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逼上梁山

逼；被迫，不是自愿。被逼上梁山做土匪。比喻被迫起来反抗。现也比喻被迫采取某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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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语境中的“下海”……即意味着放弃传统体制里的各项保障，到新的经济社会空间里去从事风险和回报都非常高的商业活动。
-----百度百科

(负一)

我叫张锐，已逾花甲之年。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退休，一直在广州商界服务。四十多年来从国营、外资、民营到个体，我都做过，可以说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退休后我很想把经商经历中，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时的一些有趣好玩甚至紧张惊险、可能还轰动过广州的事件记录下来，贡献给对商事有兴趣的朋友。

可是我不擅长讲故事，又只写过“等因奉此”的公文，怕写出来的故事语言呆板没人爱看。

更怕牵涉到一些当事的亲友有意见，要知道近些年有些人遇到事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投诉，二告状，三索赔。要真弄出个什么诋毁名誉的案子来，要我赔上个十万八万甚至百把十万的。那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把我卖了都结不了案！

又想到现在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他们生长在网络时代，在虚拟世界里几乎无所不能，做什么都讲究速度和情趣，不少人连辞工都是掉头就走,不告而别，连算薪金结账都嫌耽误时间。他们会爱看我这种老掉牙的故事？所以虽然一直有想法，但迟迟不敢动笔。

总之一直“心思思”，也没动笔。那日来了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友，凑到一块无非是饮茶聊天：说说粤菜，谈谈补钙，听听音乐，讲讲国粹，畅谈旧事，遥想将来……年老话多，谈天论地，说古议今，一个个开心时笑口咔咔，气头来时恨得咬牙……这时其中一位穿得花花绿绿的大姐提议，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呢？起码证明我们年轻时也有过努力，对社会也做过贡献，不是老了只会不花钱坐地铁公交，到那里都叽叽喳喳，要人让座的“老而不死”！几位哈哈一笑，不约而同把目光对着了我。我像触了电一样，马上坐立不稳，惴惴不安地说，“我，有过这想法。可是有些怕，怕写不好。”“有什么好不好的啊，我们当中数你能写，大家提供资料，你写。”大姐爽朗地说，“写不好也写不坏吧？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写不好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好损失。就当是我们聊天，你记录历史。不敢说这就是‘余热’，起码证明我们还有点温乎气吧。”

大家笑了。这位头发染得墨黑，穿得像“花蝴蝶”大姐，别看她现今只是个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带带孙子孙女玩的阿婆，当年也曾是我的领导，掌管着几百亿资产，在广州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我不再做声，算是默默领下任务。可以后的事真让我为难了，故事的“突破口”在那儿呢？也就是从那里起说起呢？后来我捉摸得头皮都快搔烂了，总算想到“下海”这个词。

我觉得“下海”，在当时是经济体制的分界。没出现这个词前，企业“夯不郎”都是国营的集体的，开放改革有了“个体经济”，人们才有“海”可下。

“下海”也是思想的分界。以前人们就业不是“公务员”就是“国营或集体企业”员工，好好为国家和企业“服务”，按“级别”领“工资”是唯一的“正统”思想，现在做“个体户”“民营企业家”为自己挣钱，不再被认为“邪门歪道"。

“下海”更是市场意识的分界。以前认为市场是国家的计划经济管理的整体，现在开始觉得市场也有“自己的”一点点，因为自己也要在这个市场“找路行”、“找饭吃”。

“下海”更是“风险”意识的分界。以前给国家集体干活，捧的是“铁饭碗”，挣的是“皇帝钱”。现在要“风险自担，盈亏自负”，你“担不了，负不起”，可真的要“饿肚皮”！

所以，在今时今日人们说“下海”谈“创业”可能轻轻松松。有些年轻小伙上孟非的“非诚勿扰”，面对二十四位靓女，可以面不改色，下巴轻轻地侃侃而谈，“准备五年创业，十年上市，四十岁退休，周游世界……”，虽然这番“豪言壮语”连“孟爷爷”都觉得“是‘成功学’这类书籍看得太多，把‘创业’想得简单了。”周围几千的观众顶多也就是以为“年轻人不够成熟”“有点说大话”而已。可是在四十年前有人说这种话，一定被人当成“狂想症”，“扭送精神病院”！

