洪仁辉控告的比如保商制度等弊端，则仍被清政府保留。不过，洪仁辉这次北上天津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也不是一无所获。他通过此次航行，对黄海和渤海的情况有所了解，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的航道，为以后英船赴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洪仁辉国际举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感觉到单单广州一口通商还不足以防范外人。为了进一步防范外商与国人交往，两广总督李侍尧于1759年12月提出《防范外夷规条》，经乾隆皇帝批准，成为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其主要精神是对英夷进行双规: 外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每年五月到十月份）”和“规定的地点（广州十三行）”，才能来做生意。那时外商处境，如同今天的“双规”高官！外商进了中国的大门，但却住进了大门里边的狗舍！。这是清政府“以官制商、以商制夷”政策的体现。从此，这一闭关锁国的外贸政策在全国实行，这是明清以来，发生在天津影响到全国的第一个全国性事件，该政策一直影响到100年后的1860年。

第二节， 跪与不跪的抉择
一、半途而废的卡思卡特使团
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风行，英国就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即使它取得海上霸主地位，成为日不落大帝国后也没有改变对中国的崇敬。对于英国来说，能够和中国结交或许曾经是英国人多年的梦想也不为过。
谈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大脑里被塞进了一个顽强的认知模块：“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问题是西方列强当真如此野蛮，一上来二话不说就给大清王朝一顿板砖？
中英矛盾确实被激发到不得不用大炮说话的份儿上不假，但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曾三度派使团携带重礼不远万里来华，期望能与清政府和平且平等交往，遗憾的是，三使团的大清之旅皆是无功而返，甚至是充满了屈辱。
多年来，中英之间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贸易活动，但由于清政府对通商口岸开放的限制以及对外政策层面的种种束缚，使得两国自发的民间贸易行为不仅得不到清政府有效的保护甚至是极端打压。大清国治下的老百姓们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君主立宪制下的英国政府属于民意政府，有责任承担起为民众打通并扩大贸易渠道的责任。因此，为扩大中英贸易并试图与中国订立邦交便一度成为英国政府的外交国策，为此，英国政府在长达将近百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出面派使团访问大清，以求增进了解和改善关系。
乾隆52年（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任命曾担任过英国孟加拉军需总管的查尔斯•卡思卡特上校为特使，率领英国政府使团前往中国。卡思卡特使团所肩负的使命主要有三：一、扩大对华贸易，消除贸易障碍。二、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在训令中，英国政府表示了对广州贸易制度的不满与猜忌:“在这里，市场的公平竞争被中国人的团体所破坏，我们的大班不准公开进入中国法庭，中国拒绝公正地执行其法令，我们驻广州的大班全都处于一种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境地……这些灾难是由帝国政府既定政策所致呢?还是由于对我国势力的无端疑忌抑或只是由于一个遥远省份的政府的腐败与滥用职权所引起?”(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现在，英国政府亲自出面帮自己的商人们增进幸福感了。英国人就是矫情，这才来中国几天就不适应天朝特色的生活方式了？天朝百姓们对于所谓的“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都已经领教几千年了，不是也没见有啥怨言吗？
经过多次磋商，作为这次出使活动最直接也是最大受益者，东印度公司提供6000英镑作为使团所需经费。另外，卡斯卡特要求在6000英镑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笔4000到5000英镑的费用，用来购买赠送中国皇室和相关大臣的礼品。东印度公司自然也是照单支付了，因为他们认为这笔钱是可以让回报最大化的投资，花多少都值。卡斯卡特用这笔钱置办了诸如钟表、银质餐具等所有能代表英国先进科技水平的东西，甚至包括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英国大炮。
卡思卡特使团的中国之行从技术层面上还存在着诸多困难。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英国使团想要到达中国须绕过非洲好望角，行程数万公里。另外，此时的英国找不到一名合适的汉语翻译人才，不得已之下，勉强找到一个懂汉语的法国人来帮忙。使团出发不久，就遭遇风暴，更为要命的是痢疾和一些传染疾病也开始流行。1788年6月10日，使团乘坐的舰船航行至印尼西部海峡时，卡斯卡特因病情恶化而散手人寰，当时英王陛下没有预定在他不能达到目的地时继任这项外交任务的人选，因此这一使命就随他的逝世而告终。

二、马嘎尔尼使团中国行。
卡斯卡特使团以失败而告终，但摆在英国国王和外交大臣面前的与中国建交的问题毕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英国人尚须努力。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一(1792年9月26日)正值法国大革命天翻地覆的时候，英国政府以向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寿辰为名（乾隆皇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即1711年9月25日，其八十岁应是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派出以马戛尔尼勋爵(1737.5.14——1806.5.31)为首的豪华使团携带着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函, 乘坐拥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容积为1，200登记吨的东印度公司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离开朴茨茅斯港向着中国进发，此行目的主要是要求开放港口、互通贸易、建立邦交等等。这是英国政府派出并成功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更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了确保这次使华行动能够成功，英国政府做了精心的准备，从其对使臣的选派和礼物的准备上就凸显出英国欲与大清帝国交往的诚意。正使马戛尔尼与副使乔治•斯当东都是经过严格挑选、优中选优的结果。正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1733-1806)是 英国当时著富盛名的外交家，都柏林学院三一学院硕士毕业生，1764年获封贵族，随即被任命为特命大使到俄国进行贸易条约的谈判并因其非凡的外交技巧，深得俄国女皇凯瑟琳的欢心。1775年，马戛尔尼担任加勒比地区的总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期间的1779年6月，马戛尔尼率领一支由300名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并配备24门大炮，迎战由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的拥有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人庞大舰队，由于众寡悬殊，马戛尔尼被俘。当年的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戛尔尼幸运的回到了伦敦，随后被派到印度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男爵，没能如愿当上印度总督。
鉴于卡斯卡特师团半途而废的经验，英国政府特别任命乔治•斯当东男爵(1737—1801)为副使，一旦马戛尔尼勋爵发生意外，也可以确保完成使命。副使乔治•斯当东也是位外交老手，出生在爱尔兰的戈尔韦郡，就读于法国蒙彼利埃医药学校并于175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到西印度群岛担任内科医生，后来转行从事法律并于1790年获得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1779年当选格林纳达司法长官。1784年，斯当东与其在西印度群岛第一位结交的好友乔治•马戛尔尼一起前往马德拉斯，与蒂普苏丹缔结和约。因为这个功绩，斯当东于1785年10月31日获得从男爵的爵位。1787年2月，入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英政府希望凭借他们的个人经验、学识和个人魅力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君臣。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着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中英外交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庞大的使团队伍内集中了英国杰出的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近百人，加上士兵、仆役、水手共有近700人。
