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清王朝的经济实力
关于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上，汉唐宋元历来被公认为是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至于同样秉承秦政制的大清国当年的经济实力问题则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原本，这个问题根本不应成为问题，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早就说明了一切，但现在这个问题偏偏就成了问题。一个被大量引用的说法，即清朝曾占据世界GDP总量的1/3甚至都已经被民间所熟知，这还不算完，近些年又出现了一个所谓顺差优势的堂而皇之的说法。
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提出中国在1820年和1900年，占世界经济比重大约为33%和11%的观点（《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前言，附表“中国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700-2015”。）可谓是甚嚣尘上并为某些有心人士所津津乐道。虽然大多数人第一感觉都会惊讶于这种说法与通常历史记忆的完全不符，但由于其数据都是出自于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权威著作，不得不说仍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尽管通过学者的考订已经证明这是通过剪裁资料、歪曲原意的方法，有意误导读者的典型事例。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懂的，对于一个处于自然经济为主的前现代社会，计算其GDP总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其生产能力的极为低下，全社会创造的财富除了用于国民维持生存所需之外，基本就所剩无己。再加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几乎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被地理距离所分隔的各地区所有产品价值不同，很难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等到西方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后，其它地区就更失去了与之直接比较的基础和价值。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大清政府一直都处于被诸列强任意宰割的地步，正是在外部势力的日益逼迫下，大清国内部才勉强有了所谓现代工业经济的起步，这样的国家其GDP怎么可能是世界第一呢？同时，清前期外贸中，因其“只卖不买”导致外银大量流入的高顺差竟然得到无数世界级学人的高度评价，从而竟然形成了“白银时代”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这两个说法叠加的奇谈怪论，从而不仅使得“顺差崇拜”在民众中广为流行，更有甚者竟然成为现实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所在。
通常的说法是，清朝时期，外国商品在中国卖不动，于是外国人只好用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等商品，据说这就证明了我们经济的先进。然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改变这种老是赔钱的现状，处心积虑的用鸦片替代白银，这才导致清政府的白银由流进变为流出，于是中国就衰落了。
事实是用鸦片代替白银一方面并不会减少我们的GDP，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禁烟失败后，清政府很快就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中国仍然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着大量顺差的历史事实，甚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迟至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西方的工业品乃至其他制成品在中国无销路的窘境与此前相比也并无太大区别。如果按照“顺差崇拜”的理论逻辑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中国经济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方，即使鸦片战争后应该依旧如此，而西方工业品仍然还是“竞争不过我们”？本来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比西方领先，就已经够惊世骇人的了，要说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领先，有人会相信吗？ 问题是如果套用这一理论模式，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问题就是，到底是这一理论模式错了，还是我们以前的历史认识错了？或者说二者全错，或者说二者之中必有一个是错的，只能存着这两种可能。
甲午以后，大清国国被迫加大了门户开放的步幅，近代工业可以说是真正开始起步。随着外国投资品输入加大，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民国建立后，则更加明显。这种逆差现象的出现，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的大量增加引起的，问题是西方工业品自此以后怎么就突然之间变得有竞争力了？不言而喻，甲午以后中国外贸逆差的出现，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弱势地位的反映，同时更是中国经济开始真正融入国际市场的反映。如果说中国新兴近代化的孱弱产业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西方工业品竞争的话，那么此前中国的“顺差”只能表明，在工业化未起步前的中国，开放程度尚低甚至等同于无，同时更说明无论什么时候的国人并非是对外国的物品是真的不需要，而是仅靠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购买力，除了被诱成瘾后产生“消费刚性”的鸦片外，实在是真的买不起什么进口商品。显然我们无论是研究历史问题，还是思考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不能无视常识。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说，清朝鸦片战争前的“顺差时代”体现的恰恰是我们的劣势。更进一步来说，相对于世界的发展，清朝的“康乾盛世”只是一种意淫罢了。
如果看看长期被史学界与清朝并称的明朝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对于所谓的“康乾盛世”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了。我们虽然无法根据税收计算出明朝的经济总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用于流通的白银数目可以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而明朝灭亡不久，白银就贬值了。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战争所导致的生产力严重下降，以至于在明末数量合适的白银在清朝就产生了通货膨胀。明末以万历年间为例，当时米价为一两白银可以购买2石大米（明清时1石大米约相当于现代94.4公斤），而到了所谓的康乾时代，一石大米可以卖到2-2.5两白银，其购买力只有明末的1/4-1/5。按照《清圣祖实录》卷227中的相关记载，在1706年时，全国耕地总数为55195万亩，当时粮食平均亩产约为180公斤左右，人口约为8165万，据此是大概可以算出人均GDP的了。因为清朝前期几乎没有工商业存在，农业差不多构成清朝生产力的全部，因此只要知道清朝的粮食产量就差不多可以计算出结果了。之后人口数增长一直很快，其速度一直远高于经济增长，由此便造成人均GDP的持续下降。根据《大清一统志》中的记载：乾隆在位期间的1784年，耕地总数达到了7亿亩，人口达到2.87亿。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这一年，大清全国人均粮食200公斤左右。
亚当•斯密认为，任何国家，都是最先发展农业的，这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和天性，可称之为人的一种“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以原始的眼光看，鸦片战争前夕，大清怎么着也算是世界第一号农业大国了。美国学者珀金斯说，从三部中国农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性：王祯的《农书》（1313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8年）、鄂尔泰等编的《授时通考》（1742年）。三部书所开列的农具清单几乎全是前一本书的重复，说明中国生产技术的发展长期以来是处于停滞状态的。
十八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发现大部分的中国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跟随马噶尔尼访华的约翰•巴罗，在他的回忆录《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对天津白河两岸这样描述说：“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版，54页）。其对北京郊区农村的描述：“几乎所有的村舍都破烂不堪，条件十分恶劣。”（同上，366页）对直隶省的描述：“的确，这个省的农民都一贫如洗。就是那些被雇到船上来侍候大使及其随从的人，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同上，366页）
1793年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对于中国的最后总结则是认为“中华文明已经停滞”。20多年后再次访华的英国人阿美士德进一步加深英国对东方世界“落后”的认识，坚定了后来对华战争的信心。