按说“下海”也不是个开放改革以后才有的新词，用广州的老话说“咸丰年间就有了”。意思就是“年代久远”，同老北京话“老老年间的事”是一个意思。

“下海”原来的意思是业余唱京剧的“票友”成了专业演员。

比如京剧言派老生的创始人言菊朋先生，他出身官宦世家，清朝的时候祖父在广东做过大官，清朝末年的时候他在理藩院任职，那可正经是管理蒙古、回、藏等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还办理对俄罗斯的外交事务。地点就在现在北京的北京饭店那块儿。他就是办理民族和外交事宜的官员。民国的时候他又在蒙藏院做官，相当于眼下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公务员”。好家伙，“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在今天可是个人人羡慕的好差事，好职业！

可是这位言先生爱“票”戏，学谭鑫培谭派，扮相不俗，唱得好，身上也“顺溜”。于是经常有人请他演戏，业余唱戏总请假不行啊，连他的长官都有批示，说他“请假唱戏，不成体统”！偷偷摸摸“跷班”也不行，您在戏台上手舞足蹈的“整冠”“抖袖”人家看得见啊。长期拖着，官府机关只能“开除”你，那反而与名声有碍，得，干脆辞职参加戏班，做了专业的“戏子”。

他是蒙古正蓝旗人，蒙古名字叫玛拉特•延寿，唱了戏就不能叫这名字了，一是那年头唱戏身份低下，怕辱没贵族家门。二是戏报没法写。人家戏院门口大水牌上写“谭富英、梁小鸾，四郎探母准带回令”，清清楚楚，好写又好念。要是写上“玛拉特•延寿、王幼卿，全部四郎探母，准带回令”，听戏的读起来就绕嘴，一想更别扭了，是外国人唱京戏吗？！所以他就以名字延寿之延谐音“言”为汉姓。因为酷爱京剧，经常自诩为“梨园友”，就取名“菊朋”，意思我是梨园菊坛的朋友。从此官场少了一位不务正业却酷爱京剧的员司，蒙古正蓝旗没了一位应卯吃粮的旗人，玛拉特氏出现了一位勇敢的后人，而菊坛有幸，多了一位继往开来扬名四海的艺人言菊朋。

他这种行为就叫“下海”。

后来言菊朋他老人家越唱越红，从谭派脱颖而出，自成一家，创立了“言派”。他儿子言少朋、儿媳张少楼、孙子言兴朋和一大批徒子徒孙又继承言派，发扬光大，使言派艺术至今不衰，为国粹京剧的蓬勃发展兴旺发达添枝加叶。

“下海”还有个意思是原本是好人家的姑娘做了“鸡”，用当今流行的文明词说就是做了“失足妇女”或者说“性工作者”。比如清朝年间的洪状元的小妾赛金花，状元公一死，她受大夫人排挤摧残，生活无着，无奈做了“性工作者”。过去鼎鼎大名的魏喜奎演北京曲剧《赛金花》，演到此处的词就是那饰演妓院龟公的佟大方狂笑大喊，“状元娘子‘下海’，挂牌接客啦！”

那年头，戏子和妓女可不是什么高尚职业。所以“下海”摆明了就有“自甘堕落“的含意。当然就个人而言失的是比较高贵的身份，可望的是多赚钱。

开放改革时说“下海”，多数是指从计划经济主流体制跳出来自己做生意那批人。是不是“自甘堕落”见仁见智，可“失的是身份，望的是赚钱”千真万确。

说到我“下海”，就必须要提到陈杰，提到他给我的那个十万火急的电话。

我还算是个冷静的人，当接到陈杰的电话，说有要紧事情火速赶到他的写字楼时，并没有七情上面。我明白陈杰找我多数是他生意上有事要我帮忙。在我讲就是俗话说的“炒更”，难听点叫“秘捞”，好听点是“兼职”。在那年头，对国家公职人员来说至少是违反纪律的事情。我沉住气，没有理会陈杰那仿佛警讯就发生在他身边的那种急促的话语，反而不慌不忙地问，“我是张锐。请慢慢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要命的事！马上过我写字楼来啊！”陈杰用几乎是声嘶力竭的声音说完，就“啪”地撂下电话。