在礼品方面，英国人尽最大可能地挑选了那些最能体现欧洲技术进步的产品，共19宗、590余件。一百年前的“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页）。使团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科学仪器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工业设备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生活用品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和热气球等，还有一辆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军事装备有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等等。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以及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
这些礼品中的任何一件对于以农业立国的大清来说都是一扇窗户，从中可以窥探到现代文明、现代国家的别样风情。但以乾隆皇帝为首的清政府对于这些体现出西方科技巨大变化的礼品没有提起丝毫的兴趣。马戛尔尼希望自己的卫队表演欧洲火器操给乾隆的宠臣福康安将军观看，这位将军却不失大国风范地回复:“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谅来没有什么稀罕。”(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至于那位热气球驾驶员更没有获得在帝国的天空给大清人民展示表演的机会。更跌份儿的是，大清帝国后来为了表示对英国人的蔑视，干脆把这些礼品“堆放在一间厕所里”。(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 那些最为先进的大炮等军事武器则被拉到了圆明园闲置起来，直到1860年，被火烧圆明园的英军发现它们。于是那些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的“英国造”物件，又重新被运回了生产它们的英国故乡。
英国朝野对此行都寄予一种乐观的期许，没有人想到这次精心准备的出访会因为一个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东方礼节——磕头，而会演变为一场闹剧。

马戛尔尼使团出发后，英属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巴林就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住发了专函，请两广总督转奏大清皇帝并要求在天津登岸，以免礼品经广州长途运输受损。乾隆皇帝闻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到英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清高宗实录》）英国方面的本意是来华进行出于友好交往的外交谈判，而大清一方则一如既往的以为是远道来贡，从一开始双方的认识就不在一个基点上。所以，以西方当时惯行的外交先例的英国使团一到中国就等于无的放矢了，任凭马戛尔尼有着再过人的外交才华，也是无的放矢。
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近700人的庞大使团经过航海近一年的漂洋过海、长途跋涉，于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1793年6月19日)抵达澳门，六月下旬(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
近代各国觐见仪式，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制定了缔约国对于接受各级使节的规定，外交使者交往行鞠躬礼则成为常态。清王朝则要求马戛尔尼像所有其他贡使那样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则坚持只能像英国臣民给英王行礼那样行单膝跪地礼。这种礼仪之争所产生的不快使得双方渐行渐远。
八月初十(9月14日)马嘎尔尼一行人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了乾隆帝，参加万寿节活动并递交了国书。
马嘎尔尼至于最后以什么样的礼节觐见的乾隆帝，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清朝的档案文献中所记载的都是肯定了英使的屈服，行了三拜九叩大礼。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中甚至如此记载，本来乾隆恩准马氏一行不用叩头的，但他们一见中国皇上，腿不由自主的就软了下去，“一至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简直意淫到家了，可想而知，在奴隶的眼里，注定是目中无“人”的。而在马戈尔尼自己的记录中则是否认了这一点。至于孰是孰非，恐怕已经是一个无需判断的常识问题了。
至于英国人所提出的要在中国开辟新贸易港口、租借岛屿、派遣常驻使节等要求，则被乾隆一口拒绝。
马戛尔尼在自己的使华日记里记载说，关于互派使臣的问题曾与大清权相和珅作过最后的交流，指出互派使臣乃日下欧洲各国国际通行的惯例，如果中英两国互派公使，“则东西两大雄主既可通常往来，复可交换文明，不特两国之私幸，亦世界文明进化之公幸”(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当然，任凭马戛尔尼说得天花乱坠，出于保护其统治的本能，乾隆也不会跟英夷外交的，更别说平等外交，就是不平等外交，英国年年来朝贡，也不行。
总体来说，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的马戛尔尼一行最后只得到了乾隆皇帝一纸黄色诏书的回应：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这是《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乾隆告诉英国人，大清皇朝无所不有，什么都不缺，只有你们才缺很多东西，鉴于你们恭顺听话，归服恳切，才加恩体恤，至于别的就不用再妄想了。
问题是大清真的什么都不缺吗?
在大清政府的再三催促下，马戛尔尼使团不得不满怀遗憾地离开，为了让英国人尽快回国，乾隆皇帝特恩准他们走京杭大运河，免费游览大清的大好河山。1793年10月7日，英国使团从北京通州上船，他们在大学士松筠和两广总督长麟等人的一路护送下经大运河、赣江、北江穿越中国腹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华事件，英国为此整个花费78522镑，折合白银约20余万两。正如《停滞的帝国》描述的，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历时70多天的在华漫长旅程，使英国人对这个停滞不前的帝国印象深刻。在此之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或想象，主要源于三种信息：一是商人水手的传闻，二是官方使节的报告，三是传教士的书简。但，自从1793年马嘎尔尼一行访华之行结束后，大清帝国的国情让英国看了一个地儿调。使团回到英国后，有关大清的图画和书在英国大量面世。铩羽而归的马戛尔尼请副使老斯当东公布了一份相对婉转的记录，这就是1797年出版的《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份报告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认识。关于中国的国运，他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他断言,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32页)马戛尔尼得出的结论是：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清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不过马戛尔尼依然不想惹起战端。曾就任大英帝国驻沙俄公使的马嘎尔尼洞悉沙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马指出如果冒然对中国开战，可能导致这个帝国的崩溃，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英国并不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历史不幸被马戛尔尼言中，沙俄鲸吞的几百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大部分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
使团中其他人的记录也陆续出版。“狮子”号大副爱尼斯•安德逊、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赫脱南以及士兵霍姆斯的记录很快成为欧洲人街头巷议的中国新闻。10年以后，使团参赞约翰•巴罗写出了《中国游记》，并成为《每季评论》杂志中国问题方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对中国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这份报告在英国乃至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于《爱丁堡评论》专门撰文，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