自商鞅改革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坚决奉行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因为统治者们深刻明白农业对一个没有专制政权来讲好处多多。地大物博的中国让统治者过着全世界帝王都羡慕的生活；人口众多的中国却无人争取到做人的资格。继承中国传统制度的大清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与中国日益沉沦的社会相比，此时的西方，工业革命推动下的现代化浪潮正在以不可遏制的势头自西向东、从南到北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迅速扩散。1784年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后，工业生产突飞猛进。从1770年到1841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一百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煤、铁等产量也迅速提高。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而贸易占世界总额的18%；1839年，英国的煤产量是法国、比利时、普鲁士三国总和的三倍；1840年，英国贸易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 生铁产量达139万吨，英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页）
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18世纪80年代间，生产力更是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马克思于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对于工业革命是这样评价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更明确地说，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靠原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
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与出口国，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继英国之后，这一革命浪潮迅速席卷欧洲和北美大陆。18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并使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美国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迅速进入了经济起飞的新阶段，奠定了未来发展的良好基础。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和俄国也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起，先后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有些学者援引伟人的说法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说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近年来，美国“加州学派”（以肯尼斯•彭慕兰为代表）也持这种类似的观点。但正如《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一书的作者皮尔•弗里斯所揭示的，“加州学派”，特别喜欢用特例、个例史料来佐证其观点，在对于中英两国18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比分析中，仅仅限于个例数据的衡量，轻率的得出了清代中国具备独自工业化各方面条件的结论，而忽视了中国与西欧、特别是与英国在现代社会早期的根本差异。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经济观念上，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则是一以贯之的。
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了大量经验性证据。
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这一问题。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在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从而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西方早期殖民帝国在海外搞殖民地的具体做法是重商主义的，多是特许垄断经营而妨害自由贸易的，它给殖民帝国本身带来的财富增益是非常可疑的，拉长历史时段来看，或许可以认为完全得不偿失，就像中国垄断国企在非洲扩张，并不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福利增益一样。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发表《国富论》中否定了重商主义理论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论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最宽松的状态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在亚当•斯密的理论支撑下，英国走向了放任的自由贸易。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或自由和法治是否足够与健全。
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被日本打的惨不忍睹的祖国，严复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正在于他认识到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第17、2页）一百年后，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亚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而自古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完全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不惜投入巨资，开办各种工厂。可是，事与愿违，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的一败涂地！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制肘！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
关于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受欺辱，最官方的版本是将一切都归结到资本主义侵略的账上。其核心看法有二点，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民族资本主义逐渐陷入困境；二战争赔偿使中国落后于时代
如此分析问题固然简单明快、快意恩仇，但分析问题要靠全面分析和理智，而不仅是简单地表明义愤。我们且不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底是何时出现的，单单是中国工商经济的所谓陷入困境到底是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所负的责任大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压制所负的责任大恐怕已经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了。中国统治者们自然包括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久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久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正是因为此重农抑商政策不正是几千年的坚持吗？至于中国国门被迫洞开，因此列强的工业摧毁中国民族工业这种调调，只有完全相信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的人才会坚持。鸦片战争前，中国实实在在是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技术的，符合史实的说法应该说不但未发生欧美列强资本主义工业彻底摧毁中国的工业的情况，看上去应该是恰恰相反，使中国迅速缩小了差距倒是真的。

近代以来，中国对于“侵略”一词定义的非常宽泛和富有感性色彩。在长期的观念中，中国人习惯性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活动，包括通商、传教与文化活动，都是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近代的中国贫穷、落后也都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结果。这样的看法当然有其内在的道理和根据，然而近代化则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题目。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如此漫长艰苦，因为繁荣富强是需要多方面条件和因素的。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西方国家是靠对外掠夺发达起来的，问题是战争赔偿真的能让一个国家发达，让另一国家从此落后么？瑞典、瑞士、挪威、芬兰、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没机会参与对外掠夺的国家就比那些疯狂对外扩张的国家如西班牙之类的老牌殖民国家更穷吗？而沙俄这个扩张最凶狠的国家难道不是一直就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吗？。
被中国人认为是通过战争发财的典型毫无疑问是日本。应当承认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确确实实捞了一大票远远超过其年度财政收入的赔款。日本军费开支2亿日元，获各种赔偿3.4亿日元，除了造一家钢铁厂外，全部用于扩军，因为要应付沙俄。中国史学家说日本拿这笔钱干这干那，导致工业起飞云云，在日本史中似乎未得相应佐证。不管有没有甲午战争，大清都会迅速拉大与日本的差距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判断，关键点就在于真正的自由经济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差别。中国当时洋务运动的所谓近现代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比我们今天的国营企业效率甚至还要低得多。
有意思的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迅速崛起是因为制度的问题。反而是在今天，日本因为甲午战争的赔款才成了爆发户，而中国则因为甲午战争而葬送了现代化，这种观点成为主流，只能说明我们今天的智识，比大清时还不如。
总体来说，中国贫穷落后在外国入侵之前便已存在，更是数千年来腐朽专制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恶果。近代中国不仅仅是可怜的外国侵略的承受者，最主要的是这块几千年沉闷窒息的土地终于开始焕发生机，逐渐从内部开启并孕育新生力量的方面与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对于那些独裁统治者们来说也许是屈辱的，但对于人民来说恐怕是人之为人的过程和希望所在。

