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沉默政策
应该说1839年这一年份是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始终都是奉行寄希望于以和平方式争取与满清政府建立平等、直接外交关系的长期政策，为此，他们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努力，为此甚至忍受住了满清政府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奇耻大辱’，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发生于1836年的‘律劳卑事件’。
律劳卑事件尽管对英国政府的触动非常大，但并没有促使其立即形成对华强硬主张和政策。英国政府不仅无意支持律劳卑提出的强硬主张，就是面对律劳卑之死英国政府同样也没有改变这一初衷，因为英国政府知道如果派遣军队到北京示威，肯定会引发两国之间更加剧烈的冲突，从而会严重影响商务活动，得不偿失。为此，律劳卑死后，英国政府反而大幅度削减驻华机构的预算，降低驻华商务监督的行政级别并缩小其编制。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消极无为的特点了。
律劳卑死后，英国政府委派德庇时（J•F•Davis）担任第二位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早在阿美士德访华时就担任翻译，律劳卑任商务监督时，他是第二监督，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出任香港第二任总督。来华多年的德庇时是一位响当当的中国通，出版过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大清的政情可以说都是门清。
上任之后的德庇时无意再去重叩清政府广州城的大门。
1835年1月，德庇时在一份写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此时巴麦尊已下台，但身在澳门的德庇时尚不知晓）说，在未得到来自外交部的训令之前，将保持“绝对沉默的态度”，绝不与广州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和接触。德庇时发布告示向在华英商宣示“沉默政策”，强调鉴于广东当局拒绝承认其“官方身份，不允进行官方交往”，商务监督们“认为自己应该保持绝对沉默以等待国王的最终决定”，并告诫在华英商以克制的审慎行为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留下好印象。.
德庇时对政府和商人都通知到了，他不愿意以低下的姿态与天朝官吏打交道，所以就干脆不与之接触，而广州当局则也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即使如此，德庇时还是不放心担任这样 一个颇为棘手的差事。律劳卑死后一个月，秘书阿斯迭就辞职了，再过了一个月，德庇时也辞职了。之后，在律劳卑任商务监督时曾任第三监督的罗治臣（GeorgeBestRobinson）代德庇时为商务监督，虽然伦敦方面已要求他尽快与广州官方直接接触，但因为有律劳卑的前车之鉴，罗治臣也采取继续保持沉默的态度。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保持贸易畅通，而不是挑起事端。随着广州政府不时掀起的禁烟风潮，觉得在澳门办公有所不便的罗治臣，干脆于1835年11月将办公室搬到了鸦片走私天堂——伶仃洋的一艘船上，穷极无聊的打发闲暇时光，直到1836年年底，他也离开了这一烫手的岗位，继任的人换成了义律。
虽然，商务监督们执行沉默政策，但英国的商人却不愿意沉默。1835年12月9日，英国64位在华商人们集体上书政府，对于律劳卑在广州受到的侮辱表示愤慨，认为这种逆来顺守的政策，有损国家威严，并且还会引起对英国威力的怀疑。建议政府最好重新派一位全权大使来中国，这位全权大使最好能指挥一支适度的、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上诉到道光皇帝那里，吓唬吓唬天朝，以建立一种符合“帝国地位”的“正经路线”！

四，义律装孙子也不行
历史书写需要恶棍，就鸦片战争而言，此人便是查理•义律，他因发动对华战争而被中国史书妖魔化，特别是在中国电影中，他都是以恶棍形象出现在屏幕上的。
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出生于贵胄之家，父亲是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休•义律（Hugh Elliot）。1815年，义律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在印度、非洲沿岸和西印度群岛一带服役，因功绩卓著，于1828年升任海军上校，随之转到殖民部门工作。1830年，义律被派往圭亚那，在当地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位废除奴隶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作为一名狂热的卡尔文教徒的义律非常反对鸦片贸易，认为以鸦片贸易赚取利润是英国的耻辱。
1834年，义律随律劳卑勋爵抵达中国担任贸易专员秘书，罗治臣做商务监督的时候，义律担任第二商务监督。任内，义律不满罗治臣的沉默政策，写信给外交部，要求政府与中国重开谈判，不行就动武，因此，获得了外相巴麦尊的赏识。1836年12月，义律接替罗治臣出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一职。
升任驻华商务监督后的义律希望能够在广州打开局面，但他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保证和扩大英国在华贸易，二是争取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国政府直接进行文书往来。关于后一点在当时是最为艰难的事情，因为文书往来的平等意味着大清王朝所坚守的外交体制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
来华数年的义律已经算半个中国通了。大清已经执行了上百年的那些规矩被广州政府异常严格的捍卫着，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只能选择默默承受或者通过武力来重建规则。义律知道为了保证通商事务能够圆满进行，不降低身份跟广州政府打交道是根本行不通的。义律上任后没有理会伦敦的反对，而是先采取了装孙子的姿态，用“禀帖”通过行商将其被任命为商务监督的情况告知两广总督邓廷桢，并要求进驻广州商馆办公。义律的这种低姿态让邓廷桢感觉很舒服，夸他“词意恭顺，尚属晓事”。邓大人很痛快的将这一情况上报道光皇帝，认为“虽核与向派大班不符，但名异实同”，准备“查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准其至省照料。” 1837年2月，道光帝批准了邓的折子，并指示按原来的老规矩办。在英方看来，这是达成准“国与国关系”的重大一步，而在中方看来，这无非是多核准了一名新“大班”而已。
此后，义律又通过交涉获得了公文封口上禀和遇事随时驾乘舢板往来广州的权利。之前两广总督李侍尧于1759年12月制定的《防范外夷规条》规定，非贸易季，外商不得在广州居住，而要迁往澳门。现在允许义律“遇事随时驾乘舢板往来广州”，当属格外开恩了。
接下来，“不知足”的义律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直接的官方关系。在义律赴广州之前，恰巧英人搭救了天朝17名在海上遇难的水手。为此，义律专门给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结尾说：“这些彼此间的慈善仁爱活动，谅会加强两国间和平与善良意愿之联系。”他没想到，邓大人见信后立刻翻脸，嘱行商们，以后洋人再致禀帖，一定详加查阅，不遵体制，内容乖谬者，一律不给他们转呈。义律信里写有个“两国”字眼，以邓廷桢的常识，自然是蕞尔英夷企图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大逆不道了。
1837年11月，英国外相巴麦尊（Palmerston）指示义律要不经过行商，直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并在公文中不再书写“禀”字。义律立即进行交涉，在公文中改用“谨呈”、“呈上台前”等字样，并要求公文由广州府的清朝文武官员直接交收。邓大人对此更是断然予以拒绝。
义律经过多翻交涉仍无济于事，清方始终拒绝平等的接见他，从而对于完成外相训令的目标表示泄气，不得不于12月2日黯然离开了广州。
义律的所作所为与律劳卑几乎没什么两样，要么就装孙子，不装孙子就得动武，没有其它途径。关于争取中英平等交往一事，他向巴麦尊汇报说如果想跟广州政府平等交往，只有一条途径，就是用一艘军舰直接把信送到北京，越过广州政府，这样估计大清的皇帝才会有一点让步。
1838年7月13日，东印度防区舰队司令、海军少将马他仑（SirFrederickMaitland）奉命率领他的两只军舰到达广州。义律不经行商向邓廷桢递交了未写“禀”字的公文，通告马他仑司令的到来。。邓廷桢一面交由行商退回，同时命令广州提督关天培对这两艘军舰进行调查。
关天培也不含糊，7月28日， 虎门炮台发炮拦阻英船‘ 孟买’号，查问马他仑及其家眷是否在船上。按马士的说法，船上是否有鸦片倒不是清军所关心的。马他仑得知后，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率军舰逼近虎门，要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作出合理的解释。
律劳卑事件发生的那年，两艘英国兵船直接闯到广州城外，作为当事人的关天培是记忆犹新的。这种源于实力的差距使得关天培对英国舰队是比较尊重的，况且他也清楚，一旦引起国际纠纷，挑起了战争，这个后果他担不起。
关天培派副将李贤和代理守备卢大钺登上了英国军舰，写下字据：“查其并非官谕，乃系土人妄言，倘后有此等言语，即应查办”，“其得罪贵提督言语，即如得罪本提督一也。”（转引自《那一次我们挨打了》）据《中国丛报》描述，双方是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完成这一外交事件的。关天培的副将们参观了英国的军舰，双方分手时，各自的炮台和军舰互致三响礼炮。
可问题是事后两国政府之间的态度却相反。在西方人眼里，关天培所为乃是正式的道歉了。而邓廷桢给道光皇帝的上奏却说，打算搞事儿的马他伦跑到广州来看到咱们大清武备森严，将士用命，吓的他屁滚尿流的就跑了。
有意思的是，中国后世的一些学者说：中国人民在正义的禁烟运动的推动下，一面搜查鸦片，一面积极参加整顿海防的自卫活动，迫使马他仑不得不退出广州。言外之意，马他仑是被中国人民吓走的。问题是中国人民既然具有如此这般的吓人神功，为什么不在随后的战争中继续吓人呢？
这次事件使关天培认识到虎门防卫力量尚不足够。在林则徐和邓延桢支持下，关天培主持架设了横档至 武山的栏江铁链两道；又在武山上的威远炮台和镇远炮台之间新建一座炮洞68个、配炮60位的大炮台── 靖远炮台。
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最终没有酿成战争。
经此波折之后，义律希望公文不用“禀”字且直接投递至广东当局的沟通模式依然没有被接受。英国人要求不用这样一个“禀”字，实质上要的是平起平坐的平等地位，而大清就死活不给他。蒋廷黻先生曾说：“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此话不错，
1840年中英交往经历已促使英国政府将以武力达到贸易和邦交目标作为一个选项，而且这可能是英国的最后一张牌。当需要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时，英国胸有成竹，政治制度的差距、武器装备的差距、军事制度与战术指挥的差距，马嘎尔尼使团对中国的地理、民情、吏情，尤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各处炮台的设置、驻军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绘制了很多地图，如此，大清焉能不败？
而中国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大清帝国还在深信着两个神化传言。一、西人之所以不向皇帝跪拜，是因为他们没有膝盖。由此大清那些官吏根据夷人没有膝盖推断，夷人不善陆战，夷人士兵一旦弃船登陆将一仆不起，很容易对付；二、西人以牛羊肉为食，必须喝茶、吃大黄才能帮助消化，只要不卖给西人茶叶和大黄，就能把他们憋死。
1840年8月9日，定海失陷月余，道光皇帝发现自己对“夷情”一无所知，便做出了一项破除祖宗成立的决定，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359） 8月11日，英军舰队抵达天津。琦善遵旨派人与英方接洽，收到的是英国远征军司令懿律（George　Elliot）致琦善的“咨会”。按照当时清朝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
“至此，义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终于在大沽口外以炮舰的形式得以实现。”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如此感慨道。