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有幸成为这一历时转变的全程经历者， 17年之后，29岁的斯当东翻译出《大清律例》，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中国通。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父亲和马戛尔尼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刻意掩饰的事情。他的记录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史料。
1800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的成员。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 ，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在华期间，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视角。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实际上是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的缩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1823年，小斯当东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共同发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聘请教授，开设汉学课，专门教授汉学课。他由此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
这些著作对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特别是托马斯•斯当东不仅仅是中欧关系大转折的见证者，更是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以代替使团谈判的代表， 1840年在议会关于是否出兵中国的辩论中，他成为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以至于他鼓吹的那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对中国人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
马戛尔尼访华23年后，中英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继承了父亲乾隆皇位的嘉庆皇帝刚刚摆平了白莲教，为了镇压这场起义，嘉庆耗费了两亿多两白银，从此清王朝陷入财政亏空的困境，直到灭亡也没能彻底摆脱出来。而英国则刚刚赢得了反法战争的胜利，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所向无敌。
英国人对于马戛尔尼访华任务的失败还不甘心，他们依然希望继续尝试通过谈判解决中英之间的邦交问题，原因在于英国政府还并没有找到马戛尔尼的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是将其归结为翻译的水平问题。诚然，当时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当时使团的两名专制翻译是幼年离开中国的满人，其汉语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更为糟糕的问题是这两名翻译只会拉丁语而不会英语。因此最后在中国主要承担翻译任务的竟然是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在旅途中也仅仅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勉强能凑合着写一些汉字。当时照会的翻译与誊写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翻译问题毕竟只是技术性、表面问题，马戛尔尼失败的原因，除了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因素外，最为根本的就是清廷为了限制老百姓和西方交流，害怕“夷人”带来的制度文化污染了世道民心，不利于清廷的统治。况且英人所希望的“平等邦交”，对大清帝国来说是严重的不平等，平等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来说是最危险的。如此，即使当时英国的全权公使就算跪拜了，大清也是不能接受其“平等”要求与之订立“平等邦交”的。当然英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还是需要再交一回学费的。

三、阿美士德来华
嘉庆二十一年（1816），也就是英法战争结束的次年，英国威尔士亲王（之后的乔治四世）再次派全权大使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1773年1月14日—1857年3月13日）来华。阿美士德英王侍从官，曾出任寝宫侍臣，期间于1809年至1811年在那不勒斯出任宫廷使节，自1815年至1823年，他亦曾再领寝宫侍臣之衔，地位显赫。阿美士德使团虽然比马戛尔尼规模略小一些（约600人），显然准备得更充分，礼品也毫不逊色，但他们在大清国遇到的却是同样的问题，并且是一次比马戛尔尼使团更加糟糕的经历。
在这个使团中担任副使的是上次出使的那个小孩儿斯当东。此时已经成年的小斯当东拥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的耀眼光环。在中国已经待了二十多年的斯当东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翻译的《大清律》已经完成。吸取上次马戛尔尼使团的教训，这一次随团来了6位汉语水平很高的翻译随从，其中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马礼逊是第一本英华字典的作者，汉语水平非常之高，再加上在华多年的埃利斯、德庇时(后来的香港总督)等人，这次使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翻译阵容空前强大。
英国政府这次的访华重点目标是取消垄断，促进两国之间的商贸关系，只要清政府可以放松对商贸活动的管制，让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在华进行贸易，那就算是出使成功。临行之时，威尔士亲王特别嘱咐阿美士德一行“要便宜行事”，意思就是为了能够完成使命，即使下个跪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率领“阿尔赛斯特”战舰来到中国，8月底到达北京。
觐见前，嘉庆不但严令沿途“好好照料”，还重点谕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抓好觐见前的培训工作，让这些英国蛮夷掌握好大清代表的三跪九叩大礼等先进文化，否则概不接见，使团抵天津和通州时，清廷就两次晓谕英使觐见皇帝必须行叩头大礼。
本来有威尔士亲王的“特别嘱咐”，磕不磕头对阿美士德等人来说已经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使团首脑人物并没有采取集中性的独断专行，而是采用民主的形式，由整个使团的全体成员来讨论定夺。使团到达北直隶时，使团内部便展开了“叩头还是不叩头”的大讨论。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而坚决反对叩头的小斯当东则强调即使叩头也不能达到订立邦交和扩大贸易的目的，坚决反对行跪拜大礼。显然，小斯当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阿美士德接受了他的意见。
1816年8月28日夜，阿美士德使团抵达北京，而大清官员却催促他们连夜前往皇宫。在一场推推搡搡、连拉带拽的礼仪之争中，阿美士德明确表示拒绝向嘉庆皇帝叩头。于是，愤怒的嘉庆皇帝立即下旨将英国使团赶出北京。
英国人试图和谈的努力，至此彻底失败了！
阿美士德之后，英国人不再有兴趣陪中国人玩磕头的游戏，他们终于认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是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待遇的。
1840年6月，40艘英国战舰抵达南中国海。卡斯卡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三个使团未竞的努力，终于在枪炮声中变成了现实。

@快乐老申 2017-04-20 10:06:27
三、阿美士德来华
嘉庆二十一年（1816），也就是英法战争结束的次年，英国威尔士亲王（之后的乔治四世）再次派全权大使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1773年1月14日—1857年3月13日）来华。阿美士德英王侍从官，曾出任寝宫侍臣，期间于1809年至1811年在那不勒斯出任宫廷使节，自1815年至1823年，他亦曾再领寝宫侍臣之衔，地位显赫。阿美士德使团虽然比马戛尔尼规模略小一些（约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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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觐见礼仪背后的问题
英国使臣两次入京的结果皆是不欢而散，而导致这样结果的表面原因正是当年双方交锋的核心--------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自然就会要外国来使再觐见皇帝时，必须像藩属国供使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英国使节则认为跪拜礼是藩属国对宗主国君主的礼节而予以坚决拒绝则也不能说有什么错。制度性差异所带来的礼仪上变化成为中英两国交往过程中的一项坚固壁垒，自此，外国使节采用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自乾隆时代开始便成了清政府前所未遇的一个严重问题，甚至演变为长期困扰中外交往的一个死结，直接导致乾隆以后外国使臣无法与中国皇上见面，大清朝为此甚至是不惜一战。随着国力的衰弱，清朝对此依然进行了全力的抗争，表现出不惜一切代价的姿态，结果伴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连带的损失非常严重，可以说西方军队两次打进北京都和“磕头礼”有关。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其中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96页）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