三、思想文化控制
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控制是专制独裁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只要专制存在，思想文化禁锢就必然会形成并顽强的持续下去。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的大规模清除“异已”和铲除异端邪说的运动，而中国尤烈且数千年绵延不绝。历代皇权都会对人类文明大肆封杀，不惜采用最卑劣的手段、任用最无耻之人来控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意识形态工作范围。大清王朝在这方面不但继承了老祖宗的所有做法并且将他们发扬光大，终于将中华民族引入了更加黑暗的死胡同。
秦始皇按照李斯“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的建议，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焚书坑儒只开了思想控制的一个头儿，大秦帝国便烟消云散了，毕竟秦始皇依仗手中有兵而无所畏惧，太过于赤裸裸了。此后的统治者们吸取大秦帝国的教训，在这一方面越来越具有了隐蔽性和欺骗性。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表明人间所有的终极理论都已经被先贤发现，之后的人们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学习继承。尽管当时的董仲舒力图保留自己的一点东西——所谓的“天命”，企图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吓唬皇上，但基本上秦制下的皇权还是把儒家给彻底驯服了。五四时期，中国人大批儒家、清算孔老二的行为显然是错了，毕竟思想和施政是有区别的，至于施政者拿着孔家的学说包装后去愚民，这罪过理应要算到施政者身上才是的。况且人类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德治的还是法制的，一旦走入专制权力，也只会变作同一个样子，能为统治者们所用便得活，否则等待的恐怕只能是尸骨无存、烟消云散。如果我们承认言论自由思想无罪的话，那么单纯作为思想人物的孔子何罪之有？。
一个国家、社会是如此的复杂，想要靠一种一成不变的思想来治理好，本身就是一种幻想、一种错误的观念。问题是聪明的统治者们对此就真的不明白？显然作为统治者所选定的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唯一思想理论，其最大的作用恐怕还是一种象征，是领导人用来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而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指导性理论。
效果最好、最具有迷惑性的思想控制手段莫过于科举制度了。由隋唐初创至宋臻于完善的科举制是这一时期“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创新。从表象和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科举制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就这一制度本身的整体性和实质而言却是法家传统的体现。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更说明这一制度的目的，根本在于大一统国家通过“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原则(《管子•任法》)，把能人垄断于掌握之中，它与秦国时期以耕战之功利择吏的秦法的区别主要只是表现为所测之能不同而已，通过科举制实现了表面上吏的儒化和实质上儒的吏化目标指向则是殊途同归的。
清军入关之后，大学士范文程上了一道奏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就是说要治理中原这个天下，首先要得人心，士，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是优秀之民，得了他们的心就得到了天下。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看到这个奏疏之后就批准在全国实行科举考试。顺治二年，大清延续前朝招考公务员之法，正式实行科举考试。
康熙时期建立了蒙养斋算学馆，1685年又设置四馆，主要教授儒家学说，用等级、尊卑观念进行愚民教育，给民众洗脑。他还通过颁布《圣谕十六条》，极力美化皇权，把满族皇家政权合法性的说法，灌输到民众的脑子里。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设有一块卧碑。在卧碑上镌刻有几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明显地违反了近代国家文明发展必须的三大自由：言论、结社和出版的自由。
近人常把科举制下的乡绅视为社区自治的体现者。实际上科举制以前的地方贵族倒庶几有点自治色彩，后来的乡绅就只能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了。

清政府对书籍进行查禁、销毁和篡改的力度之大恐怕也是前无古人了。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遭到禁毁。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乾隆之所以编纂《四库全书》，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大批毁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不利于殖民统治的书籍。迄于清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痼疾的加剧，以及一代王朝统治衰象的暴露使之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因此，为这种心态所驱使，清廷的大规模征书，其起始便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清朝认为征书的表面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乾隆皇帝彻底揭去遮掩，人为地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禁毁“违碍”书籍逆流。历时近二十年，迄于乾隆末，数以万部计的大量典籍横遭禁毁，冤滥酷烈的文字狱遍于国中。其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经过君主专制淫威的斧铖之后，《四库全书》著录诸书，或滥加抽毁，或肆意改窜，已非尽古籍旧貌，这给其后的阅读，利用和研究，皆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篡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快乐老申 2017-03-16 15:00:11
清朝统治者为了蒙住臣民的眼睛，堵住他们的耳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出于以维护其统治为目的的自欺欺人做法决定了专政在种种控制下“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它的每一种控制说穿了就是过滤真实信息，制造虚假信息，一开始是为了欺骗别人，最后欺骗的都是自己。
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一言触禁即会丢官丧命，由是官吏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唯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康熙三十六年上谕中说：“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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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3-16 15:00:11
清朝统治者为了蒙住臣民的眼睛，堵住他们的耳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出于以维护其统治为目的的自欺欺人做法决定了专政在种种控制下“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它的每一种控制说穿了就是过滤真实信息，制造虚假信息，一开始是为了欺骗别人，最后欺骗的都是自己。
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一言触禁即会丢官丧命，由是官吏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唯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康熙三十六年上谕中说：“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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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3-17 1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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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清朝的军事水平
曾经对于鸦片战争的认识就是手持热兵器的英军打败了手持冷兵器的清军，我们从历史电影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战争场景：在英军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的以为大家都用冷兵器的话，大清就会占便宜了，或者说清军如果也拿着英军同样的武器，那么这场战争也就胜利了。后来的洋务运动说白了无非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以至于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后，便敢于和法国、日本叫板，正是类似思想作祟的结果。
问题是英军真的只是靠坚船利炮打赢清军的得吗？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茅海建先生在其大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通过查阅了大量清朝档案的基础上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作为过去鸦片战争研究薄弱点的军事面相正是《崩溃》一书的强项，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崩溃》一书里均得到充分的展现。概括来讲，茅先生关于中英这场战争的观点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无论怎么打都必败无疑。
中国和欧洲基本都是在公元十三世纪前后开始将管形金属火器应用于战争的，其后欧洲火器技术发展较快。鸦片战争打响时，清军武器系统与清初无“质”的改变，这二百年，西方大进，中国不进，不进则退，在战具上的差距便拉开了。