第四章 本身就是问题的鸦片问题
第一节鸦片——从药品到毒品的华丽转身
说到鸦片，人们不自觉的就会把它和罪恶、无知、贪婪联系在一起。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近代中国的贫穷与孱弱，民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无一不指向外国侵略者，外国侵略者作为近现代中国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来自西洋的鸦片严重损害了中国和中国人这一历史结论，使得一百多年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便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向外国，从而阻止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自省。
在中国，鸦片从唐代到明代都有着确切的历史记载，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漫长岁月中都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但自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发第一道禁烟令以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鸦片烟竟泛滥到全中国，成为大清政府最为棘手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国际问题。为什么存世数千年的鸦片在世界其他地方，在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不是问题，而单单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在盛世的大清国成为了社会公害?终清一代为什么一直不能解决鸦片的祸害？这是我们研究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乃至研究近代中国所无法回避且是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之一。
鸦片本名阿片、雅片、阿扁、阿芙蓉；中国民间俗称为大烟、洋烟、福寿膏等。用于制作鸦片的罂粟本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历史悠久，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在瑞士考古发掘中，大概在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迹中，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在孕育巴比伦文明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鸦片被描述成了“忘忧药”，从这一角度来说连上帝都使用它可能并不为过。
关于罂粟何时传人中国说法不一。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已经有了鸦片进口的明确记录，但只是作为药物或珍贵补品，使用范围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因为它的价格几乎等同黄金。北宋中期，鸦片被定名为“罂粟”，苏轼诗道“童子能煎罂粟汤”，但很难证明罂粟汤的民间普及。到了明成化年间，鸦片才确定走入中国民间市场，同时，明政府已经开征了鸦片税。有野史说，明朝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为沉湎于鸦片而不能自拔的缘故。
考诸史籍，鸦片最初是以治病救人的温情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早在公元前400年，古希腊的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发现罂粟的汁液具有镇静、安神、止咳的功效，从而就把它作为一种药物来使用。《隋书•经籍志》“五藏论”中有底野迦善除万病的说法，唐代的《新修本草》说底野迦主治百病的药物出自西戎，这被西方视为万能解毒药的主要成分就是鸦片。宋《开宝本草》一书上说，把罂粟所结之粟粒和米一起煮粥是上好的补品，称为佛粥，其身价珍贵可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阿芙蓉被列为止泻痢、固脱肛、治遗精、镇咳嗽、缓解心腹筋骨疼痛的重要药品，并指出赤痢和白痢分别用红、白罂粟花入药，对其药性、药理已有初步分析。
至此，有一点可以基本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鸦片大多是作为药品且在上层社会使用，并没有发生因为吸食而广泛流行的状况。从唐到明，鸦片在中国近千年历史中，其使用价值与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未为大害”。后来之所以酿成大害，鸦片从药品变成毒品，关键不在于鸦片本身，而是鸦片使用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历史研究不仅应该要注意鸦片的生产和鸦片贸易，更应该注意的是消费方式以及鸦片使用本身的制度性文化属性，恐怕后者的研究对于寻求解答为何毒品泛滥于清中期的中国更有实际意义。
我们很难说清鸦片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价值与使用方式是何时开始转变的。方以智提到过鸦片的两种用途——煎服之汤与吸食之烟，前者是药品，后者是毒品。人们并不是意识不到这种区别，而是意识不到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当然，吸食鸦片并非中国人的独有专利。1689年，德国医生坎姆弗洛(Kaemofero)进行环球旅行，在从爪哇发回的报道中说，他发现爪哇人有把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抽的现象。将鸦片与烟草放在一起点火吸食是否爪哇人的发明，我们也不好确定，毕竟美洲的烟草和印第安人吸烟的习俗是荷兰人带到爪哇的。所以，荷兰人即使没有直接发明抽鸦片的方式，至少也与这项发明脱不了干系。方以智说鸦片土为红毛所制不无根据，荷兰人确定了一种新的鸦片使用方式的同时，也确定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度并使之向外扩散传播。

鸦片烟吸食的消费方式虽未必由中国人发明，但要说是由中国人发扬光大，绝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中国特色的鸦片吸食方法，特别是烟枪等工具的发明，是中国人自己智慧的结晶，与外国人无关。
爪哇人有用水管吸烟草的习惯，将烟丝拌入鸦片膏贮在竹筒中抽吸可算是抽鸦片的雏形。吸烟丝在晚明时就已时兴，不过吸的是淡巴菰，这种烟草也是传之外洋。但是，用竹管点燃烟草的方法却为鸦片吸食方式的改进提供了灵感和借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可谓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有一种说法，广东一行商人家里一小寡妇由于寂寞难奈，就把家里的鸦片放到灯下去烧着玩儿，一烧之后发现平日里散发着尿臊味鸦片竟然香气溢人，于是挑灯吸烟的方法就这样诞生了。也有说鸦片吸食方法是台湾人发明的。具体的发明人我们恐怕很难再找得到，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反正吸毒到底在中国大地上泛滥了。
明末清初之时，中国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就已经开始使用吸食法享用鸦片烟了。到了乾隆年间，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的方式在中国已开始流行。清人用小铜锅将生鸦片熬成熟膏，磋成圆粒，做成大烟泡，再用烟阡填在竹管顶端的烟斗中，两人相对侧卧在榻上，就灯头点燃，对烟气吐纳吸呼。烟榻上再配以各式果品、清茗，旁边有奴婢不时点灯上烟，捶背按摩，这就是当时有钱人惯常的享受。没钱的则是床上一躺，灯头一张，吸之如酒如醇，飘飘然忘乎所以。总之，不论贫富都为之心醉神迷，则是一致的。
鸦片由生饮、煮食到吸其烟气，方式的变化，促使鸦片从药品一变而为毒品，是在中国本土一气呵成的，进而更是受到国人的热捧。鸦片在中国传播的本土化中，吸烟方式愈来愈讲究，吸烟工具也愈来愈精致，无数的达官贵人也包括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纷纷如痴如狂，不数年风行全国各地。
鸦片在中国作为药品的存在阶段大约持续了千年左右，而从药品到奢侈品转变则只用了一百年不到的时间，从奢侈品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在这一进程当中，鸦片的使用方式，使用价值，使用者与使用者所属的社会阶层都变了，使用者从病人变成正常人，从上流社会变成有钱有闲的富家子弟与仕途中人。
1520年前后，曾经出使明朝的葡萄牙大使皮雷斯(Peres)，发现马来与印度士兵在上阵前都先要吸食鸦片。英国商人拉尔夫•费奇(Ralph Fitch)1585年游历印度，发现孟买与孟拉加都有鸦片贸易。从这个角度来说，鸦片贸易并不是西方人的发明，但确实是西方人将它做好做大了，变成了世界性贸易。
葡萄牙人首先发现鸦片贸易的价值。1518年，葡萄牙远征军司令阿布克尔克(Abuquerque)从马六甲写信给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建议开展鸦片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不仅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且还发明和推广了吸食鸦片的方式：即将东印度的鸦片与西印度的烟草合起来吸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改变历史的发明，尽管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意味着邪恶。荷兰人贩卖鸦片只限于从印度到爪哇这一条线。将荷兰人的鸦片与鸦片吸食的方法最初带到中国的，可能是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与移民。荷兰人参与鸦片贸易并试图发展鸦片的资本功能并不是很成功，我们可以说，荷兰人的功绩不在于创造鸦片贸易的形式，而在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鸦片消费方式，而下一步要待英国人来最终完成，就是以前所未有的贸易形式和贸易能量来满足中国市场上越来越大的需求，从而将鸦片的资本功能尽可能的最大化。
18世纪60年代以前，运到中国的鸦片大约每年200箱左右。英国于1600年创办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鸦片生产与消费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贩运，形成一种有机互动的联系。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等富庶的印度土邦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773年，英国将种植和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作为一种政策确定下来，并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制造和专卖的特权。在整个18世纪，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而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主角。自19世纪初开始，特别是到道光年间鸦片已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从珠江口到东南沿海，直至北及直隶和奉天海岸，鸦片的输入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00至1804年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3500箱；1820至1824年间，平均每年达7800余箱。19世纪30年代更是迅速增加，1838至1839年间，已经达到35500箱。
一般的说，英国贸易是在一种三角贸易的基础上进行的，英国产品运往印度，然后以鸦片、棉花和其他一些印度产品运来中国，中国则用茶和其他运往英国的产品支付这些进口货，差额则以硬币付还印度。
人们在思考鸦片生产促进了鸦片消费同时，更应该注意鸦片消费是如何促进鸦片生产的。将鸦片归为药品，既赋予鸦片一种似乎合理的昂贵价格，又赋予鸦片贸易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性质，甚至可能使毒品贸易具有道德肯定意义。其次，药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药品或毒品，就事物本身来说，并无明确区别，区别在于使用者选择使用的剂量，任何药品一旦过剂量使用，都可能变成毒品。鸦片在中国从药品变成毒品应该说与英国人的贩运无关，关于这一点英国人不应受到道义谴责，东印度公司提供的是药品，而中国人硬是把它变成毒品了，道德堕落的是吸食鸦片的中国人。