但当时的咸丰皇帝极力避免和外国公使相见，为了取消公使驻京这一条款，他不惜提出对英国等国实行全免关税作为补偿的这一惊人的误国误民之举，以今天看来最大的国家利益来交换今日看来极为正常的公使驻京。咸丰皇帝并非弱智人士，他最为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更为严重的是国内的民众该如何自处？要是国人全都效仿外国人这一套，中国人民站起来怎么办？
为了天下万民能够心无异议的跪在其脚下，1860年，咸丰皇帝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
“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 第85—86）遗憾的是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次年8月，自我放逐热河的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咸丰死后，年幼的同治继位。皇上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这一理由成了清政府将各国公使挡在紫禁城外的最后防线。如此觐礼问题这一搁就是12年。但西方列强认为这是清政府的一笔“欠账”，早晚都是要还的。随着同治皇帝的即将成年和亲政这一临近的事实，遂成了各国公使寄望之所在。
1873年2月23日，年满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第二天，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递交国书。对此，清廷内部一些官员，如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和地方洋务派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崇厚等人，主张修改传统的“中国之礼”。左宗棠更是大胆地提出，干脆直接用西礼觐见。经过长时间的交涉，清政府在西方的压力下被迫做了妥协：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大礼，改为鞠躬礼。再无退路的清廷不得不接受“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的现实。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同治帝，依次向皇帝三鞠躬，并亲手呈交国书。整个觐见仪式不到半个小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外交胜利，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的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但时人更多的是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真有如丧考妣之感。对这场前后绵延了近百年的外交角力的结果，《起居注》只有一句话：“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第40册，22331页，国学文献馆1983年版）参加接待觐见使臣的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自订年谱中留下了许多关于这次觐见的信息，但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却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显然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如此记载：“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意淫强国，此之谓也，李氏对此事的反应可以用抓狂来形容。
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史书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仍然缺乏最中肯的表述，一段“失败史”，常常会被人讲成了一出“英雄戏”。不过让听众、观众悲凉的是：英雄的将领与英雄的人民总是不能制胜，因而英雄们的“爱国主义”总是不能有效地“救国”，当“爱国主义”被宣说成公民道德的最高准则时，屡经磨难的百姓却彷徨于报国无门，卫国无术。
人民维护了权力，权力却只维护自己。
事实上，至此，清朝与西方各国在觐礼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首先，同治帝早逝，西方使节觐见清帝的活动因此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其次是觐见地点紫光阁曾是清朝皇帝接见藩属国贡使臣的地方，这引发了西方使节的种种不快。围绕着这些分歧，中外双方继续着又一轮的争吵和妥协。而当光绪皇帝在宫中接见外国使节并尝试新的觐礼改革时，时间又过去了20多年。
可以说，终清之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到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旗帜下，革命党人在武汉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余年之久的帝国专制，成立了中华民国，从而迈出了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即明令规定社交活动以握手或鞠躬为礼，不必磕头。

因为觐见礼仪问题的争执，清政府拒绝与大英帝国平等交往，绝非是因为乾隆时期的中国太富饶了，更非是清政府统治者们的愚蠢那么简单，相反清政府对于跪拜礼的拼命坚守恰恰体现出了他们的精明。
翰林院编修吴大澄可谓是道出了皇帝大臣们绝不肯在跪拜礼仪上让步的玄机：“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9第41---43）
吴大澄的立场是逆流的，但他的担忧是准确的。

在皇权所及的中国大地，亿万国人从生到死磕头下跪不止，绵延传承了近三千年。据有学者考证，磕头礼仪始作俑者是周公旦。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纣王，周公在商礼的基础上制订了详细的九种跪拜礼仪规程，从那时起磕头下跪就成了法定交际礼仪。汉朝立国之初，叔孙通因袭秦朝旧制为刘邦设计朝仪，使刘邦感受到帝王的尊贵。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博士，按《史记》的说法，他为汉朝设计的礼仪多重在“尊君抑臣”一节。至于秦汉以后，“尊君抑臣”始终都是礼治的一大原则，历朝历代，不管本民族起义还是外民族入侵，无论谁登上皇帝宝座，无论新朝废除前朝多少规矩，唯独三拜九叩大礼不但照单全收，还要发扬光大。也就是说叔孙通这一跪，中国人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满族入关后为树立皇家威严，贯彻落实大清皇家礼仪，那些满族王公大臣不但老老实实“三拜九叩”，连“臣下”和“卑职”的自称，也“自觉地”改叫“奴才”，至于汉族官僚在皇帝面前还不配享用奴才这一伟大的称号。
专制时代的“礼”是“忠”的另一面，其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尊君抑臣”，二是驯化臣民。可别以为这只是搞搞形式主义而已，事实上，形式的重要性经常远远大于内容。礼仪以森严的等级秩序把统治者高高地架在空中，当他端坐在高耸入云的金銮殿，“仪式化”给他带来的万丈光芒往往使仰望的百姓们崇敬不已。这就是说，不仅要对权威有内在的心理上的崇拜，还要对权威要有一种象征性的外在的臣服。
关于服从性的礼仪，魏特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的确，一切文化都有它们表示尊敬的礼法; 有很多姿态就意味着表示从属关系。但是没有一种象征像跪拜那样突出地表示绝对服从。……地位低微的人可以把两手交叉，象绑缚着一样，以表示他的屈从。他可以举起空无所有的双手来表示自身利益解除武装。或者做得更极端一些，象动物一样四肢匍匐，在地上扣头和吻尘土。……毫无疑问，习惯成自然，人们对于跪拜的屈辱性含义的感受变得迟钝了，而且美学方面的成就把跪拜礼的采用美化了。但是不论把跪拜礼说的如何合理化，多少年以来，这一礼节始终是卑贱屈从的象征。（《东方专制主义》第151-154页）
磕头下跪表示屈辱臣服，这种屈辱成为国家礼仪，成为国人习惯，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了起码的人格尊严。“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在跪着”，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斯蒂纳如是说。
为此，服从性的礼和刑自然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在具体条文上是一一对应的，这就是“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好汉书•袁张韩周列传》。因此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那些历代王朝开国的仪式，改正朔、换服装等等看似幼稚，其实实用意义很大。东汉的儒家官方权威典籍《白虎通义》里专门提到过这些形式主义工作的伟大意义：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传》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