截止到19世纪现代步枪发明之前，火枪经历了火门、火绳、燧发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主要是以枪机的种类来划分的，枪炮内部的构造基本上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15世纪火绳枪出现后，人类的战争开始逐步从冷兵器进入到热兵器时代。这种武器受到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青睐，被不断改进和大批装备部队。伴随着火绳枪的发展，到16世纪，欧洲主要军队里已经是火绳枪步兵为主，长矛兵已经成为主要掩护火绳枪兵的一种存在。随着西方火器在技术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进展，西方军事水平逐渐高于中国。
17世纪，法国人马汉在转轮火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燧发枪，可以说是火枪史上一次革命，尽管仍然是分装式弹药，前装滑膛枪，但比起火绳枪，稳定性已经大为提高，特别是由于简化了射击步骤，射速进一步增加。随着纸壳子弹问世，燧发枪士兵的射速能够达到每分钟2-3发甚至更多，这使装备这一武器的步兵分队即使面对骑兵的冲锋也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了。
17世纪中叶，很多欧洲军队普遍装备燧发枪，一直到1848年，足足持续了200多年。
由于滑膛燧发枪的威力和射程都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并且射击对士兵来说是需要自由的意志和灵活的身手，在实际战斗中，白刃战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予以保护。1679年，刺刀开始在法国出现。到17世纪90年代，随着卡座式刺刀的发明，长矛兵彻底失去了存在意义，因为上了刺刀的步兵，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名矛兵，使用冷兵器的护卫士兵不再是必需，必然会导致战法和战术的进步一步改变。刺刀的最后普及，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时候。第一次步兵刺刀冲锋发生在1703年，此后刺刀在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中就成了步兵的主要进攻武器之一。
正是因为英军枪上有刺刀的原因，其部队达到百分之百的热兵器持有率。由于清军枪上没有刺刀，所以军队中必需配备一定数额的长枪手来保护火枪兵，而清军只能达到一半的火器持有率，双方碰面时候火枪兵退下，长枪兵上去肉搏。也就是说二百清军才能达到一百英军的作战效能，再加上火枪本身的的缺陷，起码需要三百以上的清兵才能与一百英国兵抗衡。
18世纪时，西方在火器应用的软环境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军队的编制和训练成为此时发展的重点。由于近代战争逐渐向多兵种合成化作战方向发展，专业化的火器部队——炮兵大量产生，并逐渐取得了独立兵种的地位。在战争中步、炮、马、工、辎重各军种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同时海军火器装备程度更高，出现了战列舰等舰种和纵队战斗等适应火器特点的战术。英军以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指导，有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等分工，有不同的兵种诸如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工兵等执行专门任务。而中国直到袁世凯以西法组织训练军队，才开始有了专业化的武装力量。西化军队从此成了中国武人们争天下的本钱，谁的部队更西化，谁的军队就更强大。
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人N-德雷泽发明了后膛击针枪，这是一个真正的武器革命，后膛枪终于可以让士兵在卧倒、匍匐时装填弹药了。
这种枪于1840年最早装备普鲁士军队，当时普鲁士人把它作为最先进的秘密兵器，直到1848年才公开。
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根据《世界全史》介绍，19世纪20至30年代，英国发明了全金属车床、自动调节车床、牛头刨床等一系列工作母机，到19世纪40年代时，达到了用工作母机制造机械的领先水平。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1825年，英国化学家歇夫列里提出了黑色火药的最佳化学反应方程式。英国按照这一方程式，配制了枪用发射火药以及炮用发射火药。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火炮，技术关键之处的改良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由于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以武器性能性质的更新变化为尺度的战争思想，迅速走向近代化、科学化。说这时英军已达到船坚炮利可能还不是太准确，但是英国的科技优势已有一定的显现，已经看到英军火炮技术由量变走向质变的部分端倪。正是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使得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与清军之间出现了军事科技上的悬殊代差。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海军还是一支以风帆而非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帆船舰队，在舰船动力性质上与清军是一样的。虽然美国人富尔顿于1807年成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用蒸汽作动力的舰船，英国皇家海军也早在1827年就首先将蒸汽机装在军舰上。但十九世纪40年代前后，装有蒸汽机的舰船一般只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战舰仍主要依靠帆力，舰队中只有少量小型蒸汽船。

满人其实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可以说入关以后的满清一直是全球火器作战思想最严重的国家，所谓满清迷信骑射忽视火器，不过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罢了。
明清之际，战争频繁且规模较大，对武器装备的要求较高，为克敌制胜，无论是明政府还是清政府，都很重视引进和制造先进武器。满人在入关以前，就有鸟枪等少许火器，但数量不多，威力不大，满人并未重视，只是将它划分到弓箭部队里。由于努尔哈赤死于明军炮火之下，所以到了皇太极掌权时异常重视火器发展，为此不惜重用精于火器的三王——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并广招天下有才之人仿制明朝红衣大将军炮。满清除了购买西方火器外，还仿造明代从西方引进的“鸟铳”、“佛郎机”、“红夷炮”等，同时军队的火器普及率也有所提高。
在驱逐沙俄战争中，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反击廓尔喀入侵，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清军的武器配备中，火器已经占了很大比例了。到雍正皇帝时，各地驻防八旗早已都成了鸟枪队与小炮队。乾隆以后，清军不但八旗军，就连绿营军也开始全面火器化。等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大清军实际上火器装备率已经超过70%，根本就没有多少冷兵器了。
清军使用的也并不是土枪土炮，准确上说，应该是“比较落后的洋枪洋炮”，和英军武器相比，技术参数虽然落后不少，但还没有达到天上地下的区别。
清军当时主要使用的火器被称为鸟枪或者鸟铳的火绳枪，其形制功能比英军落后了200多年。这种枪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长约2米，不能上枪刺，从枪口装填火药与弹丸，弹丸铅质，重约一钱，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1至2次。抬枪是一种重型鸟枪，长7.5尺，木鞘长5尺，发射5钱重铅弹，射程300步，射速每分钟1发。清军的鸟枪制作质量比较粗劣，枪管薄厚不均，枪膛宽窄不一。膛宽则弹出无力，飞行不远；管薄则易膛炸，自伤射手，所以清军兵丁往往不愿使用。
清军炮台火炮及船舰火炮，其发炮原理、样式与英军无大差别，落后在质量差、制作工艺粗糙，炮架、瞄准器等配置残缺。这就造成了清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准的弊病。清军炮弹只有实心弹一种，英军除实心弹，还有霰弹与爆炸弹等。双方火炮对射，英军基本上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停舰发炮，弹无虚发，而清军炮弹只能落在中途，人能伤我，我不能伤人。
也就是说，入关后的清军其火器技术水平、火器装备程度大体达到了西方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早期的水平，但是此后火器的研制、开发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更不用说形成近代军事的编制、训练和战术思想了，为什么？无他，制度使然！
清朝建立后火器就开始停滞不前，主要在于满清统治者对其治下百姓的防范。清朝统治者知道火器的厉害，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如果落入百姓手中，可能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所以他们就要防范于未然。
多尔衮在打天下时期就已经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当时投降满清的汉军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八旗军，这些军队如果据有先进武器，一旦降而复叛，很难对付。只让八旗军拥有大炮和火器，可以更有效地震慑和控制清军中的汉军。继多尔衮之后，历代满清统治者出于对汉军的防范，一直严格施行这一规定。入关后更是严禁百姓拥有、私造、买卖火器，甚至给火枪注册编号，极力防止火器流入民间。
康熙晚年，清朝的战略思想已逐步从打天下转向坐天下，重新强调骑射乃满州之根本，对火器的研制和生产严加控制和严禁私藏私制，各省绿营只能使用陈旧低劣的火器，精良的火器一律掌握在八旗兵手中。雅克萨之战后，地方官员将缴获的俄人火枪上缴，康熙留了几把自己赏玩外，其余严令销毁，就是怕这些火器可能流入民间。
这种情况使得清朝放弃了研制新式武器的热情，极力垄断这种军事优势不让民间和潜在的对手掌握便成为主导型思想政策。细想起来，这种做法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这种“深思熟虑”明显是针对国内百姓的。满清的作为，正应了一句老话：“害人终害己”。满清的结局，留给后世统治者的教训是：靠压制维持政权绝非强国之策，也非长久之计，实乃亡国败运自取耻辱之道。