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独家针对中国，在英国国内也一直存在鸦片的买卖。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更不会是举国一致拥护这种肮脏的贸易，这与个人的道德与财富的取舍，党派政争等方面都有关系。鸦片贸易之所以在英国国内存有争议的情况下，能长盛不衰，固然是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所致，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当时的世界，鸦片贸易是合法且正常的，人们普遍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没有象现代人这样到位，当然，更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存在一个大清王朝这样的巨大消费市场。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之所以没有出现鸦片泛滥的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因为英国的鸦片烟鬼没有中国那么普及，其吸食鸦片的市场微不足道而已。
英国鸦片商人在鸦片贸易中可谓是获利颇丰，如1830年代，鸦片贸易收入竟然占到了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这种贸易对正处于对外扩张的英帝国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可以从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获得巨额收入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事情。
有清一代，朝廷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和禁止吸食鸦片的举措从18世纪初就有明文记载。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朝廷这种只禁鸦片烟而不禁鸦片的令人不可思议的禁烟措施本身就缺乏可操作性，至于效果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仅雍正皇帝颁布禁令的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显然朝廷珍惜进口鸦片所要支付给朝廷的执照税这笔收入，以至于这个税种一直存在到1799年。既然朝廷公然向鸦片贸易征税，则说明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那么为什么，在大清前期可以说一直算是合法的鸦片贸易到了嘉道年间变成非法的了呢？主要原因在于进口鸦片给清廷带来的最直接的财政危害为朝廷所感知，而且鸦片的“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更为朝廷所警惕。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嘉庆十八年（1813年），进一步规定“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律”。两年后，严令禁入鸦片。之后，又相继出台了不少禁烟条例，但却是有禁不止，越禁鸦片越多，终于使它在中国泛滥成灾，以至于因鸦片中毒的人越来越多，“东亚病夫”就成了当时中国人可悲的代名词。
到了道光时代，中国固然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但专制体制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其结果是不禁还好，反倒是越禁越泛滥。中国官方要严禁鸦片贸易，但英国等鸦片烟商们无地无刻不在从事这种鸦片贸易，向中国输入鸦片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受到地方官的保护。英国鸦片烟商在广州的生活名义上受到种种限制，实际上却处处体会到自由的美好。
面对银枯兵弱的社会危机，力求纠正这股颓风的官员士大夫们竟不约而同的将导致这种现状的罪魁祸首归结到外进鸦片身上，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严禁、缓禁、弛禁等各执一词。1838年，林则徐赴广东实施毕其功于一役似的禁烟运动，结果触发了中英战争，由此中国进入“三千年来之未有大变局”时代。
20世纪以来，鸦片战争被定性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无一不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鸦片在1840年属于“商品”而不是“毒品”，英国直到1868年才一般性禁止鸦片贸易。林则徐无法理解一个法治国家为何为非法贸易发动战争，不理解在绝大多数英国人的观念中，鸦片贸易并不是不道德的、非法的。这样一来，林则徐禁烟运动也就变成了侵害英国商品贸易的运动，这也就招致了英国的“武力惩罚”。 将鸦片战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开端的这种标准化叙述过份强调了鸦片之祸的外来侵略性质，而刻意弱化甚至遮蔽了两个重要史实：其一，早在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和鸦片市场即已成型，雍正皇帝和嘉庆皇帝都曾屡次发布上谕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其二，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百姓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中国本土所产，进口鸦片所占比例极小。
1830年代，中国本土就已经开始大量生产鸦片了。由于外国鸦片的涌入及吸食者日众，那些颇有经济头脑的国人们自印度引入鸦片自己种植。先传入云南，继而一路北上东进，最终遍及全国。
1830-1857年间，清廷采取了严禁鸦片的政策，其中特别规定种植鸦片者处斩，故而国内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
最先提出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终究是禁不住的，反倒不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规范鸦片贸易。不过，随着清政府日趋选择严禁鸦片政策后，为了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许乃济因言获罪，从四品官贬为六品官，后世并成了“卖国贼”的典范之一，而林则徐则因为坚决禁烟的主张和付诸实际的行动而获得了一枚民族英雄的历史标签。

世事无常，历史充满了喜感的同时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民族英雄林则徐主持的轰轰烈的禁烟运动因为英国远征军的坚船利炮很快就成为强弩之末，一度被贬的所谓弛禁派很快在鸦片战争后重又抬头，以至于弛禁鸦片成为晚清晴最后几十年岁月的主要呼声。1847年，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反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如此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黄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为绍兴之美酝、湖南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但恐此等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显然，此时的林则徐完全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国人太过于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这样一种现状。
1858年，为了筹集平乱军饷，清廷开始对进口鸦片征税，等于认可了进口鸦片合法化。随之，本土鸦片种植的禁令也名存实亡，本土鸦片产量随之大增。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申报》登载了李鸿章《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的主张。李鸿章位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影响很大，弛禁主张终于被清廷允许了。至此，在弛禁的呼声和政府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再也找不到无罂粟种植业的省份了。
当年许乃济因弛禁论被朝野内外同声唾骂，最后落得一个声名狼藉、丢官罢职的悲惨结局，时移世易，如今却换作了禁烟派惶惶然战战兢兢不敢发言的状况。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函中如此说道：“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第一历史档案馆，赵尔巽档案全宗26，编号160。《上赵次山尚书》，《复庵书札》卷四，见《复庵遗集》总第805——806页。）禁烟名士沦落到不敢轻易谈禁烟，否则即有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的风险，可见流风之所向，颇有浩浩荡荡之势。
用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的论调，在晚清朝野拥有广阔的市场，并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效。
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大大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意味着外国进口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数量早已超过了进口鸦片。据数据统计，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竟达到80.12％。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据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提交给本国的贸易报告所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中国鸦片的发展速度惊人，仅过一年即1882年，本土鸦片已经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了。
中国鸦片彻底将把外国鸦片赶出中国，看起来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但通过允许国内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提高了朝廷的收入，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是“有利”于清廷的。然而，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完全是饮鸠止渴的做法，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恶政，其为了统治者一己私利而不惜拿整个中华民族的明天来交换更是显而易见的。

@快乐老申 2017-05-16 09:55:48
世事无常，历史充满了喜感的同时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民族英雄林则徐主持的轰轰烈的禁烟运动因为英国远征军的坚船利炮很快就成为强弩之末，一度被贬的所谓弛禁派很快在鸦片战争后重又抬头，以至于弛禁鸦片成为晚清晴最后几十年岁月的主要呼声。1847年，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反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如此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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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5-16 09:55:48
世事无常，历史充满了喜感的同时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民族英雄林则徐主持的轰轰烈的禁烟运动因为英国远征军的坚船利炮很快就成为强弩之末，一度被贬的所谓弛禁派很快在鸦片战争后重又抬头，以至于弛禁鸦片成为晚清晴最后几十年岁月的主要呼声。1847年，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反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如此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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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5-17 17: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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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声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彻底败坏，原因就在于中国从此前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居然变成了国际上最大的鸦片输出国，同时伴随着输出到世界各地的那些中国人当中有很多都是瘾君子，自然，随着华人的到来逐渐成为鸦片消费者的国家遍布于全世界。关于“黄祸”的问题，近代中国人中有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其实，所谓的“黄祸”最初是西方人所说的黄种人因吸食鸦片而成为“鸦片鬼”所给世界带来的祸害，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欧洲而带来的祸害。大约从1820年代起，广东、福建沿海便以一定规模开始向海外输出华工，当时的俗称是“卖仔”，后来更被贬为“卖猪仔”。这些华工在海外期间，为了解除烦恼，打发闲暇时光，从中国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期间，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而华工的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据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瘾君子”，该报还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美国之所以一度制定并实施排华法案，中国人到处传播鸦片如果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这么说，鸦片的祸害是导致用全球化的视角解决国际问题的先声。十九世纪末，随着鸦片烟毒大量流入欧美等地，国际上形成了日益广泛的禁烟舆论。毒品，对全球的强制性政策，是美国人最先认识到，因为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而单单靠一国的禁毒行动，鸦片毒品是禁不住的。
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不已，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输入鸦片等禁毒措施。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致辞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由中美两国共同发起国际性禁烟大会。经过一年多的国际磋商，1909年2月1日，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在上海举行，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奥匈帝国和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十三国代表出席会议，史称“万国禁烟会”。
中国代表团团长——两江总督端方作为主办方代表作会议致辞，他的话在今日听来仍未过时，“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办法来缩短期限，早日根绝鸦片祸害，这对于全世界实在是太幸福了。”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唐国安作了约8000多字的长篇正式发言。不同以往的是，唐国安并没有对英国等列强进行道义上的攻击，而是从经济角度阐述了鸦片贸易的不可取性，这几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在他看来，列强只着眼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7.5%的鸦片贸易，却牺牲了无限广阔的其他贸易的可能性，“天下再没有比这更为愚蠢的商界大傻瓜了”。这些言辞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禁毒史上的经典文献”。
和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相比，万国禁烟会的名头似乎并不那样尽人皆知，然而这次会议却是国际联合禁烟行动的发端，并促成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的缔结。
万国禁烟会的召开意味着人类开始正式向毒品宣战，并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上海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边性国际反毒禁毒会议，它第一次确认鸦片等毒品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第一次唤起各国政府对毒品的关注。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多被以后的《海牙禁毒公约》所采纳，成为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普遍原则。
自此后，百年禁毒的过程中共制定8部国际公约
(1)万国禁烟会。这次会议就限制用于正当目的的鸦片数量，对鸦片的进口实行管制，逐渐取缔吸食鸦片等问题，作出了9条决议。这9条决议虽然属于建议性质，对签字国不具有约束力，但其确定的原则被纳入了以后的国际禁毒公约之中。
(2)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禁止鸦片公约》。1912年1月，由中国、美国、日本、英国、 德国等国家在海牙召开禁毒国际会议，签订了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禁止鸦片公约》。该公约的要点是：缔约国应当制定法律管制“生鸦片”的生产、销售和进口；逐渐禁止“熟鸦片”的制造、贩卖和吸食；切实管理吗啡、海洛因、古柯等麻醉品。
(3)《关于熟鸦片的制造、国内贸易及使用的协定》和《国际鸦片公约》。为了检验《海牙鸦片公约》的实施情况以及解决禁止贩运毒品问题，在国际毒品顾问委员会的提议下，召开了两次日内瓦国际禁毒会议，并于1924年12月11日签订了《关于熟鸦片的制造、国内贸易及使用的协定》，后又于1925年2月19日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
(4)为了补充《海牙鸦片公约》和《国际鸦片公约》的内容，更加严格地限制麻醉药品的制造，1931年7月13日在日内瓦签订了《限制制造及调节分配麻醉品公约》。1931年11月27日，在曼谷签订了《远东管制吸食鸦片协定》。1936年 6月26日，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非法买卖麻醉品公约》。第一次把非法制造、变造、提制、调制、持有、供给、兜售、分配、购买麻醉品等行为规定为国际犯罪，这是国际禁毒立法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5) 1961年6月3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该公约不仅对过去的公约和协定进行了合并和修订，还把管制范围扩大到了天然麻醉品原料的种植等方面，并对有关刑事管辖权的问题做了规定。
(6) 1972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对《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进行了修订，于3月25日正式订立了《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即1972年议定书。
(7)1971年联合国在维也纳签订了《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建议各国对精神药物实行管制。
(8)1988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
清政府在新政期间加大了禁烟、禁种的力度。光绪皇帝在1906年颁布了十年为限禁绝烟毒的上谕。光绪三十四年(1908)订立《稽核禁烟章程》，规定各省仿照皖豫晋，开办土药统税后所设的土市公行，负责查土报税，“种户须凭行卖土”以缩小种植地区。宣统元年(1909)，颁布《禁烟条例》，凡种植罂粟、制作贩卖，设烟馆的俱处以徒刑。并查处虚报肃清的河南、山西、福建、云南、新疆等省的督抚。
此时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英国下议院有人就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事宜提出诘问，英国政府被迫同意帮助中国禁止鸦片。1907年，在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与清朝政府签订禁烟条约,年每递减一成，到1917年禁绝。1913年，英国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叫停了从印度向中国输入毒品的行为。
宣统元年(1909年)由美国发起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同年，禁烟大臣恭亲王溥伟续拟禁烟十条出台，主要是严格查禁官员，凡有吸食者，革职，永不叙用；戒后复吸者，罪加欺饰一等。
此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都有利于禁烟活动的发展，然而时不待人，在光绪帝发出十年戒毒的法令后，不到5 年，清政府即被推翻。终其一朝兴亡，终未解除鸦片毒患。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痛下决心，公布《禁毒实施办法》与《禁烟实施办法》，开始实施“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断禁计划。这次禁毒运动决心很大，成效也很大。打铁的日子并没有多久，国民政府这次的禁毒还是比较认真和持久，此次禁烟采取渐禁的方法：禁运、禁吸、禁种。配合烟毒危害教育与戒烟法，分期分批切实可行地禁毒，故而取得不错的成效，1935年，已有豫、鄂、皖、赣、苏、浙、闽、冀、鲁、晋宣布完全禁种，到1938年，17个省份基本实现禁种。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国发布了《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随即展开了一场气势磅礴的全国禁毒活动，52年底，烟枪彻底绝迹于中国。
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至此，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战争、即一般所称的鸦片战争所导致或被认为所导致的全部有形后果终于被彻底清除干净。但它给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却远未痊愈，理性的思考仍然不能取代感情的冲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来就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次之上，影响着至今一百多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