我轻轻放下电话，朝坐在我对面办公台的沙丽英打招呼，“小沙，我出去办点私事。处长如果问起，你就说我一会就返来。”

沙丽英挤眼笑笑，仿佛已然洞察一切，“行啊，你只管去，处长有事我应付着。”

我沉静地也点头一笑，把办公椅轻轻推进桌肚，还顺手拉拉办公桌抽屉是否锁好，才稳步走出办公室。

走出了省商业厅机关大院，我四周看看没有同事熟人，才敢撒开腿没命地朝东山口猛跑，冲到马路边伸手拦住一辆的士，还没坐稳就气喘吁吁地说，“快，救人！长堤。”广州的出租司机都是“一踩尾，头就会动”的机灵鬼，一看这阵势，那里还需要再叮嘱，一踩油门，的士像箭一样冲出……

一落电梯进了大楼，我反而放慢放轻了脚步。这是一栋八层大楼，业主是广州市第二轻工业局，开放改革以来，局的权力不断下放，管的具体事务越来越少。下面企业独立经营，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小企业也越办越多。局本部有本事的、敢做敢为的、有门路的人都变着法想调到企业去工作，好在经济实体抓点实权创一番事业。

还有的干脆辞职“下海”自己创业, 做个体户。混得好的领个营业执照自己开公司。混得差的削尖了脑袋钻门路找点货，弄辆平板三轮，哦，这三轮可不能买新的，因为弄得不好，让挂红袖章的(后来有了城管)没收就划不来了。最好找辆扔在马路边都没人捡的破平板三轮，轮子能转的就行，或者就在马路边铺块布摆“地摊”。后来有人管这种走街串巷，马路边摆地摊的小“个体户”，叫“板爷”、“倒爷”，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他们没铺面，没领营业执照，所以挂红袖章一来，就得拎着货，鸡飞狗跳地满世界逃跑。所以，广州又管这种买卖叫“走鬼档”。

货的来源就真得找门路了。那时是计划经济，商品要凭计划供应。买块豆腐都得凭票，哪儿找货去？好在那会还有个“双轨制”。就是说是“执行国家计划以后的商品可以计划外供应”，价格还可以“随行就市”。这下真“搞活经济”了，谁没个三亲六戚，旧朋好友呢？计划是可以“调整”的，市场是一定要“搞活”的，只要能找到门路，大到钢材，小到香皂，都可以找到“计划外”的货自己来卖。

这下子局里剩下人除了有一官半职又舍不得辞职的，觉得自己没本事冒风险打理私营企业的；年纪大了干脆等退休的；女的又有老公养的；“后台硬”可以出勤不出力领工资的……有人开玩笑说，“‘弱智化’、‘老年化’、‘师奶化’和‘懒惰化’是局机关新的‘四个现代化’。”大家听了也一笑了之，因为这是普遍事实。“好汉不挣有数的钱”，外面天地大了去了，有本事的谁会死心塌地留在机关挣鸡碎那么点“饿不死，又富不了”的固定工资。“公务员”在当时成了并不十分吃香的职业。

局里管理事务减少，办公室也就多了出来，大楼出租了两层，好多挣一点不用怎么出力就有的奖金钱。

陈杰的写字楼在这栋楼顶层818房间。虽然只有一间房，可有100多平方米，不用推窗就看到广州的母亲河珠江和长堤大马路日夜不息的车流，倒也真是陈杰心目中的风水宝地。

@圆小蠢 2019-06-18 21:33:58
@章昆凌 ：本土豪赏1个 赞 （10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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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过誉了。会血压升高晕倒的。我只是码字，说故事而已。毕竟做了一辈子的生意。爱听故事的，欢迎得闲多来。

@圆小蠢 2019-06-18 21:37:17
@章昆凌 ：本土豪赏1朵 鲜花 （10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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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这辈子没收过鲜花。今日涨见识了。老话:爱听故事的多来。欢迎，欢迎。再谢谢。