舰船是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武器装备差距最大的地方。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因此举国军事力量的部署和建设重点一直放在内陆和陆军上，根本无意于海军的建设。虽然清政府先后建立了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但其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并非出洋作战，仅为近岸巡逻、缉私拿盗而已。近岸巡逻船不需要很强的续航力和作战能力，因此水师舰船多为小型船艇，而且大多使用经年，陈旧低劣。战争前夕，尽管大清拥有外海战船近千艘，但船只的数量跟战斗力没有成正比的必然关系。
十七世纪中期，英国海军在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海军又战胜法国拿破仑海军，用“天下无敌”形容之不为过分。
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只能放弃海上交锋，从而丧失了主动权。英军以其强大的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争的时间、地点和规模。为了防御英军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从盛京到广东的七个省所属的几十个海口都得设防，其庞大的军力分散到每个重镇，驻守的部队大体也就在4000人至1万人左右。如此分兵防御，在每处都难以集合优势兵力，中英间的多次战役，中方投入的部队人数往往与英军相当，甚至处于劣势。
这也就决定了大清在鸦片战争期间丝毫谈不上主场作战的优势。按我们通常的观念，鸦片战争既然在远离英国的中国海岸进行，中国人至少在距离上占有优势。但《天朝的崩溃》一书证明，不但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距中国甚近，大量武装力量可就近从印度调来，比清廷从云南贵州等地调兵快得多；就是从英国首都伦敦到澳门的时间，由于航海技术的先进，也与中国人从北京到广州的时间相差无几，都在两个月左右（《天朝的崩溃》第326页）。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对英国政府来说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远，而对中国政府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近。如果“距离”与事件的“重要性”存在某种联系的话，距离这一意义上鸦片战争的“重要”对双方政府也是差不多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双方政府对战争的重视程度当不无益处。
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了战具所具有的优势外，还有就是其现代专业化军事组织、指挥和战略战术都绝非原始的天朝所能比拟的。要知道，“武备废弛”四个字可不单单是武器不好的意思，落后就要挨打，但这个落后恐怕也不会仅仅是一般人所简单理解的武器不先进的意思。
大清的陆军由八旗与绿营组成。八旗兵制乃是努尔哈赤于1606年建立的，其特点是兵农合一、军政一体，总兵力约18万人。八旗兵是清朝的“经制之师”，最为精锐的正规主力部队，清朝就是靠这支军队定鼎天下的。入关坐了天下后，八旗成员慢慢退化，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就已经腐败而不可用了，统治者从此依靠上了绿营兵。
大清的绿营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因以绿旗为帜，以营为单位，故称绿营。绿营兵一人入伍，全家在籍，世代相袭，以兵为业。
嘉庆时有绿营兵66万人，平时驻防全国各地，遇有战事则从各镇中临时抽调成军。问题是这些兵不务正业，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战斗力也不行了，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团勇。
中国历史教科书将清朝军队腐败无能的原因归结到鸦片上面去，最为著名的一个论点就是引用林则徐若不严厉禁烟则会导致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的说法。问题是八旗和绿营腐败透顶，不堪重用的的罪魁祸首当真是鸦片吗？如果把这也赖到鸦片的头上，实在说不过去。毕竟在鸦片在大清泛滥之前，清军就已经全面腐败了，而且鸦片本来就是禁品，军队里吸食鸦片，竟然屡屡禁止不住，只能说是军队的管理出了大问题。矛海建先生注意到清代军队的基本职责是内卫，即以防民为主（《天朝的崩溃》第51页），也就是说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定位的军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防军，而是皇家的护卫队，其职责相当于保家护院而已。军队用途既然不放在捍御外侮保卫人民上，那自然就成为了迫害人民的暴力工具，清代军队窳败的根源就在于此。这样的军队自然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近代化军队和皇家卫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近代化军队有自己的理念，也就是说近代化军队以及现代化军队都知道自己是为谁而战的。而皇家卫队一般不讲究这个。世袭的八旗兵早已成为纨绔子弟了。绿营兵虽是召募，但正因为是朝廷召募，凡当兵者，一切由朝廷供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吃皇粮”。大家当兵都一样，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凭什么要去送死？死了以后一家老小谁会管？
关于清朝军队的待遇问题或者提供的皇粮到底有多少，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雍正皇帝以后，清朝文武官员开始发放养廉银，且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文武官员们实际的重要收入来源。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又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大清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无非是为了使绿营武官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则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达到控制绿营的目的（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清朝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清朝军队属于暴力工具这一本质特点，以至于那些开赴战场的羸弱的清兵“沿途劫夺、捶挞贫民……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攮取财物。”因此在实际战斗中，队伍很可能不是开小差就是劫掠农村，结果使本国人害怕的不是外民族军队，相反本应该是身负护国卫民的本国军队 。
制度缺失所带来的清军贪污腐化、徇私舞弊是造成战斗力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时人的著述还是后人的研究对于当时的腐败现象都做了深刻的揭露。
清军平时极少训练，即便是训练也是应景之作，在训练内容上徒具形式，不切实战。一个外国军官认为清军根本没有彻底地操练，他辛辣地讽刺说清军操练的方式，与其说是训练一支军队，毋宁说是在发展运动员的肌肉。
就整个清军而言，完全没有现代专业的兵种分工和后方勤务的意识。绿营的将官由兵部直接管理，将官不能直接统兵，遇到战时临时抽调成军。在军队的指挥系统上，清军缺乏统一严密的参谋系统，最高指挥机关常常出现消息不灵、情况不明的现象，发布不切实际的作战命令自然也就再正常不过了。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始终不能组建一个由真正懂军事的人领导的全国性军事指挥系统，所有的指挥权，则全部集中在道光皇帝一个人身上。既使像林则徐这样的钦差大臣，竟然连要在珠江上设拦江铁索也要向道光皇帝请示。而深藏在深宫里的皇帝，只听各地不实情报，就只能瞎指挥一气了。
为了兵饷和官帽，虚报战功、杀良冒功，甚至“反败为胜”成为其特色。对于这些从来都是乌合之众的中国军队，据英国人回忆，当他们兵临广州城下时，道光从各地调去的军队彼此之间却大打出手，打的比外战勇猛多了。
鸦片战争之败，不仅仅是武器相差太远，在具体的战争技术、战斗意识、战略境界方面和英军相比更是差的太远。
由于清军海军实力与英军相差悬殊，所以在具体战争中，只能采取舍水就陆、沿海筑土城、建炮台、造巨型火炮的战略方针来对抗英军的进攻。
在海岸防御作战中，由于清军军事思想落后，炮台选址不当、炮台构筑方法不合理，清政府甚至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以至于清军在毫无掩蔽的炮台上与英舰对射，伤亡极大。
清军缺乏近代抗登陆作战经验，不能趁英军在换乘和抢滩时攻击，炮台成一字排列，缺乏层次，突破一点而全线溃崩。同时又忽视后方防御，多次被英军从后方登陆包抄。
作战时，英军往往是舰炮猛攻清军一处炮台，然后以侧翼迂回包抄战法，将仍坚持在阵地上的清军残部逐走，使习惯于阵地战和人海战术的清军难以应对。
比较典型的战例如英军攻占虎门炮台一役，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六，在夺取沙角、大角炮台后，英军攻击上横档炮台。上横档炮台正面防御异常坚固，但炮台后方几乎不设防。当天恰逢炮台后方小河涨潮，英军分船越过后河，在下横档后方登陆，包抄清军。
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模式几乎全是如此，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过去一般的印象是英人恃其船坚炮利，长于海战，至于到了陆地进行近身冷兵器肉搏战，大清就会占便宜了。当年，清朝那些身处战争前线的将帅、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后人也根据这种臆想制造出来了所谓的三元里抗英的故事，现在又出现了许多穿越小说，其所秉持的精神都是如此。那么，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茅海建先生用大量据有说服力的史实充分证明这是一个不实的认知。茅先生在《崩溃》一书中反复强调了英军的陆战能力极强，不仅战术远超过清军，且其不怕死的精神也给道光帝以深刻印象。
完成了近代军事革命的英国固然将火器作为了军队的主要作战兵器，但此时的英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冷兵器，虽然冷兵器在此时只能作为火器的附属而存在。因为此时的滑膛枪准头不好、射速低、射程近，在敌人步兵冲到跟前时，实际打不死几个人。战场上，两军不断发射并前进，当距离十分接近时，就需要肉搏。在刺刀发明前，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保护。刺刀发明后，一个使用装有枪刺的滑膛枪士兵，就是一个长矛兵，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不再是必需。英军给火枪装上刺刀，和敌军士兵碰面时候枪杆子一转，换个姿势就可以进行白刃战了。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英军可以完全淘汰长矛手，使得自己的部队达到百分之百的热兵器持有率，而清军只能达到一半的火器持有率，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当时欧洲的军队无不苦练肉搏战，方阵步兵刺刀冲锋是最终决胜手段。英军最强的就是刺刀肉搏。克里米亚战争一个营的英军就敢向一个师的俄军发动刺刀冲锋，白刃战硬是把俄军打垮了。