第二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鸦片观
一、风俗人心问题
世界各民族共通互融的脚步始终都没有停下来过，特别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后，人类社会在地理方面的阻隔可以说完全被打破，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随着其越洋帆船渗入中国大地。对自己的所谓异族统治异常敏感的大清王朝自然担心这种华洋渗透与交流会严重冲击其所固守的愚民文化从而动摇国本，于是对于他们所认定的那些包含着“奇技淫巧”诱惑的西方事物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特别是被他们认为第一大公害的精神鸦片——天主教，更是禁之不遗余力。
到了18世纪，雍正皇帝发现光禁天主教不行，鸦片也逐渐成为了公害。当时鸦片已呈现流行的趋势，其泛滥之处，治安混乱，道德沦丧，世风败坏。国人中因吸毒倾家荡产、沦为盗贼、犯案作乱的不可胜数，特别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尤为严重。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道禁烟法令。根据史料来看，雍正六年，上任不久的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的第一次上奏是促成这次禁烟令出台的直接原因。不过，苏明良此奏的主题并非是为了严禁鸦片烟，而是为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剿灭海盗任务而找到的一个解脱责任的绝佳理由，为此他在奏折中向雍正皇帝报告说“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 (《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奏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847页)。因此苏总兵向雍正皇帝提出禁烟的要求，打的冠冕堂皇的旗号是“以拯民生，以息盗源”，否则“盗源不息”，盗贼如何剿净？由此，苏总兵轻轻松松的将自己所承担的剿灭海盗的责任给撇了出去，而承担禁烟责任者如此就变成了为苏总兵所提的闽粤督抚。就凭着这么轻轻松松的一招，谁能说一介武夫苏明良不是政坛高手？
18世纪前半期，吸食鸦片的习惯还仅限于以福建、广东两省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尚未形成全国遍地开花的局面。这一时期的鸦片输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当的如供医药材之用的鸦片输入；另一种是非法的鸦片烟输入，这专指鸦片毒品的输入。对于第一种情况，只要贩卖者能照药材正常纳税便是合法的。自明末以来，鸦片一直作为合法贸易品而成为课税对象，因此，雍正一朝虽然严禁鸦片烟却不禁止鸦片政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在上述禁令颁布后，鸦片继续被列在海关则例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嘉庆朝颁布鸦片进口的禁令后方才结束。对于第二种情况的鸦片，清政府在法律的规定上则是采取严励打击的措施。然而这两种情况在实际操作当中是很难以区分的，贩卖鸦片毒品者可以打着药材之用的幌子使鸦片输入名正言顺。因此雍正皇帝所颁布的鸦片禁令在处理禁令颁布后发生的鸦片案件时，因为分不清何为合法的鸦片，何为非法的鸦片烟而陷入让人无可适从的局面。为此清人在《庸闲斋笔记》中评论此事：“夫鸦片即鸦片烟，岂又须加入烟草乃成鸦片烟之事？足见当时吸食者极少，故尚不识鸦片烟为何物耳”。
雍正七年时期的清政府，白银尚处于净流入阶段，国内货币供给足够，所以该禁烟令丝毫没有涉及钱贵银贱还是银贵钱贱问题，即与经济问题无关。这次禁烟令的颁布除了上述和盗贼相关外，还存在一个风俗人心的问题。
嘉庆十二年(1807年)，浙江道监察御史郑士超上奏其在家乡广东的所见所闻，指出广东省的现状是“各府州县，盗贼充斥，奸宄横行。风俗败坏，民生穷蹙”。他提出广东省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有五个：一海盗、二会匪、三赌博、四鸦片、五包揽、浮收（《碑传集》卷57，吴应逵撰《监察御史郑公传》）嘉庆帝在批复郑仕超的上谕中，关于鸦片问题，嘉庆指出，“此虽属事小者，然于地方风俗殊有关系。该省并不实力查禁，可见积习因循，毫无整顿。著即一律严拏，按法惩治，并令粤海关监督于洋船过口时稽查杜绝，毋许偷漏关干咎。”（《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二年十月甲午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嘉庆帝来说，他对鸦片问题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风俗人心问题，而且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
所以雍正皇帝颁布鸦片烟禁令的另一重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鸦片已成为败坏风俗之源。自古以来，为政必先究风俗是历代王朝的治国方略之一，也是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康熙起居注》多次录有对风俗的忧思和指令，《清史稿》记述雍正皇帝一登基即颁布诏书表明敦励风俗的方针。后来的嘉庆帝进一步明确指出:“自鸦片烟流入内地，深为风俗人心之害。”（《清仁宗实录》卷270，嘉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
大致到明朝成化年间，鸦片就已经由“药”变成了“春药”。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三卷对此就有专门说明：俗人房中术用之。京师售一粒金丹，云通治百病。知道了鸦片具有催情功效后，从明宫廷开始，便沉溺于寻觅“秘方春药”之中。“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至宪宗朝，万安居外，万妃居内，士习遂大坏。万以媚药进御，御史倪进贤又以药进万，至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献房中秘方，得从废籍复官。”（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随着吸食鸦片烟由宫廷、上流社会逐渐向民间传播，民间对鸦片的“春药”功能愈加推崇，如清代医学家张璐（1617-1699）在《本经逢原》一书中就说由鸦片制成的金丹“惟房中术外用之，诚为涩精助火之首列也”。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的上奏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明确了其“淫荡非为”的催情功能，沉迷与此将导致倾家荡产（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847页）
满清取代明朝后，满清历代皇帝对明朝整个社会糜烂奢侈的生活极为警觉，认为这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一再反对汉人相对奢靡的生活，告诫八旗子弟要保持满人的朴俭生活。朝廷大臣有关正风俗、挽浇风的上疏、进言屡见不鲜，有关制止鸦片败坏民俗的训谕，更是载入《清会典事例》“训饬风俗”中，以垂后世。
可以说，一直到嘉庆皇帝为止，清朝当政者对鸦片有害风俗民心的认识还是清醒的。但他们也仅仅是把禁烟作为整顿风俗，安定社会手段之一来对待。从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颁发第一道禁烟令以来，历时一百多年，直到道光年间鸦片烟泛滥到全中国，不能不说由于包括嘉庆帝在内的清朝高层对鸦片问题认识上的忽视而延误了问题的早期解决，使得情况进一步走向恶化。首先其禁烟目的之一是为了整顿风俗，令清政府想不到的是却又助长了官场贪污腐败之风。在中国，禁令往往会成为官员们升官发财之道，从而使得作为毒品的鸦片烟在中国蔓延开来，说来这正是满洲统治者本身酿成的问题。1782年，东印度公司唯一一次直接在中国销售鸦片的经历就足以说明其问题。“嫩实兹”号在出售了200箱鸦片后，船长查森申请发给出口执照，以便将船驶往澳门以外碇泊，并把其余的1400箱卸下。海关监督以该船没有装运出口货物为借口，向保商索取礼银20000两。到12月12日，保商“向海关监督保证负责缴清全部的关税及礼银20000两，海关监督遂颁发出口执照。”因此按照欧美人的逻辑推理：如果鸦片真的是违禁品，海关监督就不该对其征税，可能他已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而20000两就等于或者补偿输入本地消费的200箱每箱100两的关税，如以整船的舱货计，则每箱为12.50两”。由此英国人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满清官方并非真正想禁止鸦片进口，而是借查违禁品，勒索钱财而已。（《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贸易史》，第7页）