走到陈杰写字楼房间门口，我没有马上扑过去敲门，而是没事人一样，头也不转地走过去，绕了一圈，又依旧头也不转地走回来，我的眼睛注意着房间周围，耳朵也没有歇着，精神紧张地听着房间里的动静……虽然进大楼的时候我已经留心到门口的保卫在悠闲地剔牙，不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此刻我注意到现在正是上班时候，陈杰的秘书小琳却没有像往日一样坐在门口过道的办公台旁，特别是隐约听到写字楼房间里面有应当是椅子被撞倒的声音，还好像有一只玻璃杯掉在地上……我想象着一定是像港澳录像片一样，有烂仔或者是什么亏了大本的客户冲进了办公室，正用刀挟持着小琳以便同陈杰讨价还价，甚至可能已经发生打斗……

我靠近办公室门口，学着电影里的公安侦察员，身子躲在墙后，只伸出一只手轻轻敲门……

楼里很静，写字楼房间里也毫无动静，我坚决地固执地一下接一下地敲门，门里越没有动静，手上越用劲，最后不光拳头砸，还大声喊，“陈杰，陈杰……”

门突然拉开，我一探身，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一道黑影朝自己飞来，本能地一缩脖，“啪”地一声，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身后墙上！想仔细看，却又见一道黑影朝我飞来，缩脖低头，“啪”地一声，又一件黑家伙重重砸在后面墙上，我惊魂没定，转头定睛细看，前后砸在身后墙上的竟然是两只高跟鞋！

大门开处，双手叉腰，两目怒睁，火气冲天，门神般守立，仿佛立马要冲出来暴打我一餐的正是陈杰！

我彻底傻愣了，突然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不够用了，就在我惊愕地望着陈杰的时候，看到小琳低着头从陈杰身后慌慌张张地闪出来，光脚没穿鞋，下身穿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牛仔热裤，上身却披着平时铺在布沙发上的大毛巾，她手里拎件外套，面带歉意朝我咧咧嘴，什么也没说，就低头快步冲进女厕所……

我狂怒了，一步冲到陈杰面前，手抖抖地指着陈杰，气得话语都连接不上，“陈杰，你搞什么鬼！电话急CALL我来就看你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事！”

陈杰一言不发，丝毫不理我那几乎要扎进他眼睛的剑指，也怒目圆睁瞪着我，我们两人就这么僵持着，周围的空气也仿佛立即要爆炸，只有小琳在厕所门口探了探头，却不敢贸然过来……

良久，陈杰卟哧一声笑了，“丢那妈，想抓紧时间同小琳温柔一下，做点细致的思想工作，怎么知道你鸡公脚这么快，比我的急事来得还急！来，入来讲啦。”

陈杰笑得天真无邪，答得轻松愉快，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我毫无办法，只能自认无能为力地摇摇头，恨恨地说，“人有百种，还真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认识你我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说着，我跟着上面光身套着西装，下身只穿一条沙滩裤---广州人俗称“孖烟囱”---的陈杰走进写字楼。

(零)

陈杰是我从小的同学、好朋友。我们是俗称的老铁、死党。其实，我们俩是差别很大的人。

长相：陈杰矮胖；我瘦高。

读书：陈杰差点连初中都毕不了业；我在上世纪“文革”中最后一批从商学院本科毕业。

语言：陈杰除了广府白话，把普通话都讲成了“鸟语”；我虽然老家在北京，在很小就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广州。所以，我除了能讲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还能讲绝对能和广州人无障碍交流的广府白话和还算过得去的英语。

身份：陈杰是个体户，做生意赚到钱，我轻蔑地说他“原始积累背后有‘原罪’！”我是国家干部，就是如今叫“公务员”的，为国家做生意领工资，陈杰也很轻蔑：“一月只挣一壶醋钱”！