鸦片战争就是近代军队和封建军队的交锋，近代军队英军并不是完全靠火枪、大炮质量取胜，靠白刃战取得胜利竟然成为常用手段。洋人人高马大，训练体质都比清军强了不止一个层次，所谓肉搏清军就能占便宜的说法，实属臆想。
与后人的想象相反，清军一直是全球火器作战思想最严重的国家，打仗全靠火器对射才是历史的真实。乾隆时期以后，清军不但八旗军，就连绿营军也开始全面火器化，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大清军实际上火器装备率已经超过70%，作战基本全是靠铳炮齐放。只是由于清军枪上没有刺刀，再加上清军的火器性能不高，不能完全取代冷兵器的作用，因此清军中刀、矛、弓箭仍被大量装备使用。实际上，刀矛只能用来摆样子，几乎没有部队进行过肉搏战训练，对冷兵器的使用技巧和战术基本已生疏。当时的满清军队，自己装备还没完全进化到火器化，作战观念倒是相当的火器化了，肉搏战则被完全放弃，嘉庆后期就根本就没进行过肉搏训练。清军对弓马骑射，刀矛肉搏训练的荒废速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速度。

战术上清军也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清军的一种常用战术称为“九进十连环”。《清史稿•志一百十四》所载：实战中“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枪炮相互配合保持火力持续不断。另有一种称为“百人哨”的阵势，一哨百人，每哨10队，使用火器和冷兵器的人数各半，火器手为前队，第一叠20人使用10把抬枪；第二叠30人使用鸟枪30支；第三叠50人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
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轰击，稍近，开放抬枪；再近，则以鸟枪击打。三击不中，继之以冷兵器肉搏拼杀。为了协调冷兵器和火器部队的步调，清军整个阵列只能以缓慢的速度移动，战术机动性相当差，很难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发挥火力的有利位置。
英军因为有刺刀，所以军队实现了全火器化，远了放枪，近了上刺刀肉搏，而清军没有这个家伙，则安排了一半手持藤牌、刀和长枪的士兵专门保护另一半火器兵。在战斗中，无论射击还是白刃战，英军均能全员投入，而清军则总是只有一半左右的士兵参战，这样的作战模式不仅浪费人手，而且很不方便，英军是一心一意往上冲，清军还得不断变阵，十分麻烦。
鸦片战争中，清军面对枪炮攻击时还能维持战线，清朝士兵还有不逃跑的勇气，可是每次英军一上刺刀冲锋清军立马崩溃。这种白刃冲锋，需要极大的纪律性来约束。对神经的震撼是惊人的。清军看见牛高马大英军士兵列阵端着刺刀洋枪冲来后，无不魂飞魄散，立即丢下大炮四散逃奔了，清军已经完全失去了曾是其最强项的专长——肉搏战能力，而且几乎整个清朝时期都是如此。像广州海口的车歪、横当、海珠等等一系列的炮台，都是洋鬼子在炮火准备后用白刃冲锋拿下来的，而且伤亡轻微得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是近代化职业军队和封建军队的战斗力区别。英军从此可以极小的代价在陆地上击败清军任何陆军部队，根本不需要再去用战舰与清军炮台拼死对射，这样英军地面上所向无敌，截断清朝的大运河航道，迫使清朝与之谈判，达成了作战目的。
清军的火器基本上是不能对英军造成什么伤害的，而陆战，清军又没有对拼的勇气，武器落后，战术低下，训练水平不高，战斗意志薄弱，所有的这些加起来，清军不败还会有天理吗？

@快乐老申 2017-03-24 08:08:35
战术上清军也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清军的一种常用战术称为“九进十连环”。《清史稿•志一百十四》所载：实战中“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枪炮相互配合保持火力持续不断。另有一种称为“百人哨”的阵势，一哨百人，每哨10队，使用火器和冷兵器的人数各半，火器手为前队，第一叠20人使用10把抬枪；第二叠30人使用鸟枪30支；第三叠50人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
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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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
第一节 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活动
想要透彻理解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原因，必须对战争之前的英清交往史作进一步的梳理，而不是局限于1840年前后一两年的中英冲突是毋庸置疑的学术考查路径。
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改变了原本各个独立文明的各自几乎不相干的发展轨迹，从而开启了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地球逐步走向一体化的漫长而又无法抗拒的进程。数百年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盛衰沉浮，无不取决于是抗拒还是主动融入这一进程。世界一体化进程更是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相互交错纠缠，不仅仅是令人惊心动魄，其中更有着你死我活、不死不休的残酷厮杀。离开对这个基本态势的体察，不可能对世界和民族、国家乃至个人的命运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
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毫无疑问是中国历代王朝所未曾经历过的一次交锋和历史体验，当时的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对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 因此，我们如果要做到公正客观地评价清代在其所属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应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就必须要进一步探寻和明晰世界历史的演变历程以及清王朝在这一历程中扮演的角色。
承接大明王朝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建立不久，便关闭了自家大门，而与其同时兴起的英国不仅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民主宪政制度，初步实现了国家者，民之所有、民之所享、民之所治，更以工商业为先锋，逐步将这一人类新的生活、治理模式向世界范围推广。自然，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那些冒险家们在前辈们的激烈下开始矢志不移地寻找东方中国，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在欧洲人寻找中国的探险航行活动中，葡萄牙、西班牙先行一步。英国人亨利•裕尔爵士出版于1866年《东域纪程录》中说：“ 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访问了中国的一个港口，虽然这些冒险家此次未获准登陆，但他们却卖掉了货物，获利甚丰。1517（正德十二年）年葡萄牙商业远征队在安德拉德（Andrade)率领下到达广州，倒霉的皮雷兹（Pirez）大使与之同行”。（见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张绪山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43页）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欧洲人驾船来到中国。张燮写于万历丁巳（1605年）的《东西洋考》引用《广东通志书》是这样说的：“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徳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澚口，銃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筦南头，盖房树柵，恃火銃自固。”世界上两大灿烂荟萃文明就此相遇，这个相遇既没所期待的那样激动人心，也不是如有人所想象的那样充满冲突与矛盾，而是如此的普通平常，体现出人类所共通有的价值观，同时也告诉后人，民众都是乐意并能友善交往的。
中国官方史书往往是采用所谓“春秋笔法”，以简单的“好人”或“坏人”二分法来解释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而按照这样的笔法所进行的历史解释往往会与事实相差甚远或根本颠倒黑白。定稿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明史》在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二百十三 “外国六•弗朗机”中说，弗朗机于（正德）“十三（1518）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这样的写法，到了当代则干脆演绎成“葡人通过贿赂和欺诈等手段‘夤缘镇守中贵’即买通了地方官吏与朝廷阉臣，并冒充满刺加的‘贡使’，才奉旨允许‘入京’”（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
可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代代相传的所谓“蛮夷”“不开化”的结论就是如此得出的。自汉民族发明文字后，即开始了对来自周边部落人种加以语言上的歧视，很阿Q，也很无奈。在这种大的文化、制度背景下，英国寻求与中国王朝正常交往之路注定是不会顺畅的。

早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英国便多次派遣冒险船队探索去中国的海路，渴望和传说中的大中国进行交往，但直到17世纪末期，英国人才得以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展开了对华贸易。
1497年和1498年，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为目的,曾两次西航，均未果而返。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也都以失败而告终。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国向东北方航行，寻找中国与印度。威洛比死于途，钱塞勒则抵达俄国莫斯科。
1577年，大探险家佛罗比谢尔(MartinFrobisher)率领探险船队出航，走到了现在的巴芬岛后便宣告任务的失败。
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伊丽莎白女王派约翰•纽伯莱(JohnNewbury)携带她致中国皇帝的信，从陆路远赴中国。信里面关键的有这么几句:“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约翰•纽伯莱中途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英王的书信未至中国。与陆路去中国的同时，英国女王又从南面组织了一次通向中国的航行，船队在巴西海岸遭西班牙舰队拦截，被迫折回。