二、银贵钱贱的问题
粗略地说，清朝的货币政策采取的是复本位币制，目标是固定地追求1∶1000的银钱比价。
清朝初建，因实行海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不足而一度形成“银贵”现象。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在白银供给充分的基础上，又出现银贱的现象。到乾隆后期时又开始出现“银贵”现象，但这与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前的“银贵”有着根本的差异。造成乾隆中后期“银贵”的关键原因，是在货币供给充分的基础上，银钱比例失调造成的，而非康熙初期白银供给不足形成。当时的清朝政府官员们完全不知道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为何物，而在1776年，亚当斯密已在英国出版了他的《国富论》。此后的大清王朝一度将银贵钱贱的原因归因于洋元，到道光时，则普遍归因于鸦片的泛滥，从而也就引发了林则徐的广州禁烟以及由此引发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在物价稳定、国泰民安之时，清朝银钱兑换率始终低于1：1000，即始终处于钱贵银贱的状态。这说明铜钱供给基本与白银供给同步，而无法调整彼此的兑换率。这可以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六十年铸钱量得到佐证，这37年平均铸钱量为303218370，当时的清政府虽然严重缺铜，主要依赖从日本进口，倒也大致能维持银铜比例平衡。但自康熙五十年（1711年）日本限制铜出口后，仅仅依靠国内不多的铜产量无论如何满足大清的需求，如雍正五年的铜产量仅有300多万斤，而且当时人们将铜钱熔化铸锻成各种铜制品可以获取更高利润，因此造成铜钱愈加昂贵。为此雍正下谕说到“朕向因钱局鼓铸日增而钱文日见短少，知其情事有灼然者，嗣于京城内果屡次拿获销毁之奸民，而钦差官员至甘肃地方亦有毁钱为器，与朕所料若合符契，则铜器之必当严禁明矣”（见《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一册第234页，雍正五年八月十三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雍正帝采取了严厉的铜禁政策，希望借此消除销毁制钱现象，从而解决银贱钱贵的问题。
从当时的国际角度来看，当时整个欧洲的白银贬值更为严重，相对而言，中国白银的通胀有限。17世纪初，中国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输送白银到中国不仅可以换取大量高利润的商品，还可以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的完成，标志着世界几大洲之间的大洋阻隔已经被人类所克服，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因为海洋之路的开辟变得日益频繁，从而越来越多的西方商船越洋而来给中国送来急需的白银。据统计，在1830年以前，白银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等地流人中国。欧洲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中有4.8万吨被欧洲人运到了中国。当然在白银从西方源源不断流向东方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商品的滚滚西去。
随着白银的源源流入，意味着作为货币的白银供给量持续增加，导致钱贵银贱现象愈加突出。雍正后期、乾隆初期年间，关于钱贵银贱的奏折、谕旨比比皆是、络绎不绝。
为了缓解因钱贵银贱对经济造成危害，满清政府采取了种种调控措施，以平息民怨。乾隆九年十月，针对“京师近年以来钱价昂贵”问题，大学士鄂尔泰坚信政府的无所不能，提出京师钱法八条，通过“有形的手”实行严厉的调控管制措施。为了保证该措施的有效落实，不惜动用军队来稽查，这恐怕也是专制政权的特色吧。京师钱法八条的部分措施就是政府变相拿银两强迫商人易换铜钱，足见我国商人地位之卑微和权力作弄财产的制度性本色。同时乾隆要求各地仿照北京的京师钱法八条，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
但折腾来折腾去，乾隆不得不承认“京师筹尽钱法。亦可谓不遗余力。而总无善策”，（ 《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二百三十二）因为银钱流通总量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的转折。
大清朝的货币理论依然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管子•轻重篇》提出的“物多则贱，寡则贵”这一经济主张一直是中国历代货币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所以，几千年来包括满清时期，中国人普遍以为银贵就是因为银少，钱贱就是因为钱多，始终在货币的简单数量上打转转。当时的满清士绅官僚、学者如果能够读到同时代的《国富论》，从市场经济现象入手，探索归纳市场经济这个“无形的手”的规律，世界的发展将是怎样？遗憾的是，别说是满清官僚体系，乃至直到今日虽一再碰壁，还依然坚持用“有形的手”，而不相信市场的“无形的手”。这究竟是相信“有形的手”能够管控？还是为了“多设科条、纵用胥役”从中获利？到底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还是愿与不愿的缘故，恐怕也是司马昭之心了吧。
对于产生钱贵银贱的原因，满清政府很自然就认为是钱少而贵，而非银多所致，因而主张加大鼓铸量。雍正继位伊始，朝臣便集议指出：“钱价腾涌， 总缘制钱尚少……钱多而价自平”， （《清朝文献通考》第4981页上。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
乾隆以后，云南铜矿开始兴盛，铜产量直线上升，自乾隆初至嘉庆十六年，年产量一直在一千万斤以上，只7个年份为900多万斤，（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9-351页。）由此大清政府具备了增铸铜钱的原料基础。
乾隆四年至三十三年，福建、陕西数省复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多省，皆令增炉加卯，（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19《户部•钱法•直省鼓铸》）其中云南7 个铸钱局铸炉多时曾经达到116座。如此大规模的铜钱铸造，到了乾隆十八年，银钱比价已悄然发生了变化，逐步由钱贵银贱转变为银贵钱贱。但清政府不明白银钱比价的转换是长期大量增铸铜钱所体现出来的效果，所以乾隆皇帝依旧坚持增加铸钱的货币政策不动摇。乾隆十九年正月，乾隆对四川总督黄廷桂所奏“川省产铜旺盛。积存甚多。请复设旧炉增铸”一折上提出“近来京师钱价。较前虽觉渐平。若更增铸钱文。其用益溥”，要求黄廷桂将部分铜“运送京局。以供加铸之用”。后黄廷桂奏报“解运京铜一百四十万斤，于滇铜过川时。分七次带运。”（《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甲戌。九月》）。至乾隆三十五年时，由于"官钱广铸流通"，已是"迩年钱价平减"，（《清高宗实录》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甲戌条。）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云南巡抚李湖上奏，准备利用当时钱价逐渐昂贵，以库平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二百文，酌情出易。可见，到乾隆三十八年，银钱比价，已经到了钱贵银贱向银贵钱贱转折的临界点。产铜大省云南的铜钱则已经贬值到了1200文兑换一两白银，北京也从800文兑换一两白银，贬值到了900文以上才能兑换一两白银。自乾隆五十一年起，每两白银在市场上能够换到一千文以上，银钱比价在平稳缓慢上升，期间虽有忽高忽低波动，但总体还是逐步攀升。到了嘉庆二年（1797年）、四年（1799年）的银钱兑换率分别提升为1：1020~1030及1：1080（见全汉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第478页）。
铜产量的增速，尤其是铸钱量远远高于白银流入的增速，必然改变银钱比价关系，尤其是乾隆中后期，见铸钱有利可图，民间纷纷私铸铜钱，终于改变了百余年的钱贵银贱现象，进入银贵钱贱时代。
除了增铸铜钱之外，在此期间，自国外输入白银的数量，依然居高不下。自1759年起，因资源枯竭等原因，日本停止了向中国输入白银，但美洲白银以平均每年超过2000000西元的规模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运往吕宋。按全汉升比较保守的估算，即墨西哥运往吕宋的白银，超过半数输入中国。这样每年起码有100万西元，即超过72万两白银流入国内（根据全汉升一西元约为七钱二分换算）。来自欧洲国家并流入中国的白银与日俱增，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美国也加入了对华贸易，足以弥补日本中断白银供给形成的缺口。如《清朝文献通考》在卷16，乾隆十年（1745年）项下说，“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闽、粤之人称为番银，或称为花边银。凡荷兰、佛郎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见全汉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

据统计，1730~1757英国白银输入中国数量约为458万英磅，平均每年16.35万英镑，约每年输入49万两白银。而在1776~1791年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输入白银约200万两，再加上美、荷、法等其他国家输入的白银，每年将超过300万两白银。（见全汉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
嘉庆十九年，户部侍郎苏愣额奏称“内地银两渐形短绌”；嘉庆二十五年，御史王家相奏疏“银价日贵，官明商贾胥受其累”。以后嘉庆后期，道光朝初年关于白银短少，银价日昂的奏疏屡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白银不贱反贵的原因在于满清政府当时的货币政策，即激增的铸钱量。由于满清在货币政策上固定地追求1∶1000的银钱比价，在白银不断流入增加的同步过程中，不断增加制钱鼓铸量，银与钱这两种货币都呈递增趋势，在社会中的流通量都大量增加。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出现“银贵”现象，但开放海禁前的“谷贱”现象并没有出现，相反，体现货币购买力的大米等基本商品物价开始上涨，出现了通货膨胀趋势，即货币——白银与铜钱供给增量超过了经济发展增量。
乾隆、嘉庆与道光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明显地发展，作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纹银因为保持原始的条块形态，已不能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烦难的支付方法更不利于商业活动。尽管社会各界不断提出铸造银币的要求，都被清廷一再拒绝。然而就在这时，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以其计算方便而无须称量的“洋钱”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洋钱”由南而北，自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番银之用，广于库银。”( 汪辉祖口授，汪继培、汪继壕记录，《病榻余痕录》，卷下嘉庆间刻本．)“江浙市易，皆以洋钱起算。”(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洋钱”在中国如此盛行，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银贵由于银少，而银少是由于外国人利用银元套购纹银的结果。在嘉庆年间，为此专门订立章程，禁止“洋钱”流通，禁止纹银出洋，禁止“洋钱”兑换纹银，甚至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洋钱”易货。以为如此便可以使“洋银塞其来源，其用不禁而自绌；纹银断其去路，其价不减而自平。”(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20页)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找到“银贵钱贱”的真实原因。当然，大清王朝的那人肉食者们还是需要去寻找“银贵钱贱”的原因的，当然不见得能找到真实原因。