我见到不认识的漂亮女仔，偷偷看几眼自己先脸红；陈杰见到靓女，不光上下打量，死盯住紧要部位，还总有办法过去搭讪。

陈杰有钱，所以在酒店茶楼吃饭饮茶的时候呼三喝四蹬手蹬脚很威风，但谈不到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算是什么“社会主流”，背后还经常被人贬称“小倒爷”。所以夜深人静时会突然感到非常自卑和孤独；

我虽说是“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政治地位高尚而风光。但在那社会与论和实践从上到下都开始主张打破国家“铁饭碗”，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多渠道流通，特别是要发展私营经济的开放改革初期，说实话内心深处也常常很为自己只做个“小员司”，只挣不算高的“死工资”，“囊中羞涩”而相当焦虑。

我们两个各方面差别很大的年轻人却要凑到一起做生意了。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没有人会觉得有一丁点儿的奇怪，“兼职”、“秘捞”、“灰色收入”、“个体户”、“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家”，是多么平常普通的名词啊！但在我的故事开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却并不简单，要知道，那是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年代。在今天，已经很难对年轻人用几句话讲明白：为什么2分钱一盒的火柴生产和销售都要纳入“国家计划”？为什么在“国营商店”3分钱买一绺棉线，一毫三分钱买半孖车仔肥皂，除了交人民币还得交一张“工业品券”？而为什么在地摊多花两三毛钱，什么“券”都不用，即所谓“高价”，有时也能买到？为什么时下“牛”得不得了的公务员在当时却有不少想“另找出路”……

说到“找出路”，俗话说没路走“逼上梁山”。 陈杰更像“白日鼠”白胜、“鼓上蚤”时迁之类，虽然也有“逼”，但更多的也许是自愿，因为他确实多少次“山穷水尽疑无路”，不几经博杀，自己逼迫自己，绝不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在我就比较难了，以前读《水浒》，看到“逼上梁山”这句话并没引起多大的感想。这会儿却似乎身临其境尝到“逼”的滋味，宋江啊，卢俊义啊，林冲啊……这些人物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腾……

不过，不是“上山”，而是“下海”。

(一)

我在省商业厅业务处当干部。从商学院毕业，一直平平稳稳，安安定定地在这家机关做事。当年考大学不容易，更没有“扩招”一说，远在首都北京的商学院在“商业管理”这个专业也算拔尖的高等学府，每年在广东也招不了多少个学生，所以我当年能考上就算不是人中麒龙，起码也一定是出类拔萃，技高一筹。

名牌院校毕业又分配进省一级的对口领导机关。工作了一年后我按期转正为科员，再过两年又按规定提拔为副主任科员。从副主任科员到主任科员这一级按规定至少三年才能提拔，我也是刚够期就接到了任命书。这期间我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可究竟有多么大的业绩? 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年我还不到三十，身高一米七八，身材偏瘦，一副黑框近视镜，照照镜子自己都觉得有一脸英俊的书卷气。家有漂亮贤惠的妻子还有个不到两岁的活泼天真的儿子。机关宿舍要过两年才盖好，到时分配两房一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还得同父母住在一起……

我的一切，同计划经济时代一些大学毕业就进机关的“三门干部”几乎一模一样，就像上足了弦的标准时钟的秒针，安静、守时、固板。

我准时上班，按时落班。有公文就尽快处理，尽自己力量帮基层单位办事，没事干也乖乖地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水看报纸。

同处长出差，我帮忙提着行李袋；同厅长出去，我帮着开关小汽车门。这倒不完全是“拍马屁”，处长差不多60岁了，又有肺气肿加哮喘，空手走路还气喘吁吁，就算帮助老人提提行李袋也是应该。至于厅长出门，连老处长都得强打精神抢着快跑几步去开小汽车门，自己年轻，不是更应当做？

处长对我的工作表现非常满意，经常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在机关干最重要的一是勤力，二是听话。你还年轻，大有前途。”