翻来覆去地引经据典，无非是向大家表明我这改朝换代是老天爷安排的，那个“礼”，无非就是标志着人有高低贵贱的官本位罢了，
追求尊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如何让天下人磕头下跪呢？这就是所谓“利出一孔”。由帝王把持天下人生命之源，就能操“生、杀、富、贫、贵、贱”之权柄（《管子•任法》）。在垄断天下物质财富的同时，严格控制文化思想，给全社会洗脑，使国人把上尊下卑磕头下跪当成天经地义的立身之本，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从而心无旁鹜地甘当统治者奴隶。
专制形态的形成非常不易，但是也非常的脆弱，所以安于现状被看成是保存生命和既得利益所必须的，反之对“现状的颠覆”则是异常的敏感和恐惧。有论者说：“中国人在理解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时确实有明显的困难。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随便哪个无名之辈的自作主张意味着对现状的颠覆，必然被斥责为不守本分，狂妄，甚至大逆不道。” （《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第196页）这种分析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统治者们对现状的保守更主要的是由于一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普遍性“不当得利”导致的存在焦虑。合法性危机造成了中国社会统治力量对现状的保守，而个体是在这种保守势力之中被消灭的。
对于18世纪中英礼仪之争，很多人用中西文化之争来解释同样流于表面化。我们需要明确一点的就是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就中世纪与近代相比较而言，我们只能讨论中世纪制度是否比近代制度好，而无法讨论中世纪文化是否比近代文化好，选择什么是文化问题，但能否选择则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是存在优劣的，否则就无所谓改良、改革和革命这些调整、改变制度的人类主观努力的存在和发生了。
问题是中国人是否天生命贱，见了人就想磕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让中国人能够自己自由选择的话，试问有几人愿意向别人下跪磕头？
十八世纪的欧美，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随着人权、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促使各国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制度。英美等国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其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大清王朝却在做着与世界文明大潮相反的事情。清朝康乾盛世的出现，有赖于清朝康雍乾三位皇帝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清朝统治者们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三代帝王多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纵横向对比古今中外历史，康乾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
在这种情势下，清朝帝王的最高使命就是保住皇权不朽，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他才不愿看到任何哪怕是丝毫能够打破平衡的因素出现。权力来自帝王的官僚集团，其利益来自贪赃枉法掠夺草民，他们为保住既得利益，更是千方百计的保持稳定。在如此强大的战略同盟面前，任何可能威胁到专制统治的事物都难以存在，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快乐老申 2017-04-25 14:21:15
在皇权所及的中国大地，亿万国人从生到死磕头下跪不止，绵延传承了近三千年。据有学者考证，磕头礼仪始作俑者是周公旦。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纣王，周公在商礼的基础上制订了详细的九种跪拜礼仪规程，从那时起磕头下跪就成了法定交际礼仪。汉朝立国之初，叔孙通因袭秦朝旧制为刘邦设计朝仪，使刘邦感受到帝王的尊贵。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博士，按《史记》的说法，他为汉朝设计的礼仪多重在“尊君抑臣”一节。至于秦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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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4-25 14:21:15
在皇权所及的中国大地，亿万国人从生到死磕头下跪不止，绵延传承了近三千年。据有学者考证，磕头礼仪始作俑者是周公旦。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纣王，周公在商礼的基础上制订了详细的九种跪拜礼仪规程，从那时起磕头下跪就成了法定交际礼仪。汉朝立国之初，叔孙通因袭秦朝旧制为刘邦设计朝仪，使刘邦感受到帝王的尊贵。叔孙通本来是秦朝的博士，按《史记》的说法，他为汉朝设计的礼仪多重在“尊君抑臣”一节。至于秦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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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4-25 21: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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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英国商务监督们的最后抗争
一、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的废除
整个18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都由东印度公司来操纵，必须承认的是东印度公司在连结欧洲与中国的交往进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尽管对于英人来说，18世纪的对华贸易是在极端艰难和勒索不堪下进行的。在重重束缚和矛盾中，中英贸易仍然得以不断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满清方面固然是公行垄断经营，英国方面的东印度公司同样也是基于特权的垄断。因此，这种磕磕绊绊的局面竟然也能维持了长达上百年的时间，直到19世纪初期才出现了难以为继问题。
中世纪的西欧，“国家”的意义无足轻重，起作用的是“领地”，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分割了社会。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以民族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重建”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君主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打败贵族，驱逐外敌，建立起专制统治，在完成内部统一的同时又把国家与“外国”区分开，逐步演变成为“主权”国家。为加强经济实力，各国君主纷纷推行重商主义，由此重商主义就成了国家性的行为，这时，君主的利益恰好与民族的利益形成重叠，专制制度由此而得到了历史的合理性。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西欧各国包括英国开始了国家性的海外探险活动，毕竟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离不开国家的保护。
历史发展到18世纪，英、法两国已经开始从重商主义走向工业主义，它的特点是强调生产的重要性，提倡发展工业，其关注的重心也就转向实业生产了。不过向工业主义的转换成功与否需要克服专制王权这样一个政治前提。专制王权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把国家变成它手中的工具，可以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如此为了适应历史发展新的节奏，专制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经成为了过去，进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力量，显然让位于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已经提上日程。