1586年，汤姆森•甘文蒂斯（Thomas Cavendish）率船队绕南美洲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两年后，船队带着中国地图及沿途了解到的中国情况回到英国。
1588年后，约翰•戴维斯(JohnDavis)三次探索通向中国的西北航道，汤姆森•甘文蒂斯做环球航行。1593年，戴维斯与甘文蒂斯双双渡过麦哲伦海峡，结果，甘文蒂斯死于归国途中，戴维斯的探险队只有1/5的人生还。
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为使臣携英王致中国皇帝信前往中国。伍德在走向中国的路途中遇上不幸，在好望角，一只船遇难覆没，另两艘船遇上了葡萄牙船队，战斗18天，幸存的人好像只有7个人，但最终没人知道幸存下来的这7个人的归宿。幸运的是，经过了390年的时间，这封信终于送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手上。1986年，访华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李先念 赠送了伊丽莎白一世写给明朝万历皇帝的这封迟到390年的信。这封信表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或某城贸易时，务请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且为我两国国君及臣民之互爱与贸易起见，愿对于贵国人民之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1610年至1613年，尼古拉斯•唐顿（Nicolas Downton）曾两次带着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信，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但以中国政府的游戏规则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发生了天主教案，不少传教士被逮捕和驱逐，所以无人敢冒着做通夷汉奸的必然风险去翻译和传递这些信件，至使英国联系中国的愿望再次落空。此后由于英国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他原因，英国国王暂停了联系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先后努 力了一百多年，也没有和中国政府牵上手，尽管其中太多的其他因素，但总体来说，还是郎有意妾无情。
哥伦布航行到美洲，误认为到达了印度，尽管不久人们证实那是一块“新大陆”而不是印度，但西方人一直把哥伦布最早到达的南北美洲之间的岛屿叫做西印度，而“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称它为东印度”（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西方各国在探险亚洲的过程中，相继成立了贸易机构——东印度公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一个股份公司，当年的12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同东方进行关于生丝、棉织品和宝石贸易的特许状。从此，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南洋、日本等地建立商馆，在中国大门外与中国商人做生意。
早期中英贸易，英方是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包办的。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1685年，东印度公司获得到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基础之上，于是它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开设常驻管理委员会，通常由12个管理商务的代理人组成，一般由三、四个职位较高的成员组成一个特派委员会，直接受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领导，这个特派委员会的首领，中国人称之为大班，对所有对华贸易进行统一管理。
中英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执，也注定了东印度公司与大清帝国开展贸易的坎坷命运。
1637年，英国商船来到中国广州。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Weddell)受雇于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大股东的“科亭商团”。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欢迎英国商船的到来，澳门的葡萄牙人对威德尔说:“中国人不许任何别的国家同他们做生意。”(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威德尔带船强行沿珠江上驶，受到中国官兵的炮击，威德尔开炮还击并攻陷虎门附近的亚娘鞋炮台，出战的中国水师被英国人焚毁船只5艘。后经葡萄牙人说和，双方和解了事。但广州当局声明:“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英人炮轰虎门的教训，让明政府下令任何外国船，不得进入珠江口内，并宣布再也不要看到“红毛鬼”了。
英国人虽然找到中国了，但迎接他们的中国军队的炮弹，更不用说要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了。
时间不长，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率时间到了，大明王朝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大清王朝。

@快乐老申 2017-03-29 09:36:00
早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英国便多次派遣冒险船队探索去中国的海路，渴望和传说中的大中国进行交往，但直到17世纪末期，英国人才得以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展开了对华贸易。
1497年和1498年，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为目的,曾两次西航，均未果而返。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也都以失败而告终。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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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年，两艘英国私商货船“国王斐迪南”号和“查理马撒”号来到抵达广州，在还没有得到货物装载的许可情况下，就被要求缴纳船钞，于是两艘货船在没有缴纳船钞情况下离开广州。就这样，中英之间的第一次贸易，因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以及中方的勒索，最终导致双方之间的贸易无终而果。
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下达禁海迁界令，中外正式贸易也连带被禁止。1664年时，在广州已经无法通商情况下，英国人希望通过葡萄牙人中介达到与中国通商贸易的目的。当年的6月12日，东印度公司从万丹出发的“苏拉特”号于7月12日到达澳门后，便一直等待葡萄牙人与广东当局的交涉，但迟迟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结果，甚至直至12月12日英国人在交纳了2000两船钞后，也没有达成任何交易结果，不得不离开澳门另觅它途。
因为连遭挫折，对澳门、广东贸易颇感失望的英国人转而来到台湾向郑经当局请求贸易。当时台湾郑氏政权正为清、荷联军所苦的情况下，宣布对外商给予免税3年的优惠，由此英国人以输入军火、棉花为交换条件开始了英台之间的贸易往来。1675年7月，英国商船“飞鹰”号便为台湾带来了急需的军火等物资。郑经还进一步要求英国人提供大炮并帮助训练炮手。就在这一年，郑经再次占领闽南，英国人随之通商厦门。1680年，从伦敦出发的“巴纳迪斯顿”号商船携带200桶火药、6箱火机毛瑟枪抵达厦门并售予郑经。
清政府此前一再拒绝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其关键点是出于爱新觉罗皇权的安全考虑，并非简单的贸易问题。清朝深知其祸患在海洋，但其视野所及主要是中国民间海权，完全可以这样说，民间海权的出现以及迅速发展是近代以来共和国兴起的主要根源之一。满清政权立国之初实行闭关锁国政权虽然是打着防备郑成功势力的侵扰，但更为深层的意思就是怕民间海权与海外诸国当然也包括西方诸强相互勾结而出现和平演变的情形。从这一层意思来说，也许英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曾与郑氏王国结盟给大清帝国所带来的伤害到底有多大，所以满清朝廷始终对此铭记在心并对其充满了戒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1602年3月20日成立的荷兰所属东印度公司曾经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两条财路，一以台湾控制台湾海峡，一以噶逻巴（今爪哇）控制马六甲海峡。1662年，荷兰人盘踞三十多年的台湾被郑成功一举夺取，使荷兰失去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并断了一条财路。郑氏驱逐荷兰之时，英国亦正与荷兰人争夺海上霸权，双方从西洋打到东洋，可谓是不死不休。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英国人当然是要支持郑氏集团了 。据说，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就用了全新的英国大炮，其战法亦与英国海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相似。此后，荷兰与清朝缔约，誓灭郑氏，英国则与郑氏结盟，夹攻荷兰，不久，英国人占领新加坡又夺走了马六甲海峡。荷兰人还在台湾被郑成功军队所围困时，就请求清军救援，被撵出台湾后，仍派舰队驶抵闽洋，希冀以清荷联军的力量达到先夺金、厦，再取台湾的目的。
本来，荷兰与清朝有约，联合攻打台湾，打下台湾后，清朝仍将台湾交给荷兰掌管。但荷兰助清军攻克台湾后却无力来讨要，因为荷兰自退出台湾后，国力大伤，在大西洋又被英国打败，从此再也无力顾及东方。清朝收复台湾后，以荷兰恭顺为由，允许荷兰由八年一贡改为五年一贡。但是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原因在于荷兰人没有足够的白银。
当初的英国商人出于通商贸易目的，曾经期待郑经能够战胜满清并为之提供军火等物资，但随着郑经统治的日益衰弱，台湾当局一方面借口没钱，开始向英商征税；更为重要的是郑氏政权明显是无力对抗清政权进攻，终在1683那年土崩瓦解。因此，英国人不得不把“多情”的目光再次转向大陆。
1683年，英国“卡罗莱娜”号再次到达广州，试图与大清重新通商贸易关系。当地官员告诉他们，康熙皇帝对英国人非常震怒，因为他们还在为台湾的郑经提供军火。清政府派遣战船监视“卡罗莱娜”号离境，拒绝了英国人逗留广州及通商的想法。