说实话，听了处长的话，我并不是特别高兴。一则这种话听得多，耳朵都起了茧，早已没了激情。二则我知道从主任科员升副处长不是熬过了规定的三年基本资质就一定行的，除了必须有空缺，还得有领导“支持”，说白了就是得有“后台”提携。自己的处里现在是一正三副，已然超编一名副处长。另一位主任科员沙丽英，是比我早一年毕业的师姐，已经够了提拔副处长的资历，还没消息。她急得要命，也开始“上窜下跳”地做工作，为了搞好群众关系，见了处里的每一位，还没开口说话，就给以甜蜜蜜的笑容，此时，她整张脸就像个矗起的“狗不理包子”，全部的笑容摺子都向脸中间的鼻子一带靠拢。以前，这种笑容，连有的副处长也难以得到。老处长倒是一视同仁，对沙小姐也说同对我一样的鼓励的话，做同样的拍肩膀的鼓励的动作。可就是人心不“古”，老处长把我的肩膀拍得好痛好痛都没人非议，轻轻拍拍沙小姐，就有人背后说老处长“老牛想吃嫩草”。我明白这是无稽之谈，处长在副处长提拔问题上没有多大的权，沙小姐也不会把这位年龄接近退休，又有病经常不上班的处长放在眼里。

前些日子，我同陈杰到公安厅的干部休养所去玩，那里有个相当不错的游泳池和人造沙滩，本来不是公安系统的干部是不能进去玩的。可我的小舅舅在公安厅下面的一个劳动教养所当所长，同游泳池把门的共过事，一个电话，连门票都不用买就把我们俩放了进去。

晚上，聚光灯把泳池照得如同白昼，游水的人不算多，算门票钱恐怕连把门的和救生员的工资都收不回来。我和陈杰一前一后，顺着泳池边痛痛快快地游了五六个圈，才爬上岸，一边用大毛巾擦着身子一边朝沙滩跑过去。那里人少，灯光也不大亮，我们想安安静静地商量点事。

走了没几步，我突然听到有人嗲声嗲气地说话，“老王，你给我腿上擦点避蚊油嘛，我都累得不想动了。”我大吃一惊，马上止步。不用看，我就知道那讲话的准是沙丽英，老王是谁呢? 她的丈夫并不姓王啊! 我身不由己转过脸，推推近视眼镜，在朦朦胧胧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披着一块大花浴巾的发福身驱正背朝我，在一个白花花的躺着的凹凸有致的身影旁边跪下去…… 接着，是沙丽英的压低了的笑声，“唔，痒，嘻嘻，痒痒，啊，啊，你好衰啊!”她突然坐起身，猛地扑入胖子怀里，双手抱住了那胖胖的身驱，闭着眼睛，多情地把脸贴在那胖子宽厚的肩膀上，我已经看清那胖子就是厅长，赶紧转身快步离开沙滩……

陈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后头大声地傻喊我，“张锐，你干什么? 你跑什么啊? 你等等我!”

第二天上班，我总觉得沙丽英看我的眼光怪怪的，似笑非笑，似恼不恼，又仿佛总想同我说什么。我避开她的眼光，有意走开，不同她讲话。

我能同她讲些什么呢? 劝她不必要为副处长的职位做那种“牺牲”? 告诉她自己并不想同她作“恶性竞争”? 也没有傻到去同一个能亲密地称呼厅长为“老王”的女人“竞争”！ 何况升副处长一个月的工资只多了不到两百元，还没有我“炒更”，帮陈杰翻译一次英语资料，或者做一次进出口商品单证的挣的钱多。可是，我想了又想，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就连沙丽英实在憋不住，凑过来问，“阿锐，我昨天晚上好似见到你了?”“你看花眼了吧?”我淡淡一笑，大声地说，连隔壁办公室都能听到，“我昨晚‘炒更’，帮人家装了一台486电脑，连安装带测试搞了三个多钟头，挣了五十多元，改天请你饮茶。”

如果不是陈杰又来了那个电话，这件事也许能这么稀里糊涂混过去了，也许我还不用急着“下海”，也许现在还能安安稳稳地在机关做事……

可偏偏陈杰来了电话，说发生了要“救命”的事情，要我火速到他的写字楼，就是这个电话，搞得这一切都没了“也许”。

(二)