在克服专制主义的路途中，英国成为先行者。在英国，克服专制主义的斗争起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更宽松，这就为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与社会条件。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世界。工业革命一旦在一国发生，其他国家就必须跟上，迟早要走工业化的路。在法国，克服专制主义的斗争起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完成，随之，紧随英国之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英国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拒绝国家的干预，认为“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手，国家的一切参与都不可取。古典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主要批判了重商主义观点的错误，认为重商主义犯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内生产中，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是消费，过度生产必然导致生产的东西价格大跌，变得无利可图；二是在国际贸易中，斯密认为国家财富体现在国民的福利上，亦即国民享受的物品多寡，而不是金银的多少。不管是对进口征重税还是对出口进行奖励，都会破坏国民的福利。对进口征重税，则税收最终由国内消费者承担，对出口奖励，则会导致资本和人员集中于低效产业，不利于资本和人员的有效利用。
这种理论和政治经济层面上的改变自然影响到了中英贸易的层面，特别是随着美国商人介入广州贸易后，问题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在美国，并无东印度公司一类的特权机构，贸易是在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敞开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商人”。美国的小企业运转灵活而机动，效益方面远超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性大公司。
受美国启发的英国人对垄断日益不满，要求废除东印度公司特权的呼声逐渐高涨。道光十三年（1833），英国议会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和商业职权法案。1834年4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被取消，东印度公司派驻天朝的大班，也就作废了，此举意味着英国的远东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大量新的英商来广州贸易。英国方面的垄断既已不复存在，英人在勒索成性的满清官员和仍保有垄断权的满清行商面前的地位一下子就变得十分不利，按照西方惯例，保护对华贸易的责任自然地就落到英国政府手里，为此英政府派代表长期驻华便成为必须之事。
英国这一巨大的改变对于清朝现有的外交体制来说同样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这意味着由东印度公司主持的以商业利益为前提的对华关系，转变成了英国政府的对华关系。对于当时的中国朝野而言，没有人真正清楚英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并不了解东印度公司与散商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当时清政府始终都将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会当作英国官方代表，没有证据表明大清官方是否清楚地明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会仅仅代表公司，而不代表英国政府。如果说广东的总督、巡抚、海关监督们因为不停调换的缘故，一时不能厘清其中关系，倒还说得过去。但那些整日与大班们打交道的的幕僚、相关衙门的职员、十三行洋商也始终未能搞清楚其中的关系与差别吗？ 恐怕揣着明白装糊涂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一现象。一方面他们与英国政府人士打过交道远不如和事事求着他们的商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会的大班们让清政府的总督、巡抚、海关监督们感到舒服，自尊心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们能捏着管理会的软肋——就是不想影响经济利益，因此一旦有纠纷存在的时候，采取如封舱暂停贸易或征税费等手段，还真能解决问题。如管理会向公司发牢骚说“中国人从长期的经验中知道我们会忍受任何事情，以求避免贸易受阻”。“他们对这些行为（指非东印度公司人员的不法行为——），有时知而不理，有时则以其压榨行商的借口，但当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时，公司就要负责；不知这种做法，是他们的政策，或是真的不理解严格隶属的观念；他们不会相信，每个来此的英国人，不是由一个头目管理的；虽然日程的经验已向他们表明情况正好相反”（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第388页）
东印度公司垄断解除后，清朝地方政府也作出了反应。在广州政府看来，在由东印度公司一家垄断时期，洋人已经非常难以管理了，如今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回国了，洋人没有了约束，长此以往，必会引发事端。早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止前3年，广州方面对此就曾表现出一些担心和顾虑：没有一个组织的管束将如何使广州这群不受约束的英国商人遵守秩序。两广总督李鸿宾在1831年1月曾委托英国商人转告英国政府，希望英国另派大班来管理这些英国商人。
英国政府一听，便抓住这个机会，决定派遣三个商务监督驻扎中国。这才有了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任命。
然而，继任的两广总督卢坤没有想到，英国即将派来的人既不“晓事”，也非“大班”，而是新外交关系下的政府官员——驻华商务监督。可是广州政府需要的是一名公司大班而不是驻华商务监督这种政府官员。毕竟前者是一国和另外一国的一家公司的关系，而后者这变成了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两国政府之间的平等交往自然不是广州政府所能接受的。
自此以后，中英双方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并一步步走向了战争。

@wildlily981 2017-04-30 11:10:27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犯的错误主要有两条：
一是国内生产中，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是消费，过度生产必然导致生产的东西价格大跌，变得无利可图；
二是在国际贸易中，斯密认为国家财富体现在国民的福利上，亦即国民享受的物品多寡，而不是金银的多少。不管是对进口征重税还是对出口进行奖励，都会破坏国民的福利。对进口征重税，则税收最终由国内消费者承担，对出口奖励，则会导致资本和人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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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劳卑事件
1833年，应大清国广州政府的要求，英国政府任命了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苏格兰贵族内皮尔勋爵（Lord　Napier）（即中国史书里的“律劳卑”，“律”为Lord的粤语译文，而“劳卑”则为Napier的粤语译文，一如下文中的“义律”为Elliot的粤语译文），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派驻官员来中国。英国政府希望以一种缓和渐进的模式推动中英之间的商务活动和外交关系，所以这一官职虽然名称上是商务监督，实际主要还是肩负着英国驻华大使的职责。
律劳卑（1786—1834）的家族是苏格兰世袭贵族，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代了。律劳卑于1803年加入海军，1809年因战功晋升少校，1812年升任Goshawk号舰长，后曾任英国南美基地Diamond号巡洋舰舰长，1823年，以苏格兰贵族的身份当选为上议院的议员。律劳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并且在英国拥有一座城堡(墨奇斯顿城堡)。
关于律劳卑此行的目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给他的训令中有清楚的说明：一、设法推广英国的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地方；二、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三、不要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二）。不得不说，根据当时大清王朝的国情，这一训令中规定的任务，单单第一条就要打破清政府的广州贸易制度，对于律劳卑来说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令人遗憾的是，对大清王朝几乎一无所知的律劳卑本人对于自己的使命满怀信心、踌躇满志。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商务活动的促进自然不言而喻，两国政府也可以增强信任，相互合作，东西方的交流一定可以扩展出一个广阔的天地。虽然律劳卑是一个存心善良的人，但他毕竟不熟悉中国国情，训令中那一直接打破清朝外交惯例的指示已经注定了他这次出使任务的命运：“阁下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两广）总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第139页）这无疑向广州执行已久的由行商居中传递中外往来公文的惯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英交涉体制提出了正面挑战。要知道，清朝的对外交涉向来禁止官员与外国人直接交往，天朝大臣依例不准与外夷私通信函，必须由行商居中传递。这是满清政府所津津乐道的“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之道。