@快乐老申 2017-05-23 15:07:45
据统计，1730~1757英国白银输入中国数量约为458万英磅，平均每年16.35万英镑，约每年输入49万两白银。而在1776~1791年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输入白银约200万两，再加上美、荷、法等其他国家输入的白银，每年将超过300万两白银。（见全汉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
嘉庆十九年，户部侍郎苏愣额奏称“内地银两渐形短绌”；嘉庆二十五年，御史王家相奏疏“银价日贵，官明商贾胥受其累”。以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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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1799年)，两广总督觉罗上奏，鸦片一物，仅是洋人的泥土，却用来交换中国的货银，实在可惜。内地百姓因此辗转失业，殊为可恨，从今以后，鸦片不得贩卖，违者拟罪。显然，其禁吸的理由在于鸦片是非民生之必需，徒耗钱财。其实在觉罗禁止鸦片进口前后，广州海关就已经有了其它若干查禁规定，比如查外洋钟表，实为金属小星件构成，外洋以铜铁数星，巧取内地金银数百上千，殊为可恨。兹查玻璃实为土中取液所成，一窗一屏，耗费内地金银，以有用换无用，舍本逐末，耗损中国元气，所关甚大。
像这样的禁令，在海关非常之多，官吏们用自己的思维去草拟禁令，结果就是中西商品的交流越来越难以开展。外洋出口到中国的仅仅限于棉花、呢绒等原料，而中国出口的也仅仅局限于茶叶和丝绸，产品的交流不要说对比唐宋，就是连明朝末年也更加不如，中国无法使用外洋的先进技术和机器改造旧有的手工生产方式，而洋人也嫌中国出口的商品比较单调，而且运输成本高昂，再加上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最终当印度大量种植的茶叶上市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就彻底走进了困境。这也就形成了我们史书上常说的，中国向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西方商品没有需求，列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改变贸易逆差的情况。但是当各种海关条约签订，国门被迫开放之后，史书却又说，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商品严重冲击自给自足的中国小农经济，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失业和流离失所。作为牧羊主的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喜欢愚民来自娱自乐。
因外贸而导致的白银外流自嘉庆四年以来就一直被当做一个问题，虽然有时也隐约地和鸦片联系在一起，但根据两广总督吴熊光于嘉庆十二年（1807）（《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二册，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奏）、户部左侍郎苏楞额于嘉庆十九年（1814）御史黄中模于道光二年（1822）的各次奏折所述（《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8-9、37-38，），造成白银外流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购入洋银（西班牙元）所致。
1830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对于“洋钱”在中国的流通情况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外国商人利用“洋钱”大规模套购纹银的事情很少发生，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不大。他说：“其偷换纹银不过纸包布裹，夹入他货之内，零星收取，以冀积而成多。若专载洋钱收买纹银，则为数甚巨，势难掩人耳目，岂非自寻败露。至内地商贾贸易，洋钱与纹银价各不同，皆按色扣算。”(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7页)至于说“洋钱”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中国市场上，道理很简单，那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所形成的。据彭信威估计：“自康熙二十年（1681）到道光十三年（1833）那一百五十三年中，输入中国的银币和银块纯额有七千多万两，合银元约一亿。”(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82页)
清王朝的那些肉食者们显然是无法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和现状的，更不会允许民间富裕起来，但通货膨胀和传统农业经济所导致的清政府财政危机总是需要去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的，或者换句话来说总是要寻找到一个道义上的借口和替罪羊来为政府的无能开脱，如此和鸦片挂上钩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事。

三、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是个伪命题
清政府与英国之间于1840～1842年爆发的那场后来被称为“中英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鸦片贸易。时至今日的大多数国人都认为英国主导的罪恶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而又引起“银贵钱贱”，进而威胁到大清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清政府的财政基础。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和推论，不仅使得道光皇帝领导下的清政府认为自己完全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而且使得大清对当时与日益蔓延开来的鸦片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在华英国人以及中英贸易采取极端措施具有了所谓名正言顺的合理性。
“鸦片进口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的观点由清朝人士最早提出来。叶世昌认为，“最早认识到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的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包世臣”。（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中国金融出版社，第514页）包世臣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写有《庚辰杂著》五篇，在其中的第二篇中包世臣提出了其禁烟主张。包世臣首先提出自己对于鸦片问题的认识：鸦片产于外夷，其害人不异鸩毒，故贩卖者死，买食者刑，例禁最严。然近年转禁转盛，其始唯盛于闽粤，近则无处不有，即以苏州一城记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接下来，他谈到花在鸦片上消费金额：苏州一城鸦片吸食者人数多达10万，若按每人每日用银一钱计算，每天共费万余两，一年下来则费银三四百万两。如果就全国而言，“统各省名城大镇，每年所费不下万万”。[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12] 根据包世臣的理解，银价上涨和市场供银不足的原因，就是购买鸦片而产生的白银外流所导致的。不过，他对国内鸦片消费总量的估计是高度猜测性的结果，明显缺乏科学的依据。
包世臣在其文章中指出，烟草、酒类的生产减少了本富（即谷物），鸦片减少了末富（白银），因此导致了民众穷困、灾害难捱的结果。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因鸦片而引起的白银外流的后果：是故银少而价高，银价高则物价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认识，构成其根本原因的鸦片贸易对他而言就成了必须严禁的对象。然而他对现行禁令又不抱幻想，尤其是广东官僚的腐败和行商们汉奸式的行径已将外禁政策彻底掏空。于是最后的结论，他提出了拔本塞源的禁烟之策，也就是完全断绝同外国的贸易往来，彻底的关闭国门的二百五却颇得人心策略，但这还毕竟属于思想家的思想层面。
在正式的官方场合将白银流失问题与鸦片问题挂上钩并产生政策性影响的，是道光九年（1829）正月二十四日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的上奏。叶世昌在其著作中也说，到道光九年(1829年)，开始有人将“鸦片输入作为白银外流的原因之一”。（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中国金融出版社，第514页）当年，御史章沅在其奏折中指出“至鸦片烟一物，流毒滋甚，该处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3页）章沅认为，中国每年数百万两白银就是因为鸦片贸易而外流的。在此之前，清廷中枢一直把鸦片问题看做是风俗人心问题，自章沅此奏提出这一看法后，才开始从极其严峻的白银流失以及经济、财政角度来认识鸦片问题（井上裕正著，钱杭译《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章沅的看法显然受到了道光帝极大认可，道光随即命令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人研究解决防止白银流失的具体对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三册，道光九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李鸿宾于道光十年（1830年）五月初十，向道光皇帝呈递了《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设计了防止纹银外流河禁止鸦片国内销售的具体方案。这部章程全文六条：第一条，禁止洋商（行商）用纹银支付；第二条，防止鸦片从海上走私和纹银外流的对策；第三条，强化沿海关口取缔鸦片走私和纹银外流的对策；第四条，调查洋商 通事；买办是否参与鸦片走私和纹银外流。以上四条主要防止纹银偷漏；第五条，禁止内地分销，即禁止在内地进行鸦片销售的对策；第六条，加强在国内关卡取缔鸦片的力度。
从国家政策的层面来讲，已经将有关白银流失的问题和鸦片输入问题联系了起来。由此，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是由鸦片造成的这一结论开始被多数官员所普遍接受，进而国家的相关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无不沿着这一思路坚定的走下去。
1833年，林则徐上奏说：“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愈烈。盖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至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光绪二年福州林氏刊本，江苏奏稿卷1，第15页)
1836年(道光十六年)，打算给道光皇帝排忧解难的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提交“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一个与当时的禁烟政策截然相反的鸦片政策：既然鸦片禁不了，那就索性彻底放开，鸦片贸易合法化，参照药材收关税。说要减少白银外流，只有开烟禁，让民间自种罂粟，并提高进口税，使外商无所得利，如此“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从而达到全面抢占国内鸦片市场的目的。这位默默无闻的许乃济如同一个天才的预言家一样，他好像提前几十年就预料到了中国的鸦片政策就是应该是这样的。1879年，中国的鸦片的自给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连印度鸦片都被赶出了市场，又过了一年，鸦片不仅已经完全满足国内供应，而且可以出口了。
道光一听不能不说是动了心的，但许乃济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如此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1838年(道光十八年)，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在其后来脍炙人口的名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明确指出鸦片输入导致巨大白银外流。他说:“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两千余万两；自道光十四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8-72页）按照黄的说法，中国白银外流量在1823～1831年间为每年一千七八百万两，1831～1834年间每年两千余万两，1834—1836年间每年三千万两。这些数字仅指广东一地，如算上其他地区，每年白银外流量无疑应该是更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无对应措施，这种白银外流形势在未来将会无限地继续下去。按照黄爵滋的算法：道光三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几十亿两的白银都流出去了？我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白银到底有多少？数字这玩意，不能红口白牙地凭空说说，你好歹把来源和根据说清楚呀！
为此，黄爵滋提出，禁烟的关键不在于严控海关，也不在于查禁奸商，而在于严惩吸食鸦片的烟民，如果能断了这条路，自然就没有人买鸦片，白银也就不会流失。
一句话，黄爵滋请在全国捕杀吸鸦片者。

@李成略 2017-05-24 18:16:43
第一次鸦片战争，催生了两个城市: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如今已发展成中国的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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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给古老的中国所带来的变化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化