1684年，康熙开放海禁前后，英国的商船“快乐”号抵达厦门，这是英国与清朝的再一次接触，但依然历经艰辛，好在经过大清地方官员好一通刁难、索贿后，“快乐”号终于被允许贸易，其实是康熙皇帝开放海禁令抵达厦门情况下，厦门地方官员不得不允许英国人在厦门建立商馆。
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城外附近设立了固定的商馆。

@快乐老申 2017-03-31 16:25:30
1658年，两艘英国私商货船“国王斐迪南”号和“查理马撒”号来到抵达广州，在还没有得到货物装载的许可情况下，就被要求缴纳船钞，于是两艘货船在没有缴纳船钞情况下离开广州。就这样，中英之间的第一次贸易，因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以及中方的勒索，最终导致双方之间的贸易无终而果。
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下达禁海迁界令，中外正式贸易也连带被禁止。1664年时，在广州已经无法通商情况下，英国人希望通过葡萄牙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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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人来说，整个18世纪的对华贸易是在极端艰难和勒索不堪下进行的，隐蔽的勒索更是层出不穷，洋人对此根本束手无策。当然，抛开其他因素，单单涉及贸易的具体问题，因为利益关系，贸易双方必然会出现分歧，讨价还价等都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当时中英双方所存在的差异则是难以调和的制度性问题，英国人希望确定一个商业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而满清的勒索数额则习惯于随行就市，看对方的态度而定。
从17世纪开始，粤海关的进出口税率一般不超过货价的4%，税率本身并不高。但除此之外，要征收船钞与规礼银，这种富有弹性的费用才是真正让英商叫苦不迭的地方，双方为此经常讨价还价，甚至是矛盾重重。让英商不满的还有，他们来到广州后只能与广东的外洋行(俗称十三行，简称“洋行”)做生意，其他天朝百姓无权与英人接触。1720年，外洋行的行商们联合起来成立公行组织，在英商眼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垄断了。更进一步的是，广州于1754年建立保商制度，从此，外国商人到广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商，而保商必须是十三行中的一家。对于洋人来讲，他们想跟广州甚至是大清所有人做生意而不是被保商如此承包的意愿和权利就是这样被剥夺的。
17世纪，欧洲国家间因为争夺霸权，随时发生国家间的战争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当时的争霸战争，不仅仅是两国军队的较量，更是两国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全民战争，只要双方宣战，悬挂两国国旗的商船相遇即为敌对双方，便可交战乃至俘获对方。这也是当时各国商船都配备先进大炮等武器的缘由之一。因为英国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战争，英国商船尤其是所谓港脚的散商船担心被敌对国俘获，因此他们将货物运至广州销售后，纷纷将白银寄存在广州，宁愿空船返回印度而不购买任何商品。这样的行为所引发的最为直接的结果是这些白银已不属中国所有，造成事实上的外流，更重要的是造成大清出口商品的滞销。面对英国散商这尚属正常的商业行为，中国政府既没有能力消除英国散商的担忧；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暂时断绝贸易，而是采用中国官府传统惯用的杀手锏——随意调控税赋，犹如今日增加燃油消费税一般。具体办法就是恢复“所有船只出口货物缴交的税款，要等于它们入口货物所交的税收”（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第385页）的旧规定，就是不管散商船只是否装载货物，先缴纳出口税后，才允许其空船驶出虎门。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霸王条款，但任性的粤海关还真就这么做了。这个举措当然遭到港脚船的抵制，他们纷纷强行驶离虎门。为此，粤海关监督威胁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会，如果再出现不装货或不载满货物而随意将船开走情况，就由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会承担应缴税款，除非你东印度公司不想在广州做生意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会就是任粤海关宰割的小绵羊，其所属船只都老老实实地遵守了“所有船只出口货物缴交的税款，要等于它们入口货物所交的税收”的霸王条款。
就是在这诸多困难情形之下，中英之间的贸易仍然在不断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满清方面固然是垄断，英国方面的东印度公司同样也是基于特权的垄断。因此，英商尽管处在种种垄断的束缚之下，依然可以得到不错的利润。同时中国也步入所谓“康乾盛世”，同样有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以获取白银的刚性需求。双方共同的利益需求使中英贸易的得到了迅猛发展，英国人一跃而居于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领导地位。

看看当时英国人装载货物的构成：
1697年，400吨的“纳索号”从伦敦出发前往厦门，带有大致在40000至50000镑之间的资金，其中包括从加的斯购入的“100桶酒及价值20000镑的银元”。1698年11月，280吨的小战船“舰队号”从伦敦前往厦门，带有资金37554镑。此二船回程货单为：茶叶、生丝、丝织品、丝绒（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3年》第一册第85页）
从上面二例可以发现白银数量在所载全部资金中比例很高，如《中国近代经济史条件资料选辑》说，“十七世纪以至十八世纪早期，所有英商都不得不运送白银（几乎全是西班牙、墨西哥银元）到中国来贩取货物。东印度公司来船的装载，白银经常占90%以上，商货不足10%”。（见《中国近代经济史条件资料选辑》第18页）
1685年至1729年的45年间，抵达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商船总计为90艘，依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提供的数据，测算其所载白银约为285万英镑，约占全部资金的90.11%。根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所注明的兑换率，“广州两值6先令8便士（每英镑等于3两）”，约为855万两。但英国人输入的这些白银，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吕宋相比较，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毕竟此时英国人的白银也是靠通过货物从西班牙等国交换来的，真正的大银山属于西班牙。
在大量输入白银的同时，日本的铜也大量输入大清。
白银与铜的大量输入，使大清的货币供给得到保障，谷价回到了正常价格，人口随之也相应增长，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1685年，清政府虽然开放了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但由于各种原因，只有广州成为洋船云集之地，因此也就造成了名义上是四口通商，实际上却是广州一口通商的事实。
然而，在广州，由于种种人为的限制措施有损于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展，特别是粤海关官吏运用“合法伤害权”的做法让英国人所不能忍受。于是，英商就把目光转向广州以北的口岸，宁波成为他们第一个目标，由此而引发一起著名的国际上访事件——“洪仁辉事件”，从而便促成了真正的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事实。
乾隆十九年（1754），英属东印度公司想使在华贸易业务上有所突破，便派遣洪任辉来华设法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并派遣大班喀喇生(SamuelHarrison)前来，一同主持此事。洪任辉，英文名詹姆士・弗林特(JanesFlint)，少年时期曾在广州学习汉文，因通晓中国语言，长期在广州担任翻译之职，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
乾隆二十年（1755），大班喀喇生、洪仁辉等人组成的商团前往宁波和定海做生意。洪任辉在澳门租用葡商华猫殊的商船，选择了宁波为试航港，分两批前往。第一批携带银元6箱共2万余元，红毛酒13箱共1560瓶，蜡烛2箱，向粤海关领到护照后，北上向浙江海面进发，准备换取中国的丝茶等商品。
由于外商久不来浙，收不到什么油水的浙江地方官对他们非常客气友善。英国商船于6月2日收泊定海，定海知县甚至委派把总萧凤山率领县役沿途护送他们到达宁波。
当时的宁波亦是清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有海关和行店等设施。浙江巡抚周人骥和提督武进升等人对其加以体恤，嘱咐商人公平交易。过了几天，第二只船也装载着番银20万元、黑铅等物抵港。两船试航成功并获大利而归。因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陋规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所以从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英属东印度公司都派船去宁波贸易，由此英船来浙渐多。
自然，去浙江的商船多了，来广州的就少了，广州口岸大受影响。由于前来贸易的商船相比之前减少了半数有余，出现关税锐减的局面，更为关键的是这自然影响到了广东官僚们的个人腰包。两广总督杨应琚以英国商船携带火炮等大量武器跑到宁波对天朝上国的不恭为由，奏请禁止洋船往浙江贸易。乾隆或许意识到宁波曾是倭患最严重的地方，英国商人到浙江进行贸易活动，存在着对清政府统治造成威胁的巨大隐患，“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高宗圣训》卷281)。再加上乾隆帝对英国人本就心存芥蒂，说“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清高宗实录》卷550)为了防微杜渐，乾隆皇帝命令两广总督杨应琚会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筹议办法，对其加以取缔。
乾隆在地方大员出于个人和地方私利的忽悠下，首先采用经济手段，命令浙江增税一倍，企图通过加税的办法，使外商无利可图，从而达到不再来宁波贸易的目的。没想到增税后仍旧有船前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广州那边太黑了。乾隆帝感到以这种增加关税的办法不解决问题，便下决心彻底关闭宁波等地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仿佛如此一来就不会有夷人从海上威胁大清统治了。另外，根据当时的《中国丛报》报道说，广东官僚为了阻止英船赴浙，和行商一起向在朝官员行贿了二万两银子，从而获得了这道广州一口通商的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