陈杰是我的从小学到初中的老同学，长得个头不高，检查身体时偷偷踮起脚也量不到1米62。他虽然矮矮胖胖，倒也结结实实，稍稍有点提前发福的身子像一粒泡了水发大的又剥了皮的饱满的花生米，顴骨高高，鼻夹宽宽，典型广东人的面相，稍稍凹进的双眼皮大眼睛炯炯有神，透着精明能干。最显眼的是他的头发从来梳得一丝不苟，再用“摩士”搽得又光又亮，我调侃说，“苍蝇停上都会滑个跟斗”。再加上一身名牌西装，脚下的皮鞋和头发一样，永远光亮而一尘不染。走在路上，膀扎肩摇，似乎整条马路都不够他走。腰里别着大号的摩托罗拉中文BP机，手里抓支砖头般的“大哥大”手提电话，仿佛分分种都会有人找他。明眼人一看那招摇乍呼劲，就知他是个“大款”！
年轻的朋友会问，抓着“大哥大”手机还别BP机，他是小气省钱啊还是有病啊？这您就不明白了，在上世纪的80年代，广州虽然有了“大哥大”手机，可个头有一块砖头那么大，死重死重的不说，价钱还真不便宜，千辛万苦托熟人从电话局按牌价买出来，也得两万八！人情钱还没计算在内。这小3万在那会儿可不是小钱，刚开发的五羊新城能买一套近50平方米的小单元！而且那会“大哥大”通话讯号不大好，经常有噪音还掉线死机。话费又贵得像天文数字。所以真不如有人工传呼的BP机便宜好用。不过既称“大哥大”，总是个贵重的稀罕物，一般普通人，就算是级别挺高的公务员也不是自己买得起可以随便用的，公款暂时也没这笔开支，所以那会拿着它就是身份的象征，金钱的化身，文明的先驱！

于是就有了不少关于“大哥大”的笑话。其中有个是说有人抓支“大哥大”，说是为省电话费永远不开机，走在路上就抓在手里晃，自然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挤公共汽车怕丢面子就偷偷掖在后腰上。小偷乘他不注意偷了他的“大哥大”，以为可捞到值钱的东西了，拿回家仔细看是一只可以灌水的塑料玩具水壶！

陈杰的“大哥大”绝对是真的，也绝对24小时开机，但他的“大哥大”主要用来没有座机和公共电话的时候紧急复CALL。

陈杰开着间“六一”公司。

这“六一”并不是公司“宝号”，也不是说他公司专营儿童用品。而是说他的“公司”，只有一个经理，一个秘书，一个皮包，一个电话，一部汽车，一间写字楼。

陈杰的公司不是街面上说的“除了两条腿顶着个肚子，两肩膀夹着个脑袋。只剩嘴巴‘愚公移山’”的没有什么实力的“皮包公司”。陈杰有钱，你看他那个大得吓人的黑色真皮公文包，那部黑色皇冠3.0房车，那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那100多平方的高级精装修的写字楼，那支抓在手里抡来摇去的小绿灯不停闪烁的“大哥大”……就知道他有钱。但他只要“六一”，因为这已经足够他应付目前生意的需要。

他讲究一切都应当是“足够的需要”，这也是他生意成功的诀窍。

比如，女秘书。时下男性的老板和领导们都聪明了，谁都不会找个脸蛋漂亮得招眼，身材又惹火的女孩子做成日跟在身边的秘书。因为那样虽然有养眼、心情舒畅和搞点私人情感比较方便之类的好处。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办公室养眼了，可让家里那位过去也非常养眼，现在可能已经没那么养眼的知道了，闹上门来，或者从此行动被盯死了，搞点私人情感不但没得方便，心情也绝对没得舒畅。特别要是加上让你眼下心情舒畅的那位女秘书如果对你要求又过高过多，让你内外夹攻难以应付，你更是心情不爽，离“死定”不远了！

但是，在“六一”公司盛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女秘书确是时尚。做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开一间那怕只有一位理发师的“宇宙美发形象设计中心”，其实就是缩在别人屋檐下的剃头摊，也以走到那里身边都带着位女秘书，或者叫“公关小姐”的为荣。其实这种“公关小姐”多数就是洗头妹。要是秘书小姐不但生得靓，还学历高、气质雅，走头里那位先生更是神气活现，挺胸吸肚拔腰，得意得脸上像镀了金。