后人把同意黄爵滋这一观点的称为严禁派，不同意这一观点的称为弛禁派。
道光皇帝收到的各地督抚大员们对于黄爵滋这一观点的二十九份反馈奏折中，除了贵州巡抚贺长龄认为银贵钱贱是因为“二百年来，生齿日益蕃，费用日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贺长龄奏折。）外，大家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漏银，漏银是因为鸦片的输入，因此主张采取严厉禁烟的措施，只是在禁烟的方法上存有分歧。按照因果论，原因总是多于结果，造成白银外流的原因很多，而黄爵滋等人把白银问题归结为“耗银之多，由于吸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盛”，不仅是简单粗暴，更有点扯淡的意味了。
不过，道光皇帝后来的禁烟态度表明大清朝野所认为的由鸦片问题所导致的财政经济问题已经上升到大清统治的生死问题上来，不管是主张严禁也好，还是倡导弛禁也罢，其共同的基本出发点和目的都是要限制白银外流，以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由此，“白银外流”这个判断到底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还是很有必要深入讨论一下的，不仅当时举国汹汹都认为鸦片是白银外流的罪魁祸首，而且后世学者们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也完全是一派大清统治者的口吻，自然白银外流情况也就成为官方史书所大书特书的内容。关于白银外流，一方面是林则徐和黄爵滋的说法，他们认为每年要流失上千万两，但是此二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员，而不是财务专业出身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说法都是出于想当然的估计，而不是基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另一个是魏源的说法。魏源在1842年刊印的《海国图志》(筹海篇四•议款)中联系当时中国与“英吉利”、“弥利坚”等西洋诸国的贸易差额和大致的鸦片进口数量来计算中国白银外流，可以说作出了对上述错误估算方法的一个大致上的纠正。魏说，“(道光十七年，广东)共计外夷岁人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一十四万八千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银价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人无出，中国之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 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141页）魏源认为鸦片进口促使中国本已有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从而引发白银外流情况。不过，魏在这里的论述仅只涉及广东一地的对外贸易，也没有涉及银两与银元之间的转换比例。魏源毕竟是师爷出身，也不是财务专业，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魏源使用了贸易差额这个概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胡寄窗先生对魏源的方法给予很高评价，“自先秦以来所有的对外贸易的论述，魏源的分析才算是第一次进入科学分析的领域，是外贸理论的飞跃”。当然，“很可惜的是魏源仅利用了道光十七年的《粤海关志》资料。如果他把康熙以来的数字作出综合的分析，将是论述中国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贸易差额的极有科学价值的著作”。（ 4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2-33页；，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449）可惜的是，围绕着鸦片贸易问题，贸易差额的概念在魏源之后没有得到坚持和深入的学习研究。
关于清朝因鸦片输入所导致的白银外流，最为常见的计算方法是，以鸦片流入总量乘以销售价格。按照鸦片战争爆发以前的总量每年4万箱，乘以每箱500元的中位价格，计算得出每年进口鸦片的总货值约2000万元，这就是流出的白银总量。这是国内较为常见的主流计算方法。但这种计算方法并不准确。鸦片走私总货值中，有很大部分要用来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等产品。在此之外所产生的剩余，才是白银外流的实际数额，体现为英国贸易入超。而这种入超是在英国开始鸦片贸易约半个世纪之后的1830（有说1826年）方才出现。事实上，当时中国每年往英国出口的茶叶量非常之大，以至于茶叶进口税成为英国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而当林则徐给英王写信时，还可以用“终止”茶叶贸易作为威胁。更进一步讲，假如中国真没有任何货物可出口到英国或其他国家，而白银外流量又足够多，那白银在国内的价格就必然会上涨，而有图利之心的商人见状，必定从外国进口白银供应中国国内需求。事实上，清朝时期中国有大量的白银进口，包括西班牙商人和日本商人运来的。
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估算吸食鸦片人口总量，乘以每年每人所需鸦片烟总量，再乘以鸦片单价，就成为百银外流总量。有的朝臣根据这种方式计算后得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即鸦片贸易导致每年数千万两白银的流失。具体是，广州3000万两，其他地区约3000万两。这种计算方法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忽略了国内其他地区所种植的国产鸦片数量，另一方面将进口批发价格和终端零售价混为一谈。因为英国鸦片商人所得收入，只能是鸦片的到岸价，而不可能是在中国国内的销售价。第三是忽视了鸦片进口款项用于购买中国出口产品的部分。
不论是那种算法，其共同的缺陷之一就是还忽视了鸦片商人在从事鸦片贸易时需要打点大清官员的庞杂费用。晚晴官员之贪腐是非常惊人的，而当时和鸦片商人接洽的正是大清官员和水师官兵，问题是这些腐败官员从鸦片贸易中得到了多少好处？恐怕只有鬼才知道。
总而言之，“鸦片进口导致中国白银外流”这一说法虽然流传久远而广泛，但却只是一个谎言。当时清朝政府体系内很多文官提出的“鸦片贸易引起大量白银外流”的看法显著地夸大了事实，其中许多论述和结论是基于不正确的经济分析。他们失真判断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区分鸦片进口价格与国内交易价格，而且基本上未联系到一般货物贸易平衡的情况。他们对事实的片面概括借助于道义论证因素，严重影响了最高决策者的决策。后来的事实演变表明他们的主要结论和预测是错误的。史上最小气的道光皇帝接班上台以后，鸦片政策是越来越严，除了按照祖上指明的道路坚定的走下去以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财政经济问题。治国的这帮道德砖家，除了写一写表明心迹、抒发一些风花雪月之类感情的文章还成，一板一眼地讨论经济问题就成扯淡了。广东十三行里几个富可敌国的洋商跟外国人做买卖有一套，但是有钱无权，被掌权者们简直视若玩物，经济他们懂，但是没有发言权，还动不动被称为“汉奸”。如此，大清社会那病入膏肓的病症又怎么会摸得清楚？
这一错误对于当时大清统治者们来说，尚有情可原。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当代学者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沿用旧观点，很少仔细检查所使用数据的适用性和准确度，竟然也跟着晚晴那帮子人大谈认为鸦片进口量就是当时中国的白银外流量之类。例如，一部由若干国内历史学者集体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说，“1821至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国人关于当时中国因鸦片进口每年流失上千万两白银甚至数千万两白银的说法表明，有关论述者对一个重大经济问题缺少必要经济知识的准备和作为历史科学研究所要求的严谨和求真精神。
从当时和现在的观点看，清政府应该考虑加以应对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已经日益外向化的趋势并开始转变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和促进国内信用体系发展。不幸的是，政府体系内部和全社会的注意力似乎都转向了鸦片贸易及其不利宏观经济影响，真正重要的问题反而很少有人给予关注了。但这也恰恰说明清朝经济体在那个时候已出现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新情况，即国内货币供给不再仅仅由国内因素决定，而是一件与外部世界有密切联系的事情。这个新情况不管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它显然与清朝建立之初确定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政策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中国自己产银甚少，国内货币用银在很长时期中需要依赖外部供给有关。尤其是后一种关系的演变，表明当时中国经济不仅已经有很高的商业化程度，而且与世界经济发生了紧密联系。

四、大清禁烟与军队腐败的关系
清朝采取严厉禁烟措施还跟军队腐败有关。道光十二年，湖南南部的瑶族发生动乱，影响到了临界的广东连州，连州的瑶民也跟着乱起来。湖南的叛乱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了，但连州的暴乱却始终平息不下来，甚至手里拿着钉耙、粪叉、木棒、石块这些史前装备的瑶民把平叛的官军打的落花流水。两广总督李鸿宾因之受到革职留任、摘掉花翎的处分。后来参与平乱的户部尚书禧恩给道光皇帝打小报告说，广东绿营兵之所以战斗力差是因为吸鸦片，以至于连平头百姓都打不过。禧恩这个判断也挺武断的，后来中国的革命事实证明，政府军打仗不行原因有很多，仅把原因统统归结到鸦片上去明显有失偏颇。因为禧恩的这一报告，导致贵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当苦力去了，比他还惨的是作为军队直接领导的广东提督刘荣庆因疏于管理，致使剿匪不力终被遣送到伊犁充当苦力。年过七十的刘提督照理说交点罚款有争取宽大的依据，但是道光皇帝愣是不允许宽大。
此后，连州这事不断被人说起，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给皇帝打报告，老百姓吸鸦片这玩意上瘾，倾家荡产，当兵的吸了更麻烦，先是筋力疲软，接着便是营务废弛情形的出现。冯赞勋又说广东和福建两省吸食鸦片的兵丁和将领吸鸦片挺多，更严重的是不仅福建，广东，云南，四川，贵州的军队官兵吸，没准其他省份也有吸烟的。国家平安没事的时候，这些官兵们因为偷安懈怠，以至于等国家有点乱子，这孱弱不堪的人也就指望不上了，如此靠什么保家卫国。如果再不严查，必将贻害无穷。冯御史在报告最后还不忘打广东的小报告，抱怨他们没有按照他去年的提议行事，要不然鸦片早禁绝了。
真的是因为鸦片导致八旗军腐败不堪、战斗力低下的吗？吸食鸦片损害了八旗军的战斗力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早在三藩之乱时，八旗军就已经因腐败而不可用了，要不然康熙皇帝也不可能重用绿营，之后清朝打仗都是以绿营为主。道光皇帝时，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经腐败透顶，不堪重用了。十年后绿营军与太平天国打仗，一千多人被七个太平军追着跑，被追上之后，就下跪哭泣，把脖子伸长等着太平军杀头，这实在让人无语。不过把这也赖到鸦片烟的头上，实在也说不过去。鸦片本来就是禁品，军队里吸食鸦片，竟然屡屡禁止不住，只说是军队的管理制度出了大问题。
所以禁鸦片的动机或许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制止白银外流所导致的银价上升问题以及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问题。但更深层的恐怕还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模式而已。