在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两次“叩关”未遂后，英国欲与中国建立“国与国关系”的努力告一段落，官不通夷的惯例一直维系到鸦片战争爆发。巴麦尊训令中的那些肯定会遭到大清政府极力反对的新倡议，显而易见，已经预示着一场新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但又没有打算用武力支持这个要求，所以等待律劳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按中国官方学者的看法，律劳卑此来，乃是企图通过广东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看来，在中国学者眼里，英国真诚的欲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竟然是一种居心不良的“企图”。既是企图，大清拒绝与大英正式外交，便既是大清的必然选择，更是这些学者所期望的正确选择了，再进一步说，律劳卑中国行的失败，恐怕更是大清王朝成功戳穿英国别有用心企图的一场反侵略胜利了。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带着妻子和女儿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澳门。好在英国政府为初来乍到的律劳卑配备了熟悉大清国情的副商务监督，他们是前东印度公司广州管委会的德庇时（John F.Davis）和罗治臣（又译为罗宾臣，George Robin son）。阿斯特（J.H.Astell）任书记官，皇家海军舰长义律（Charles Elliot）任船务总管。此外，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马礼逊于1817年曾担任赴北京觐见嘉庆皇帝的阿美士德使团随行中文翻译。马礼逊从17岁起就遭受常发的头疼病折磨，此时又患上了肝病，但他还是带病上任了。
按当时的天朝制度，所有外国人进广州，必需通过十三行行商代为申请，得到广东政府发放的红牌（通行证）才得以通行，以往东印度公司的历任大班上任，都是要遵循这一规定跟两广总督打招呼的。在这一体制没有发生任何变更的情况下，作为英国政府正式官员的律劳卑在清政府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夷目”罢了，如欲前往广州，依然要先通过行商向两广总督投递禀帖，禀帖呈送两广总督后，再向北京奏明，等待皇帝恩准。这些程序走完后，只有在澳门收到准许前往广州的牌照后方可动身。但律劳卑认为自己是英国的商务官员，无须执行那些旧例。7月23日，律劳卑一行在未履行任何大清国程序的情况下离开澳门，搭乘“安朵玛琪号”（Andromache）军舰由外环水路向广州进发，马礼逊带病随行（8月1日因公殉职），于7月24日夜进入广州城外夷馆。
7月26日，律劳卑以与天朝平行的方式给两广总督卢坤写信，并派遣秘书阿斯迭（J•H•Astell）前往总督府投递。问题是按天朝规矩，夷人别说是要进总督府，就是广州城都不允许进去。阿斯迭在广州城门外等了三个小时，无论他如何伸诉，守城官兵始终不为所动。期间，两广总督卢坤命令公行首脑伍浩官与阿斯迭进行交涉。伍浩官希望阿斯迭遵守中国体制，将信件交给自己转呈。可阿斯迭认为，这种两国之间的正式交往怎么可以通过商人来居中办理呢？显然，阿斯迭看来，一个商人，虽然是红顶商人也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所以，双方都异常的坚持己方的意见。最终的结果是，阿斯迭见不到两广总督，甚至连低级别的官员也见不到，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商馆，送信任务宣告失败。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大清的官员有意想为难律劳卑，关键的问题在于大清的体制就是这样。大清规定，所有的外国人不能与中国官员直接打交道，外国人的信件必须由中国商人们代递，总督大人的回信也必须由中国商人们转交给外国人。这就是规矩，就是上下尊卑有序，如果说别的都可以通融，唯独规矩一丝也不能苟，如果有谁胆敢坏了规矩，那就等着倒霉吧，对于那些违反规矩的官员们，办他一个里通外国罪名，还真没处去喊冤。
这样的结果让律劳卑觉得自己和大英帝国受到了侮辱，可在天朝眼里，律劳卑私撞广州、私改禀为信、越过行商给总督递信、写信用汉文、信封上写有“大英国”字样……，这都是严重破坏天朝自古以来就有的规矩的胆大妄为行为，更是对天朝的大不敬和严重侮辱。
此后卢坤多次命令通事与行商前去说服律劳卑按天朝的规矩来，如果办不到，通事与行商就有性命危险云云。同时命令律劳卑不得在省城逗留，应速回澳门，听候卢坤具奏请旨。应该看到，此时的大清广州当局对“外夷”大体上也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方针，但求英人遵守清朝法度，早日离开广州返回澳门，如果事情闹大了，恐怕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前程。但律劳卑拒不返澳，冲突就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升级了。
满怀信心来华要开创一套全新中英贸易制度的律劳卑，自然不同意接受行商让其离开广州的“劝导”，当然他对于行商的处境并不抱任何同情，甚至马礼逊的死也没能改变律劳卑的初衷，他一再坚持要建立直接与清政府官方平等来往的制度，即使不能与总督大人面晤，也绝不离开广州。
身处外交一线的广州行商在平时只能做些穿针引线的事情，当他们遇到“夷目”和“番鬼”们不服管束时，除了劝说也实在是别无他法，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地承担大清官宪的怒火以及相应的责任。面对律劳卑的坚持与强硬，卢大人已经快要动怒了，搞不好就要将个把行商开刀问斩，首当其冲的就是总商伍浩官。两头作难的行商们为了保全自己，最终决定单方面与英夷断绝贸易关系，以示自己不是汉奸；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英国商人施压从而去影响律劳卑改变主意。卢坤对于行商们的爱国情操给予了大力表扬。但行商们单方面断绝贸易的行为没能动摇律劳卑的决心，律劳卑认为通商是双赢的事，停止贸易中国同样要受损失。

@快乐老申 2017-05-02 17:21:27
二、律劳卑事件
1833年，应大清国广州政府的要求，英国政府任命了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苏格兰贵族内皮尔勋爵（Lord　Napier）（即中国史书里的“律劳卑”，“律”为Lord的粤语译文，而“劳卑”则为Napier的粤语译文，一如下文中的“义律”为Elliot的粤语译文），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派驻官员来中国。英国政府希望以一种缓和渐进的模式推动中英之间的商务活动和外交关系，所以这一官职虽然名称上是商务监督，实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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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劳卑的倔强终于惹怒了卢坤，命令广州彻底停止与英国的通商往来，另派广州知府潘尚楫、广州协副将韩肇庆等三名官员到夷馆去责问律劳卑。
8月23日，中英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负责布置现场的通事们将3把官椅置于会客室面南而放，两边各放5把，东西相向。其中，律劳卑及其随员坐在墙上挂有英王乔治四世画像的西边。会场中这样摆放座椅的方式很显然是以清朝官员为主，对此律劳卑则极为不快，因为这样没有体现他和大英帝国的地位。律劳卑立刻要求重新安排座位，他让人搬来一张桌子，他自己将隔着桌子面南而坐；桌子两侧是3位中国官员和罗治臣；行商则在桌子稍后的地方坐成一排，面朝乔治四世的巨幅画像。（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会议”席位图所记）律劳卑所安排的这种类似今日的会议桌形式，受到了广州知府等人坚决反对。因为这一座位安排问题使得双方争执的关键点又重新回到了起点——英国官员是否可以跟大清官员平起平坐的问题。广州知府等清政府官员需要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因为这不仅代表官员的地位，更代表着大清天威，同时也关联着自己的官帽。因此，双方就这一问题争执长达两个小时，也没有得到一个让双方满意的结果，双方就这样不欢而散。
广州知府潘尚楫回去之后即被解职，罪名就是在于英夷接触中有失国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大清丢人了。潘大人十年寒窗，能坐上广州知府这个位置也算是付出了很多，不料却成了这场冲突的牺牲品。平心而论，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潘知府是冤枉的，因为他经过三个小时的冲突之后，最终还是没有同意与律劳卑平起平坐，换做任何人来了可能都会是这个情况。但是，在当时来说，以前洋人都是老老实实的，为什么换成你潘知府了怎么就不能让洋人彻底屈服了？这就是无能，就是没有办好差事，就是有辱国体，遭罢免也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了。不过相比后来继任的那些广州知府，潘尚楫又是庆幸的，至少他没有在接下来的冲突中成为汉奸，没有遗臭万年。
再次感到失望的律劳卑根据他在英国的生活和政治经验，将他来到中国目的以及所遭受到的不公待遇用公告形式反映给广州的老百姓，期望通过舆论向以卢坤为首的广州当局施压。这个“传单”里竟然有这样的两句话：总督大人的做法将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吃苦受累，我将为把商贸活动推广到全中国而努力不懈。
律劳卑毕竟是不了解大清的国情。广州人民当奴隶惯了，膝盖也跪惯了，跪着的人看站着的人，怎么看都不顺眼。因为向天朝要求平等的夷人别说是他们没有见过，就是连想可能都没有想过吧。
律劳卑的这个举动把总督卢坤逼入了绝境，同时也把自己逼入了绝境。因为律劳卑的这个做法在大清看来是要鼓励大清的百姓与政府作对，是公然的“谋反”，若再不强硬，卢大人恐怕自己的结局连潘知府都不如。