此风不正！不然，说相声的冯巩不会在央视春晚演小品时甩包袱调侃说，“秘书不是女的谁肯带啊！”，政府也不用明文规定，政府和国营企业男性领导干部不准任用女秘书！

陈杰要女秘书年轻漂亮，身材高挑，胸挺臀翘，有应酬能力，但不要她学历高、懂英文之类。因为这种女秘书容易找，工资也不会很高。用他的话说，“最抵用！”他要女秘书就是白天听听电话，晚上有时陪他出去应酬，最多也就是同客户喝酒碰杯，唱唱卡拉OK。他绝对不做有些小说描写的让女秘书同客户上床来拉生意的事，就算是有了这种需要，他也只会临时去找一只“鸡”。女秘书是留着自己上床用的，必须保持“清洁”，否则得“艾滋病”怎么办？所以，他永远只同现任女秘书搞“恋爱”，绝不同时再找别的女孩子，更不搞“鸡”。所以，女秘书对他都很忠心。同这个女秘书搞得厌倦了，要换一个。他还会几经谈判客客气气地送这个离开，会送她一些钱，或者一两件漂亮的首饰留念。所以，还真有一些“离任”女秘书夸他是“好人”。这话也不错，陈杰同现在社会上不少“老板”、“大款”相比，是不算坏。

女秘书不懂英文，陈杰除了“J、Q、K、A”也不懂，有进出口生意就靠临时请人帮他翻译、打字和做单证。这样，女秘书和帮忙的都不可能了解全面业务情况，特别是对方客户的底细，方便陈杰把生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我是他的“死党”兼“老朋”，请我当然最方便。每次，陈杰都说请我“帮忙”，不说“兼职”，一次只给四五百元钱。同市面一般行情相比不算少，可也不算太多。我知道这也是他算准了的“足够的需要”，给少了，怕我以后没了积极性，多了，他划不来，还说也会伤了我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我知道陈杰这种心眼和算计，可谁叫我同他是老同学好朋友呢，既是好朋友，就不算这种小账。

可是这次陈杰不是要我帮忙搞英文资料，而是要我去省公安厅的教养所找当所长的舅舅，帮忙“担保”两个嫖娼的干部。

这两个干部是河南省一家国营大铝厂的，一位是销售处处长，另一位是设备科科长，都是同陈杰做过生意的客户。电解铝锭是市场紧缺的原材料，买设备更是要花钱。所以，这二位位重权大，走到那里都被客户当成“米饭班主”，是重点攻关对象。这次来广州本来不是同陈杰做生意，谁知刚下飞机，就被陈杰死抢活夺地用皇冠3.0把他们接到四星级远洋宾馆住下。

陈杰先声明，“今天不为生意，只为感谢。我要是朝你们伸手要一两铝就是王八蛋!”

接着，就在宾馆海鲜餐厅订个小房间“接风”。要了菜胆翅、清蒸阳澄湖大闸蟹、清蒸鳜鱼、蒜茸蒸开边罗氏虾、豉汁蒸蟠龙鳝、皮蛋加咸蛋上汤豆苗几味北方少见的海鲜佳肴，又开了一枝法国金牌马爹利。他和女秘书小琳轮流把盏劝酒，少不了推推让让，挨挨碰碰，还经常要喝出个“交杯酒”、“跨世纪”的花式。

“交杯酒”是一些企业团体应酬聚会上常玩的游戏花式，“那二位”在北方也见过。就是一男一女各自伸出右胳膊端着酒杯，穿过对方的臂弯，搭成一个X形，再弯身把嘴凑过去干了自己那杯酒。这玩法的关键是那男的弯下身子凑过嘴去，两人臂弯是松的，如果那男的不弯腰，还仰着脸喝，女的一定得把右边胸脯凑过来，紧贴着男的胳膊才够得着酒杯。如果那男的这当口故意先不喝这杯酒，而是端着酒杯不停地讲些不三不四的“疯”话，那胳膊肘还顺便连顶带揉，一定弄得女方脸红心跳！