第三节 大清国鸦片的泛滥
一，大清朝创造了全球最大的鸦片贸易市场
在国人的意识里，以英国为主的西洋人大量对华输入鸦片不仅换取了无数白花花的银子，更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此后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无不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这一结论轻而易举地把近代中国落后、腐败、乱世等等一切责任推向外国。问题是鸦片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在19世纪唯有在中国成为社会公害?为什么独独在大清国才会有一个所谓的“鸦片贸易”的问题？这一庞大的鸦片市场到底是谁制造的？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人往天朝输入过钢琴、饭叉、睡衣、玻璃、钟表甚至上帝等各种洋玩艺儿，但天朝人民并不怎么接受。按某些学者的解释，英国那些近代工业化商品在中国之所以没有销路，乃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廉价工业品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所致。如果这样的理由也能成立的话，他们应该如何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天朝人民对于英国人输入的鸦片怎么就突然失去了其天然的抵抗能力呢？
英国商人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恰恰说明当时的中国正存在着一个对于鸦片有着庞大需求的市场。黄爵滋在那一传世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换句话来说，这个庞大的鸦片需求市场，是由英国人一手制造的呢？还是在英国商人之前，大清国本来就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市场了呢？
如果是前者的话，英国不但要承担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责任，更要承担起诱导中国人民吸毒的责任，对此我们无论如何对其指责鞭挞都不会显得过分。但是如果是后者的话，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毒害自己，依着传统文化“反求诸己”的精神，查找一下我们自身存在着的那些导致了鸦片问题复杂化的症结，恐怕才是合理的，也是对中华民族更为有利和负责任的态度。
当然，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残酷和不幸，因为历史呈现给我们的真相，正是这后一种的情况。由此生发而来的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确从中国的鸦片贸易中牟取了大量的暴利，但是，为什么他们的鸦片贸易只朝向中国，而不是兼及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呢？
中国不是罂粟的原产地，吸食鸦片的最初发明权似乎也不属于我们中国人。但是，当这种最初只是作为药材而引进的东西，一旦在神州大地落地之后，很快就被大范围地滥用成了一种普通的消费品，不得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清朝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其能够泛滥成灾的事实更充分说明中国有一个贪污腐化的官吏网在保护，有一个有钱有闲的阶层在消费。另外还有黑暗腐朽的社会背景使相当多的内心空虚，没有生活热望与目标的人通过毒品去麻醉身心、逃避现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鸦片市场的形成和壮大必然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鸦片的输入起初是被作为药剂而准许的，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也同样食用鸦片，因为鸦片很臭，没有点逐臭的情趣与偏好，一般人是不会尝食这种玩艺儿的。可是进入中国后，中国人发现经过特殊工序处理后的鸦片闻起来不仅香气宜人，用来吸食更可以给人带来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快感。于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体现出来了，他们创造性的发明了吸食鸦片的烟枪和吸食鸦片的场所——烟馆。这种享受的极致，让中国人的智慧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马士说：“一般说来，服用鸦片的其他国家人民都是把鸦片从口吞食到胃里去，唯有中国人是吸食的。”吸食，反而让原本发臭的鸦片发出了令人陶醉的香味儿！鸦片由生饮、煮食到吸其烟气，方式的变化，促使鸦片从药品、食品，一变而为毒品，是一气呵成在中国本土完成并逐渐受到国人的热捧，吸引上瘾者纷纷上钩，如痴如狂，不数年风行全国各地。
鸦片传到亚洲，只有在中国发生了如此的转变，同样接触过鸦片的日本和朝鲜没有大面积鸦片吸食，更没有泛滥到如中国那样竟然达到了危及整个社会和清王朝统治的地步。因此，不得不说，是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才导致中国受到了鸦片的毒害。鸦片还是那个鸦片，正是因为鸦片使用方式和用途的根本变化，才导致鸦片在中国成为危害社会的毒品。鸦片的吸食方法，特别是烟枪等等这些工具，是中国人自己智慧的结晶，与外国人无关。
鸦片在中国传播的本土化中，吸烟方式愈来愈讲究，吸烟工具也愈来愈加精致，成为达官贵人的高端享受。吸烟的竹管，犹如洞箫，称为枪。其枪头装烟点火之具，用细泥烧成，名曰烟斗。烟灯的花样繁多，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烟土更为讲究，印度将鸦片分为公班、白皮与红皮三等，中国人用之还要再经过精加工，先用净水浸泡三日夜，去渣留汁，再熬成膏，分成圆粒备用，其中以广膏最著名。

用吸食法食用鸦片，使鸦片中的毒素更易深入人体，刺激大脑，产生自我麻醉、忘却烦恼、昏昏欲仙的感觉。雍正六年(1728)，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上疏说: “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更难枚举，是以少年子弟易坠其术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虽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奏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折》)这种感觉就是鸦片的麻醉作用，耽于这种吸食之中，很快就形成了难以戒除的成瘾性，自身受到的毒害越发严重，这就是毒瘾，即鸦片瘾。
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加，鸦片的吸食者日渐增多，“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臚寺卿黄爵滋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第5页)。随着烟毒泛滥，乃沿及于平民。广东沿海一带吸食者尤多，如嘉道时广东已有乞儿吸烟的情形。雷瑨辑《蓉城闲话》中引嘉道时人程恩泽粤东杂感诗，有句云：“乞儿九死醉春风”，自注云：“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鸦片战争》，Ⅰ，第322页)。“18世纪末年，这个吸法已经广泛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吸鸦片的恶习在中国流行之盛，传播之远，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这是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一大怪现象”（《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美）张馨保著，福建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据道光十八年云南吸烟者的估计：“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之五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清宣宗实录》，卷316，第4页)。)。同时期的蒋湘南对官吏胥役中吸烟者也作了约略的估计：“今之食鸦片者，京官不过十分之一二，外官不过十分之二三，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至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4，《与黄树斋鸿臚论鸦片书》)军队中吸食鸦片的情形也很严重，在当时的上谕和官吏的奏折中常提到兵丁吸食鸦片的事实。
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盛产罂粟，国内鸦片消费市场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的烟馆林立，烟民遍地，特别是在衙门里。当时全国吸烟人数虽然没有作过什么统计，但据包世臣在嘉庆二五年(一八二○年)估计苏州一城，“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包世臣：“安吴四种”，庚辰杂著)。外国人估计中国有1250万人吸鸦片，林则徐估计有400万人吸鸦片，后来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官——英国人赫德估计有200万人。那么外国人不太懂中国的内部情况，可以不论，我们以林则徐和赫德的估计为准的话，大约在200万人到400万人之间，相比当时全中国4亿1千万人口，大约占到将近百分之一。
根据大清的规定，外国商人是不允许在中国直接和中国商人做生意的。所以，外国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的沿海后，根本无法做到直接卖给中国人，一般都是由中国的商人通过武装走私的方式运到国内销售。如果运用现代的商业理念，实际走私运输销售鸦片的，全部都是中国人。贩卖鸦片利润巨大。当时最上等的烟，在印度启运时是每箱400到500卢比，合中国200至250两银子。在广州上岸时，每箱就达到700至800两银子。而到了地方小贩手里，每箱就是千两银子了。等到最后卖给吸食者时，都是以斤两计算的，每箱鸦片为20斤，每斤100两银子，那么，每箱就是2000两银子，特别到清廷严禁以后，导致物以稀为贵，鸦片的价格反而是越禁越高了。而最尾端的小贩，为了扩大销路，多赚到钱，往往使出各种手段去引诱人去吸食。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皇族、官吏、举人、生员等纷纷加入贩毒行列，从而形成了一个在权力保护下的严密走私网络，致使鸦片流毒越来越严重。
在大清的鸦片走私贸易中，最大的一个环节当是在广州的数十家被称为窑口的批发商或者代理商机构，以十三行为主，他们在广州城内设有钱庄门市，称为“大窑口”，打着钱庄的名义和旗号，实际上里面做的却是批发鸦片的肮脏买卖。大烟贩子到“大窑口”里和洋人谈好价钱交完钱后，洋人出具提货凭证，称之为“书写”，然后烟贩就可以凭“书写”带船到海面的趸船上提货。烟贩们所使用的都是扒龙、快蟹这类速度快的小船，这类船除了灵活快速外且全副武装，在通过一些事先没有卖通的炮台、要塞时，能够确保随时能够武装抗拒执法。
此外，沿海一些小的不法商贩为了巨额利润往往也铤而走险，通常用渔船直接向停在海面上的趸船购买鸦片，然后，通过在广州设立的大大小小的窑口把鸦片批发出去，再由中国的不法商人雇佣人员将鸦片运输到消费地。社会上还出现了相当数目的一大批靠鸦片取利的私烟贩，如“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以及网鱼拾蚌，椎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徐继畲：《退密斋文集》，卷2，禁鸦片论，见《鸦片战争》，Ⅰ，第512页))。
将鸦片从广州运到其他省份主要有三条运输路线：向西通过肇庆由水路运到广西和贵州；向东通过潮州和惠州运往福建；北路则先集中于曲江和婺源，然后通过乐昌转入湖南，通过南雄运入江西。在巨大利益驱使下，这种由沿海而渐遍及于全国的行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地商人到口岸转贩。自从鸦片输入增多后，有些口岸渐渐形成为聚散地，例如天津便是当时一个大的鸦片市场。天津的鸦片主要是两广福建商民自海路夹带运来，并设有货栈，每年到烟数相当多，如道光十八年九月在天津大沽洋船上一次便拏获自广东运来的鸦片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道光十八年九月甲子上谕，《清宣宗实录》，卷314，第31页)。山陕等处商贾在“来津销货”时“转贩烟土回籍”(道光十八年七月丁卯上谕，《清宣宗实录》，卷313，第26页)。另一种方式是“挑贩广货各商，大半挟带鸦片烟”(刑部折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道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道光朝查禁鸦片烟案》，《史料旬刊》，第三期，第84页)随地零销。这种方式到鸦片战争前一直存在，道光十八年六月河南巡抚桂良在奏文中曾说：“今粤省广货挑担不下数千人，分出各省名为零卖呢羽，而实则皆系兴贩鸦片之徒，结队成群，到处货卖，地方官视为惯常不加查诘，而若辈阴以售其烟土……”。(道光十八年六月己丑河南巡抚桂良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第18页)甚至北方有些省的府州县更有“借卖广货为名，开张铺面，私售烟土”的(道光十八年七月己巳河东河督粟毓美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