9月2日，卢坤颁布了停止对英贸易的告示。9月4日，20多个士兵到商馆去负责监视告示的执行。英国商馆内所雇佣的中国买办、通事及仆役全部奉令撤走；禁止本地人民接济英人食物，违者处以死刑；其它国人有类似举动者，同样处死。大量的通事、翻译、仆人、船引，凡是跟洋人打交道的，都被逮捕入狱，特别是引渡律劳卑等人的船家，更是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冲突双方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律劳卑不遵命退回澳门，就是拿全体洋人的生命开玩笑了。律劳卑被逼向了绝路，要么屈服，要么开战。
卢坤坚决而又强硬的抵制律劳卑的这次非法行动，目的固然是基于维护清朝定制，但还有更深一层意思存在。卢坤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分析说，现在外洋私贩鸦片烟的夷船日多，夷商也渐形胆大。夷情贪得无厌，愈示含容，则愈形傲睨。此时即便宽容，亦必得步进步，另生妄想（丛刊本《鸦片战争》卷一）。
律劳卑也难以低头，一旦此时他退回澳门，不仅是他此次来华的所有梦想的破灭，更为严重的是以后所有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将再也不可能和平实现。
大清军队包围了商馆，所有人不得进出，商馆断水断食，与世隔绝，没有人知道这个事件会怎么结束。更可怕的是只要卢大人一声令下，这里将被夷为平地，人人都难以活着离开。这时，搭载律劳卑来华的“安朵玛琪号”已停泊在虎门外海的穿鼻，另一艘准备接替将要返航回国的“安朵玛琪号”的军舰——“伊莫珍号”（Imogene）也同时来到。两首军舰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律劳卑的安全，当众多商馆人员的生命受到危及时，他们同样有责任进行保护。
9月5日，作好战斗准备的英国军舰开始向黄埔进发，在进入珠江内河到达黄埔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清军发生了一系列零星的相互炮击。本来，内河水浅，礁石林立，英舰行驶不快，清军又增加了炮台兵力，居高临下，处于有利地位。但大清水师根本无法抵挡英舰的进攻，清军不仅未能击沉两舰，而且连阻止它们前进都无法做到，两艘英国军舰犹入无人之境。9月7日，英舰进入虎门，爆发了一场历史上被称为“虎门之战”的战役，经过双方激烈炮战的较量，英方死三人，轻伤五人，中方横档炮台被击毁。
9月11日，英舰抵达黄埔，与清军展开对峙，此后再无攻击行为。
卢坤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了珠江防御，在距广州7英里处的猎德要塞，用每只船里放十万斤石头的十二只大船横沉在内河中间，用来阻挡住英国军舰撤退的方向。同时调集数千官兵防守广州城和虎门各个炮台。广东水师的六十八艘水师战船以及征调的数百民船，团团围住了这两艘军舰，却不敢进攻，无所作为。
英国两艘军舰所向披靡，大清水师根本无法抵挡，但在商馆中的律劳卑和众多商人却度日如年。自从英国军舰驶入黄浦以来，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全部中断，很多人都得病了，这当中就包括律劳卑本人。商务监督律劳卑没有全权处理军事的权力，巴麦尊曾经告诫过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以动用武力，也绝不能挑起战争。在黄浦驻扎的军舰负责维护使馆人员生命，并不完全受律劳卑支配，加之两艘兵船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也不敢贸然开战。与此同时，商馆里的英国商人大都是资本较少的散商，忍受不了长期停止贸易造成的亏损，加之清政府又采用了分化政策，宣称只要律劳卑离开广州即可恢复贸易。没吃的没喝再加上更没法做生意，因此，他们渐渐对律劳卑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9月14日，内忧外困还发着高烧的律劳卑屈服了。他给在粤英国商会会长博伊德写了一封信，“我觉得我进一步努力说服总督阁下采取更为适当的方法，都是徒劳的……现在我请您将泊在澳门的英国大艇调来，俾我有机会启程。”“我考虑到目前的纠纷已非商业本身，而只牵涉到我个人了。我安心退出广州，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利益不致受到牵累。我曾幻想，有朝一日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权力，使我置于适当的地位，我虽然想竭尽全力来实现陛下意旨，但还没有成效，曾有两次，也是功败垂成。我不能设想自己再继续留下去，而要求你们宽恕的。”（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9月19日，律劳卑与中国行商代表在行商公所鉴订协议：律劳卑同意命令战舰撤到伶仃洋，自己则向清朝申请通行证乘坐私船前往澳门。
9月21日晚，躺在担架上的律劳卑离开广州，一路上又受尽了清军的刁难，最终于9月26日，在八艘大清水师战船的押解之下，在乡绅们组织的锣鼓喧天之中，屈辱地回到澳门。

9月29日，卢坤宣布开舱贸易。
10月11日，律劳卑病死澳门，享年47岁。
虽然律劳卑死了，但是卢大人也没有胜利，道光皇帝闻讯极为震怒，给了卢坤一个革职留任处分。
以卢坤为代表大清统治者们对于律劳卑事件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反省的结果，一是大清帝国的门窗关得更紧了——制订了一个防夷新规八条，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四十天；不准坐轿子；不领红牌不得擅自来广州；严禁在广州以外地区进行商贸活动；洋人来华不但要由行商进行担保，担保的行商也要采取轮换制，以防舞弊。另外，卢大人实在觉得这些洋人太野蛮了，所以每年都要颁布一次公告，让行商们去“教化”洋人，约束洋人的行为。如果发现，将对担保的行商以及通事追究责任。
其二，这次与律劳卑经过长达三个月的长期较量，虽然结果是以律劳卑被气死而告终，但英国还会再派一位官员来华，岂不是还要再闹一次纠纷？卢大人托人传话给英国政府此后要派一位识得大体的商人来华，并以大班的名义管理这些商人，绝对不允许再派官员来华了。其三，通过律劳卑事件使清朝官员进一步相信，一经大胆地封锁商馆，英商就是些孤立无告的人质，大清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此后的大清官员们在对付洋人时确确实实是没有少用这一招，后来最为典型的当属林则徐。与此同时，为防止洋人军舰擅闯内河，广州城外的炮台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通过律劳卑事件的教训，也让大英帝国认识到在没有相应的战争计划和准备的情况下，就向广州贸易制度挑战，是一件蠢事。
1834年12月10日，专门护送律劳卑妻女回国的查尔斯•格兰特号邮船从澳门启航，同时这条邮船带走的还有英商签名给英王的请愿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1．由于英国同中国政府所处的反常局势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呈请陛下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持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利益。
2．我们相信陛下当初限制律劳卑等人的权力，目的是要尽可能避免和中国当局发生冲突。我们对没给律劳卑进行交涉的权利和没有提供他们应有的武力来保护他们免受侮辱，感到非常遗憾。我们深信，如果已故的律劳卑具有这个必要的权力和足够的武装力量，我们就不会悲叹我们的地位降到这样低落而无保障的地步。
3．具呈人恭请陛下派遣一位有适当的官阶、办事审慎和富有外交经验的人为全权公使，并建议命令他先乘军舰直驶中国东海岸，尽可能逼近首都北京。要有一支足够的海军力量作保卫。在全权公使登陆前，就用陛下名义提出要求充分赔偿损失。
4．具呈人提出要求清政府重新开放厦门宁波、舟山等各个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
与律劳卑夫人同行的鸦片贩子孖地臣则扬言，打破行商制度，直接同中国中央政府往来，对于英国的贸易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争取不到，英国政府就不能高枕无忧！”（《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快乐老申 2017-05-03 16:30:56
9月29日，卢坤宣布开舱贸易。
10月11日，律劳卑病死澳门，享年47岁。
虽然律劳卑死了，但是卢大人也没有胜利，道光皇帝闻讯极为震怒，给了卢坤一个革职留任处分。
以卢坤为代表大清统治者们对于律劳卑事件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反省的结果，一是大清帝国的门窗关得更紧了——制订了一个防夷新规八条，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四十天；不准坐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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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5-03 16:30:56
9月29日，卢坤宣布开舱贸易。
10月11日，律劳卑病死澳门，享年47岁。
虽然律劳卑死了，但是卢大人也没有胜利，道光皇帝闻讯极为震怒，给了卢坤一个革职留任处分。
以卢坤为代表大清统治者们对于律劳卑事件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反省的结果，一是大清帝国的门窗关得更紧了——制订了一个防夷新规八条，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四十天；不准坐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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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5-03 21: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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